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三叛（十一）新城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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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东兴大捷之后，诸葛恪的声望如日中天。吴主孙亮进封诸葛恪为阳都侯，加封丞相 、荆、扬州牧，督中外诸军事，并赐金一百斤，马二百匹，缯布各万匹。这时他在朝廷中的地位已经不可动摇。

但诸葛恪仍不满足，在他看来刚刚取得一场大胜，自然要乘胜追击，进取中原才是。

其实诸葛恪和姜维属于一类人，我们在之前介绍段谷之战的文章中曾经分析过，他们这类人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贪功冒进，而且轻易不肯放弃。

孙子认为，打仗能不能赢看对手，会不会输看自己。在战争中能否取胜不取决于你，而是取决于对手。在对手露出破绽的时候抓住机会，就能赢得胜利。而你能做的只是不给对手机会。这样一来，最差的结果也是平分秋色而不会打败仗。这也就是所谓的“先为不可胜”。

孙子曰：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必可胜。故曰：胜可知，而不可为。（孙子兵法军形第四）

这场仗说白了全是为了诸葛恪个人的野心。庙算胜负如何？道天地将法五要素是否有优势？这些他都没想清楚，这也就是他先胜后败，落得悲惨下场的原因。

这次出征极为仓促，东兴之战252年十二月才刚刚结束，结果253年春诸葛恪就要出兵了。众臣认为士卒劳苦，纷纷反对，诸葛恪不仅不听。还在朝堂上将出言争辩的中散大夫蒋延轰了出去。

恪遂有轻敌之心，以十二月战克，明年春，复欲出军。诸大臣以为数出罢劳，同辞谏恪，恪不听。中散大夫蒋延或以固争，扶出。（三国吴书诸葛滕二孙濮阳传第十九）

为了说服这些反对的人，诸葛恪特意写了一篇文章，全文核心意思就是：天下一统是大趋势，长期分裂是不可能的，所以别想着割据自保了。现在曹魏还没到最强的时候，等它彻底发展起来，我们都得完蛋。

凭心而论，他这个观点是没问题的，但问题在于他举的例子都不怎么合适。

首先他用秦灭六国来论证割据称王是不可取的，从结果看确实如此，但是考虑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国在秦朝以前从未有过大一统，六国的君主也不可能有这么超前的思想。

之后他又举了刘表坐视曹操灭袁氏、吴王夫差放任越国复兴以及刘邦出关中伐楚的三个例子来论证伐魏机不可失。

不过前两个例子体现的是强势一方由于麻痹大意最终导致养虎遗患这一道理，第三个例子刘邦东征时期兵力也远多于项羽，而当前却是魏强吴弱，强弱之势正好是相反的。况且也不知道他所谓的“十几年后曹魏壮丁将增长一倍，我们则会减少一半”这样的结论是如何得到的。

总之这篇文章就是强词夺理，完全是为了他筹划的军事行动所服务的，实际上没什么价值。东吴群臣也自然都明白，不过他们却不敢提出异议。

众皆以恪此论欲必为之辞，然莫敢复难。（三国吴书诸葛滕二孙濮阳传第十九）

这时候有两个人不愿看到诸葛恪自寻死路，站出来规劝他。第一个是诸葛恪的好友聂友，聂友说：“当初先帝在时就有在东关阻击魏军的计划，但一直没能实行。现在敌军来攻反被我们打得大败，你作为首席辅政大臣已经相当出色了。现在应该休养生息，可你却不顾天时，强行出兵北伐，这可不是好事。”

聂友的意思就是东兴之战是靠防守反击赢的，主动出击的话就没那么好的条件了。而且刚刚大胜，这时候就别节外生枝了。诸葛恪不听。

第二个人更有分量，他是同为托孤大臣的滕胤，而且此人还是诸葛恪的亲家。

滕胤的意思也差不多，诸葛恪听了很恼火，他说：“别人不愿出兵也就罢了，都是一些苟且偷安的人。你可是自己人，难道你都不站在我这边吗？”

不过埋怨归埋怨，诸葛恪对滕胤还是很信任的，他出征后将朝中大小事宜都交给滕胤处理。

以胤为都下督，掌统留事。胤白日接宾客，夜省文书，或通晓不寐。（三国吴书诸葛滕二孙濮阳传第十九）

诸葛恪不听良言，坚持北伐，他为了这次军事行动，调集了东吴历史上规模空前的二十万大军。要知道东吴全国上下也就二十多万军队，而且其他地区也要留下军队防守，因此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诸葛恪强行征发了大批新兵。

