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利波特》的作者为什么是初音未来？
文 | 黄三思
这两天国外社交媒体上发生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由于拒绝承认转性人士变性之后的性别，认为男性不能（在社会意义上）成为女性，《哈利波特》的作者J.K罗琳被她的众多粉丝们一致决定开除作者身份，她的粉丝们同时宣布从今开始，哈利波特这本书的作者是初音未来，并称罗琳是当代的乌母里奇（《哈利波特》中的反派女角色）
大家知道初音未来是最知名的虚拟偶像。为什么粉丝们在抨击罗琳之后，要宣布哈利波特的作者是初音呢？这源自于欧美社交媒体今年出现的一个梗。在今年三月份时，MC（《我的世界》）游戏创始人之一Notch发表言论声称：变性女人不是女人，他们只是感觉自己是女人。当时一个推特上的初音厨账号愤怒的让这位创始人闭嘴，并宣布MC这游戏是自己创造的。于是MC的作者是初音这个梗就在社交网络上扩散开来。
当然，这里的初音也可以替换成任何一个形象，粉丝在这里的逻辑很简单，作者敢于反对粉丝的观点，粉丝们就要剥夺作者对作品的著作权，并宣布作品的创始者是初音。
这件事情的有趣之处并非性别问题——这个话题在中国现今的语境下缺乏足够的讨论度和切入点。当然，倒不是说这个问题在我国不存在，只是在这部分群体仍然深深潜藏，鲜少公开发声的情况下，这个问题缺乏讨论的主体。我们今天要谈的，其实还是中国与西方之间主流思潮的极化问题。
所谓极化，简单的来说我们可以理解为啸叫，也即是用话筒对着音响，音源经由反复放大导致的自激振荡。而具体到我们今天所举的这个例子上，对时事敏感的读者应该都很清楚，JK罗琳在数年之前实际上是liberal的旗手之一，中文网络上多有指责她“白左”（打双引号代表作者本人并不喜欢这个词的意思）的内容传播。但是时至今日，为什么曾经的旗手变成了革命的叛徒？这其实就涉及到了现今社会（不仅西方，也包括中国）主流思潮的极化。
首先，大家应该都很清楚，抛开善恶/好坏这种价值取向不谈，每一个稳定有序的社会，都会有一个占据主流的价值取向与世界观，由于这个价值取向与世界观需要适应的是庞大且复杂的人口群体，所以为了尽可能的照顾到所有人，它只能是一个最大公约数，也即是简化且绝对的二元概念——毕竟哪怕是最小的暧昧空间，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滋生出取向的分歧，进而带来群体的分裂，这一点在现实中的中东地区可以得到很多极好的例证。这种二元，简单且绝对的价值观构筑法，在人类千年的文明史上一直都扮演着社会构成的核心基石。
而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进步，尤其是互联网的技术将原本原子化，碎片化，分散隐藏于各个社会结构的亚文化群体统合起来之后，事情发生了变化：形成群体带来了斗争的力量，而斗争的力量夺得了生存的空间，现如今，尤其是在西方国家，单一的“主流”声音逐渐失去压倒性的镇压能力，不得不面对亚文化群体的诉求。而亚文化群体的诉求其实也很简单，他们需要成为“主流”，也即是在社会意义上摆脱“不正常”的定义，让自身的存在合理化。
倒不是说互联网出现之前就没有这种斗争了——恰恰相反，这种斗争一直都有，贯穿了人类历史的每个角落，互联网带来的其实只是加速了这种斗争组织与进程，同时带来了更强也更方便的观测手段。而如今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极化问题，其实就是这个斗争过程中难以避免的一个现象：之前讲Cherry事件的文章《Cherry事件:微博性别斗兽场的日常》里面其实已经说过了，亚文化小圈子最容易形成回音室效应（echo chamber），群体内部互相审查，极端的干掉不够极端的，然后被更极端的打倒在地，最后只有最神经病的那部分才能生存。
而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能够存在，原因也很简单，因为亚文化群体这种话语权上的“少数派”，其成员之间的联盟非常脆弱，在外部压力下极易分化。在共同理念并不足以维持内部凝聚力的情况下，外部的敌人就变得重要起来。一个共同的敌人足以形成过量的压力，让群体的所有成员们自愿或被迫聚合到一起。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既然是劣币驱逐良币，这种组织方式必然就会有副作用。在斗争获胜之前，也即是外部的敌人过于强大，短时间之内难以反抗的时期，内部声音的极端化一旦形成了势头，那么即使在斗争取得了成果，如西方这样，少数群体能够公开生存的情况下，这种极端化并不会自然而然的消失，事实上，获得了权力之后，这种极端化会变本加厉。毕竟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条道路足够有效，完全没有任何更换路径的必要。
