体制内来了个年轻人

作者 |  红线

原创首发 | 蓝字计划

20000个年轻人打算去西藏邮局上班。

前天傍晚，2022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入口正式关闭，这次国考，计划招录31242人，总报名人数2023641人，超过了6年前的10倍。

紧邻喀什米尔、平均海拔4500米的噶尔县邮政局科员成了所有16745个招录岗位里最受欢迎的一个，截止至报名结束，共有人20629人递交了申请，19236人通过审核。

凭借着不限户籍、不限专业、不限基层工作年限的“三不限”，西藏，从文艺青年的精神原乡，摇身一变成了公务员的靠岸圣地。

图片来源：中公教育

这几年，挤回体制内工作又成了一种时髦，就和几年前成群结队离职说要“大众创新万众创业“一样。年轻人熟练地使用着内卷、大环境之类的新新词作为跳进潮水里的借口，与此同时，他们将成功进入体制称之为“上岸”——一个引申义是“脱离苦海”“改天换命”的词语。

但“上岸”之后的真实生活究竟是怎样的？外界的剧烈动荡，依靠财政供养的体制，真的能够保证坚不可摧吗？宇宙的尽头是公务员，那公务员的尽头呢？

他们没有回答。

养老

下午五点，吴钰决定翘班陪同事去洗头。

因为主街道修地下商场需要重铺电缆，她工作的单位从早上就开始停电，同事们纷纷提前撤岗，同办公室的主任甚至一整天都没有露面，只在午休前打来电话交待她整理一份材料，并嘱咐：来电之后再弄就行。

然而一直到下午，电也没有来，吴钰在聊天串门中度过了一整个工作日。虽然在入职之前就对“一眼望到头”的工作性质做好了心理准备，却也没想到真能这么闲：

“一毕业就开始养老。”

吴钰的家乡是一座十八线开外的小县城，去年秋天，她成功考上了当地的司法局事业编。

刚入职的时候，她被分在单位的综合办公室，负责接听群众的咨询电话并给予援助建议。

这是一个听起来有点像客服的岗位，每天早上八点，她从家里步行十五分钟到办公室，打扫卫生、倒水，然后就在电话边上坐一整天。但电话并不经常响起——十八线的小县城，一年到头官司都没有几起，更别提法务咨询了。

即使打过来，通常也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邻里纠纷，夫妻矛盾，小贩拌嘴……属于司法局管辖范围的，她便汇报给底下的司法所，由他们去协调，不在权责内的，便建议对方去找应该负责的部门。

如果是后一种情况，她通常会被指责，电话那头的民众并不关心什么是司法局能管的，什么又是公安局该管的，只觉得自己找上门来，却被“踢皮球”了。起初碰到这种事她还会辩解几句，后来就干脆沉默：你爱投诉就投诉吧。

她只对一通电话印象深刻。

是一个离婚的男人打来的。他在那天下班回家之后，突然发现自己的女儿被前妻带走了，而前妻第二天便要南下，他担心女儿的安危，火急火燎地打来电话，要求吴钰联系人手帮他将孩子找回来。

这显然又是一桩司法局做不到的事，听着电话那头时而愤怒，时而崩溃的声音，吴钰深呼吸了许久，一种压抑许久的无力感兜头罩下来。

“我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做了的有什么意义。我甚至怀疑是不是自己业务能力不够，所以才给不了他们有用的帮助。”

接了八个月的电话之后，她终于从办公室被调来现在事业股，搬办公室那天，她长舒了一口气。不过，虽然事业股听起来是做实事的部门，但吴钰发现自己比之前更闲了。

整个办公室只有自己和主任两个人，她需要每天主动询问一遍自己的任务才能找到点事儿做，而那些事通常也不过是整理档案和资料而已。

上一次加班还是一个月前，单位接到风声说上头的依法治国办可能会下来视察工作，她便利用了午休时间准备材料和安排会务，但没两天，通知又说不来了，做好的资料便只能收进柜子里，等待下次检查再用。

