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与台湾
文 | 新华门的卡夫卡
这两天是台湾地区领导人的投票日了，我们来说说台湾问题。
每个系统地在大陆地区受过公立教育的人，都知道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概念，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而近年来我们对台湾地区的政治解读和走势分析、未来推演无一不需要深入涉及台湾地区的经济情况。那么曾经的亚洲四小龙之首到底还会好吗？这里就需要探及台湾地区的经济变化脉络，找到当年经济崛起的根源，比较当时与当下，自然就会有结论了。
对经济发展的解读，不同的学派、源流和研究范式有着其各自的视角、解剖方法（理论工具），笔者认为，最重要的解读视角是人事脉络和经济政策结构的脉络。因此，对台湾地区经济发展历程的介绍，也将分成两个部分进行。今天，我们将以人物为线索，向大家介绍解放战争后的台湾经济。
国民党政权治台源起
在被日本殖民五十年后，1945年10月25日，民国陆军上将陈仪奉命与日本台湾总督安藤利吉行交接仪式，嗣后，台湾宣告正式回归中国治下。然而好景不长，国民党政权的统治在台湾很快出了大乱子，228事件由此爆发，擅长统制思维、刚愎自用的陈仪无法妥善处理，最终演化为岛内动荡，对台湾岛造成了深远的影响。228事件根据不同的统计口径，造成了从数千至2.8万人的死亡，自此台湾本地人不再信任国民党政权。
从逃台到据台
内战以国民党政权的惨重失败、被历史记入“反动派”而在中国大陆告终，但在风高浪急的海峡另一面，故事由此才刚刚展开。
人民共和国建国之时，1950年，国民党政权也刚刚在台湾落下脚。这时的他们还处于渡江战役摧枯拉朽、四野南线追歼风卷残云、二野西南风云变幻的心理阴影里，期间虽然有金门战役的反复，但于大局无损，舟山战役更是打掉了KMT对海岛的“天险”自信。事实上一直到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突然”发现台湾岛“不沉的航空母舰”的价值并重新武装蒋军前，KMT只能说在台湾岛躲避待死而已，而朝鲜战争的爆发，我国战略注意力的被迫转移，永久性的改变了近代史的面貌。
美国重新援助、武装蒋军之后，依附于其上的国民党政权才由此喘过气儿来，暂时性地从时刻面临灭顶之灾的状态中解离出来，开始重新作为一个政权运作，而之前不过是逃亡罢了。这里我们要提到的第一个人，是陈诚。
陈诚，字辞修，浙江青田人，陆军一级上将。主政台湾省期间，在民生、军事、经济各方面皆有政绩，对稳定在台统治作用甚大，台湾民众称呼其为“陈诚伯”。陈诚历任台湾省政府主席（1949），国民党副总裁，“行政院长”。
逃台后，蒋介石痛定思痛之下，认为必须重组国民党，整顿党务军务（对，没有整顿经济），才能反攻大陆、重整河山。而民国政府整个逃亡台湾后，台湾省主席这个庙太小，不足以赋予陈诚足够的政治权威推行他们所规划的整顿改造，遂于1950年通过威逼利诱，迫使立法院同意任命陈诚为行政院长，而陈诚的第一把火就是土改。
（这里插一句，鉴于CC系等不断用党务权力梗阻两蒋政治决断的情况，1950年蒋介石成立国民党改造委员会，取代了CC系控制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查委员会，逼迫陈立夫赴美，边缘化地方派系，至50年代末，KMT内派系不是忠于陈诚、蒋经国、蒋宋美龄等就是直接忠于蒋介石）
台湾地区的土改可以说分三步进行，分别是“三七五减租”（1949）、“公地放领”（1951）和“耕者有其田”（1953）。
所谓“三七五减租”，是指农业收获中，当局认为种子、肥料和耕作中其他费用要耗费25％，这是成本，扣除成本后的75％地主与农民平分，各得总收成的37.5％，地主出租土地，租期不得少于6年，期满必须续租，不得随意撤租涨租，农业歉收时，地主应临时减免地租。
