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大佬们一再鼓吹996？

文 | 陈露

前几天讲了《劳动法管不了996》，觉得一些人的认识还没有到位，同时，马云再次对996进行发言，并谈到”法律自有规定摆在那里，这个问题并不是关键“，所以今天有必要再接着讲一讲。

首先，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要实现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我们先不考虑扩大再生产，那离我们太遥远），需要什么条件呢？很显然，要满足最基本的衣食住行，还要给劳动者足够的时间、精力、资源，让他们能够养大至少两个孩子。也就是说，我们即使不把劳动者当人看，仅仅是把他们当做生产中暂时还必不可少的一个零部件，至少也应该让他们能够坐稳了“三个奴隶”：上班做工奴，下班做房奴，回家做孩奴。

对照一下现实，坐稳这“三个奴隶”，按理说只是我们这个社会维持存在的最基本条件，但是，身边有谁要真能坐稳了“三个奴隶”，简直就不是奴隶了，而是妥妥的成功人士：有稳定工作、交得起房贷、生得起二胎，不是成功人士是什么？换言之，我们这个社会，能坐稳”三个奴隶：“本身就是一种幸福。也难怪马云能公开的说：996是一种福报。

那么，接着要讲的就是，为什么多数人想做奴隶而不可得，却能够维持下去呢？上一节我们讲到，我们这个社会的劳动关系是建立在少数垄断就业岗位的寡头雇主对茫茫多的零散劳动者这样一种不平等的基础之上。在这种不平等关系下，零散的劳动者陷入一种“逐底竞争”的囚徒困境：雇主选择的，永远是能够满足工作需要的劳动者中报价最低的一位。所以，理论上来说，工资标准应该是被压到上面说到的能够坐稳“三个奴隶”的最低限度。

但实际上，这个限度被大大突破了。因为在我们这个社会，一些条件使得劳动者能够进一步把报价压低。去年有经济学家提出“六个钱包”理论，就很能说明问题。正所谓“不逼一把永远不知道自己的父母多有钱”，由于计划生育下漏斗形的人口结构，“六个钱包”买房成为新常态，这降低了资本家开出工资标准的下限。原本资本家要雇佣劳动者“996”，开出的工资好歹得让人家能买得起房，至少也要租得起房，但是，“两个钱包”做不到的事情，上一代“四个钱包”补了上去。

类似的，在时间上，稍有常识就应该知道，“996”工作制下，劳动者本身是不可能养育子女的。我们这个社会虽然生育率雪崩，但还能偶尔听到小儿夜啼，也无非是因为上一代掏空“四个钱包”之后，又伸出了育儿的八只手。

说完了住宿和育儿，还要加一个，通勤。按照市场经济正常的发展逻辑，一线城市的膨胀会碰到市场的制约：房租的上涨带动工资的上涨，通勤时间的上升带动劳动时间的下降，当工资上涨、工时下降给企业带来的成本上升大于一线城市的集聚效应给企业带来的效益增长时，一些企业就会选择远走他乡。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上面已经说到，住宿的压力完全转嫁给劳动者及其家属，通勤也是如此。劳动者为了能够挤掉自己的同行，只能越住越远以便能够降低住房成本，从而开出更低的价码以保住工作。

结果，“不逼一把永远不知道自己的父母多能干”，在一线城市周边的一些地方，比如说河北的燕郊，一些进京务工人员父母甚至凌晨起来帮子女排队等公交。如此全家上阵，目的是既享受燕郊的低房租，又享受公交的低成本，最后能够用更低的报价压倒竞争者，保住自己的饭碗。而在另一端，劳动者竞争的结果，是老板在一线城市能够以更低的成本雇佣到合适的员工，同时又能享受到一线城市的集聚效应。

以上，996有这么多的好处，怪不得马云说996能给他带来福报。

当然，不是每个劳动者都有“六个钱包”可掏。掏不出来的，被称为凤凰男（女），所以一句口号：嫁人不嫁“凤凰男”，娶妻不娶“凤凰女”响彻了中华大地。不仅在婚恋市场，在职场上，最先出局的也是这些人。特别是，但凡有些发展前途的职业，雇主会很机智的把发展前途本身作为报酬的一部分，从而压低了货币报酬。这就从源头上杜绝了寒门子弟的上升之路。

所以说，在少数垄断就业岗位的寡头雇主对茫茫多的零散劳动者这样一种不平等关系下，劳动者只能争相把自己的家底掏空。不仅要掏空自己，而且要掏空全家。过去计划经济时代我们讲奉献，顶多就是讲“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现在市场经济时代我们要讲的是“坑了自身坑父母，坑不了父母断子孙”。

以上说的是劳动者之间的逐底竞争。

有人讲了，为什么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和工会不管这种事情呢？这里就不得不讲地区间的逐底竞争。我看了几十年报纸，发现我们的新闻工作者很可爱——一开始我以为他们是假可爱，接触多了之后，我发现他们是真可爱。为什么说他们可爱呢？因为看了几十年报纸，尤其是主流报纸，讲的从来都是“XX部门应当XXX”，但他们从来没有跟我们讲过，如何才能让“XX部门”真的能够“XXX”。

