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不在纸上

昌都，金沙江支流

距离第一道关卡还有200米，司机仍然怕被识破，虽然我穿着一件迷彩服，又用一顶破帽子遮住脸。

“穿这衣服的要么是当兵的，要么是民工，”他说，“可是你既不像当兵的，也不像民工”。我的心一紧，恨自己怎么不被晒黑些。

已经没有时间再犹豫了。我迅速从面包车副驾驶跳到最后一排，钻进后座的横排座椅躺下，心想如果被查出来，就说自己喝醉酒睡着了。

我半睁着眼睛，望见道闸杆长长的影子从车窗上划过，心中第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

“你可以出来了！”几分钟后，司机兴奋地吆喝。按照我们事先的约定，过了这道关卡，他就可以拿到500元车费。而我还需要冲破第二道关卡，否则前功尽弃。

两天前10月11日凌晨，金沙江川藏交界处发生山体滑坡，形成堰塞湖，致使下游数万人转移。我要去的，正是滑坡现场。

一

灾情发生不到24小时，从四川甘孜和xz昌都通往滑坡点的道路，都实施了交通管制，除了救援车辆，其他车辆不被允许进入。前一天晚上，我被拦截在这道关卡，无功而返。

11日中午获知灾情发生后，一直在纠结有无去现场的必要，险情没有造成一个人伤亡，数万人员安全转移，但堰塞湖威胁区域广、人数多，且水位还在持续上升，如利剑悬顶。

如果这是一起纯粹的自然灾害，媒体确实不应该“炒作”；可随着涉险转移人员数字不断攀升，附近村庄被淹没，我意识到，“无一人伤亡”恐难将其认定为纯粹的自然灾害，滑坡体量如此巨大，事先可有征兆？监测部门是否注意到这些征兆？

11日晚，我决定去现场，走完报备流程已将近晚上10点。此时，另外一组直播记者已经从北京和上海出发，飞成都，再转机康定，从甘孜白玉县向西逼近现场。为确保有人先到，我选择从xz向东进发。

当日已无票。12日凌晨4点起床，6点20从成都飞昌都邦达机场，再坐两个半小时大巴到130公里外的昌都市区。（后来才知道，邦达机场距离是全世界距离市区最远的机场，而4334米的高海拔，位列世界第二）。从昌都市到江达县，还有380公里，班车需要近6个小时。这还没完，从江达县到始发地波罗乡，还要跋涉70多公里。

昌都位于藏东南，地处横断山脉，高深深壑将大地切得支离破碎，路上折损的时间，是突发事件采访最大的成本。这是最糟心的体验，即便我凌晨4点出发，赶到江达县已是晚上6点，路上耗了一整天。

江达县城沿着逼仄的河谷一溜排开，一些峭立的岩石像燃烧过后的煤球，泛黄泛白，仿佛一推就倒。各种救援车辆在县城穿梭，尘土飞扬。我包车的一个藏族司机说，到波罗乡滑坡位置已经封路了，能否送到不敢保证。

发生重大事故第一时间交通管制，封锁现场，有助于救援工作有序开展，但这往往也给媒体采访设置了障碍，不管这障碍是否有意为之。近些年，突发事件增多，官方也积累了应对媒体的丰富经验，交通管制和高密度新闻发布会，是制胜法宝。

不难理解这套“组合拳”的效果，交通管制并封锁现场，增加了记者采访的时间成本，此时高密度的官方新闻发布会，自然在信息空档期主导舆论走向。

我思忖着，当晚一定要赶到现场，哪怕只是拍下一张图片。我让他尽量把我送到，价格还可以商量，既是当地人，总会有些办法的。车子开了20公里，在普同乡附近的检查站，十多辆车堵住了道路，我们也被拦截下来。交警说，里面危险，除了救援车辆都不让进。

