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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5月5日至10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大会（以下简称团一大）开幕式在广州东园举行。这一天是马克思诞辰104周年纪念日，选择这一天召开团的一大，表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团体。
这次大会的召开，表明各地社会主义青年团已经实现了思想上、组织上的统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这一具有明确纲领和奋斗目标的先进青年组织正式诞生了。
出席大会的代表分别来自上海、北京、广州、长沙、武昌、南京、唐山、天津、保定等地方团组织。根据当年《先驱》第八号及《新青年》九卷六号的报道：“出席大会的代表为二十五人，代表着十五个地方团。”
此画作描绘的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大会开幕式现场局部。
这25位团一大代表都是谁呢？经中央档案馆赵朴等同志的长期努力，确认了有文献记载的21人名单：蔡和森、邓中夏、张太雷、许白昊、方国昌、俞秀松、易礼容、王振翼、陈子博、谭平山、莫耀明、李树彝、吕一鸣、王仲强、谭植棠、金家凤、张仲毅、张继武、张绍康、梁复燃、陈公博。此后中国共青团史、中国青年运动史书籍或相关研究文章，在谈及团一大代表时，往往都将此21人名单列出，写为“×××……等25人”。那么，还有4人是谁？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直至前苏联档案解禁，全部25名代表名单才公诸于世。他们是：蔡和森、邓中夏、张太雷、许白昊、方国昌（施存统）、俞秀松、易礼容、王振翼、陈子博、谭平山、莫耀明、李树彝、吕一鸣、王仲强、谭植棠、金家凤、张仲毅、张继武、张绍康、梁复燃、陈公博、叶纫芳、李峙山、梁桂华、谢英伯。
一些较权威的人物传记、高君宇年谱及青运史文章都称：1922年5月，高君宇“到广州出席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被选为团中央委员”。
高君宇（1896-1925)，原名高尚德，山西静乐峰岭底村（今属娄烦县）人。五四运动时为北京大学学生会负责人之一。1920年3月，在李大钊指导下，与邓中夏共同组织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11月，在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上被公推为书记。不久转入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为全国最早的58名党员之一。
此说法最早出自于施存统1956年12月的回忆：“一九二二年五月，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开幕，团员是重新登记的。这时在北京、天津、太原、上海、湖南、湖北、广东……都有了青年团的组织。大会代表当中，我记得湖南省有刘少奇、易礼容（毛主席那次也到广州来了，他参加全国劳动大会），北京是邓中夏和范鸿劼，上海是俞秀松、张秋人，广东是谭平山、陈公博，太原是贺昌、高尚德（高君宇），张太雷、蔡和森和我也参加了。蔡和森同志在大会中起了很大作用，大会的几个主要文件都是他起草的。‘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就是在这次会上提出的。大会选出了俞秀松、蔡和森、沈泽民（作家沈雁冰的弟弟）、贺昌、高尚德等为团中央委员。由我担任团中央书记，从‘一大’到一九二三年的‘二大’期间，团中央经常在一起工作的有四个人，就是俞秀松、张太雷、沈泽民和我。”经广泛查找有关史料，认真核实，此回忆的内容不少是错误的！范鸿劼、张秋人、贺昌、高君宇都没有参加团一大。团一大会议期间，张秋人在上海，贺昌在太原，北京代表是邓中夏、金家凤而非范鸿劼。沈泽民和贺昌在团一大上也没有当选为团中央委员，贺昌是1922年12月增补为团中央委员的，沈泽民则是1922年9月8日。当时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先驱》编辑会：总编辑方国昌；编辑员张太雷、俞秀松、陈独秀、沈泽民、杨贤仁、蔡和森。至于说到刘少奇是团一大代表，毛泽东到广州参加全国劳动大会，更是错得离谱！毛泽东当时一直在湖南从事革命工作，并没有到广州，更没有参加全国劳动大会。而说刘少奇是团一大代表，也并非事实。1957年2月，曾于1956年12月访谈过施存统的罗征敬曾问过刘少奇。刘少奇答复说，没有参加过团的一大。
施存统关于团一大的回忆不准确，是有客观原因的。除了因时间久远，记忆难免出错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他长期健康状况不佳，造成记忆力衰退有关。
新中国成立前夕，施复亮（即施存统）、钟复光夫妇与儿子施光南在一起。
