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三国时期的“大礼议”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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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东吴（七十八）过河拆桥
作为东吴历史上最后一个皇帝，孙皓在位十六年，时长仅次于孙权，而东吴皇权旁落的局面终于得到了改善。
之前孙休虽然除掉了宗室权臣孙綝，但由于他懈怠国政沉迷学术，导致濮阳兴和张布两个奸臣掌控大权。不过自从孙皓登基后，这种情况便注定要被改变了。
孙皓留给后人的大多是一个荒淫无道的暴君形象，事实上孙皓虽然残暴不假，但他确有一颗积极进取之心，而且其权谋手腕也很有独到之处，这一点我们必须客观公正地去看待。从执政风格来看孙皓与孙权颇为相似，或许这就是孙权当年对这个孙子非常喜爱的主要原因吧。
以孙皓的性格，他是绝对不可能允许权臣出现的，于是濮阳兴和张布就成了他的眼中钉。他们两个人以为凭借拥立之功便能保住自己的权势，殊不知孙皓和孙休那种佛系皇帝是完全不同的。
不过孙皓虽然决意扫除权臣，但他也没打算立刻行动，而是要先通过塑造自己的权威为此事做个铺垫。
于是孙皓在元兴元年（264年）登基后仅仅一个多月就实施了自己的第一项重大举措，那就是为父亲孙和平反。
此时孙和已经去世超过十年了，而距离诛除孙綝也有五年多了，但是在孙休在位的几年里却始终没有给枉死的孙和一个说法。
其实这也不难理解，孙和作为前太子，虽然他被害的根本原因是和全公主在私人恩怨和权力竞争中的种种矛盾，但在明面上他是因为受诸葛恪牵连而死的。也就是说，当时东吴官方给孙和定下的罪名应该就是他勾结诸葛恪谋反，因此最终孙峻派人逼他自杀。
而孙休则是孙峻的堂弟孙綝迎立的皇帝，虽然孙休撇清了和孙峻、孙綝的关系并将他们逐出宗族，但孙休如何登上帝位这一过程是无法改变的。如果给孙和平反提高他的地位，岂不是宣告自己得位不正吗？这非常不利于孙休的统治，因此他只能搁置这件事。
不过孙皓登上帝位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对他来说为父亲平反不仅能彰显自己的孝心，在一定程度上弥补长期以来因幼年丧父造成的精神创伤，而且更能树立自己的威信，向天下昭告自己这一系的正统性，实乃一举多得之事。
于是他下令追封孙和为文皇帝，又尊母亲何氏为太后，随后又将父亲改葬于明陵，并设置专门守陵的机构，其规模多达二百户，而且配有正副官员，非常正规。此举便是通过提高孙和的地位为将来给他立庙做准备。
至于朱太后，她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于是被贬为景皇后，并在一年后被孙皓逼死，她的四个儿子中两位年纪稍长者也被孙皓杀害。
这个愚蠢的女人以为可以通过施恩于孙皓得到他的庇护，然而将命运交于他人之手本就是一件非常被动的事。孙皓担心的是有人以孙（上雨下單）的名义谋反，所以他们母子的结局注定是不幸的。孙休所托非人酿成如此惨剧，令人唏嘘。
孙皓为父亲孙和平反并追封为皇帝一事相当于三国时期的一次“大礼议”事件，和后世嘉靖皇帝并无本质区别。
这件事虽然从情理上可以理解，但从礼法上却是有些说不过去的，因为孙皓以小宗入主大宗，在宗法上他应该以孙休为父，而朱皇后成了朱太后就是一个佐证。而他的生父孙和却从未做过一天皇帝，奉儒学为圭臬的士族们按说应该是反对此事的。
然而事情总有特殊性，很多时候礼法在利益面前根本不值一提，此时的士大夫阶层远没有一千多年后明清时代那么强大，他们无法单独对抗皇权，而在此事上和孙皓合作对他们来说才是最有利的。
孙和作为二宫之争的焦点人物一度受到士人阶层的广泛拥戴，甚至许多人因此丧命，他们已经深深被绑定在了一起，如今为孙和平反相当于也提高了他们的政治地位，自然是皆大欢喜。至于可怜的朱皇后母子，谁会去管他们呢？而这也是孙皓的诉求得以轻易实现而嘉靖皇帝受到极大阻力的原因。
这件事最终得到了士大夫们的认同，在之后的几年中薛翊、孟仁、姚信、陆凯等纷纷大力支持，孙和立庙一事也终于得以实现。
其中孟仁是荆州名士，曾受到过朱据的提携和陆逊的照拂，自然是士族圈子中的人。姚信则是陆逊的外甥，二宫之争中太子党成员之一，至于陆凯就更不必说了。
此外孙皓还做了两件事。
一是对曾参与迫害其父者加以报复，这相当于打击了士族的政敌，他们自然喜闻乐见。
