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东吴（六十八）新城之战（修正版）下篇明日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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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东吴（六十八）新城之战（修正版）

之前在描写诸葛恪北伐之战时提到朱异兵权被夺一事，不过初版写得不够透彻，主要是有些问题当时没能想清楚。后来经过群友的提示，得到了不少灵感，因此可以重新将这件事的前因后果讲明白。

取得东兴大捷后，诸葛恪彻底尝到了对外战争的甜头，他认为这是个扭转自己不利政治局势的绝佳途径，不仅能给自己带来巨大的声望，还能扩充实力，简直是一举两得。

盲目乐观之下，诸葛恪根本没有见好就收的意思，他还想主动出击。在他眼里，曹魏似乎成了自己的经验包。

然而这是一场庙算不足的战争，兵法的奥义是先胜后战而非先战后胜，可这些诸葛恪却根本没有想过。

事实上，从各个角度来看，东吴此次北伐都不占优势。

首先，在满宠修建合肥新城后，由于远离水道，东吴水军的作用便被降低了，再加上客场作战，因此优势在骑兵战力更强的曹魏一方。

其次，诸葛恪对自己的对手判断有误。在他看来，刚刚掌握曹魏大权的司马师不足挂齿，而且他任人唯亲，不能人尽其才。

加司马懿先诛王凌，续自陨毙，其子幼弱，而专彼大任，虽有智计之士，未得施用。（三国志诸葛恪传）

所谓“幼弱”，自然不是说司马师年纪轻，因为这个时候司马师已经四十五岁了，他的意思应该是指司马师资历和执政经验上的不足。

当初司马师因浮华一案遭到魏明帝的厌恶，仕途一片黯淡，直到曹芳时期才得以出仕，而那时候他已经年过三旬了。因此司马师是在短短十年左右的时间里蹿升到这个位置的。这便是诸葛恪看不起他的原因。

这其实是个非常错误的判断，司马师虽然在政坛资历尚浅，但他的才干却是一流的，将朝政处理得井井有条。而且在王凌畏罪自尽后，此时新一批反司马的势力尚未形成。

而且诸葛恪对自己也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因为他的局势比司马师恶劣多了。

诸葛恪和以全公主为首的宗室的矛盾是难以化解的，他想要巩固自己地位的话，势必要拉拢其他的势力。

事实上诸葛恪在这方面是有先天优势的，因为他是同时具有儒学士大夫和淮泗集团双重属性的。

由于文化和阶级，他与江东士族可以很容易地站在同一阵线；而由于出身籍贯，他又不会被淮泗集团的武将所排斥。

然而诸葛恪却凭着一系列令人看不懂的操作，眼睁睁将潜在的盟友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

诸葛恪为了这次北伐，足足征发了二十万大军。要知道在东吴灭亡时的那次统计中，全国也就二十三万军队，而各地还要留下一定兵力驻守，因此诸葛恪要想凑够这个人数，必然要征召大批新兵。

这一政策对拥有大批人口的江东士族是非常不友好的，招募新兵他们肯定是要出血的，因此这触动了他们的实际利益。于是诸葛恪在改革中积累的好名声就被消耗殆尽了。

另一方面，诸葛恪和淮泗武将的代表施绩的关系也在恶化。

当初施绩和诸葛恪之弟诸葛融约定好配合作战，结果诸葛融违约，导致施绩战败，这让施绩和诸葛兄弟关系更加恶劣。

可诸葛恪不但丝毫没有缓和双方关系的意思，反而公报私仇，在这次北伐中，他召施绩参战，却不让他亲临前线，而是把他留在荆州和扬州交界处的半州。不仅如此，他还让弟弟诸葛融兼任施绩从前的职务，将施绩排挤出去。这样不留余地，相当于彻底决裂了。