施存统年轻时就被脑痛的怪病所折磨。1923年8月，他在团二大上当选为团中央委员，就因严重的神经衰弱病，力辞团中央的工作，而到共产党开办的上海大学教书。1954年，他因病辞去劳动部副部长职务，担任全国人大一、二、三届常委，同时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后多年卧病。这些疾病严重影响了他的记忆，因而他的回忆出现较大误差就不足为奇了。1957年，他在回忆中又曾将参加团二大的南京代表谢远定说成是曹刍。既然施存统关于团一大的回忆不准确，那么，高君宇是团一大代表的回忆是对是错呢？经查阅大量团一大期间及其前后的历史资料，以及高君宇生平活动资料，都没有发现能证明高君宇参加过团一大会议的任何资料。1922年4月底，在广州曾召开参加全国劳动一大及团一大的中共党的领导干部会议，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李启汉、施存统、张太雷及各省党组织负责人谭平山、邓中夏、邓培、许白昊、易礼容等20余人出席。会议讨论并确定了党对即将召开的全国劳动大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的指导方针，以及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等问题。以高君宇当时在中共党内的地位及作用来看，如果他来广州参加团一大，是应当参加这次会议的，但却没有关于他参加该会的任何线索。同时，团一大代表报到名单、团一大第一次筹备会议出席者名单、总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分工名单，以及“团一大”开幕会来宾签到名单，都没有高君宇（高尚德）的名字。高君宇没有来广州参加团一大，最有力的证据是第一届团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会议记录。1922年5月10日晚，团一大代表们以无记名投票、过半数当选的原则，选出高尚德（高君宇）、方国昌（施存统）、张椿年（张太雷）、蔡和森、俞秀松5人为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林育南、张秋人、冯菊坡3人为候补委员。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二次会议记录，原件藏于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
次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会议，研究决定书记人选、委员分工、团中央机关所在地等重要问题。对于如此重要的会议，5位团中央执行委员中有4位到会，唯有高君宇缺席，说明他当时不在广州。5月12日，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细则》，这次会议又是仅有高君宇缺席。5月11日团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决定中有一项：“决定俞秀松、蔡和森、方国昌3人住上海；张椿年、高尚德2人住广州，高尚德未到以前，以候补委员冯菊坡代理其职务”。这就明确无误的说明：直至5月11日，高君宇（高尚德）还没有到广州，故需要候补委员冯菊坡在广州代理其职务。实际上，直至6月30日，高君宇也还没有到广州。团中央迁至上海后，据史料记载，于5月22日至6月14日召开的几次执行委员会会议，高君宇也没有参加，说明他当时没有在上海。而从6月18日起，高君宇开始参加团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而且凡会必到，再没有缺席（6月18日、6月23日、6月30日、7月7日、7月15日、7月26日、8月2日、9月2日、9月8日、9月16日、9月24日、10月30日）。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蔡和森、高君宇当选为党中央委员。10月30日的团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通过了蔡和森、高君宇、俞秀松提出的辞职，由朱务善、阮永钊、贺昌3人任团中央执行委员。此后不再任团中央执行委员的高君宇就基本上不再参加团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但他于1923年2月22日、3月20日、4月1日、4月12日、5月10日、5月14日、6月27日曾代表中共（C.P.）中央参加过团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以上史实可以说明，高君宇没有参加“团一大”会议，而是缺席当选为第一届团中央执行委员。1922年5月10日下午两点四十分，团一大代表大会讨论了选举中央执行委员办法，决定到会代表每人至多各提一人，用无记名投票的办法，过半数通过。当晚七点半召开大会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时，俞秀松提议高君宇，邓中夏表示支持。投票结果是高君宇以最高票（16票）当选。这反映了高君宇当时在青年团中的影响和地位。缺席当选，是有先例的。在中共一大会议上，陈独秀就是缺席当选为书记的。团一大高君宇缺席当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的同时，张秋人、林育南也是缺席当选为候补委员。
这是团一大选出的五位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从左上至右下依次为：施存统、张太雷、高君宇、蔡和森、俞秀松。五人的平均年龄为24.6岁。