好在也不缺检查，“我们单位的工作日常就是迎接检查和去下面检查。”

毕业之后同样留在家乡做公务员的黄桃很是羡慕吴钰的清闲。他供职的单位是县里的教育局，前几天为了准备省厅的调研，他一直忙到夜里十一点半才下班，周末又有监考任务，他已经连续很多天都没有好好休息了。

黄桃庆幸自己好歹还在县城，他几个在底下乡镇当公务员朋友，几乎全年无休，“倒也不是人手不够，而是做事的人手不够。”

公务员没有KPI一说，做不做事全靠自觉，但事情总要有人做，脸皮尚薄、资历也不够的年轻人就被顶到了第一线。在名为《体制内工作者茶话会》的豆瓣小组，贴着“基层日常”tag的帖子，底下的回复通常会被“加班加到头秃”占满。

吴钰倒挺想给自己找点事做的。前段时间她听说单位有一个下乡的活动，除了能跟着前辈学点东西，还有三千来块钱的下乡补贴——比她每个月到手的月薪还高半倍。但她去负责的股室一打听，才发现人家不接受女生报名，理由是乡下条件艰苦，女孩子去不合适。

吴钰并不能理解这样的说辞，但她最终平静地选择了接受——尽管她们单位的女生比例超过了70%，连一把手也是女性。她想起有一次路过财务股，里面两位男同事在讨论今年单位要精简开支的事：

“没办法，谁让上面坐的是女领导。”

选择

和被社会毒打后幡然醒悟，想回过头来寻求体制庇佑的中年考公大军不一样，应届毕业的年轻人在考公上有天然的优势。

这一次国考的3.12万个招录名额中，就有2.1万个只对应届生开放，往年的数据也显示，从2017年到2021年，国考公务员职位要求里明确提到了“应届”的次数为31748次。

图片来源：网易数独

时间窗口如此宝贵，很多时候他们还没来得及想清楚，就被潮水裹袭着往前走了。

吴钰最近时常想起去年那个来学校校招的律所：如果当初去参加了复试，会不会现在过的就是截然不同的生活了？

她是去年夏天从省城一所普通二本毕业的，春招那会儿，省考还没开始，便陪室友一起去校招现场凑热闹。虽然她自我感觉表现一般，还是顺利通过了一家不错的律所的初试。

但复试那天，她却提前回家了："我不擅长和陌生人打交道，一想到要在全是陌生人的场合展示自己，就紧张得想吐。"

这也是她很快就接受了母亲考公提议的原因：“考试是我从小到大唯一熟悉的事。”

具体怎么考，她也打算好了。因为不同省份考试的时间不一样，她对着时间表挑出了自己喜欢的三个城市：长沙、武汉、广州。她用“凌云壮志”来形容那会儿的自己：一定要去大城市。

然而三场考试全部折戟了。去年湖南、湖北、广东三省省考报名人数都超过了14万，一个目标是武汉商务局的朋友告诉她，自己在报考岗位的进面名单里看到了学历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竞争对手。

九月，吴钰回到家乡，在司法局的事业编登了岸——尽管在这之前，她甚至不知道还有“司法局”这样一个行政部门。

一个许久没联系的高中同学知道她上岸之后，突然联络上她，拜托以后多多关照。吴钰点进朋友圈才知道，对方正在另一座城市的律所工作，每天定位满天飞。

尽管后来没再讲过话，但吴钰却常常会主动翻开他的主页看看，还有那些毕业后留在省会城市的大学室友们的动态，“羡慕她们用力又认真生活的样子”，反观自己的朋友圈，十条里有八条是司法局最新的政务公告。

“进入体制之后，做什么都好像缺乏了一点动力。”

想去大城市的吴钰被迫回到了故乡，而目的是回家的程欣却被仓促的选择带去了一个全然陌生的地方。

她从小在成都长大，是家里的独身女，在一座海边城市读完大学之后，家人希望她能够回到离家近一点的地方考公务员。为了提高上岸率，她没报成都的单位，而是选了报录比比较高的隔壁市下属县城社保局的一个综合文秘岗，最后以裸考130分的成绩上岸。

