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玛：阅读诚可贵，发呆也不错
曾在《巴黎评论》网上读到篇有趣的文章，题目是“论不阅读的快乐”，作者是该杂志的编辑丹·皮蓬布瑞。丹是在读了《卫报》记者、世界知名艺术评论家乔纳森·琼斯的一篇文章后，有感而发写下的那篇小文。
乔纳森·琼斯在文中这样说英国著名的奇幻小说家、四等勋爵士特里·普拉切特：“醒醒吧，特里·普拉切特并非什么文学天才。” 乔纳森在辛辣地讽刺特里的同时，也承认几乎没读过特里的小说，“他在我书单上的位置低到我死前都来不及去读他。”受乔纳森的鼓舞，丹于是也坦承不喜欢查尔斯·布考斯基，不喜欢哈珀·李，“人生如此短暂，不能将之消磨在那些烂作上。”“总有些作家我们本能地永远喜欢不起来，我们不仅仅是从不读他们，有时我们愿意静静地体会与阅读本身匹敌的不阅读的乐趣。”
显然，阅读是有偏好的。
读丹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也想起了一些关于阅读的文章，每年世界读书日前后，总有些雄文风靡一时，比如,“中国人，你为什么不阅读？”许多写作的朋友都在微信圈转发过类似的文章，大有为自己族类“不甚读书，甚为叹恨”的意思。
我也出过几本小说集了，但别人阅不阅读我并不十分关心，因为这是我无法把握的的事情，写作的人更应该去操心如何写出更好的作品。再说了，我自己也不是那种每天阅读不辍的人。写书的人痛恨人们不阅读，让人很难不怀疑他们的动机，总觉得有点卖瓜的王婆痛恨人们不吃瓜的意思，由此不免怀疑“中国人，你为什么不阅读”之类的文章大约出自那些为利润焦虑的书商之手。其实，世界读书日的全称是“世界读书与知识版权日”，相比人们的不阅读，我们的版权保护问题更为突出。
说实话，这两个问题，我更关心版权保护。人们的不爱阅读与版权问题有着某种隐秘的联系，知识产权保护不充分，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就难以避免，市场上假冒伪劣产品多了，读者当然也就少了。不过，经典文学作品貌似是不需要担忧这个问题的，据说它们的印数一直稳定。而影响当代文学作品阅读的因素就复杂多了。就拿我自己来说吧，一个写小说并在杂志上发表小说的人，从图书馆借阅或是朋友们赠阅的文学期刊、小说集、散文集、诗歌集、文学评论，或是到手的样刊，有多少能从头读到尾的？许多时候我不也是在享受不阅读的乐趣吗？
这样想来，阅读大约就像谈恋爱，合意很重要，缘分很重要。作者与读者的关系，大约就像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的一句诗，“我来到这里/是为了与一个打着灯笼/能在我身上看到他自己的人相遇”。有个八零后的朋友曾经叹道：“真不可思议，以前我还喜欢过郭敬明！”语气里有少不更事爱上过烂人的感喟。而硬着头皮阅读一本不合口味的书，也许就像与一个自己没感觉的人卿卿我我，还不如孤单地发个平常的呆更安全，因为发呆至少不会有恶心到自己的危险。
每逢有人问：“你喜欢读什么书？”，我总是不知该如何简短而又准确地回答。一个人的阅读史，怎么也要比他的恋爱史丰富、繁杂得多，是非常难以一言以概之的。如果非要给一个简短的答案，那当然是读好书。那些能震到你、使你深思、给你新知、使你落泪或是发笑的书，常常能在很短的时间里带你进行一场奇妙的人生旅程，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一次神奇的体验。
小时候，我家阁楼上有一樟木箱子书，都是父亲年轻时在长沙求学期间节衣缩食购置的，多以俄罗斯小说为主。记得其中一本没有了封皮、竖排版的小说，开头几页写的是一位年轻的苏维埃战士面对德军坦克时的恐惧，但后来他克服恐惧，成为了一名战斗英雄。那时我在我们的小说里，在我们那些描写战争的电影里，看到的英雄几乎都与恐惧无关，因而这部小说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感受到了它的诚实。而在高尔基的小说中，工人阶级会酗酒、打老婆，与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小说中俄罗斯上流社会的贵族一样，工人阶级也有自己的存在难题，在家庭生活里并不具备多少先进性。
