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歌，三十岁开始英文写作，到今天两部小说签约老牌英美出版社，她走过了怎样的道路
作家颜歌
2011年9月，我第一次离开中国，目的地是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达勒姆。作为杜克大学东亚系的访问学者，我在那里度过了一年的校园生活。
那一年里，除了在比较文学系听课和写后来出版为《我们家》的长篇小说，我也像本地的文学青年一样跑二手书店，买《巴黎评论》（Paris Review）和《格兰塔》(Granta)；读乔纳森 弗兰岑(Jonathan Franzen)，杰弗里 尤金尼德斯（Jeffery Eugenides），乔治 桑德斯（George Saunders），以及人手一本的《无尽的玩笑》（Infinite Jest）。
于是，像本地的文学青年一样，我也想着要写点什么。圣诞节前，我申请了英语系的创意写作工作室。初春时节，从纽约来了哥大写作系的教授菲利普 罗佩特（Phillip Lopate），我和另外五个本科生一起上了他为期两周的写作坊。第一次课上的写作练习，菲利普让大家写写最近一次看心理医生的经历。我说：“可是我没看过心理医生。”他想了想，说：“那你随便写点什么吧。”
在那个“随便写点什么”的写作坊里，我第一次试着用英文来写小说。方法是先用中文写一个草稿，然后再一边翻译一边润色，写成英文。我记得我写了一个在达勒姆陪读的中国女人找自己丢了的小狗的故事。菲利普在课上读了一段，说：“Yan，你这故事挺特别。”
在菲利普的写作坊里发生了两件重要的事情：一是因为所有人都发不了我名字的音，菲利普建议称呼我Yan，在这以后，所有人都这样叫我了；第二件事情是我发现比起写中文，写英文小说实在是无聊透顶：温温吞吞，隔靴搔痒，毫不过瘾——“我用英文干别的事情就好了，千万不能用英文写作。”我默默地决定。
纽约五大道上的老牌出版社Scribner
2015年7月，因为先生的缘故，我离开住了十年的成都，搬家到了爱尔兰的都柏林。
在此之前，我作为他的女友去过两次都柏林，都是在夏天，每次都是乘兴而至，大醉而归。所以，当他提议搬到都柏林住一两年的时候，我爽快地答应了。“反正说英文说中文我都无所谓的，吃中餐吃沙拉也差不多。”我很随和地告诉他。
但是真正住在都柏林远不是这么一回事。冬天来了，夏天就好像没有存在过那样，狂风从十一月刮到三月，一天里随便下七八次暴雨，甚至冰雹。在都柏林我成为了一个幽灵，飘飘荡荡在这个黑漆的岛上，每个人每件事物都是陌生，他们问我：“你是谁，你从哪儿来？”
面对着认为台湾和泰国是同一个地方的异乡人，我不知道从何说起。
在爱尔兰的第一个冬天我第一次长时间地失眠了。黑夜太漫长，发灰的白天也成了它的一部分。睡不着的时候，我起来看书。这一次，我读爱尔兰作家。本地的文学刊物《The Stinging Fly》上有各种短故事，诗歌和评论。我读Kevin Barry的《The Dark Lies The Island》来了解这岛上的黑暗，还有写大风大雨的Sligo郡的Dermot Healy 以及一句话写了整整一部长篇的Mike McCormack。
人家说“原汤化原食”，就像在美国要读美国作家一样，只有通过爱尔兰文学，我才能和爱尔兰和解。故事以外，我更震惊于爱尔兰人写英文的方式，大概是从乔伊斯时候就有的传统，他们对英文是那样地叛逆，充满了创造力：各种各样离经叛道，天才百出的生造词，方言，文法，风格，让初读的人难免目眩——但是奇怪地，似乎只有通过这样的语言和风格，爱尔兰这个凛冽孤绝的岛屿才会在纸上显出它的本来面目。
小说签约后，英国出版届第一媒体Bookseller的官宣
大概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我再一次成为了一个本地的文学青年。我结识了都柏林城里各式各样的作家，编辑，诗人，一起喝酒，参加文学活动，聊天到凌晨四五点。我们一起讨论最近《爱尔兰时报》（The Irish Times）上的故事，本地独立出版社刚出版的集子或者新近在伦敦斩获了大奖的长篇——我们聊爱尔兰和爱尔兰文学。只有一次，在一个小说首发式后的酒会上，我被一群喝醉了的爱尔兰人围攻。“Yan，我们都知道你是一个中国作家，你在中国的时候写了很多很多很多本书，但你写的是什么啊？你告诉我，不许开玩笑或者岔开话题，你严肃地告诉我，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作家？”其中的一个问我。
我莫名地被悲伤击中。我亲爱的朋友，我无法告诉你我是一个怎样的作家，即使我们都这样热爱我们所热爱的，谈论我们所谈论的，赞同并信任彼此——但是我无法告诉你我是一个怎样的作家，只有我写的故事才能告诉你。