“公地放领”则是指，当局将从日本人手中没收、接收的公地低价卖给农民，地价为该块土地作物全年收成的2.5倍，且支付方式以实物计算，没有利息，受领农民只要连续交纳10年地租，每年交纳的租额为25%的收成，10年期满，耕地即归农户所有，公地放领到1961年办理完毕。
而第三步“耕者有其田”则带有极大的强制性。为了防止地主隐瞒土地，当局从1952年1月到1953年4月将岛内耕地进行重新丈量，登记造册。随后颁布了“实行耕者有其田法条例”，主要内容有：地主可以保留相当于中等水田3甲（43.5亩）或者旱地不超过6甲，超出部分一律由当局征收后按“公地放领”给农民；征地价也是按土地主要产物全年收获量的2.5倍，是强制征收的，当局用债券和股票的形式支付给地主，除按规定予以保留的土地外，其余全部征收放领。
台湾岛原有600万人口，逃台之初骤然增至800万人口，KMT面临着严重的吃饭问题。虽然蒋介石手握从大陆掠夺来的380万两黄金和几乎全部外汇储备，然而毕竟黄金和美元不能当饭吃，如果粮食产量上不去，谁也没辙。土改完成后，困扰政权的生存问题初步得以解决，台湾岛的武装割据岁月由此拉开序幕。同一时期相伴随土改的，是 “戒严”和“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等法条，陈诚曾说：“搞‘三七五减租’，我相信困难是有的。但谁要反对，就来跟我讲，调皮捣蛋、不要脸皮的人也许有，但是我相信，不要命的人总不会有。”
在无限恐怖的宪兵刺刀下，白色恐怖土改顺利完成。台湾的土改动机来源是两部分，一部分是美国的压力，“中美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另一部分则是逃台后KMT党内的政治共识。事实上这倒反过来证明了当初“非不能也，实不为也”。一群被分了地的地主们跑到小岛上去把另一拨地主的地强行给分了，这可能就是历史的幽默。
从据台到治台
窃据台湾后，主导统治者蒋介石的思维，是军事思维，无时无刻在他心中的是反攻大陆。“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是朝鲜战争爆发以后，针对国际形势变化、两极对抗有爆发世界大战的风险之下，蒋介石所提出的。在积极准备反攻大陆的背景下，KMT政府主要开支预算科目是“国防及外交”科目，发展经济在蒋介石看来是极其次要的问题。从1950年-1962年期间，平均每年76%的政府开支用于这一科目，而用于“经济、交通”科目的，平均仅占0.6%。我们以1958年国民党政权的政府开支为例，行政支出10.1%，“国防和外交”占74.9%，教科文支出占2.6%，经济、交通占0.5%，商业投资2.3%，社会福利1.9%，债务支出0.8%，地方政府补贴5.9%，很明显，这不是一个和平、为人民服务的政权，这是备战的状态。打破这一状态的关键性因素，是8.23金门炮战。
金门炮战的经济账，让国民党决策者认识到了一个事实，如果没有生产能力，一切都靠买，那么打仗是很贵的。虽然每年政府开支的八成都投入了“国防和外交”科目，而且期间还有美国每年1.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但是仍然不敷使用，发展经济、发展生产能力是刻不容缓的。特别是1959年，美国国际合作署驻台署长郝乐逊(Wesley Haraldson)公开抨击国民党政府的政策，警告美国援助不是理所当然的，美援会有停止的时候，要趁美援还在的时候抓紧时机进行改革。郝乐逊所提出的“八点改革主张”主要内容就是减少军费，增加经济投资，鼓励对外贸易，促进出口。
