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边界问题
1998年11月22日至30日 江z 民对俄罗斯、日本进行国事访问。访俄期间，J泽民与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举行两国元首首次非正式会晤，并发表《世纪之交的中俄关系》的联合声明和《关于中俄边界问题的联合声明》。
中俄边界问题的产生及其解决过程
所谓边界问题，是指两国领土接壤地区边界的走向、领土归属和由此产生的争端。世界上许多领土相邻的国家之间都存在着边界问题，由此产生的争执、冲突甚至战争也不少见。然而，中俄边界问题的产生及其解决过程，影响和意义尤其重大。它不仅反映了两国关系跌宕起伏的走向，而且牵扯到“远东和整个亚洲的稳定和安全”。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是中俄(中苏)关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中俄边界走向的最初划定
中俄边界的走向是从17世纪开始确定的。16世纪中叶，伊凡四世亲政并号称沙皇之后，俄国开始向东扩张。17世纪30—40年代，从勒拿河南下的俄国军队抵达黑龙江流域，与中国清王朝的军队发生冲突。1689年，摄政的索菲亚接受了康熙提出的“贸易谴使，和睦相处”的建议。两国代表于8月27日在尼布楚举行谈判，并于9月7日签定了中俄历史上第一个条约——《尼布楚条约》。该条约除了规定双方要和睦相处，加强贸易往来等等原则之外，最重要的是确定了以外兴安岭和额尔古纳河作为两国的东段边界线。
在划定了中俄东段边界的同时和其后，清政府还多次提出划定两国中段的边界线，但是沙俄政府没有接受。18世纪初，清政府宣布要停关闭市、中断贸易往来。在这种情况下，沙皇俄国才同意就两国关系，特别是边界问题作进一步的磋商。从1726年 11月到1727年5月，两国代表经过30多次的谈判，就边界、贸易往来等诸多问题达成了协议，并于1727年8月31日在布尔河畔签订《布连斯奇界约》。这个界约规定，从东至西以额尔古纳河、恰克图和沙毕纳伊岭划分中俄边界的中段，并于当年勘界立碑确定下来。
中俄西段边界虽然没有条约规定，但是，在1860年之前，大体上是在巴尔喀什湖和塔拉河以西。
中俄边界的最初划定，尽管一方是向外扩张的沙皇帝国，另一方是闭关自守的清王朝，但是，缔约的双方基本上是处于平等的地位，条约的签订是协商的结果。
然而，一个世纪之后，富有侵略野心的沙皇俄国，为了夺取更多的土地和获得黑龙江的出海口，便利用中国内忧外患之机，与西方列强勾结起来，迫使中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将边界不断地向中国一侧推进。1858年5月28日签订的中俄《瑷珲条约》将东段边界从大兴安岭移至黑龙江，四十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归俄国所有，同时规定将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领土由中俄共管，为其后来俄国吞并它埋下了伏笔。1860年11月14日签订的中俄《北京条约》正式将这部分约四十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割让给俄国。
与此同时，中俄西段的边界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根据中俄《北京条约》和1864年 10月7日签订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中俄西段边界移至斋桑湖、特穆图卓尔湖(即今天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伊塞克湖)，巴尔喀什湖以东和以南的四十四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成为俄国的了。1881年之后，中俄又签订了《修订条约》和几个勘界议订书，边界移到斋桑湖和伊塞克湖以东，又使七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归俄国。
在中段，沙皇俄国除了在修筑远东铁路过程中不断地向南扩张侵吞中国的领土之外，还特别利用外蒙人民对清王朝统治的不满和反抗，拉拢蒙古的达官贵族，怂恿其从中国分离出去。1946年11月，国民党政府在《雅尔塔协议》的压力下，正式承认外蒙古独立，这样，中俄中段边界实际上就不存在了，至此，中俄(中苏)之间长达七干三百多公里的边界基本定格。但是，由于两国 1858年以后签订的条约具有趁火打劫、掠夺和不平等的性质，争端的种子已经埋下了。
中国历史上两个重要历史时期的转换是沙俄得以在领土边界问题上屡屡得手的关键因素。
第一个历史时期是在十七世纪中期。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满族在东北地区重新崛起，开始挑战明朝在东北的权威，中国中央政府对那里的控制遭到了严重削弱。1644年，满清全力攻入内地，明王朝被取代。此后数十年，已成为中国新统治者的清廷一直忙于征讨、铲除明朝残余势力，巩固新生政权在关内的统治地位，包括平定“三藩”(至1681年)和统一台湾(至1683年)。这客观上使清朝的发源地——东北边疆变成了鲜有顾及的管辖“盲点”。故虽自1652年起，中俄在东北边疆多次发生武装冲突，然清朝政府也只是采取了小规模的应急措施，无暇真正顾及。[4]直到1685年，中国新政权基本在关内站稳脚跟后，才有精力调转回头，与沙俄就领土边界进行认真的较量。这就是雅克萨战争，并产生了两国首部划分领土边界的条约——《尼布楚条约》。可以说，中国历史上这次变换朝代，客观上“成就”了沙俄扩张步伐。