从现在能查找到的关于当年高君宇活动的资料来看，说明他没有时间到广州参加团一大。1922年1月，高君宇作为中国代表之一，到莫斯科参加了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会议，并被推选为大会执行委员。大会于2月2日闭幕。会后，高君宇及部分代表又留俄数日，继续与俄共、青年共产国际及各方人士接触。直至4月，高君宇才从苏俄绕道柏林，巴黎从海路回到国内。回到北京，高君宇就和北京各界人士李大钊、邓中夏、陶孟和、谭熙鸿、高一涵等200多人发起非宗教运动，不久，成立了非宗教同盟。该同盟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员为骨干，广泛联系北京各学校的师生和各界的知名人士，会员很快发展到300人以上，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员几乎全部参加了非宗教同盟的组织和活动。4月4日，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在清华大学开幕，北洋政府派兵保护会场。青年学生纷纷集会反对。李大钊、邓中夏、肖子升和李石曾等12人作为发言人在《晨报》上发表《非宗教者宣言》，阐明了非宗教者的立场。北京的非基督教运动公诸报端后，各地声援电文纷纷而至。上海、武汉、天津、广东、直隶、杭州、保定、唐山、厦门、南昌等地的非基督教团体也纷纷建立，形成了自“五四”运动后又一次全国规模的青年学生运动。5月10日，在北京大学第3院召开非宗教同盟成立大会，到会者500余人，会上通过了同盟章程，李大钊、蔡元培、邓中夏等30多人被推举为干事。6月18日，经过非宗教同盟第一次干事会讨论，决定召集全国非宗教总同盟大会，筹备创办月刊。同月，北京非宗教同盟编辑出版了《非宗教论》，收录了李大钊、陈独秀、罗章龙和肖子升等人的文章。高君宇当时任中共北方地方委员会委员，又是非宗教同盟的骨干力量——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他极可能在京参与领导这次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而没有到广州参加团一大。中共太原市委党史研究室早就持此观点：高君宇没有到广州参加团一大。该研究室于1986年10月编辑了《高君宇文集》，其中《高君宇生平活动简表》作为附录收进文选，并在史实上作了核实。在提及某次会议时，基本上都是写“参加”或“出席”，如：“一九二一年三月三十日，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北大二院召开第四次大会。与李大钊、罗章龙等二十五人参加会议，并当选为组织委员。”“五月二十日，在李大钊住宅参加少年中国学会临时会，……”在提到“团一大”时，是这样表述的：（一九二二年）“五月五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被选为中央委员。”还有，“七月二十二日，被选为少年中国学会后补评议员。”
1986年10月，中共太原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辑的《高君宇文集》。
由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中央党史出版社2004年11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大辞典》也如此表述：高君宇“1922年1月参加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1922年5月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
前文已述，团一大25名代表名单全部确定以前，许多青年运动史研究文章都最多列出21人名单，唯有《广东青年运动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5月版）列出了25名代表名单，除已经考证、基本公认的21人外，该书认为其余4人是“上海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的梁鹏云、李启汉、彭大汉、吴海棠”。他们4人是团一大代表吗？不是。上海劳动组合书记部是工人组织，而非青年团地方组织，不会派出团一大的代表。有大量史料证明他们4人是全国劳动大会的代表，是作为来宾，与许白昊一起参加团一大开幕会暨纪念马克思诞辰104周年及欢迎全国劳动大会代表的大会的。他们中的一人在来宾签到薄上签下了五人的名字。此外，签到薄上还有许多劳动大会代表的签名。根据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文献资料记载，李启汉、彭大汉、吴海堂、梁鹏万（非“梁鹏云”）都是全国劳动大会的代表。李启汉于1921年8月任中国劳动组合部书记部干事。1922年1月，从上海到广州，组织香港海员罢工后援会。5月出席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提出《八小时工作制》、《罢工援助案》等提案，均为大会通过。
李启汉（1898~1927），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码市镇朝阳村人。五四运动期间，积极参加毛泽东发起的驱逐湖南督军张敬尧运动。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著名的早期工人运动领袖。1927年4月，被广东反动军阀秘密杀害，年仅29岁。
彭大汉是汉口人力车夫总会出席全国劳动大会的代表，在大会上提出了《组织全国人力车夫联合会案》。吴海堂是徐家棚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出全国劳动大会的代表，他在大会上提出了《中国在相当时期内的劳动运动，只作经济运动，不与闻政治案》，并与李树彝联合提出了《订定中国劳动歌及劳动旗帜案》。而梁鹏云，则应是梁鹏万之误。中文繁体字草书 “雲”与“萬”字容易混洧。广东省工运史研究委员会办公室的文章《在广州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经过情况及其影响》中写道：“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名单中，主要有：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张特立（国焘）、李启汉、梁鹏万……”梁鹏万，广东中山人，1912年进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当学徒。