诸葛恪和本来可以争取的盟友把关系搞得这么僵，最终让自己陷入了空前孤立的局面，这也是他执政经验不足的一个体现。

总之，诸葛恪是既没对敌人有准确的判断，又对自己没有清醒的认识，相当于“不知彼，不知己”，自然没有胜算。

最后一点，则是因为诸葛恪对战争没有明确的规划，而是抱着走一步算一步的心态。

发动一次大规模战争是要进行长期准备的。诸葛恪只知道叔父诸葛亮频繁出师北伐，却不知他如何休养生息，把握出兵的频率。

东吴军队在建兴二年（253年）二月才从东兴前线返回，结果三月份大军就要再次出征，相当于几乎没有休整，如此穷兵黩武简直疯狂。

而在具体战略战术方面，诸葛恪也没有细致的安排，甚至连作战目标都不明确，这就导致在开战后他反复动摇，最终自然是满盘皆输。

总而言之，这是在客观条件不利的情况下，发动的一场准备不足，仓促至极的战争，因此在尚未出兵之时，此战的前景就被蒙上了一层阴影。

以诸葛恪的才智，本不该如此糊涂，可惜身处局中的他却被利益蒙蔽了双眼，忽视了背后的隐患。

在威望不足，实力不足的情况下，对外战争确实是个扭转局面的不错的选择。但战争是一柄双刃剑，打赢了一切都好说，获取的战功和俘获的人口、物资可以堵上所有人的嘴，哪怕是反对者。但倘若战败，一切矛盾都会爆发。

诸葛恪一意孤行进行军事冒险，如同在钢丝上行走，一旦有了差池，最终必然是众叛亲离，万劫不复。可惜当时诸葛恪并无这个觉悟。

为了说服反对者，诸葛恪特意写了一篇文章，全文核心思想就是：天下一统是大趋势，不会长期分裂，所以割据自保无法长久。现在曹魏还没到最强的时候，等敌人彻底发展起来，我国就难以抗衡了。

凭心而论，他这个观点是没错的，但问题在于他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举的一些例子却不怎么合适。

首先诸葛恪用秦灭六国来论证割据称王是不可取的。从结果看确实如此，但是考虑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国在秦朝以前从未有过大一统，六国的君主自然也不可能有这么超前的思想。

之后他又举了刘表坐视曹操灭袁氏、吴王夫差放任越国复兴以及刘邦出关中伐楚的三个例子来论证北伐机不可失。

前中前两个例子是反面的，阐述的是由于麻痹大意最终导致养虎遗患这一教训；第三个例子是正面的，体现刘邦是因为主动抓住战机才获胜的。但不管怎样，他找的案例中，无论刘表、夫差还是刘邦，当时都是优势一方，是掌握主动权的，而此时却是魏强吴弱，形势正好相反。

况且也不知道他所谓的“十几年后曹魏壮丁将增长一倍，我国则会减少一半”这样的结论是如何得到的。

若贼众一倍，而我兵损半，虽复使伊、管图之，未可如何。（三国志诸葛恪传）

总之这篇文章表面看上去慷慨激昂，其实是强词夺理，完全是为了诸葛恪的一己私欲所服务的，实际上没有任何价值。而大家虽然看得清清楚楚，但都不愿为此触怒诸葛恪。至于全公主等人，更是巴不得他兵败后声名扫地，自然也是冷眼旁观。

当然，诸葛恪身边还是有一些忠于他的人的，比如好友聂友就认为东兴之战是靠防守反击获胜的，主动出击的话就没那么好的条件了。而且现在形势一片大好，完全没必要节外生枝。

可诸葛恪连解释都不想解释，直接让聂友去看自己写的文章，表示说看完后就能领会自己的思想了。

聂友是以一个朋友而不是下属的身份进行的善意劝说，诸葛恪却如此傲慢，可见当时他心中骄矜的心态。

另一个来劝说的人更有分量，他是同为托孤大臣的滕胤，他在聂友的言论上更进一步，指出对外征战需要上下一心，如果人心不齐，单靠主帅一人无济于事。直接阐明了目前鲜有支持者的不利处境。