第二个历史时期是1840年后，中国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长期处于风雨飘摇、政局不稳的局面，饱受列强凌辱。此时，直接与中国接壤的沙俄是获利最多的一个国家。特别是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和1860年英法联军侵入北京期间——此时也恰为太平天国运动如日中天。沙俄正是利用清朝政府内外交困之际，强迫中国签订了割让土地最多的两个条约——《瑷珲条约》、《北京条约》等。
应该说，沙俄在东方力量与其在欧洲相比并不强，其对中国之侵害也较少通过类似两次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那般大规模战争，然在诸多列强凌辱中国历史中，它却是获利最多者之一。究其根本原因是，沙俄凭借其地理上优势，更多地利用了中国内部的不稳定、或外敌对中国的严重打击。换句话说，中国内外交困的局势给沙俄侵华提供了机会。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权立刻就中俄关系发表了积极的声明。1919年7月的《致中国国民及南北政府宣言》(也称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提出，苏维埃政府把沙皇政府从中国人民那里掠夺的或与日本、协约国共同掠夺的一切交还给中国人民。而1920年9月，苏俄政府在致中国政府外交部照会(即苏俄第二次对华宣言)中进一步提出了“八点建议”，其中第一点就是，苏俄政府宣布废除俄国前各政府与中国所缔结的一切条约，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土地和租界，将从中国夺得的一切都无偿地归还中国。苏俄政府希望以这些建议，作为缔结中俄新条约和建立正常关系的基础。应该说，自1840年起，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大国对华发出的友善呼吁，也是第一个大国平等对华的表示。比照第一次对华宣 言， 1920年的建议似乎在对旧的不平等条约的态度上也更加明确和广泛。
后来的事实证明，无论是从苏俄的国家安全现实考虑，还是从推进世界革命的理念出发，苏维埃政权的表态仅仅是文字上的和某些方面的。在领土边界问题上，苏俄根本没有作出任何让步的打算。1924年签署的《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也只商定要重新划定边界，在未划定前维持原有疆界。20世纪20年代，苏联面临着严峻的外部安全环境，而中国内部也陷入军阀混战、无暇顾及边防;进入30年代，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中国中央政府对北部边陲再次失控，苏联此时更担心日本会进一步向北侵略。沙俄时期的历史再次重演，又是在中国内忧外患的关键时刻，苏联出于自身利益需要，利用时机进一步扩大了沙俄在边界问题上获得的“成果”。苏联当时越过既有条约规定线，把许多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域岛屿置于自己控制之下，黑瞎子岛即是这时所占。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兼并唐努乌梁海、策动蒙古独立均是此时苏联所为。（姜毅）
边界条约，从1689年的《尼布楚条约》开始，到1915年《沿霍尔果斯河划界议定书》，一共24个。其中涉及中段，即现在的苏蒙边界，有4个:1727年《中俄布连斯奇界约》、1727年《中俄阿巴哈依图界约》、1727年《中俄色楞额界约》和1727年《中俄恰克图界约》。涉及东段的,除《尼布楚条约》外，还有6个:1858年《中俄瑷珲条约》、1858年《中俄天津条约》、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1861年《中俄勘分东界约记》、1886年《中俄珲春东界约》及其附件——《中俄查勘两国交界六段道路记》和1911年《中俄满洲里界约》。涉及西段的条约有13个:1864年《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1869年《中俄科布多界约》、1869年《中俄乌里雅苏台界约》、1870年《中俄塔尔巴哈台界约》、1881年《中俄伊犁条约》、1882年《中俄伊犁界约》、1882年《中俄喀什噶尔界约》、1883年《中俄科塔界约》、1883年《中俄科布多新界牌博记》、1883年《中俄塔尔巴哈台北段牌博记》、1883年《中俄塔尔巴哈台西南界约》、1884年《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和1915年《中俄沿霍尔果斯河划界议定书》。
2 中苏边界争端