二是将之前被埋在乱坟岗的朱公主重新安葬，作为前太子党的主要成员之一，朱公主在士人们心中有一定地位，因此孙皓这一举动也能收买人心。
不过孙皓在清算的时候是有所收敛的，比如纪陟，当初孙和被贬为南阳王后，孙峻想要斩草除根，于是命纪陟前去责问孙和并逼迫他自杀。不过纪陟却没有从命，而是暗中让孙和上书申诉。
虽说纪陟做事留有余地，但按照孙皓的作风，纪陟与迫害孙和一事有所关联，那他就肯定不会有好下场。
不过纪陟身份有些特殊，他所出身的丹阳纪氏虽然远比不上顾陆朱张等大家族，但在江东也是排得上号的名门。后来到东晋时期他的儿子纪瞻与顾雍之孙顾荣以及贺齐曾孙贺循等人齐名，并称为“五俊”，可见丹阳纪氏的家族地位。这里孙皓宽恕了纪陟，明显就是卖士族一个面子。
总之，追封孙和一事是孙皓统治初期的一个重大事件，孙皓凭此巩固了皇权，而士族的地位也相应提高，两方各取所需，这是一次明显的政治合作。
对于孙皓来说，士族的大力支持他还是心里有数的，此时自己根基尚浅，需要他们的帮助，因此孙皓在这一阶段的施政方面一定程度上压抑了自己的本性。
据《江表传》记载，孙皓继位之初下令抚恤人民，又开仓济贫、减省宫女编制并放生宫内多余的珍禽异兽等等，这些政策令他被誉为一时之明主。
同时孙皓又选择了一些清流之士作为自己的近臣，如贺邵、丁固、华覈、楼玄、王蕃、韦曜、薛莹等。这些人中既有江北士人又有江东士人，甚至还有贺齐之孙贺邵这样出自大族会稽贺氏的成员。
除此以外，孙皓又封陆抗为镇军大将军，领益州牧；陆凯为镇西大将军，都督巴丘，领荆州牧，陆氏家族的地位比孙休时期又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难道这些都是孙皓自己的意愿吗？当然不是。孙皓骨子里和孙权是一样的人，他渴望独揽大权，建功立业，而这就和士人们必然产生分歧。
作为一个独裁帝王，孙皓和士大夫们在执政理念和思想观念上有着根本的区别，而权力的排他性也导致他和士族不可能永远维持和谐的关系，目前双方的合作只是暂时性的。
无论行仁政还是选清流，都是孙皓在羽翼未丰之前为收买人心所行的权宜之举。所谓将欲取之，必先予之。一旦将来他羽翼丰满时必然会原形毕露，对曾经的盟友展开打击。
我们在孙皓的一系列政策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孙权的影子，当初孙权称帝之前对士人多有倚重，而到了他顺利称帝之后黄龙、嘉禾年间双方关系则变得紧张起来，更不要说赤乌年间的二宫之争了。孙家过河拆桥是有传统的，无论即将遭到清洗的濮阳兴等人还是眼下得势的士人们，都逃脱不了这个宿命。
总而言之，孙皓并非一开始就暴虐无度，他是经历了一个由明转暴的过程的，虽然这个过程比较短暂。暴是孙皓的本性，而明则是为了达到施暴的目的而装出来的假象。
不过孙皓到底只是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有些深入骨髓的东西还是难以掩饰的，虽然他在执政方面有所克制，但在个人行为上则显得比较放纵，很快就展现出粗暴骄横、贪酒好色的一面。
这令濮阳兴和张布异常忧虑，现在孙皓已经逐渐树立起皇帝的权威，在政治上又主动向士族靠拢，而从个人的脾气秉性上来看明显也算不上是什么仁义之君，看他对朱太后的态度就知道了，孙皓绝对是个薄情寡义之人。如今自己手中的权力正在逐步丧失，这样下去将来是否能得以善终都是个未知之数，濮阳兴和张布感到了深深的后悔。
他们还是太天真了，既然走上了权臣的道路就绝无退路可言，他们只有立孙（上雨下單）一种选择，然后通过控制幼主掌握权力。而自从他们决意违背孙休的遗诏时，悲惨的结局就已经注定了。
濮阳兴和张布虽对迎立孙皓一事感到后悔，但这种心态肯定是不足为外人道也的，不过孙皓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除去他们之心也愈发强烈，因此他们无论怎么隐藏都是没有意义的。
这时万彧摸清了皇帝的心态，于是趁机将此事上报。孙皓正愁找不到借口，这下问题可以解决了，元兴元年（264年）十一月，孙皓召濮阳兴和张布入朝，将他们收监并发配至岭南，随后又在半途中追杀此二人并夷灭三族，从此东吴历时十余年权臣当政的格局被终结了。
然而若要彻底的重塑皇权，仅仅解决内部问题是不够的，当初朝野上下期待长君继位就是希望出现一名有作为的君主带领东吴走出内外交困的境地，因此接下来孙皓还将不得不面对来自外部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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