司机的解说没有起作用，我又表明身份，递上证件。交警说，原来你是记者啊，这不刚才还有两个记者，也没让进。我过去一看，原来是新京报两位同行，他们大约半个小时到此，几番沟通无效，正僵持着。

我给昌都市网信办打电话，对方态度虽好，但掩饰不住获知我们已到江达县城的惊讶。中午联系她时，劝我不要来或者留在昌都市。她说，这么晚进去不安全，需要找当地宣传部长协调，于是给了我江达县宣传部长电话。

部长电话未接，反复多次。我又给昌都网信办致电，她竭力陈述进去的危险和无意义，我则坚持自己可以搞定安全，只要他们放行即可，我说既到江达，都跑了1000多公里，不可能就这么回去，让她再去请示。

事实上，这种沟通难凑效，双方无法建立真正的信任，这源于不同的价值观和诉求。其次，双方也很难就一次采访报道，达成共同的关注重点。尤其是这类灾害报道，媒体的本能驱动是挖掘原因，而他们希望为救援唱出赞美。

后来我才知道，此次滑坡事故发生后，昌都更是在距离滑坡点50公里外，就设置了第一道检查站，在距离滑坡点20公里左右的地方，还有第二道检查站。我不明白，如此大范围的交通管制，是否真有必要。滑坡点波罗乡并不在堰塞湖下游，管制区域内还有多个村庄和工地，工人们抱怨连蔬菜都不许拉进来。

这些障碍已是“新常态”。去年四川茂县发生高位垮塌，100余人被掩埋，当日傍晚，垮塌点几公里外，车辆已无法前行，滑坡现场，也拉起了警戒线，进入采访的记者需要当地派发的许可证。出于安全考虑，这无可厚非，可意味深长的是，我所在的媒体偏偏不被允许进入。（最终我们当然进去了）

这处检查站一边是湍急的河曲，另一端抵靠一座山头，不仅有人员把手，还设置了障碍物，抄小道的选项被否决了。不过，一些摩托车似乎没有被询问，就径直开了过去。

折腾一个小时，仍然没有获准通过。已到晚上9点多，司机也失去了耐心，我跟新京报两位合计，先折返再想法子。这二位连夜开车去甘孜白玉，问我是否同行，我有同事正在赶往白玉，我便继续留江达尝试突破。

二

救援人员太多，县城条件稍好的酒店都被预订一空，只剩下一百多块钱的招待所。当日的挫败让人难以踏实入眠，加上高原呼吸不畅，次日7点多醒来，大脑嗡嗡响。

我一边在县城寻找摩托车，一边手不离机查找电话，如果最糟糕的结果出现，最终无法到现场采访，那么熟悉当地情况的专家，应该知道一些内情。

问了几十辆摩托车，无一人愿意前往，“封路了，而且骑70多公里太危险”，他们说。包车600元的价格，给1000他们也不敢跑。原来昨晚骑车进去的是当地村民，这种在县城跑客的野摩的，亦不被允许进入。一辆救援车辆倒是愿意搭上我，但他们昨晚就被要求停在县城待命，不知何时出发。

扫兴回到旅馆，继续通过各种渠道寻找知情人。幸运的是，我找到了xz国土资源厅一位专家，他告诉我，滑坡点原本是被列入隐患的，但由于那里“荒无人烟”，没有作为重点区域监测，“没有上设备”。

他还告诉我了一些监测工作的流程和当下工作安排，至于这次滑坡是否存在工作纰漏，他表示不便评论。我理解他的苦衷，出于对信源的保护，我不能具名报道，也无法透露更多可能暴露他身份的信息。

从512地震到水漫京城，从天津大爆炸到茂县垮塌，“天灾”总是伴着“人祸”，不管这“人祸”大小，是否可以被原谅。这一规律再次被言中了。

关乎负面指控，独立信源仍然有风险。随后，我又在对另外两位专家的采访中，确认了这一信息。此时，媒体对此次滑坡的报道，铺天盖地是堰塞湖水位情况和救援工作的如火如荼（这当然也很重要），但对于灾害原因追问的缺席，却是不正常的。