十月革命推翻了罗曼诺夫王朝之后，新生的苏维埃俄国(1922年底改称苏联)政府曾要求外交人民委员会制订一份与中国缔结一般条约的明确纲领，并且宣布废除1896年签订的《中俄密约》、1901年签订的《辛丑条约》以及1907—1916年间俄国与日本订立的一切有关中国的秘密协定，将沙皇政府单独或伙同日本及其他国家从中国掠夺的一切归还给中国。苏俄1919年7月发表的第一次对华宣言对此也明确地提出过。但是，所有这些都没有论及1896年之前的沙俄政府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问题。
1924年9月31日，中国北洋政府外交部长顾维钧同苏联政府全权代表加拉罕在北京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该协定第三条规定：“两缔约国政府同意在前条所定会议中，将中国政府与前俄帝国政府所订立的一切之公约、条约、协定、议定书及合同等项概行废止，另本平等、相互、公平之原则，暨一千九百十九年与一千九百二十年苏联政府各宣言之精神，重订条约，协约、协定等项。”1926年，两国代表就此举行谈判，由于中东铁路危机造成的中苏关系紧张，谈判没有取得任何结果。根据《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第七条关于“在疆界未行划定以前，允仍维持现有疆界”的规定，两国边界依旧，条约依旧，悬案依旧。长期以来，中国对苏联，特别是列宁时期的苏维埃俄国的对华外交政策赞不绝口。其实，今天回过头看，在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上，即便是苏维埃俄国(更不用说后来斯大林时期的苏联了)，也都是以自己的民族利益为重。在中苏边界问题上，苏维埃俄国也并没有放弃旧的中俄各项不平等的条约。
不过，此后不仅在战乱频仍的旧中国，就是在新中国成立的头十年，由于当时简单的国际关系，共同的政治立场和一致的意识形态等原因，中苏边界问题都没再提起。特别是新中国在其成立之初奉行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对外政策，在中苏友好的主旋律之下，两国之间似乎没有任何芥蒂，更不用说边界问题了。可是，在中苏两党、两国度过了一段异乎寻常的“蜜月”之后，随着国际关系趋于复杂，各自政治立场发生变化和共同意识形态出现裂痕，两国的边界问题上的旧帐就必然要翻出来。
在当时中苏结盟、西方对我极为敌视的背景下，揭历史伤疤显然也不合时宜。因此，在20世纪50年代，中苏边界基本保持着祥和、安定的局面，而且两国边民交往也较方便、融洽。但这并不意味着新中国政府对解决边界问题没有基本的意识。1949年的新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对旧中国与外国签订的条约和协定，新中国政府将予以审查、依其内容分别予以承认、或重新修订、或废除。按照国际法的原则和国际惯例，一国政权更迭后，涉及划分边界的条约一般都应予以承认。新中国的这个态度实际上是原则承认了以往中俄关于领土边界的所有条约，只是希望最终解决有争议的边界划定问题，也就是那些旧约文本不一、文图不一，或有约却未严格勘界，或俄(苏)方利用各种机会违约所占，或因自然环境变化而引发问题等地段——这些地段在中苏东段边界约有700多平方公里，在西段则有27600多平方公里。
20世纪50年代末，随着新中国政权不断巩固，国家建设进入新阶段，未定边界的划定问题也提上议事日程。解决边界的前期准备——摸底、调研等工作初步展开。[10]1960年，中国外交部成立了“中苏边界问题办公室”，着手准备与苏联的边界谈判。中方为此确定的谈判口径是:强调旧条约的不平等性，但为照顾现实情况，同意以这些条约为基础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然而，从50年代后期开始，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上分歧日益严重。到60年代，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两党公开论战扩大到国家关系，两国各方面的联系都出现了对立、对峙的局面。解决边界问题的进程也受到了两国总体关系逐步恶化的严重干扰，以至后来几十年都难有进展。反过来，边界问题又在这样的背景下演变成进一步恶化中苏关系的催化剂和严重障碍。
中苏关系趋向紧张后，原来平安无事的边界成了反映两国对立情绪的“前沿”，历史遗留的划界问题也再次凸显出来。在这种形势下，边界问题无法忽视或拖延，应该找到相应的解决办法。自1964年起，中苏两国先后举行了三轮关于边界划定问题的谈判。[11]然而，从1964年到1978年，两轮谈判都因双方分歧太大，双方在边界问题上的基本思路也严重背离，加上两国关系的对立状况，均以无果而告终。这些原则性分歧集中表现在:首先，关于历史上中俄条约的性质。中方提出，鉴于清代被沙皇俄国割让的 土地是以条约规定的，中国方面只是希望通过谈判划定边界，并未把历史上向沙俄割让的150万平方公里土地问题作为谈判内容。但是，中方也强调，历史上有关中俄领土和边界问题的许多条约是不平等的，是在中国封建王朝昏庸腐败、中国国力衰败时被迫与列强签订的。然而，苏联方面不仅拒绝承认历史上许多条约的不平等性，而且把中俄首部划界条约——《尼布楚条约》诬称为清廷强加于俄罗斯的，后来的《爱珲条约》、《北京条约》等则是沙俄合理地收复“失地”。
