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世界的10.51亿中国捐赠人
中国捐赠人
作者｜蓝字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人对于公益的认知都与大灾有关。
1876年“丁戊奇荒”，数千万饥民啃光了地面往上数米的树皮，有绝望的民众甚至将石头磨成粉，和成面状服下，最终泥性发胀，腹破而亡。
大旱持续四年，受灾人数过亿，清政府也力有不逮。以常州商人李金镛为首的一众江南士绅，决定以“民捐民办”的方式深入苏北赈灾。长达四年的时间里，李金镛等人总共募集并散放赈银一百多万两，影响范围遍及苏北、山东、河南、山西、直隶共六十余州县。
这是中国第一次长时间、大规模的民间公益行为，主角是江南士绅。
| 饥荒中的逃荒人
时间过了一百三十二年，位于西南腹地的汶川，发生了8级大地震。这一次，来自民间的善意有增无减，在震后一共751.95亿的捐款中，个人捐款达到了458亿——在中国公益史上个人捐赠首次超过企业捐赠，而互联网为个人捐赠打开了新渠道。
以最早搭建的腾讯网捐赠平台为例，一小时通过腾讯财付通捐赠的款项就有150万人民币。之后又达到了每分钟15万人民币的峰值，最后QQ用户合计捐赠超过2000万元，成为了当时全球最大的互联网筹款活动。尚处于萌芽状态的支付宝、财付通、易付宝等网络支付工具都出力甚大。
| 2008年的腾讯网捐款页面
这一年，又因此被称为互联网公益元年。往后的十多年里，通过互联网产品，公益行为逐步在各个社会阶层渗透。普通的工薪阶层，象牙塔里求学的学生，还有志愿者，都在用各自的善意，出钱出力，互联网把他们同大凉山的失学少年、农村的抗战老兵、西双版纳丛林里的大象一一连接起来。
这个过程中，10.51亿网民已经成为公益捐赠人——这也是全世界最大的捐赠人群体。他们通过互联网，撬动资金之庞大、捐助形式之多元、捐助效果之高效，为公益带去了全方位的革新，这注定会中国公益史上写下不一样的故事。
中国捐赠人，正在互联网公益时代，共同书写一份中国样本。
在中国，互联网公益的捐赠人们，讲述着一个滴水穿石的故事。
每天早上不到六点，果哥从床上爬起。到附近的深圳人才公园跑一个小时，是他雷打不动的“早餐”。2013年，他看到同事跑步减肥成功，一年后他跑完人生第一个马拉松。之后六年，他跑完整整42个马拉松。
他还有一个习惯——每天早上都会把前一天的微信步数捐出去。从2016年微信运动推出捐步开始，果哥在四年的时间捐了1800万步。
所谓捐步，是指只要运动步数超过10000步，腾讯公益联合微信运动推出的运动公益平台“益行家”，就会兑换1块钱定向捐赠给公益项目。
| 正在跑步的果哥
果哥“捐步”之后的定向公益项目，可以帮助到很多人，包括患先天性心脏病的儿童，还有贫困儿童。截至2019年11月底，腾讯运动捐步已经吸引到10.27亿人次用户参与，筹款10.8亿元。
2012年，也有美国互联网企业尝试推出了提供运动捐步功能的App，但因为规模太小，未能形成影响。究其原因，还是中美公益的土壤不同，人的行为选择不同。
在美国，公益是生活场景的一部分，在线下有深厚的基础。像纽约这样的大城市，不仅是美国的商业中心，也是慈善中心。慈善是富人圈社交生活的一部分，几乎每天晚上都有慈善筹款晚宴，富人、企业家、社会贤达扎堆。
小镇、乡村也是美国慈善的另一块广阔“战场”，教会、社会团体定期组织的名目繁多的慈善筹款活动。这些活动不仅筹集善款，也是捐赠人们聚会的美好时光。美国有强烈的捐赠文化，69%的美国人都会有捐赠习惯，平均捐赠的公益机构数量为4.5个，中产阶级和低收入群体的捐赠一般占到总捐赠额的50%-80%。穷人甚至比富人更加慷慨，他们的捐赠额占收入的比重更高。
正如旅美慈善专家卢咏写的那样，慈善行为是展现个人自由的表现方式之一，公益为人们提供了展现自我最佳形象和自我实现的机会。早在互联网诞生之前，北美地区已经出现过“慈善马拉松”类的活动。1980年加拿大运动员泰瑞·福克斯发起的为癌症研究募捐的“希望马拉松”。这场马拉松当时也设置了“配捐”方案，参与跑步的人每跑一公里，都会有企业兑付相应的捐赠。在这种公益活动中，个人和企业在回报社会、服务公共利益的同时，也满足了自身的兴趣和利益。
| 泰瑞·福克斯发起的“希望马拉松”
但是，美国的公益也在这些年发生着静悄悄的改变。个人捐赠虽仍然是美国慈善捐赠最重要的来源，并且在2020年达到了创纪录的3241亿美元，但它在美国慈善捐赠总额中的占比已连续第三年处于70%以下——20世纪90年代，个人捐赠在美国慈善捐赠中的占比超过80%。