於是违众出军，大发州郡二十万众。（三国吴书诸葛滕二孙濮阳传第十九）

这样穷兵黩武，东吴百姓也是怨声载道，诸葛恪之前积累的一些好名声也就被消耗殆尽了。

百姓骚动，始失人心。（三国吴书诸葛滕二孙濮阳传第十九）

东吴军队二月份才从东兴前线返回，三月份大军就再次出征，相当于几乎没有休整，这简直疯狂，我想连姜维都做不出这种事来。

二月，军还自东兴，大行封赏。（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第三）

诸葛恪这一次的进攻方向仍然是合肥新城。由于兵力强大，一时间在淮南横行无忌。由于深入敌境，诸葛恪采取的是“重地则略”的战法，对淮南百姓驱赶劫掠。

恪意欲曜威淮南，驱略民人。（三国吴书诸葛滕二孙濮阳传第十九）

但是实际效果却不怎么样。于是众将献策说：“我们大军深入，敌国百姓大部分都跑了，抢也抢不到什么，不如围点打援。我们大军包围新城，以逸待劳，等魏军来救再将其击败。”这次诸葛恪听从了。

五月份，东吴大军将合肥新城包围得水泄不通。面临如此危急的情况，司马师又将如何应对呢？

五年夏五月，吴太傅诸葛恪围新城。（晋书景帝纪）

252年对于刚刚掌权的司马师来说颇为不顺。这一年除了遭遇东兴大败，他还受到一次挫折。

当时雍州刺史陈泰请求让并州与他一起讨伐胡人，司马师同意了。而新兴、雁门两郡以为要到远方服徭役，结果都反叛了。这件事司马师和东兴之战一样，没有推卸责任，而是自己承担了下来。结果大家都对司马师心悦诚服。

是岁，雍州刺史陈泰求敕并州并力讨胡，景王从之。未集，而雁门、新兴二郡以为将远役，遂惊反。景王又谢朝士曰："此我过也，非玄伯之责！"於是魏人愧悦，人思其报。（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第四，裴注）

这两次失败是很糟糕的，但司马师却利用它收买了人心。汉晋春秋的作者习凿齿也称赞说：“虽然作战失败却名声远扬，那么失败也是暂时的，最后终将获胜。这样的话即使失败一百次都无妨，何况只有两次呢！

行失而名扬，兵挫而战胜，虽百败可也，况於再乎！（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第四，裴注）

不过人心问题虽然解决了，军事上的威胁还是存在的。当时朝廷上下考虑到淮南地区水网密布，都建议应该分兵守卫各水路口岸。

而司马师却认为，水路口岸很多，分散兵力的话少了守不住，多了就难以集中兵力打败敌人。而且诸葛恪好大喜功，肯定把宝全押在合肥新城，其他地方不足为患。最后果如其言。

朝议虑其分兵以寇淮泗，欲戍诸水口。帝曰："诸葛恪新得政于吴，欲徼一时之利，并兵合肥，以冀万一，不暇复为青徐患也。且水口非一，多戍则用兵众，少戍则不足以御寇。"恪果并力合肥，卒如所度。（晋书景帝纪）

至于主将人选也需要有所考量。去年东兴大败，司马昭当了替罪羊被夺了爵位，这次是不能再用了，可是别人又不一定信得过。司马师经过深思熟虑，决定派他的三叔太尉司马孚出场。

司马孚虽然军事才能不如兄长司马懿，但他也是颇有见识的，绝不是个庸才。当初他曾提出过在雍凉地区组建常备军，以及在上邽进行军屯的策略以对抗蜀汉，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孚以为擒敌制胜，宜有备预。每诸葛亮入寇关中，边兵不能制敌，中军奔赴，辄不及事机，宜预选步骑二万，以为二部，为讨贼之备。又以关中连遭贼寇，谷帛不足，遣冀州农丁五千屯于上邽，秋冬习战阵，春夏修田桑。由是关中军国有余，待贼有备矣。（晋书安平献王列传）

这次司马孚统率二十万大军出征，与诸葛恪旗鼓相当。大军一路东下，司马孚进驻寿春，派手下毋丘俭、文钦进讨。

之前东兴大败，虽然司马师自己承担了主要责任，但是诸葛诞作为主将之一也必须给予处理，因此将他和豫州的毋丘俭做了个对调。所以现在的扬州都督就是毋丘俭，而扬州刺史文钦是他的副手。

众将求战心切，都希望立即进攻解新城之围。但司马孚却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进攻方要想取胜就会消耗大量人力，现在双方势均力敌，因此只能用计，不能力争。

诸将欲速击之，孚曰：“夫攻者，借人之力以为功，且当诈巧，不可力争也。” （晋书安平献王列传）

孙子说：“争地则无攻。”现在吴军包围新城，占据有利地形围点打援，就是占据了争地，强行进攻只会正中对手下怀，不如等待战机。司马孚的判断非常明智。

司马师对此也有同样的看法，他认为：“诸葛恪大军深入，已经到了死地。我们应该避其锋芒，使其在坚城之下锐气尽丧。”