中苏东段边界地区也不断发生小规模的冲突，主要是围绕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中的一些岛屿的归属问题。中国的渔民在这些岛屿上及附近水域的生产活动受到了苏联边防军的强行干预，由于双方都认为这些岛屿是自己的领土，都派边防部队巡逻，所以摩擦和冲突接连地出现，随着中苏两国关系的恶化， 1969年3月，双方的军队终于在珍宝岛发生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使中苏边界争端达到了顶峰。此后，中苏在边界上大量屯兵，互相对峙。虽然时常发生小规模的摩擦和冲突，但总的说来，两国军队还是比较克制，没有再出现武装冲突。
3. 中苏边界问题的谈判
第一次边界事件发生后，中国方面首先于1960年8月22日和9月21日两次向苏联方面提出通过谈判解决边界争端的建议。但是，直到1964年，中苏第一次边界问题的谈判才在北京举行，具体时间是2月 25日到8月22日。
在这次谈判中，中方提出，首先应当分清历史是非，必须肯定中国清政府与俄国沙皇政府签订的有关两国边界条约是不平等的。尽管如此，中方仍将以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为重，愿意以这些条约作为谈判的基础，解决边界问题，而不是要求收回沙皇俄国通过这些不平等的条约从中国掠夺的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至于任何一方违反这些条约而侵占另一方的领土，原则上必须还给对方。双方可以本着平等协商和互谅互让的原则，考虑到当地居民的利益，对边界的这些地方进行必要的修改。苏联方面也建议在最短的时间内核定两国边界的个别地段，但是，苏联坚持认为，俄中边界是有历史和法律根据的，不存在侵略问题。相反，中国倒是对苏联有领土要求。
在具体的问题上，中苏分歧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一些岛屿的归属上，尤其是处于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交汇处黑瞎子岛和乌苏里江中的珍宝岛。前者是一块东西长50公里，总面积为300平方公里的三角洲，后者是一个面积仅有075平方公里的江中小岛，谈判中，双方交换了地图，中方同意以过去的中俄条约作为谈判的基础，东段边界以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为界，同时提出，这两条江都是通航河流，因此，按照国际法准则国界应当是这两条河的主航道的中心线，根据这样的划分，黑瞎子岛和珍宝岛都在中国一侧，属于中国的领土。
苏联不同意以界河主航道划分国界。对于黑瞎子岛，由于“苏联方面考虑黑瞎子岛距离苏联远东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哈巴罗夫斯克很近，又是军事要地。因此，尽管从河流主航道中心线来看它属于中方，苏联方面坚持对它拥有主权。”对于珍宝岛，苏联认为，根据一幅1861年中俄双方认可的地图，乌苏里江的边界线在中国一侧的江岸上，所以它属于苏联。
珍宝岛，苏方称达曼斯基岛，位于黑龙江省虎林县境内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面积0.74平方公里。该岛北端原与中国大陆相连，由于江水的长期冲刷，1915年才与中国大陆分离，形成江中小岛，至今在枯水期间仍与中国江岸相连，人们可徒步上岛。苏方认为珍宝岛是苏联的领土，便禁止中国边防人员上岛巡逻。而中国方面认为事关主权，决不退缩。这样，3月2日这天，双方的两支巡逻部队在岛上发生了交火。当时因中方预先潜伏，早有准备，苏军很是吃了一点亏。3月15日，双方又派出了大量军队再次交火，死伤上百人。3月17日，双方再次以炮火互相轰击。这次边界冲突严重恶化了两国关系，苏联方面甚至已经有了要对中国发动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计划，而中国也将国民经济转入了战时体制，开始了“深挖洞，广积粮”的战争准备。在战争一触即发的危险时刻，两国领导人保持了理智，终于没有发生滔天惨祸。
在此后的近20年里，中苏处在敌对之中，边界谈判陷于停顿。进入80年代后，中苏两国都开始了改革，关系趋于缓和。1986年，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视察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时说，中苏边界可以主航道的中心线为界，这是苏方第一次在边界问题上表示让步。
根据两国领导人达成的谅解，中苏于1969年10月20日恢复了边界谈判这一轮谈判持续了9年多，终因上面所提到的那些分歧，双方僵持不下，没有任何结果，1978年6月之后又中断，一直到1987年。
4. 中苏俄边界问题的解决