比如说，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为什么不查呢？因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只不过是地方政府的一个组成部门，负责人是地方党委任命的。就算是哪个地方的人民政府下决定查一查，真的去贯彻落实《劳动法》，把“996”搞成了“955”，资本家立马就会卷铺盖走人，末了还要丢下一句：这地方营商环境不行。

所以，很多经济学家都很推崇我国的地方政府竞争模式。平心而论，这种模式在激励干部攻坚克难、干事创业上确实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在政商关系上，却被扭曲了。结果，使得政商之间，也陷入了一种少数垄断优质产业的寡头投资商对茫茫多的零散地方政府这样一种不平等的关系之中。

诚然，不明真相的投资商被胆大包天的地方政府“关门打狗”的案例并不是没有，但我们的媒体总是按照惯性思维强调“官骗商”，却没有强调更多存在的“商骗官”。现在一些看似优质的企业在招商谈判时强势到什么程度呢？土地要白送，税费要减免，厂房要代建，全部答应后，才能坐下来继续谈一谈政府该往里头贴几个亿。

在这种不平等关系下，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肯定是不能乱来的。至于零星的劳动仲裁、劳动诉讼，也不用怕，我就说一句，裁判文书是要上网的。劳动者打赢官司，顶多让老板赔你几千甚至几万，但案底要留一辈子，无论以后去哪里求职，都逃不过HR的背景调查。所以，奉劝大家一句，不要因小失大，赢了官司，输了人生。

以上说的是地区之间的逐底竞争。

放大一点，国与国之间，是不是也是如此呢？很显然，也是这样的。很多人还有一种幻想，也就是把“996”看成是由于我国综合国力还不够强大带来的暂时性现象。随着国家综合实力提升、技术水平进步，肯定会使劳动者的状况得到改善。

要说这个，就不得不说回到民国。前几天引用了1929年南京蒋记国民政府发布的《工厂法》选段。可以看出，即使是反动如蒋介石，居然也要在法律上装模作样的规定“八小时工作制”。这里又要插一句，民国也不是很多人想象中那么差。比如说，1929年的时候，据统计，上海各行业工人的平均工时大概只有10小时多一点，远低于“996”的水准。这倒不是说蒋介石政府宅心仁厚，而是说他们腐败无能，营造不出好的营商环境。比如说，茅盾先生的《子夜》，讲的就是那时候工人、工会、工贼和资本家如何互动的故事。而且那时候上海有共产党，江西有红军，资本家又哪里敢欺人太甚？

这个规定“八小时工作制”的《工厂法》发布后，在当时同样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很多资本家表示反对，理由是：民族工业还很幼稚。这话是不是听着很熟悉？90年前，他们说民族工业还很幼稚，所以应该放开剥削。那好，现在过了90年，还幼稚不幼稚？又或者说，现在因为我国的不发达状况而默许剥削，那么，再过90年，到2109年的时候，中国经济幼稚不幼稚？

谁要信了这个，只能说他自己很幼稚。很多人现在鼓吹，中国要是停止了“996”，马上就会丧失竞争优势。然而，最高指示说，要“牢牢把握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们听了大概会吓的逆竖头破裂。这届人民群众居然提出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届党和政府居然还想方设法为人民服务，怕不怕？

太可怕了。因为“996”根本不是国际逐底竞争的底。就算搞个“7-11-7”，不是还留了八小时休息时间吗？而中国这种老龄化加少子化的年龄结构，又能“996”拼到什么时候呢？上面也讲了，“996”以掏空“六个钱包”为前提。而有“六个钱包”可掏，是因为在过去上一代人还薄有积累，还有东西可掏。等到“六个钱包”都被掏干净，又如何能够“996”呢？而在别的发展中国家，最大的社会问题，可是满坑满谷没有美好生活需要的年轻人找不到工作岗位。所以，你要靠“996”，即使没有国际竞争，也会因为年轻人生不出孩子而完。更不用说，一旦出现比你更狠的“7-11-7”国家，完的更快。横竖都是个完。怕不怕？

有什么可怕呢？资本家没有祖国，资本更没有。吮吸干中华民族的血汗之后，他们又可以去吮吸其他民族的血汗。而贫贱是不能移的。所以，马云第三次谈996时偷换概念，将996与中国社会的成就强行绑定的说法，是忽悠不了人民的。

所以，谁要是鼓吹“996”，打定的主意必然就是让中华民族从此自绝于世界民族之林。正确的做法很显然，只能是反其道而行之，不仅停止“996”，保障基本人权，而且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担当，坚决制裁那些靠延长劳动时间、压低劳动者权益获得不正当国际竞争力的“工贼国家”，从而使人类脱出逐底竞争的困境。这就叫做“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携手前行，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创和平、安宁、繁荣、开放、美丽的亚洲和世界。”

最后，是学习强国时间：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为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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