不同于美国捐赠人与生俱来且持之以恒的公益参与，在中国，互联网成为了捐赠人的培养皿。也让公益从应急的、短期的救助行为，成为网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也一天天壮大着捐赠人群体。
微信的运动捐步，支付宝的蚂蚁森林，微博的“熊猫守护者”，淘宝的公益宝贝，美团的青山商家，滴滴的爱心里程，今日头条的公益阅读金……依托中国装机量最大的一批移动互联网应用，公益以一种悄无声息的方式，几乎渗透到数字生活中每一个角落。
互联网上简单的一次互动，足以帮助到别人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属于中国人的公益信仰就此确立。
通过互联网凝聚的一批捐赠人，也成为了不一样的公益新势力。
中国互联网公益的主角，自始至终都是一个个普通的个体。
“如果你看到你帮助了湖南省城步县城步一中叫罗玉萍的人，请你联系我。”
这是2020年9月5日，阿里巴巴95公益周论坛上，苗族姑娘罗玉萍的公开喊话。
| 罗玉萍
罗玉萍来自湖南城步，父母长期在外打工，她是被比自己大8岁的姐姐带大的。从学前班开始，两人就开始在镇上租房求学，姐姐还在念初中，每天就是白天上学，晚上接罗玉萍回家吃饭。
城步县的农村家庭里，多数孩子在初中毕业之后，就会辍学打工，罗玉萍的姐姐也不例外。当时还在念小学二年级的罗玉萍，对这一切还有些懵懂。
中考成绩出来，罗玉萍考上了县里最好的城步一中，家里经济略有好转，便让她继续念了下去，但经济的压力依然如影随形。
转机发生在高二。阿里巴巴公益和中国扶贫基金会联合发起了一项公益项目：新未来高中生助学计划。捐赠人通过购买标有“公益宝贝”标志的商品，爱心店主每笔订单将捐出至少2分钱，为大山里家庭困难却又品学兼优的孩子提供支持。
罗玉萍是其中之一。每学期开始，罗玉萍都会通过支付宝收到一笔1500元的助学款，两年时间一共收到了4笔总共六千元的助学金。
改变罗玉萍命运的人，是74538笔爱心订单背后，来自74538个陌生人的爱心捐赠。
罗玉萍可能自始至终都不会知道这些捐赠人的身份。
类似的案例在互联网公益的实践中不断涌现。2019年，支付宝公益平台上线了由上海杉树公益基金会发起的“让他们不再失学”项目（又称“杉树计划”），迄今已有509920 人参与捐助，募集善款超74万元。同年的九九公益日上，也有1064名捐赠人选择了大凉山孩子的未来，最终筹得善款77.8万，可支持79位贫困高中生完成三年高中学业。
互联网上陌生人一次次微小的善举，从细流成为波涛。
| 参与杉树计划的受助学生合影
2015年，“99公益日”首次开启，成为中国首个互联网公益节日。这一年，参与99公益日的人次是205万，总共捐款金额是1.279亿元——7年后的“99公益日”，已经有超过5816万人次的捐赠，总共金额是26亿元。
这些从五湖四海而来的善意，借着互联网公益的东风，往湖南乡村的课堂而去，往西双版纳的大象保护区而去，往抗战老兵的无声世界而去。
99公益日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全球三大公益节的其余两个——美国Giving Tuesday、英国全民公益节“红鼻子日”。
前者发起于2012年，初衷是抵御感恩节的消费主义，因此将时间定在了感恩节后的第一个星期二，呼吁通过互联网对公益机构捐赠。后者早在互联网诞生之初的1988年，已经是英国的传统公益节日，向来被认为缺乏幽默基因的英国人，也会在这一天套上红鼻子，上街为公益组织募款。
多年以来，Giving Tuesday都被质疑“富人慈善”，对小额捐款不平等——因为往往引起轰动的，都是来自明星、富人们的捐赠，譬如2022年的Giving Tuesday上，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宣布捐赠1000万美金的消息几乎吸引了所有关注。
至于红鼻子日，也都依赖于各路明星的捧场，目前的主要形式就是像春晚一样的超长电视节目，邀请当红流量明星与喜剧演员同台演出。而在全球经济环境下行，尤其是英国经济问题频出的当下，红鼻子日的捐赠总额也出现了连年的下滑——2011年巅峰的1.08亿英镑，跌到了2020年的5200万英镑。
| 红鼻子日的宣传
跟这两个公益节日所不同的是，99公益日随着互联网的力量，凝聚了更广泛的捐赠人群体。如果提到99公益日的捐赠人，我想你一定见过。