进入80年代以后，中苏关系的紧张局面趋于缓和。从1982年到1986年，两国共举行了九轮副外长级的国家关系谈判，中国外交部长黄华，副总理万里、李鹏分别于1982年11月、1984年2月和1985年3月作为中国的特使，前往苏联参加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契尔年科、安德罗波夫的葬礼，两国外长在40届、41届联大上举行会晤，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中国副总理姚依林等高层领导人的互访以及一系列经贸协定的签署，都表明着中苏关系的好转，特别是1989年6月戈尔巴乔夫访华，中苏两国发表了联合公报，宣布两党、两国关系从此正常化并且进入一个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新时期。中苏边界问题的解决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实现的。
1986年7月28日，戈尔巴乔夫在授予符拉迪沃斯托克列宁勋章大会上发表的讲话中，在谈到中苏关系时提出，“我们不希望界河阿穆尔河被看成是‘水上屏障’。但愿这条大河的流域能成为联合苏中两国人民为了共同利益，用这里拥有的丰富资源和进行水利建设而作出努力的地区。巳在拟定有关这个问题的政府间的协定。而边界线的正式走向可以以主航道为界。”这一番话表明，苏联接受了中国在20多年前就提出来的并且一直坚持的建议，中苏边界问题的解决终于有了突破口。正如苏联学者恰罗杰耶夫所讲的那样，“当前国际法公认的原则(主航道原则)，奠定了(1991年)5月16日签署的苏联和中国关于苏中边境东部地段协定的基础。”
1987年2月，中断了9年的中苏边界问题的谈判重新开始。由于有了划分边界的共同依据，双方专家就可以按照联合拍摄的航空照片来研究边界的走向和领土的归属，因此，谈判很快就有了实质性的进展，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两条界河中共有岛屿1845个，其中以主航道划线在中国境内、而实际上被苏联占领的有600多个。1988年在莫斯科举行的中苏边界谈判中，双方对大多数岛屿(包括珍宝岛)的归属达成了一致。在中苏第五轮边界问题谈判结束之后，双方巳就90％的边界达成了协议，并于1991年4月29日签订了《关于中苏东段边界的协定》，同时还批准了三个技术性的联合工作组(讨论未定的地段工作组，以法律形式确定来商定的边界线工作组，地形工作组)所达成的协议。
1991年12月，苏联解体，代之以独立国家联合体。中国同苏联的继承者俄罗斯联邦的边界由原来的7300多公里减少到了 4300公里，其余部分变为中国同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的边界，尽管俄罗斯的国体和政体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中俄关系和中俄边界问题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解决。1992年2月13日，俄罗斯议会批准了《中俄东段边界协定》。俄罗斯外交部长科济列夫在对议会代表的报告中说，“这一协定的生效，是我们与中国关系中的重大事件。它将成为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象征……彻底解决边界问题，为发展俄中经济关系，首先是俄中边境地区的经济联系开辟了良好的前景。”中国全国人大也于当月批准了这个协定。
中俄边界东段和西段协定签署以后， 95％以上的中俄边界线已经确定下来了。“现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实行勘界立标，建立应有的边界管理制度，把这个地区的军队裁减到互相可以接受的水平。”
5. 中俄边界问题解决的意义和经验
就其影响而言，恐怕任何边界问题都无法与中俄边界问题相提并论。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和俄罗斯是欧亚大陆上两个最大的国家，它们之间有几千公里的边界线，还因为它们是世界上的政治大国。“中俄两个伟大的民族在和平共处各项原则基础上发展长期稳定的睦邻友好、互利合作的新型关系，坦诚相待，友好相处，对中俄两国、对世界和平与进步都很重要。”中苏两国在以往几十年中围绕着边界问题上的唇枪舌战，互相指责乃至武装冲突，非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而且进一步恶化了两国关系，增加了亚洲及整个世界的紧张局势，对中国，对苏联，对亚洲和对全世界的稳定与发展都没有好处。正是从这个角度，无论给予中苏(俄)边界问题的解决多么高的评价，都不为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陈健1995年10月19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对此评价说，“继中俄国界东段协定签订生效后，中俄国界西段协定于1995年10月 17日正式生效。这样，中俄国界东西两段绝大部分边界线以法律形式确定了下来，这是中俄两国关系中的一件大事，有助于两国边境地区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对于促进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也具有积极的意义。”