俭、钦请战，帝曰："恪卷甲深入，投兵死地，其锋未易当。且新城小而固，攻之未可拔。"（晋书景帝纪）

在司马师看来，诸葛恪大军粮草不济水土不服，而且久攻不克已经陷入死地。孙子说：“死地则战。”现在求战心切的是东吴而不是我们。

待敌军顿于坚城之下，士气消磨殆尽之时再大举反攻，这一战术是很常见的。但它有个前提，就是这个“坚城”必须是可靠的。幸运的是，合肥新城确实靠得住。

自从合肥新城建成后，东吴在孙权时代对这里曾发动过三次大规模进攻，结果无一例外全部铩羽而归。由此可见合肥新城是经受过战火的考验的。

当时新城守将是张特，之前扬州都督诸葛诞觉得这个人不行，事实证明他看走了眼。而新任都督的毋丘俭则慧眼识人，让他去守新城，这一决定也成为此次大战决胜的关键。

由于吴军来得太快，来不及往新城调集太多军队，当时城中守军只有三千人。面对六十倍以上的敌军，张特依旧顽强地守住了。

不过吴军前后猛攻了三个多月，新城也到了强弩之末，守军伤亡过半，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张特见形势危急，心生一计，派人去见诸葛恪，说：“虽然我们已经快撑不住了，但是守军还有很多人不愿投降。我得慢慢甄别慢慢劝说，所以请您先收下我的印绶作为信物，暂缓攻击，给我一晚上的时间。”

连续数月的苦战，其实东吴这边也不好受，由于已经入夏，天气酷热再加上水土不服，吴军将士多生疾病，非战斗减员已经极其严重了。

士卒疲劳，因暑饮水，泄下流肿，病者大半，死伤涂地。（三国吴书诸葛滕二孙濮阳传第十九）

下面整天上报疫病的消息，诸葛恪大怒，以为是为了避战故意欺骗他，要将其斩首，然后就再也没人敢说了。

其实这些事诸葛恪怎么可能不知道，随便在军营里转一圈就都看到了，但他明明焦头烂额却为何装不知道还要坚持打下去呢，说到底还是为了他的面子？

现在新城传来消息即将投降，这对诸葛恪来说可谓久旱逢甘霖，因此他选择了相信。这样明显的缓兵之计他都看不出来，对于一个聪明人来说是不正常的，因此只能理解为他已经被建功立业的渴望弄得欲火焚身失去理智了。

而张特这边利用一个晚上的时间，拆毁房屋将之前城墙的破损之处全部修补完毕。等到第二天，诸葛恪翘首以待的开城请降的情景并没有出现，而魏军已经休整完毕，再次严阵以待。

诸葛恪中了计气得暴跳如雷，想退兵吧，以他的性格又咽不下这口气，也丢不起这个人，于是只能继续进攻了。

恪内惟失计，而耻城不下，忿形於色。（三国吴书诸葛滕二孙濮阳传第十九）

这个时候诸葛恪已经和当初石亭之战前的曹休一样失去理智了，本来是个精明人，却这么冲动，可见心态比能力重要得多。

诸葛恪对属下也日益严苛，朱异提出一点不同意见就被夺了兵权。这就太过分了，朱异是朱桓之子，能力很强。之前识破了文钦的诈降，东兴之战也立了大功。你听不进人家的话也就罢了，何必要这样不不留情面？结果诸葛恪人心尽失。

将军朱异有所是非，恪怒，立夺其兵。（三国吴书诸葛滕二孙濮阳传第十九）

这时更严重的后果出现了，都尉蔡林多次献计都没被采纳，大失所望之下骑马出逃，投奔了魏国。

这下吴军疫病横行的的消息走漏了，司马师敏锐地抓到了战机，命前线魏军出击。令文钦为先锋，进击合榆，阻断吴军归路，毋丘俭紧随其后。

帝乃敕钦督锐卒趋合榆，要其归路，俭帅诸将以为后继。（晋书景帝纪）

这个合榆究竟在哪里已经无法考据，我推测或许本应为合肥，而晋书有所误记吧。

听闻魏军杀来，诸葛恪大为震惊，急忙撤退。不过为时已晚，文钦进兵神速，已经掩杀过来。一场大战，魏军斩首万余，诸葛恪大败而归。

恪惧而遁，钦逆击，大破之，斩首万余级。（晋书景帝纪）

战后新城守将张特因功嘉奖被封为列侯，之后又迁安丰太守。

出现这种结果，说实话东吴还是太过依靠水军，远离了水军就很难占到便宜。之前孙权北伐多次虎头蛇尾也是这个原因。唯一能在陆战中有所作为的就是陆逊了，可惜陆逊死后再无名将。

这场新城之战，曹魏上下齐心，司马师司马孚战略目的明确，对形势判断也极为精准。前线将领张特也是智勇双全，魏军取得大胜实至名归。

而东吴一方，诸葛恪开战前就弄得民怨四起，战争中也是刚愎自用，不仅不听良言，也丝毫不肯体恤士卒，最终遭到了一场可耻的失败，将之前东兴之战的大好局面彻底葬送。

其实诸葛恪是败给了自己。正如开头所说，能不能赢看对手，会不会输看自己。诸葛恪要不是自己作死，曹魏是没有能力打败他的。毕竟大不了可以像孙权一样撤退嘛。这么一看，孙权能够保存实力，很少遭遇大败，这一点还是值得认可的。

诸葛恪这次惨败后声望大跌，也彻底失去了人心，他却丝毫不以为意。但他不知道的是，大祸就在眼前，诸葛恪的末日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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