“配捐量大管饱，快来支持广州流动儿童！”，“为西南地区3位中学生筹集33节反欺凌课”，“用行动，支持乡村妇女儿童！”
每年总有那么几天，就连平时潜水的朋友，都开始在朋友圈刷屏。
鞠子差点因为贫困失学，多亏了“春蕾计划”的资助。大学毕业后，她在北京工作、结婚、生娃，现在每年都会在腾讯公益上选择捐一个一对一项目。
70后的乐颜，只因为一次迷路，得到了一家饭馆的收留，她便记下了这份善意，打算透过公益，传递这份善意。
他们职业不同、地域不同、年龄不同，相同的是，他们都是中国互联网公益时代的主角。他们与企业捐赠者不同，企业捐款给全国性的公募基金往往意味着更高的曝光率和一次很好的公关的机会，而互联网上的捐赠人从没想过被人知道。
也是在这日积月累的公益参与之中，捐赠人与公益项目之间的信任得以建立，一批长期投入的捐赠人们，开始深入到现实世界的变革之中。
2014年年底，一个名为“拯救创业攻城狮！”的筹款链接突然在程序员圈子里刷屏。
主角叫汉哥，29岁，北大毕业，在一家创业公司做技术负责人。他本来已经买好送给初恋女友的戒指，打算在秋天结婚。
老天却总是喜欢开玩笑，年纪轻轻的他，突然被诊断为急性肝衰竭，住进了ICU。
好消息是，医院很快帮汉哥找到了匹配的肝源，也联系到了可以做肝移植的医院。但手术费用要40万，加上后续的抗排异治疗，足足要100万。
汉哥的家人无能为力，公司同事想到了众筹——有同事使用刚刚成立不久的的轻松筹，发起了“拯救创业攻城狮！”的项目。短短数天，这条筹款链接已经传遍了程序员圈子和创业圈子的朋友圈、微信群。
最后，“拯救创业攻城狮！”项目一共筹得善款1399笔，共计390493元（其中包括2.3btc）。手术得以顺利进行，只是汉哥最后还是因为术后感染，不幸离世。
| 轻松筹上的求助项目
从这一年开始算起，到2021年底，已经有累计超过500万人次大病患者通过水滴筹、轻松筹等大病求助平台发布求助信息，超过20亿人次通过大病求助平台捐赠资金，筹款规模超过800亿元。
这背后其实是中国捐赠人对于捐款流向领域的偏好。在中国，社会捐赠最关注的三个领域通常是教育、医疗和扶贫，2019年这三个领域接收捐赠共计约1091.15亿元，占到捐赠总量72.75%——互联网公益时代也不例外，2022年的99公益日中，乡村振兴项目的公众捐赠占比最高，达到58.6%。
不同国家的捐赠人，对捐款流向的偏好有着显著不同。
在英国红鼻子日，有6成的捐赠资金将会用于帮助非洲贫困人群。除此之外，英国捐赠人资金流向的三个主要领域为：儿童发展、医疗研究、医疗福利。
而在美国，2019年社会捐赠排名前三的则分别是宗教、教育和人类服务三大领域，共2482.7亿美元，占捐赠总量的55%。其中排名第一的宗教领域，占比达到29%。这与宗教传统有关。一般来说，大多数有基督教信仰的人会遵守《圣经》的教训，拿出收入的十分之一来捐赠，而这一途径通常是通过地方教会。教会获得捐助，依然会从事慈善活动。
据统计，美国的宗教社团每年花在社会服务上的资金大约为150亿至200亿美元。美国人，尤其是美国清教徒，有很强烈受拯救与恩典之后回馈社会、改变社会的使命感，在很大程度上将个人的幸福与同胞的幸福结合起来，这是美国公益发展的思想动机。
| 美国的食物银行
相较之下，中国互联网公益的捐赠人们，则更期待自己的公益参与能够带来实质性的改变，立竿见影的影响，这是其中一个共性。也正因为这个共性，我们的目光得以穿越这片土地，看到那些边缘的议题、小众的群体，看到那些可能微不足道的求助。
需要帮助的人，与愿意提供帮助的人，得以跨越物理限制，连结到了一起。
大凉山里就此建起了一所所学校，远方的老师奔赴大山，失学少年得以重新回到校园。贫中之贫的河南兰考，115个贫困村、7.7万的贫困人口实现脱贫，一起奔向小康。从2014到2022，阿拉善的荒漠之上，一亿棵梭梭树的目标即将达成。
| 阿拉善的梭梭树
2021年，七个罕见病药品谈判成功，价格平均降幅达65%，数年来国内已有60余种罕见病用药获批上市，其中已有40余种被纳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6000余位抗战老兵被建档关注，视障的老人得以重见光明，听障的老兵再次听到世界的声音。
过去说，救急不救穷。而救命又扶贫，这是当代中国捐赠人通过互联网所能做到的。从捐赠人，再到政府、公益机构、平台、企业，每一次进步，每一次改变，背后都离不开立足现实的捐赠人，一点一滴的支持。
他们正在改变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