报到那天，她看着社保局摇摇欲坠的大门心里便涌起了不详的预感。等正式入职之后，又接到通知：办公室没工位了，她得先去大厅坐柜台，等办公室空出位置了才能进来。

程欣虽然对公务员不算了解但也知道在这里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她想回到办公室，要么等前面的人升走，要么就只能自己服务满五年之后遴选考走。

她试图跟领导沟通自己的岗位是综合文秘，不是业务岗，但同事们隐晦地告诉她：新来的都要坐大厅，这是规矩。

而她要适应的“规矩”还不止这些。这一批新人入职没多久，单位组织聚餐，饭局上每个人都被要求敬酒，程欣推辞不过，只能举着酒杯绕桌子喝了一圈。

回到出租屋后，她难受了一整个晚上，那是她长这么大第一次喝酒。也是那天晚上，她突然领悟到了《断头皇后》里那句经典台词：她那时候还太年轻，不知道所有命运馈赠的礼物，早已暗中标好了价格。

“这句话放在我身上的意思就是：不是所有运气都是好运。”

经验

在体制内，比起工作，还有更多重要的议题。

比如年轻人的终身大事。

父母都是编制的方明见多了这一套，大学毕业那年他按父母的要求考入省城的直属机关，在单位里，领导只要一关照，他便会熟练地回应说有对象：“在领导面前千万不能单身，尤其是年纪大了还单身，那就完了。”

但年纪究竟多少算大，又是一门玄学。

某天，吴钰正缩在电脑后面打游戏，对面的主任突然语重心长地开口：“女孩子最好的结婚年龄是26岁，你也没几年了，得抓紧。”

她愣了许久才反应过来。

吴钰的母亲却对主任的话深以为然。前几天她给吴钰丢过来一个微信号，说这男孩子不错，让她周末去见见。吴钰一头雾水地问完才知道，这是母亲朋友圈里某位阿姨家的侄子，在底下的一个乡镇当镇长，今年三十二岁。

“三十二？三十二？”，还有一个月才满二十四岁的吴钰一时间除了反问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不过在母亲眼里，男生三十来岁也不算大。

她替女儿挑选相亲对象时自有一套准则，更早一点，另一位阿姨试图给吴钰介绍自家在家具城当销售经理的孩子时，就被母亲婉拒了，她私底下偷偷和吴钰吐槽：连一份正经的工作都没有。

“在我妈眼里，不在体制内就不算有工作。”

虽然私底下会偷偷和朋友吐槽，但吴钰最终还是接受了母亲的安排，就像当初接受女生不能下乡一样。而更多来自体制内的人生经验正在渗透吴钰的生活。

以前想去大城市看看，现在知道了“在哪里都是生活而已”；刚工作时觉得工资不够高，但其实“一千有一千的活法，两千有两千的活法”；顺手帮个忙是从小就养成的习惯，但主任告诉她：既然做了，就要让别人看到……

“这些都是前辈的人生经验，还是挺有用的。”

在体制内待了六年的许依依，就慢慢借着这些经验从后辈熬成了前辈。

她是六年前毕业的，工作内容和吴钰差不多,都是负责“服务领导，给领导写材料”，她对这份工作很满意：

“公务员体制内有些工作是谁都可以做的，没有任何技术含量，但我的工作就不一样。就说写材料，你要有一定的文笔对不对？然后你还要有大局观，你要知道怎么站在领导的那个站位上去考虑问题。”

大约是因为这份专业性，去年年初，带她的办公室主任升走之后，许依依便顺利接替了他的位置，手底下还管着两个资历更老的同志。她计划能够在处级退休，保底副处，努努力副厅也不是没可能。

许依依身上有体制内生活久了的警觉性，对公务性的内容都避而不谈，反倒是很乐意聊起前段时间和网格员“斗智斗勇”的故事。

那会儿她所在的城市疫情反扑，因为活动轨迹和病例有重合，她的健康码由绿转黄。按照惯例，黄码居家隔离即可，但她上报社区后，却收到了集中隔离的通知。这让她很不高兴：

“你让我在酒店隔离12天，然后回来再隔离12天，我的人生就这样被整整浪费了24天。”

