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理性分析 倾听心声
服务青少年发展
疫情突如其来，“新就业形态”也是突如其来。作为新职业从业主体，新职业青年的成长发展、职业观念和生活特征，不仅成为一种新的文化现象，更关系国家未来发展方向。
共青团中央为此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提出了关于促进新职业青年成长发展的团体提案，这个话题引起了代表委员和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
供应链管理师、人工智能训练师、数字化管理师、物联网安装调试员，他们是科技潮流的新生力量；网约配送员、公共营养师、农业经理人、城市网格管理员、在线学习服务师，他们让生活便利多彩；职业UP主、社区主播、全媒体运营师，他们是奇思妙想的潮酷玩家。
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为一大批形态多样、分工精细的新职业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新职业从业人员已经成为劳动力市场中不容忽视的群体：2018年，第三产业中数字经济就业岗位13426万个，同比增加16.6%。2019年，共享经济服务提供者达到7800万人。这个庞大的以青年为主体的新职业群体，一方面，紧跟科技前沿，密集诞生于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新技术领域；另一方面，向下扎根，在数字经济和大众消费融合发展的催生下，在生活服务业中大量涌现。3月18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统计局发布了易货师、调饮师、密码技术应用员、碳排放管理员、工业视觉系统运维员等18个新职业信息。至此，仅2019年以来，就有4批56个新职业纳入“职业版图”。向上是梦想，向下是生活。这些青年的职业生态如何？会有怎样的“成长的烦恼”？王永博是中建二局二公司郑州中建智城综合管廊建设管理有限公司运营维护管理部经理，就是这一批被“转正”的新职业从业者——管廊运维员，“中国管廊里程极速增长，管廊运维更具专业性。纳入新职业，说明社会管廊运营管理人才的需求较大，也更加受到重视，对管廊运营企业和个人都是利好”。和管廊运维员一样，新职业的出现并非短期现象，也不是职业内容的简单更新，其背后反映的是我国经济发展与产业升级的前沿方向，更是技术进步、组织与商业模式变革以及需求升级带来的长期趋势。“新职业青年是经济社会发展新领域、新行业的晴雨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王阳认为，从当前来看，无论是在供给侧结构改革一端还是在需求侧管理一端，新职业青年的成长发展对未来5年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朱健刚长期关注新职业青年的成长发展。“此次‘转正’的新职业，大多与互联网新技术以及相关的社区治理和服务联系密切，将进一步扩展以Z世代青年为主体的新阶层。”朱健刚介绍，所谓Z世代，是指在1995年至2009年出生的人，深受互联网、即时通信、短讯、MP3、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等科技产物影响。“他们是我国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受益者，在全球化、城镇化、现代化、电子化等发展趋势的影响下，享受着空前丰裕的物质文明、愈加开放的精神世界以及日益完善的公共服务。”朱健刚说。作为“互联网+”时代的“原住民”，新职业青年获得了全方位的科技赋能，他们密集参与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全新领域，代表着新的时代方向，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也成了这个时代成长与发展的需要。“新职业的发布，对于增强从业人员的社会认同度、促进就业创业、引领职业教育培训改革、推动产业发展等，都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青少年与教育社会学研究室副主任朱迪，参加了此次和团中央合作的调研，她认为，被列入新职业之后，相关部门就会开发职业标准，规范行业秩序，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培训，这对于从业者的职业发展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也正是因为纳入职业大典的意义重大，朱迪认为：“还需要进一步明确这些新职业跟传统职业的区别、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意义以及前瞻性。”阿银是成都AG超玩会电竞战队的运营主管，队员们平均年龄只有21岁。此前很多媒体都关注到电竞职业选手的教育问题。“这一点上需要俱乐部和赛事联盟乃至整个电竞行业环境等多方面的正向引导。”在阿银看来，近5年电竞产业在中国发展迅速，电竞选手在职业生涯期间的成长、教育和保障，以及在退役后的人生规划，都较以前有了比较系统的改善。在阿银和她的小伙伴们看来，收获财富之外，发现自我、持续进阶，是他们被新经济赋能的更大意义。“和其他许多职业一样，都会有一个不断学习、成长和进步的过程。”阿银认为，一名成功的电竞职业选手，应该有其过硬的电竞实力和端正的职业态度，再加上较高的综合素质，“如何不让年龄成为弊端，不让游戏成为‘原罪’，在目前这个阶段也仍将是我们的前进方向”。新经济的创新模式之下，许多青年的潜能被激发，能力边界被不断拓展，从业年龄也不断突破传统的限制。这就对职业发展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一方面对接学校教育和职业教育，另一方面又能在后续发展中有明确的职业规划。