纵观近30年中苏(俄)边界问题的交涉与谈判，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要处理好历史与现实，历史与未来的关系。中俄关系史是复杂的，对中国人民来说有时还是痛苦的。历史上的大多数中俄边界条约既是强悍的沙皇帝国侵略扩张、趁火打劫的结果，也是腐朽的清王朝闭关自守、妥协退让的结果。对于这些条约，双方都能找到历史上的和国际法上的根据，来论证它们是“不平等的”或“平等的”，来论证边界的走向是“不合理的”或“合理的”，来论证在边界上是否存在着“有争议的地区”。可是，纠缠在历史上的是是非非，针锋相对，丝毫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相反，为边界问题的妥善解决设置了重重障碍。中俄边界问题的最终解决，实际上得利于双方淡化历史，注重现实和着眼未来，淡化历史，绝不是不要历史。俄罗斯人要反思不能恃强凌弱，侵略扩张；中国人则要反思别再闭关自守，要富有开拓精神。不论是谁，都不应当沉溺在往日的“光荣”或“悲哀”，纠缠在那些“讲不清”的史结上。注重现实，是解决问题的基点或前提，如果等到中俄两国的恩恩怨怨全都了结，重新回到遥远的“尼布楚时代”，然后再解决边界问题，那是永远也不可能的。中俄边界问题的产生久矣，关于边界问题的争执、对峙和冲突久矣。这些都是过去的“关系”。作为相邻的两个伟大国家，它们将来的“关系”更为长远，着眼于未来更加重要，必须站在未来的两国、亚洲甚至世界的高度来审视中俄关系。“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中俄边界问题解决的真谛就在于此。
不过，本节所讲的中俄边界的解决，还带有“基本的”性质。其原因，一是中俄东段还有个别地方的归属尚未完全解决。这部分所占的比例，有人说是2％，有人认为是 5％。它们所占的比重虽然不大，但毕竟还是问题，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还是比较敏感、难度很大的问题；二是根据中苏、中俄达成的协定，两国在东段边界上的勘查定界工作还正在进行，没有最终完成；三是俄罗斯远东滨海边疆区对两国已达成的协定的抵触情绪很大，认为它们将许多领土划给了中国，大大地损害了俄罗斯的利益，要求停止勘界立标工作。该区的行政长官叶夫根尼·纳兹行拉就公开地宣称，他在其职权内将尽全力阻止中俄边界协定的实施。
哈方代表伸手做邀请姿势，杨凯迈出了第一步。这一步堪称“跨世纪的一步”，自中苏关系对峙以来，他是第一个被邀请徒步安全跨越松土带的中国人。
此后三个多月内，中方测绘部队先后出境作业18次，双方在不同国家地域进行了大的会谈15次。
1993年9月，中国与俄罗斯等四国边界联测野外测绘任务全部完成。
2004年10月14日，中国外交部长李肇星和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北京签署了《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议》，两国之间的边界争议终于尘埃落定。
在一片肃穆的气氛中，中国外交部长李肇星与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共同签署了《中俄关于两国边界东段的补充协定》。在将协定文本交换后，两人热烈握手，脸上都露出了如释重负的笑容。在这里，我们可以相信，这二人的笑容不仅仅是礼节性的，其中确实展露出了久违的真诚与欣慰。因为，以这个边界协定为标志，加上在1991年签署的《中苏东段国界协定》以及1994年签署的《中俄西段国界协定》，中俄两国长达4300多公里的边界线走向终于完全确定了。
据了解，根据《中俄国界东段补充协定》：满洲里东部额尔古纳河上的阿巴该图洲渚归俄罗斯所有；塔拉巴罗夫岛（银龙岛）归中国所有；大乌苏里斯基岛（黑瞎子岛）由于属于哈罗夫斯克市区，两国政府商定将该岛一分为二，靠近哈市的一部分归俄罗斯所有，靠近中国一侧的一半岛屿归中国所有。
据了解，中国可能实际从俄罗斯实际控制的塔拉巴罗夫岛（银龙岛）和大乌苏里斯基岛（黑瞎子岛）有争议的地区取回约174平方公里的领土。
中俄在随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说，两国就中俄边境两块未协商一致地段的边界线走向问题达成协议，这是一个“政治双赢的均衡合理的方案”。
黑瞎子岛又称抚远三角洲，俄方称为大乌苏里斯基岛，是由黑龙江、乌苏里江以及两江之间的一条细细的抚远水道围起来的三角形地块，由三个岛系的93个岛屿和沙洲组成。其中另一个较大的岛屿是银龙岛，俄方称为塔拉巴洛夫岛。这些岛屿总面积为350平方公里，是珍宝岛的500倍大，连同与其毗连的水域则达到450平方公里。这里是中国最东部的极角，也是中国最早见到太阳升起的地方。
黑瞎子岛北临黑龙江，长约60公里，东南部靠乌苏里江，长约40公里。西部和南部则是连接两条大江的抚远水道，长约35公里。这里西距抚远县城11公里，东距哈巴罗夫斯克只有1.5公里，可以说是哈巴罗夫斯克的门户，在战略上的地位十分重要。
黑瞎子岛平均海拔为40米左右，地势平坦，全岛70%的地区可作为耕地。岛上江汊纵横，水草丰盛，有大面积的湿地。岛上生存着数十种水鸟，还有鲤鱼、鲫鱼、鲢鱼、白鱼、鲑鱼等几十种鱼类。俄国人已将这里占据了70多年，岛上的居民大约有1万人，主要分布在2个常住居民点中。黑瞎子岛通过一座金属质的大浮桥与哈巴罗夫斯克市相连，这里现有哈巴罗夫斯克市数十座企业的疗养基地，有10000多座别墅和15000多个果蔬园。岛上还有10多个农场和数座教堂，每年生产4000多吨土豆，1700多吨牛奶，出栏1500头肉牛。每年都会有许多俄罗斯人来这里观光和疗养。