于是她开始逐级打电话，从网格员打到街道办，再打到防疫指挥部，打到市长热线，并且始终拒绝配合隔离。

网格员拉来了派出所和社区书记也没能搞定她，“我就跟他们摆事实讲道理，你懂吧？”

最终，网格员妥协，答应她先不用集中隔离，而是签了承诺书后自行居家观察。

但那份承诺书许依依始终没交：“我知道他们的工作他们的工作模式，承诺书对于他们来说是什么？是一个台账。有这个东西，以后万一我出事了，他们就不用负责了，那怎么行？”

奋斗

豆瓣上有一个名为“逃离体制内”的小组，共4984个成员，一条名为《太压抑了，公务员真的只有考上那一刻是开心的》的帖子，便是在十几个小时之前更新的。

用相关的关键词搜索，还能找到七八个类似的小组，成员数从几百到几千不等，楼层里常见的表述是：

“每天找大师来算算什么时候能走。”

方明当初选择从体制内辞职时没请过大师，倒是和父母足足磨了一年。

他是典型的“公二代”，父亲在政府部门，母亲在高校行政岗。毕业后就考公对他来说是一早就铺好了的路，而他也确实曾沿着这条轨迹走到一个不错的终点。

那时因为单位性质特殊，他身上同时兼着两个职位，每个月的薪水也是双份，再加上七七八八的绩效和奖金，足够让他在本地过上一种很不错的生活了。

唯一的问题是，“每天在办公桌这边上班，抬头看看对面（的领导），就能想象出自己二十年后的样子”，这让他感到强烈的不安，生活一下子就丧失了所有可能性。

闲的时候，方明时常和另一个同期进来的男生聊天，俩人心里都有同样的恐慌，也一起讨论过辞职的可能性，几个月之后，对方果然离开了，回到学校继续读书深造。

这加剧了方明离开的决心，在和父母抗争了一年后，他终于以离职后读研为条件换得了父亲的首肯。

那年冬天，他考上了本地一所985大学的研究生，学建筑设计。

读研期间，他和几个同学一起成立了一个工作室。运营到现在，虽然年收入还是没法和当初在体制内时比，但做的却是自己真心喜欢的事。而且当初为了说服父母接受自己的决定，耐着性子和他们的交流，反而让自己和父母达成了和解。

虽然并不后悔离开体制内，但他也承认自己能顺利跳出来，是因为有家庭在托底：“分析了很多东西，做了很多准备。”

又被来柜台办业务的群众“凶”了一顿后，程欣也开始思考怎么才能说服家人接受自己跑路的决定。

不过她觉得应该不难，因为她跑出去的目的不过是为了换条路再跑回来。

她计划先申请取消现在这个岗位的录用——还在实习期的公务员，可以通过取消录用而不是辞职来离开岗位，同时，取消录用也不影响继续参加第二年的公务员考试——然后再报名明年二月份的省考。

她也知道现在考公“卷”得厉害，但她觉得自己一刻也没办法再在这里待下去了：“我不想在这样一个地方浪费自己最好的青春。”

“继续考公”也被写在吴钰的计划本上，当然，可能也写在她们单位所有事业编制同事的计划里。体制内是有鄙视链的，合同工不如事业编，事业编不如公务员，即使大家不会挂在嘴上谈论，但不同编制在工资、福利、职称、上升渠道上都有区别。

“比如我是事业编，就只能说我是司法局的工作人员；如果我是行政编（公务员），就能说我是司法局的科员。”

吴钰母亲给她的规划是最好能够直接考本单位的公务员，她午休的时候和隔壁办公室另一个事业编的女生讨论这个事儿，对方表示同意，还充满激情地总结了一句：“考到体制内不是铁饭碗，而是奋斗的开始！”

然后那天傍晚，她们一起翘班去洗了个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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