“要把促进新职业青年的成长发展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课题来研究、推进。”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主任王学坤表示。从共青团中央对新职业青年的调研来看，与传统职业相比，新职业在劳动关系、从业手段、就业形式等方面都有很大不同。从合同雇工到劳务派遣、从实体服务到虚拟环境、从定时定点到随时随地，新职业的灵活性更强、自由度更高，一定程度上属于“浅就业”。“我们传统行业，做一个项目就是一辈子甚至几辈人来做，但‘新职业’的生命周期很短。”上海市人大代表韩若冰也注意到新职业随机、碎片化的特点。新行业有着极强的造富、造星能力，吸引了很多青年，“但对从业人员的引导和培训尚未跟上，他们迫切需要职业规划，如果没有这方面的教育，这些行业带来的负面效果就会显现”。在具体的人才培养方式上，全国政协委员肖新光认为，要对应不同职业、岗位所需有所侧重，“有的岗位需要匹配高等教育的知识结构，有的需要职业教育供给相应的专业技能，而有的不具有通用技能的职业属性，因此要因材施教”。如果你关注网络文学，管平潮的名字你一定不陌生，他的作品《仙剑奇侠传》《仙风剑雨录》红透了网文圈。现在，和网络文学牵手已经18年的管平潮，又多了一个身份：作为浙江省政协委员，在杭州白马湖畔的中国网络作家村当起了政协委员会客厅的“厅长”。“在这个领域扎根久了，越来越能感受到，这一群体的声音值得倾听和关注，并且需要正确有力的引导。要让网络作家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递者，展现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网络作家村政协委员会客厅成立后不久，就组织了“关爱新兴网络作家的成长”系列活动。在活动中，浙江省政协、作协代表，文学网站代表，网络文学作家代表共同探讨新时代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的机遇与挑战。“没想到一场简单的沙龙，能把网络文学生态链上的各端都凝聚起来。”管平潮希望通过政协委员会客厅这样的平台，能更多关注青年网络作家的成长，这些青年不像传统行业那样有所谓的“单位”，他们更需要一个组织来分享成长、交流困惑。新职业为新经济赋能，给了青年更多实现自我的可能。像网络作家一样，很多青年通过社交平台和电商平台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并以此取得生活收入。《走向更好的自己：2019小镇青年报告》显示，“摄影师”“演员”“歌手”“情感博主”等曾经作为城市青年寄托艺术情怀的职业，如今成为小镇青年的真实生活。正是新业态的出现和成长，为他们提供了依托“空闲经济”实现职业发展的可能。但也正是因为这种分散的分布状态和频繁的互联网使用，容易模糊现实与虚拟的边界，影响其社会支持网络的建立。山东省政协委员张法水也关注到了新职业青年的归属感问题，“新职业青年相对于传统从业领域，他们所从事的行业比较新，大多是体制外的，社会支持网络也相对弱。建议拓宽新职业青年的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途径，提升他们的参与感和获得感”。“总体来说，他们对未来社会流动和职业前景持积极态度，但近半数对工作所在地缺乏归属感，也说明他们在职业认同和社会融合存在一定问题。”朱迪说。常凯3年前来到北京，成为一名外卖骑手，“每一天都在和时间赛跑”。和身边的很多骑手一样，常凯希望能在北京多挣点钱，然后回老家做个买卖成家立业，或者找一份更稳定一点的工作。这几年在线经济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在疫情影响下，外卖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最密切的元素之一，再加上之前媒体的报道让大家关注到了骑手们的生存境遇，“多了很多理解和尊重”，这让常凯倍感温暖。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还作为行业代表，成为一名全国青联委员。常凯和很多同行聊过，如果不干骑手了，干什么，“他们也不知道”。最让他们担心的，还是每天在大街上“裸奔”，每天3元的意外险，都还是从自己工资里扣，父母和亲朋也都很担心他的安全，“心里不踏实”。有数据显示，2020年，饿了么平台注册的网约配送员平均年龄31岁，90后占47%，八成来自农村。美团平台网约配送员中，大专及以上学历达到24.7%，有25.7万人来自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朱迪也在调研中发现，新职业青年往往工作时间长、压力大、风险高，主观评估失业可能性高于一般在职青年，他们生活的压力则主要来自收入、住房和子女教育，“他们中有近七成表示未来可能返乡工作，返乡后大多数选择创业或做小买卖”。现实是，新职业青年不全是前沿科技的弄潮儿，不全是高薪小众的职业玩家，不全新颖、时尚、潮流、炫酷、不食人间烟火，他们更多是扎根生活的寻常青年，需要面对一日三餐、生老病死。如何为这些青年筑好巢、引好路、兜好底，成为很多代表委员及专家关注的问题。团中央的调研报告显示，新职业青年希望政府提供的服务排在前三位的是：完善社会保障政策、维护劳动权益、完善相应就业政策和服务。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副院长李迎新认为，新职业要发展好，需要配套相应的法律法规，健全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机制，完善监管体制，保障新职业从业人员的合法权益，才能引导建立良性循环的市场竞争和社会服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