且兵者大事，事以众济，众苟不悦，君独安之？（三国志滕胤传）

滕胤当初和诸葛恪同属太子党，又一样都是来自江北的儒学士人，再加上二人是儿女亲家，可以说滕胤是诸葛恪最亲密的战友也不为过。

然而诸葛恪连他的这番肺腑之言也听不进去，反而有些恼火，埋怨道：“别人反对出兵也就罢了，都是一些苟且偷安的人。凭我们的关系，连你都不站在我这边吗？”

由此可以看出当时诸葛恪的处境，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孤家寡人却不自知，反而在不切实际的野心下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诸葛恪不听良言，坚持北伐，而且他还制定了一个不切实际的目标，在战争的初始阶段，他似乎有一举拿下淮南的想法，一时间在淮南横行无忌。

由于深入敌境，诸葛恪采取的是“重地则略”的战法，对淮南百姓驱赶劫掠补充军需。

然而实际效果却非常有限，于是众将献策说：“我们大军深入，敌国百姓大多逃亡，单凭劫掠难以支持，不如围点打援，包围合肥新城以逸待劳，等魏军来救再将其击败。”

这一方案得到了诸葛恪的认可，而这同时也说明诸葛恪对战争的准备何其不充分，作战计划在不断改变。

建兴二年（253年）五月份，吴军将合肥新城包围得水泄不通，而被诸葛恪轻视的司马师却早就将这一局面预料到了。

当初很多人建议应该分兵守卫各水路口岸，但司马师却认为水路口岸众多，分散兵力的话少了守不住，多了就难以集中兵力打败敌人。诸葛恪好大喜功，肯定把宝全押在合肥新城，其他地方不足为患。而今果如其言。

去年东兴大败，司马昭作为替罪羊被夺了爵位，这次肯定不能再用了，可是别人又不一定信得过。司马师经过深思熟虑，决定派他三叔太尉司马孚领兵。

此次司马孚统率二十万大军出征，兵力与诸葛恪旗鼓相当。魏军一路东下，进驻寿春，但司马孚却没有立即进攻，而是准备凭借合肥新城消磨吴军锐气。

自从合肥新城建成后，东吴在孙权时代对这里曾发动过三次大规模进攻，结果无一例外全部铩羽而归。由此可见合肥新城是经受过战火的考验的。

当时新城守将是张特，新任扬州都督的毌丘俭慧眼识人，让他去守新城，这一决定也成为决胜的关键。

由于吴军来得太突然，后方来不及往新城调集太多军队，当时城中守军只有三千人。面对六十倍以上的敌军，张特依旧顽强地坚持着。

然而坚持也是有限度的，吴军前后猛攻了三个多月，如今守军伤亡过半，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张特见形势危急心生一计，他派人去见诸葛恪，表示说：“虽然我们已经快撑不住了，但将士们还有很多人不愿投降，因此只能慢慢甄别慢慢劝说，所以请您先收下印绶作为信物，同时暂缓攻击，给我一夜的时间。”

连续数月的苦战，东吴这边也是困难重重，由于已经入夏，天气酷热再加上水土不服，吴军将士多生疾病，非战斗减员极其严重。

连日来疫病横行的报告堆满了诸葛恪的案头，这令他非常恼怒，以为是手下为了避战故意欺骗自己，于是声称要将上报疫情的人斩首，结果就再也没人敢说了。

其实真实情况诸葛恪心知肚明，因为只要在军营里逛一逛就能一清二楚，可他明明已经焦头烂额却为何还要装糊涂呢？道理很简单，此时的诸葛恪已经骑虎难下了。

这场战争是诸葛恪为了个人的仕途和命运进行的一场豪赌，失败的结果他一清二楚，他根本就输不起。如果兴师动众，无功而返，他将成为一个笑话，之前一切的努力都会付诸东流，他承受不起这个代价。