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6月与邓培等发起成立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职工同人会，任评议部长。1920年参加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1年7月，成为唐山社会主义青年团首批团员之一。1922年1月代表唐山社会主义青年团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同时在莫斯科经张国焘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2月回国后被派到上海，在劳动组合书记部从事工运工作。4月去广州参与筹备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而梁鹏云，也确有此人，但他当时仅是候补团员，并没有到广州参加全国劳动大会和团一大。
为何长期以来，谢英伯、叶纫芳、梁桂华、李峙山的团一大代表身份难以确定？这是因为在前苏联历史档案解禁，团一大代表报到名单公布于世之前，缺乏证明他们四人是团一大代表、参加了团一大的历史资料。原来考证确定团一大21名代表的依据，主要是现存的1922年5月5日团一大开幕会上的代表、来宾签到名单，及团一大前后各地方团组织与团临时中央、团中央通讯的内容。而以上4人的名字，在开幕会签到名单中却查找不到。笔者分析，这是与谢英伯、叶纫芳、梁桂华同时又参加了全国劳动大会有关。谢英伯不但是全国劳动大会代表，而且是主席团成员之一。叶纫芳作为团一大的代表，同时又参加了全国劳动一大，并在参加劳动大会签到时明确写为：“潮汕社会主义青年团叶纫芳”。梁桂华是佛山理发工会的会长，他还联合土木建筑、裱联、皮革和制饼等工会，成立了佛山市工人俱乐部，当然会积极参加全国劳动大会的议程和活动。全国劳动大会于5月1日至6日召开，团一大于5月5日至10日召开，其中5月5日、6日两天两会是重叠的。5月1日下午团一大召开第一次筹备会议时，广州代表仅陈公博一人参加，而谭平山、谭植棠、谢英伯及潮汕代表叶纫芳、佛山代表梁复燃、梁桂华都没有参加，这是因为当日全国劳工大会代表偕同广州工人群众数万人举行示威大游行。12时在第一公园开大会，会后全市大游行，晚上举行提灯会，参加者五万人以上。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谢英伯所在的互助社都是这天活动的主角。据当年《广东群报》报道：谭平山“亲担大红旗先行”“次有互助社色马，各社员演扮各种魔鬼……。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化妆亦大有可观，团员数百人随同巡行。……至各工会狮子等物，则多至不可胜数。而参观巡行之男女不可胜计。及晚间之灯会，良独辉煌。牌灯如鲫，其热闹情形与日间巡行同一状况云”。可以想象，组织如此大规模且内容丰富的群众活动，广东青年团组织必定会全力以赴，故广东团组织的骨干谭平山、谭植棠、谢英伯，潮汕团组织代表叶纫芳、佛山团组织代表梁复燃、梁桂华都要参加以上活动，没有参加团一大筹备会议，仅有陈公博代表参加会议。
团一大旧址东园门楼。
5月5日，全国劳动大会仍在广州河南机器工会开会到十二时，下午一时代表们到东园参加团一大开幕会暨欢迎劳动大会代表会。当时与会的劳动大会代表有上百人，各界人士赴会者共达1500人。在来宾签到簿上签名的仅为少数，有相当多的与会者没有签到。而同时又是东道主的广东代表谢英伯、叶纫芳、梁桂华、梁复燃，应有不少事务要参与。特别是谢英伯既是广州工人互助社的领导，又是全国劳动大会主席团成员。梁桂华则要接触关照许多从邻近广州佛山来的工人，应更为繁忙，他们没有在大会来宾签到簿上签到，是可以理解的。李峙山，实际上她早在团一大会前已被确定为天津团组织的代表。赵朴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及其前后的若干问题》中分析到：“天津地方团出席一次大会代表的确定，也有一个过程。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二日天津团写给施存统的信中说：已‘举定李峙山女士为赴会全权代表’，并已将天津S.Y.的详细计划及提案交给李峙山。但是在得知会议改在广州举行以后，三月二十八日又写信说：‘经费实在困难’，如不能解决，‘则将以书信表示意见或委托北京代表为代表。’据此，我们分析天津团出席一次大会代表由李峙山改为吕一鸣，当在四月上旬”。这个分析结果有误。实际上，天津团组织的代表不是由李峙山改为吕一鸣，而是二人都是天津团组织出席团一大的代表，并来到广州与会。这可能是由于后来经费得到解决，故二位代表都来参加会议。李峙山最终决定来广州与会，很大可能是与后来决定全国劳动大会也在广州召开有关。1922年4月10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报刊上发表了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通告；12日“向全国各地劳工团体”发出开会“正式通知”，决定5月1日起，在广州市召开5天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而李峙山的丈夫、湖南劳工会驻沪办事处代表谌小岑决定参加全国劳动大会，于是李峙山就与谌小岑一起来广州与会了。但李峙山到广州向团一大报到后，却于5月3日犯病住进了广州东山医院，直至会议结束后，故未能参加团一大会议，因而在现存的团一大会议期间的史料上没有关于她的记载。故以前难以确定她为团一大代表。直到历史档案中团一大代表报到名单公诸于世后才得到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