我迅速敲出这则1000多字的消息，传回后方，几个小时后，它出现在澎湃新闻网页上。很快，各大门户网站也都转载。在舆情管控日益严苛的当下，这可能是此次险情唯一一篇触及灾害原因的报道。

这篇消息仅仅存活了一天，但在个别网站，现在仍然能够搜到。

次日，一位“大领导”找到我，气急败坏批评报道时机不对，给救灾添乱了，说藏区报道如何如何特别特别敏感，问我的大局观去哪里了。

添乱？有救援人员因为这篇报道懈怠工作了？或者，有灾民因为这篇报道拒绝撤离？每每发生灾情，总有声音指责记者给救援添乱，那么，请你们回答以上问题。唯一被“添乱”的，可能是有关部门，因为这“破坏”了大好的救援宣传导向。

至于藏区报道如何特别敏感，恐怕只是回避问题的挡箭牌。本身是一起自然灾害，严重点可能某些工作存在纰漏，为何偏偏要上纲上线，让自己也下不了台。至于大局观，我不懂。

他还想知道是谁接受了我采访，据说他们问遍了国土资源厅的专家，均否认接受过采访。谁接受采访不重要，重要的是事实本身，如果有关部门确实在重点监测该区域，你可以拿出证据啊。

他没有提供证据，我也没有告诉他信源。

三

当日，继续尝试进入现场。无计可施，我随意在县城找人搭讪，询问他们是否认识波罗乡或那附近的人，以便让里面的人出来接应。

柳暗花明出现在一家餐馆里，这位藏族服务员告诉我，她认识一个在波罗乡工作的朋友，此人好说话，讲义气，也许可以帮我。从她质朴的笑容里，我相信此人可靠。

下午，我见到这位帅气的藏族小伙儿，原来他正是第一道检查站的交警，还说昨晚曾见到我被拦下。他已经连续值班两天两夜，正要回家休息。他说如果他带我进去，可能会丢掉自己的工作。

我既尴尬又失望，只能和盘托出，痛陈自己辛苦赶来种种不易，又夸赞他如何帮助朋友（从服务员处打听的），希望得到他的帮助。最后，这位善良的小伙儿竟然被说动了，他自己不便带我，但答应带我到检查站附近村子，找一辆村民的车。

他载着我一路狂奔，路过小卖部时，我下车买了一件迷彩服和一顶遮阳帽。他去找车，随后又回到检查站配合我们经过。附近村民跟检查站人员熟络，而且又有他的配合，通过第一关应该不难。

“只能帮你这么多了，”他用并不流利的汉语说，“后面的能不能过，就看你运气了。”

感激这位朋友相助。其实，我至今没有搞清楚哪句话说动了他。来去匆匆，采访结束回程，他电话叮嘱我注意安全，却未能再见一面。

没多久，一辆面包车出现在小卖部门口，司机见我的装扮与肤色气质不符，于是有了文中开头的担忧。幸运的是，在我躲进后排座位，加之那位朋友的帮助下，我们顺利冲过第一关。

如何通过第二关仍是难题，那里距离波罗乡滑坡点还有20余公里，如果在此被拦截，将功亏一篑。

一路上，我琢磨了好几套方案，附近有个采砂场，我装作成农民工，但司机师傅说细看肤色不像；或者我扮成救援人员，但他又说气质不符。我问他，附近可有熟悉的亲戚或朋友，他说他妻子的娘家就在不远处，我说那你叫几个亲戚过来，我混在你们中间。

师傅是个聪明人，他说他妻子正好有个妹妹，和我年纪相仿，就佯装我是他老公吧，一家当地人带个外地亲戚过来，总不至于被找茬。这样，我也不用穿迷彩服各种别扭了。于是，他把这位姑娘和其他三个亲戚叫上车，我混在其中，挨着姑娘坐下。