据抚远县志记载，公元1411到1433年间，明朝著名的太监亦失哈曾先后十次率大规模船队经过黑瞎子岛，到黑龙江上游巡视。公元1854年，清政府在岛东北角设立了乌苏里昂哥卡伦。1901年冯德禄、葛云山、德夫克（赫哲族）等15户人家上岛居住。1927年，抚远县居民朱瑞臣一家5口人搬到黑瞎子岛居住，养马2匹，种地若干。1929年“中东路事件”后，苏军乘势占领了黑瞎子岛，将岛上的中国居民全部赶走。
除黑瞎子岛外，额尔古纳河上游的阿巴该图洲渚是另一处争议地区。阿巴该图洲渚位于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以东几十公里的中俄边境上，为额尔古纳河蜿蜒流经草原而形成的岛形陆地，面积57.56平方公里。阿巴该图洲渚目前无人居住，洲渚包括很多小岛和河汊。放眼望去一片绿色，一人多高的柳条、芦苇，一丛丛一簇簇点缀在草地上。纵横蜿蜒的小河汊，碧波如镜，在阳光的直射下泛着白光。这里生存的动物种类很多，仅候鸟就有近20种，如天鹅、白鹭、灰鹤、大雁等。有一座长约百米的吊桥，从阿巴该图洲渚横跨额尔古纳河通向俄罗斯境内。此桥为二战时苏方架设。阿巴该图洲渚西南侧有一座抽水站，是苏方1953年修建的，为后贝加尔镇及车站供水。阿巴该图洲渚的归属问题是因为1911年签订的中俄《满洲里界约》造成的，这是清朝对外签订的最后一个丧权辱国的边界条约。俄国通过武力威胁与欺诈强迫清政府订约，又从中国夺去了满洲里附近额尔古纳河沿岸的数百平方公里土地。
按照通行的主航道中心线原则，黑瞎子岛位于主航道中国一侧，理所当然属于中国领土。只是，俄罗斯已实际控制了这里70年，而且这里是俯瞰哈巴罗夫斯克的战略要地，是无论如何不肯全部吐出来的。经过艰苦的谈判，基于中俄友好的大局，在两国元首的决心促成下，双方都做了一定的让步，终于在《中苏东段国界协定》签署13年后，于2004年10月14日签署了《中俄关于两国边界东段的补充协定》，彻底解决了中俄边界的所有遗留问题。
根据补充协定，双方大致平分黑瞎子岛和阿巴该图洲渚，中国收回约205平方公里国土。在抚远三角洲部分，中国收回银龙岛和黑瞎子岛主岛西南部，约171平方公里土地。这里主要是草场和湿地，建筑和农场则全都在划归俄方的岛东部。在阿巴该图洲渚，西部归俄方，约23.01平方公里；东部归中方，约34.55平方公里。俄方将于协定签署后陆续向中方移交归还的地区。
附图：
注：图中红色虚线为中俄关于黑瞎子岛的边境分界线。4为银龙岛，俄方称塔拉巴洛夫岛，5为黑瞎子岛归中国部分。
沙俄对中国领土的蚕食造成了严重的历史悬案。在后来的中苏关系紧张时期，苏联与新疆接壤地带出现了很多边界争议区，苏军动用武力强行将其大部分占有，且拒绝谈判解决。直到苏联解体，这些地区的边界被独立了的中亚国家继承，才与中国进行边界谈判。
1994年，中国和哈萨克斯坦签订《中哈国界协定》，1997年签订《中哈国界补充协定》，1998年签订《中哈国界补充协定的规定》。通过三个国界协定，中国从两国边界争议区收回了约1248平方公里土地。两国于2003年按照条约勘界完毕，并签署了勘界议定书。
1996年，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签订了《中吉国界协定》，1999年又签订了《中吉国界补充协定》。两国边界争议区总面积共3394平方公里，中国获得1190平方公里，占有35%；吉尔吉斯获得2204平方公里，占65%。两国勘界完毕并树立了界碑。
1999年，中国同塔吉克斯坦签订了《中塔国界协定》，2002年签订《中塔国界补充协定》，2010年签署了勘界议定书。两国边界争议总面积共南北三处28500余平方公里，中国在北段收回约152平方公里土地，在南段帕米尔收回约1036平方公里土地，其余地区就永远脱离了中国版图。
通常情况下，我国与邻国签署划定边界的协议叫边界条约。为什么中俄（中苏）签署的边界协议叫做协定呢？这是因为当时苏联还没有解体，双方还未就中苏边界东段的黑瞎子岛地区和中苏边界西段的界线走向达成一致。当时，双方的设想是采取先易后难的原则，分段起草边界协定。在中苏边界东西段协定全部起草签署之后，再将它们统一起来，统称为边界条约。双方认为，从法律效力上来讲，条约与协定并无大的区别。因此双方确定起草的第一个协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中苏国界东段的协定》，该协定于1991年5月16日在莫斯科签署。双方还商定根据边界谈判进程陆续起草其它地段的协定。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1991年12月苏联解体，中苏西段边界一分为四。接下来中国同俄罗斯分别于1994年9月3日和2004年10月14日签署了《中俄国界西段协定》和《中俄国界东段补充协定》。无独有偶，在我国同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边界协定谈判中，也照葫芦画瓢，同样采用了分段起草签署边界协定的办法，先签一个协定再续签补充协定。