那个时候《我们家》的英文版即将出版，其他的好几种语言也陆续出版或者翻译完稿了。因为种种原因（最重要的大概是节省主办方的路费开销），我时常在爱尔兰或者别的国家参加文学活动和文学节，谈论我的写作和小说——在好几个不同的场合，我都被要求读了《我们家》英文翻译的选段，每一次，我都说明：这英文是出自我的翻译，并不是我。
更频繁地，是在提问环节，我被问到：你有考虑过英文写作么？
每一次我都坚定地回答：不会。只有中文是我的写作语言。写中文带给我的挑战和满足是其他所不可比拟的。我对写作的野心只有写中文才能实现。
爱尔兰时报的报道
言之凿凿。言犹在耳。
大概是在我搬到都柏林之后第二年的秋天，之前参加过的一个文学节的主办方联系到我，说他们准备要出版一本纪念册，希望我能给他们写一篇文章，讲讲我在文学节的感受。因为喝了他们不少的酒，我把这事情答应了下来，并承诺一周以后一定交稿。
奇怪地是，当我打开电脑，试图写这篇本来很理所当然的文章时，我发现自己前所未有地迷茫。枯坐到一周快结束的时候我终于决定：不用中文，而用英文来写。原因很简单，因为在这个文学节上，所有的一切都是英文的——所有的讨论，观察，玩笑话。而我是这样一名不合格而生硬的翻译，最好的出路就是把故事按照它本来发生的语言记录下来。
于是我写了这一篇文章，题目叫做《Panda Suicides》，主办方收到以后很开心，并且告诉我其他所有作家的文章里都提到了和我（在不同的时间和场所）喝酒的事。
小说签约后，经纪公司的官宣
这件事情以后我戒酒了很久，并且开始用英文来写一些只能用英文写的故事。
我写了一个住在旅行箱里的作家的故事，是以我去利兹大学做文学翻译工作坊的经历开始；之后，我给《爱尔兰时报》写了一个短篇，关于西爱尔兰小镇上的中年作家和他少年时代的日本朋友的故事；再之后，我收到了邀请，给Faber Faber出版社90周年纪念的爱尔兰短篇小说集写一个故事，于是我写了一群住在都柏林Liberties区年轻人的故事，题目是《How I fell in love with the well-documented life of Alexander Whelan》。
我感到一种欣喜。因为有一个新的，用英文写不一样的故事的作家在我身体里成长起来。少年时候初拾写作的不知措施和语无伦次又回来了——我又成了一个无知的人，一个刚刚开始写作的人，一切都是可能的，所有的事都是那样地令人雀跃。
最重要的是，到了这时候我才忽然明白：写英文不等于和写中文告别。我会成为一个英语世界的作家，一个新的作家；但是我依然是写中文的我，舍不得平乐镇，写的是四川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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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九月份，我和先生以及一岁多的儿子一起，离开了都柏林，搬到了英格兰的Norwich。我开始了在东英吉利大学（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的创意写作MFA课程，重新成为了一个学生。UEA有全欧洲最具盛名的创意写作项目，知名作家校友如林，得用字母排序来检索。在介绍会上，二十几个来自不同大洲的同学坐成一圈，每个都是有些来头的。轮到我的时候，我忽然异常紧张，用了好久才找到自己的声音：
“我十几岁的时候开始出书，写了十二三本的中文书，也算是个‘老作家’了——但是这些在这里都不重要。现在我来到这里，是希望找到在这一种新的语言里，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家，有什么样的声音，要对什么样的隐指读者（the implied reader）讲怎样的故事。这些问题的答案我都不知道，因为所有事情才刚开始。当然了，我也想过，我可能到最后都找不到答案，这桩堂吉柯德式的（quixotic）冒险可能没什么好结果——但是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现在是个新的作家。可以在三十多岁的时候开始第二种不同的人生，成为另一个不一样的作家——单单从这一点来说，我真的很幸福。”
颜歌于2018年11月5日，Norwich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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