当然，这种为了话语权与定义权而进行的斗争，本身并不是什么值得羞耻的事情，毕竟每一个“主流”观点，曾经都是非主流。举例来说，一位十九世纪习惯了“我大清”话语体系与社会秩序的人如果来到今天，显然也不会适应现如今这种见到老爷竟然不用磕头的社会；当今这种一身皮并不能证明谁比谁高贵的价值观，在百年前显然就是一种极为非主流的亚文化观点。
进一步的说，这种话语与叙述上的极化，不仅仅存在于西方关于性别的定义争夺里，西方叙述中的中国，以及中国叙述中的西方，不同样也是简单二元存在？熟悉西方主流舆论的读者应该都很清楚，在西方的话语情景里，中国到底扮演着什么样的一种角色，同时任何在中文网络里看到过以老外为主角的故事，西方又扮演着什么样的一种角色。
有人会说：“只要能够互相理解就好了”，可问题是，谁要理解？为什么要理解？解读与叙述是一种权力，理解就意味着认可对方存在的合理性，认可对方的主体性，向对方让渡叙述的权力，这个成本由谁来承担？作为“文明”主体的西方人为什么要关心千里之外的鞑靼人？哪个高贵的城市人会关心那些作为生活服务提供者的“农村人”到底在想什么？
当今的问题就在这里，不说别的，“东方”与“西方”这种定义是怎么来的？这种划分难道是天然存在的吗？萨伊德在他的东方学里面怎么说的来着？马克思当年又是怎么说的？“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
有没有人想过，为什么西方文化生产中的东方和我们所处的东方并不一致？为什么近百年来西方文化作品，如蝴蝶夫人，西贡小姐里面中的东方总是脱离不了神秘，野蛮与性意味？因为在“主流”的社会结构里，东方本身就是一个去人格化的他者，只是一个等待着文明人（which is 西方或者说白人）发现，需要经由他们的目光来观测与解读的客体，并不存在自我定义与自我解读的主体性。而在这个被发现，被叙述的过程中，东方扮演的也是一种外部的威胁——黄祸焦虑，傅满洲，背叛野蛮东方，接受白人（或者说“文明”）驯化的上气，都是这种思路的产物。
所以，当我们看到现今西方话语中的中国时，我们其实不应该为这种极化的简单二元善恶图景而感到吃惊，毕竟中国在这个语境之中只是一个抽离的景观，一个并不存在于客观世界，只是被西方的“主流”所塑造出来的外来威胁，一个留着辫子，叼着匕首，试图染指哥伦比亚的野蛮人。在合作的收益逐渐降低，严冬即将来临的时期，这种叙述上的逐渐极化，实质上只是百年前曾经做过事情的重演罢了。
同样的道理，在文化与社会意义上被西方（或者说“文明”）所驯化的地区，例如某省与某市，中国扮演的其实也是外来威胁的角色。中国是否有威胁？也许有，也许没有，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快点焦虑然后给我钱／给我投票！”，在这个过程中，这种想象中的中国只是一个被背景板，一个被渲染成会随时跳出屏幕把观众的头全部捏爆，但又永远只存在于屏幕之中的野蛮想象。一方面威胁着所有人的生存，逼迫着所有人向少数人聚合，另一方面又不会真的跳出笼子把人的头捏爆。
长远的来看，中国逐渐取代俄国，成为威胁的想象来源已经成为了必然，毕竟随着来自其他方向的威胁逐渐消失，中国的体量增长到了难以隐藏的客观情况下，视图通过迎合来获得谅解与生存许可的路径已经走不通了——冬天就要来了，肥羊再不杀就要吃掉人的口粮了。
而这种变化也并不能说是一件坏事，毕竟在此之前，总有人觉得自己能够反复横跳左右逢源。随着跳船时机窗口的逐渐关闭，不管愿不愿意，大家都得面对这样的客观现实。并不是说韬光养晦是一个错误的决策，毕竟按照那个经常为都市传说提供权威性的兰德公司的报告（注1），八九十年代初的美国，仅凭三个CSG就足以在近海区域内压制并且一个月内消灭中国90%空军力量，这个时期想不韬光养晦也不行。
但是时代会变，再迟钝的情报机构如今也不可能对中国的变化一无所知，在现如今美军梭哈也没信心在台海附近全身而退的情况下，还不抓紧最后的时间窗口搞点事情，难道还要再等上二十年让中国憋出来几个核电弹CSG把第七舰队压到夏威夷去然后公码广播攀登纳罗达峰？
所以，我们该复习一下某位教员曾经说过的话：
“我认为，对我们来说，一个人，一个党，一个军队，或者一个学校，如若不被敌人反对，那就不好了，那一定是同敌人同流合污了。如若被敌人反对，那就好了，那就证明我们同敌人划清界线了。如若敌人起劲地反对我们，把我们说得一塌糊涂，一无是处，那就更好了，那就证明我们不但同敌人划清了界线，而且证明我们的工作是很有成绩的了。”
——〈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1939年5月26日
注：Gompert, David C., et al. War with China: Thinking Through the Unthinkable. RAND Corporation,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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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三思 / 一个趣味低级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