总之，经过二十多年的艰苦努力，我国全部划定与原苏联的约7600公里的边界线。这对维护国家的领土主权，巩固我国在东北和西北边疆的国防安全，发展同俄、哈、吉、塔四国的睦邻友好关系，创造稳定的周边环境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中国和前苏联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举行边界谈判，40年来已经解决了98%的边界线，只有上述两岛是未解决的 2%《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议》加上数年前签署的两个国界协定，标志着长达4300多公里的中俄边界线走向已经全部确定。
中俄关系民意调查报告
（一） 整体认知
中俄两国民众彼此认知客观真实，中俄关系发展的民意 基础扎实稳固。中俄两国民众对彼此国家形象的评价 整体 较高 且 相互认可。在中国受访者眼中，俄罗斯是一个“有领导力”“具有魅力”“不断发展”的国家；而在俄罗斯受访者眼中，中国是一个“不断发展”“有领导力”和“有创造力”的国家。
表1 国家整体形象评价
两国民众对对方国家的 代表人物和国家 符号 的 认知 度 也普遍较高。习近平、毛泽东、邓小平、孔子和成龙是在俄罗斯受访者中最具影响力的中国人物代表。而普京、列宁、高尔基、莎拉波娃和柴可夫斯基则是中国受访者当中最具影响力的俄罗斯人物代表。
中国受访者对调查中所列出的 16 种俄罗斯符号的认知度平均值超过95%。俄罗斯受访者对16种中国符号的认知度平均值也达到88%。
表 2 中俄民众眼中彼此国家的十大符号
其中，在中国受访者心中好感度最高的三大俄罗斯符号为“贝加尔湖”“克里姆林宫”和“红场”，而在俄罗斯受访者心中，好感度最高的三大中国符号为“大熊猫”“茶”和“丝绸”。（见表 3）
表 3 中俄民众彼此最喜爱三大国家符号
在国民特性方面，两国民众对彼此 都 给予了较高评价。在中国受访者眼中，“身体强健、英勇、自信、守诚信、见义勇为”是俄罗斯人民的主要特征；在俄罗斯受访者眼中，“勤劳、自信、爱好和平、易满足、幸福、身体强健”是中国人民的主要特征。仅有不到 10%的中国受访者对俄罗斯人民持有的负面评价，对中国人民持有负面评价的俄罗斯受访者比例则约为 15%。
表 4 中国民众眼中的俄罗斯人民
表 5 俄罗斯民众眼中的中国人民
整体来看，中俄两国民众对彼此的综合评价都较高，基本符合两国的国情与特性。两国人民对彼此的认同感也较高， 这 成为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高水平发展坚实的民意基础。
表 10 中俄民众对中俄战略性合作项目支持率
表11 中俄民众对大型双边经贸合作项目认知度
表13 中国品牌在俄罗斯民众中的认知度
表14 俄罗斯品牌在中国民众中的认知度
表15 俄罗斯百姓评价中国产品
表16 中国百姓评价俄罗斯产品
表17 中国百姓评价俄罗斯文化
表18 俄罗斯百姓评价中国文化
表19 中国民众对俄罗斯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兴趣度
表20 俄罗斯民众对中国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兴趣度
表21 中俄民众能接触到对方国家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比例
文学作品方面，中国民众对俄罗斯著作的熟悉程度也远远高于俄罗斯人对中国著作的熟悉程度。中国受访者对于调查所列的 14 本俄罗斯/苏联读物的认知度约为 35%。而俄罗斯受访者对调查所列的 14本中国著作的认知度均值却低于 10%。
中国受访者最为熟知俄罗斯文学作品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安娜卡列尼娜》《海燕》《变色龙》和《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在中国，平均每位受访者读过 3 本俄罗斯著作，更有 27%的受访者是读过 5 本以上的“铁杆”俄罗斯文学迷。在俄罗斯受访者当中，《论语》的认知度最高（41%）。俄罗斯受访者最为熟知的五部中国著作是《论语》《道德经》《狂人日记》《三国演义》和《西游记》。有 19.8%的俄罗斯受访者对中国的现代文学作品如莫言的《酒国》、余华的《活着》、刘慈欣的《三体》表示感兴趣。
表 22 中国民众对俄罗斯著作的认知度和阅读率
表 23 俄罗斯民众对中国著作的认知度和阅读率
此外，中国受访者对俄罗斯传统节日的平均认知（53%）明显高于俄罗斯受访者对中国传统节日的平均认知（27%）。其中，中国受访者最为熟知的俄罗斯传统节日是复活节（66%），而后依次是：胜利日（58%）、东正教圣诞节（55%）、谢肉节/送冬节（45.2%）、新年（41.6%）；俄罗斯受访者最为熟知的中国传统节日是春节（57.2%），依次是：元宵（41.2%）、端午（15.4%）、清明（12%）、中秋（9.2%）。从本次调查结果来看，中国民众对俄罗斯文化的接触率和接受度均明显高于俄罗斯民众对中国文化的接触率和接受度。虽然这与两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话语思维体系的区别有着比较大的联系，但也反映出两国文化交流的渠道和模式的不对称。两国民众对对方国家文化整体评价较高 ，这为 两国人民的相交相知提供了坚实 的 基础。在这一基础之上，如何 寻找两国文化的共通之处促进两国人民在文化层面的相互吸引，如何为增进两国人民的文化交流提供更多便利渠道， 将是关系到中俄关系未来能否走得更稳更远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