我们简单对了台词，以便被问起露馅儿。姑娘兴奋得拍视频发抖音，我忐忑地提醒她，千万别把我放进去，也不要提及今天的事。

靠近第二道检查站，一个人示意停车。“哪里的？”那人问。“下面村的，回去呢。”司机回答。那人把头朝车里看了一阵，可能发现坐着一车藏族人，没有留意到我，做了个放行的手势，通过。

当日晚上6点左右，我赶到了波罗乡的滑坡现场。洪水已经退却大半，但滑坡留下的庞大的土石暴露眼前，仿佛大自然狰狞的面孔。岸边，一位喇嘛长久望着对岸的波罗乡，几声乌鸦叫声从头顶掠过。

可能由于前面两道封锁严密，这里并没有多少针对媒体采访的限制。我穿过一道警戒线，朝着堰塞湖的方向走去。

四

突然，迎面走来几个官员模样的人，我佯装没看见，继续朝前走，擦身而过的时候，一位黑乎乎的大肚子男人瞟了我一眼。过了会儿，身后有个声音喊道，“小伙子，回来。”既然没提我的名字，我也没有理会必要。

很快，两名男子出现在我身边，询问我是谁，来干什么，此时已无法隐瞒，我便如实告知。随后，黑乎乎的大肚子男人过来了。原来，他就是江达县宣传部长，他一边查看我的证件，一边问我进来采访给谁报备了。

我说在昨晚给你打了那么多电话，你都没接，拿出手机给他看通话记录。确认我身份无误后，部长的脸色变得柔和起来，他问我是怎么进来的，不是都封路了吗？我说我走进来的，他说70公里啊，我说早上就出发了，走了一整天。

为免给司机带来麻烦，我给他发信息，让他先回去，不用等我。不过，我忘记让他把我衣服留下，此前为过关不引起注意，我脱掉了冲锋衣，现在只剩一件毛衣。

现场，只有两个央视的记者在采访，我说不是所有媒体都不让进来吗？部长说，他们是经过报备的，那我现在报备行么？他又说现在信息发布都由指挥部统一安排，他无权做主。既不接受采访，又一直跟着我，这是什么意思呢？

夜幕快要降临时，我终于甩掉了尾巴，一直走到了半截路的尽头，采访了水位监测人员和一些被安置的喇嘛。一位年轻喇嘛获知我无车回去，热情邀请我在寺院的宿舍住下。

但我还想去附近的另一处喇嘛安置点，便告别lama，徒步前往。天很快黑了下来，又下起了小雨，手机电量所剩无几，隐约的恐慌竟浮现出来。

大约走了一公里，我拦下了一辆摩托车，师傅是附近一处工地的工头，他爽快地将我带到安置点。安置点距离波罗乡有7公里，抹黑走过去要一个小时。采访结束后，好心的他又带我去工地吃晚饭，陪我围着火塘坐到深夜，聊起许多过往。

当晚雷鸣电闪，最终也没等到一辆回程的顺路车，我与工友们挤在那张5个人的通铺上，在此起彼伏鼾声中，度过了兴奋而焦虑的一夜。

次日，我又去波罗乡和安置点走了一遍，中午回到江达县城，便被要求与那个上文提到的“大领导”见面。（此处有省略）

“大领导”很生气，以至于谈话从普通话变成了方言，最后还吐出了脏字。谈话的结果是，要求我当晚离开江达。“xz现在不欢迎你了。”他说。

可是，xz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你有什么权力禁止我来xz？至于欢迎与否，于我都没有意义。

我说，今晚可能没票了。对方不答应，多次来电询问，最后说，那就让公an局联系你。

我把手机调整飞行模式，在江达县城漫无目的地溜达，天黑以后，才回到旅馆。

但当天夜里，jc还是敲响了我的房门。

2018年10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