对于一个赌徒，止损从来就不是选项之一，他们总会幻想幸运女神的垂青，从而一次又一次将筹码推上牌桌，最终血本无归。

现在新城传来消息即将投降，这对诸葛恪来说如同溺水者眼前的浮木，对这棵救命稻草他只能选择相信。

其实这是非常明显的缓兵之计，以诸葛恪的才智却轻易中计，因此只能理解为他已经被胜利的渴望弄得欲火焚身失去理智了，都是心魔在做怪。利令智昏，此之谓也！

而张特这边则利用一个晚上的时间，拆毁房屋将之前城墙的破损之处全部修补完毕。等到第二天，诸葛恪翘首以待的开城请降的情景并没有出现，城头上魏军已经休整完毕，再次严阵以待。

诸葛恪得知中计后气得暴跳如雷，狼狈撤退是不可能的，他只能硬着头皮继续赌下去。

就在这个时候，朱异提出了一个可以帮诸葛恪解套的方案，他认为夺取合肥新城已经无望，应立即撤退，挥师豫章，夺取石头城。

但诸葛恪拒绝了他的提议，因此朱异大怒道：“不用我的计策，反而听信傒子之言。”

这个故事看上去有些莫名其妙，让我们来分析一下。

首先这个石头城并不在建业，而在豫章南昌附近，据《水经注》的记载，应该是赣水中的一座江心洲。

赣水经豫章郡北，水之西岸有盘石，谓之石头，津步之处。（水经注）

那么傒子又是什么呢？所谓傒子，指的就是在豫章境内的古代楚人后裔，他们被称为傒人。比如东晋大司马陶侃就是傒人，还因此被桓温蔑称为“傒狗”。

根据《搜神记》记载，诸葛恪曾经遇到过一个叫做傒囊的精怪。虽然这只是一个传说，但可以推断诸葛恪和傒人有一定关系，甚至很有可能傒囊就是诸葛恪有意虚构出来的，为的就是塑造一个神祇，在当地蛊惑人心，培植自己的力量。

朱异希望诸葛恪将这支力量剿灭，用他们当替罪羊，为这次失败背锅，这本来是个不错的主意，但问题是诸葛恪却很难接受。

首先诸葛恪一直在地方做官，他的根基也在地方。比如诸葛恪曾在南昌不远的柴桑驻扎过不短的时间，因此“傒子”很可能就是这个期间诸葛恪在豫章培植的势力。

如今朝中形势复杂，地方势力是诸葛恪不多的本钱，如果将之抛弃，自己岂不成了无根浮萍？

朱异是朱据从子，出自吴郡大族朱氏，是江东士族的代表人物。当初朱据和诸葛恪同是太子党主要人物，按说朱异和诸葛恪的关系不可能有多差，但现在他提出这个建议，诸葛恪自然会怀疑他的动机，因此对其有所怨恨就再正常不过了。

很快，诸葛恪下令夺取朱异兵权，从此刻开始，他与江东士族的关系就彻底恶化了。

这件事后果非常严重，没过多久，都尉蔡林因多次献计都没被采纳，大失所望之下投奔了曹魏。

这下吴军疫病横行的的消息走漏了，司马师和司马孚敏锐地抓住了战机，命前线魏军出击，以文钦为先锋，进击合榆，阻断吴军归路，毋丘俭紧随其后。

听闻魏军杀来，诸葛恪大为震惊，他急忙撤退，但却为时已晚，文钦进兵神速，转瞬之间杀到眼前。一场大战过后，魏军斩首万余，诸葛恪大败而归。

这个结果并不令人感到意外，诸葛恪开战前就弄得民怨四起，战争中刚愎自用，不仅不听良言，也丝毫不肯体恤士卒，最终遭到了一场可耻的失败，将之前东兴之战的大好局面彻底葬送。

其实诸葛恪是败给了自己，以他个人的条件以及当时的形势，他根本做不了这个首辅。可一旦上了位，谁又愿意放弃到手的权力呢？于是他只能一条路走到黑，而对外征战这条捷径就成了他的首选，直至无法回头。

这次惨败让诸葛恪声望大跌，也彻底失去了人心，可他仍在自寻死路，丝毫没有防备和补救的措施。如今大祸就在眼前，诸葛恪的末日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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