历史书籍往往能重建读者与一个失去世界的联系，就如小说家要兴建与一个虚构世界的联系一样，这在某种程度上来说都是非常迷人的。学生时代的我也勉强算得上是个好学生，老师们推荐的书单我都会认认真真记下来，按单读书。要求知，就需要压抑自己的阅读偏好，这种牺牲除了能帮助年轻人建立一个比较扎实的知识体系外，往往也会附带特别有趣的馈赠，使学习变得不那么枯燥。
记得读《左传》时，就被一个淹死在茅坑里的国君惊到过：“欲食，涨，如厕，陷而卒。”史家的极简主义手法，简洁到不能再简洁地描写了一个国君不怎么体面的死。小时候，曾听到村里人笑话一个人爱讲排场，“像个皇帝，就缺个金马桶了。”所以一直以为，不管物质文明如何不发达，古代的君王如厕至少应该有个金马桶的。可《左传》里这个叫晋景公的国君并没有什么金马桶，他照样只有一个茅坑。
有的书第一句话就能抓住人：“今天，妈妈死了。不过也许是在昨天，我搞不清。”有的是气味，弥漫在字里行间特别吸引人，没来由的，我喜欢希罗多德胜过塔西佗。“一个年轻人轻装步行，从麦奥提斯湖到帕希斯和科尔奇斯人居住的地方要走三十天。”“不管人间的城邦是大是小，我是要同样地加以叙述的……因为我相信，人间的幸福是绝不会长久停留在一个地方。” 语气里的谦和、自信，透着一股聪慧的优雅劲，令人信赖。
历史的细节往往比小说的细节更动人，而在两者无限接近的地方，就能产生伟大的著作。1871年5月8号，巴黎公社革命已爆发近两月，这一天凡尔赛军开始炮轰巴黎城防工事，《巴黎公社报》除了报道战况，也记载了这天发生的一件小事：“今日早晨，一枚炮弹落在国王大街9号门前。未爆炸。看门人跑来了，声称炮弹是他的，但又不敢拿。一个善于拆卸炮弹的军械工人施以援手，帮着把炮弹拿进了9号大院帮着拆卸。围观的人跑开了。军械工人刚把炮弹夹进他的两腿间，炸弹就爆炸了，他失去了一条腿和几乎所有的内脏。大家和看门人一起把他送到急救所，他受了不少罪，最后还是没能保住性命。”在严肃激烈的革命中发生的这件小事，可以让人一瞥当时巴黎民众的生活状况，“看门人声称是他的”，可见当时有一番争夺。要炸弹干什么？拆下破铜烂铁卖点小钱罢了。革命本身不能当饭吃。
《巴黎公社报》报道这件事，大约也是因为革命时期的人们依然需要点趣闻来娱乐，助人为乐的军械工人的死除了起到警告的作用，还能为大家提供点不那么严肃的谈资。
就在这件事发生的前几天，《巴黎公社报》还登载了这样一条战报：“居民撤离，未发生任何事故，一大群爱看热闹的人涌上街头。” 两年之后，维克多·雨果完成了他的长篇小说《九三年》，这部小说于1874年出版后取得了极大的成功，畅销英美德俄诸国。《九三年》也是我最喜爱的雨果的小说，因为从这部小说中，我能触摸到革命带血的羽毛之下那尚有余温的人性，与贪心的看门人、过于乐观的军械工人、以及围聚在轰炸过后的街头看热闹的人群有着同样的温乎乎的触感。
时代变迁、科技迅猛发展，图书大量出版，这是作者和读者的最好时代。但我们的汉语如今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它身处困境，唯有作者和读者的共同警醒才能度过难关。而时间来不及为我们筛选，君不见许多佳作名篇，翻开多少都有股当年《论衡》的味道，三分之一的真知可以醒时读，三分之一的“须颂”让人如坠梦中，还有三分之一的吉验祥瑞，只合醒后谈笑用。
仔细想想，人类最伟大的思想，最初好像并不是来自书本，而是来自智者因生活而引发的那些高级呆，阅读重要，思考更重要。所以，人们爱阅读，固然好，不那么爱阅读，应该也不会是什么致命的缺吧？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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