改革之要，首在人才，“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然而真正的经济人才在哪里？国民党政权统治大陆时期，经济人才多在“资源委员会”，但包括“资源委员会”主任翁文灏等在内的很多人并没有随国民党来台，实在是经济人才极度匮乏，以至于国民党政权的经济部和财政部很长时间内充斥着庸才和蠢货。在此之时，被称为台湾经济改革教父的尹仲容，崭露头角，奠定了台湾经济的局面。
尹仲容，在大陆时曾任宋子文机要秘书，和陈诚的小舅子关系相交莫逆，这样的关系使得尹仲容在50年代台湾经济人才匮乏的情形中很快被引荐给蒋介石，而尹仲容在抗战时期任驻美国的中国采购办公室副主任时，以清廉自持，给蒋介石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因而1954年，尹仲容就出任“经济部长”，嗣后遭人攻讦，蒋信任不改，让尹仲容回家暂避风头；1957年，在陈诚的力推下，尹仲容出任权力更大的经济安定委员会秘书长。1959年在内外形势的逼迫下，蒋介石决意进行经济改革，又是尹仲容说服了蒋，提出了《十九点财经改革计划》，而蒋介石信任愈深，再兼外汇贸易审议委员会主任、美援运用委员会副主任（主任是陈诚）、台湾银行董事长（当时的中央银行），同时主管经济、外贸、财政和金融，一时之间被称为“经济沙皇”。
《十九点财经改革计划》主旨内容为：奖励储蓄、创设资本市场、经济活动正常化、扶植民营事业、鼓励投资、改善投资环境、成立公用事业费率委员会、冻结军费、改善租税制度、调整公务人员待遇、建立中央银行体系、单一汇率、鼓励出口，这其中，阻力最大的是冻结军费。从更深的层次上来说，这涉及了美国和蒋介石对自身、对国民党政权的定位分歧和矛盾。
在美国看来，台湾岛本身就是不沉的航空母舰，所以只要台湾不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占领，维持美国的军事利益，就足够了；但蒋介石一直心心念念的可是反攻大陆啊，这怎么办？
关键时刻，严家淦提出了一个“两边和稀泥”、谁也不得罪的建议：冻结军费，即不主动削减军费，但是冻结它。这样随着经济发展，军费比例实际上逐年下降，既照顾了老蒋的面子，又照顾了老美的里子，可谓是皆大欢喜。可是按下葫芦浮起瓢，另一个意识形态的矛盾再度上升：如何看待、对待民间资本？
孙中山是KMT永远的总理，这是写入国民党章程的，蒋介石一个重要的政治合法性来源也是他作为中山先生的学生。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里面有一条是“发达国家资本，节制私人资本”，如果政府退出管制经济，那和三民主义的矛盾怎么解释？这时，蒋介石接受了陈诚的意见，公开表示“他从来没有听孙中山说过要铲除或者限制私人资本，孙中山的节制是指规范和控制指导，以防止危害国家利益，私人资本和国家资本可以共存”，至此，蒋介石以其领袖身份一锤定音。
从政权传递到台湾经济起飞
在陈诚、严家淦和尹仲容等人的努力下，台湾经济站稳脚跟，平稳过渡，而期间经济结构变化，我们在下篇中再说。1963年1月，尹仲容因病在美国病逝，享年60岁，与此同时，身体不好的陈诚于1963年辞去行政院长一职，由严家淦接替，1965年陈诚去世，享年68岁。故1966年的选举，与蒋介石搭档的“副总统”人选也变成了严家淦。沿着时间顺序，到了我们着重叙述严家淦和蒋经国的地方。
严家淦（1905－1993）江苏吴县人，曾协助陈诚“币制改革”，发行新台币，后为陈诚擢任“经济部长”兼“美援会”副主任委员，。1956年，当局创立“行政院国军退除役官兵就业辅导委员会”，严家淦任主任，蒋经国任副主任。1957年转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兼“美援会”主任委员，“经济安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次年回任“财政部长”。1978年7月，担任“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会长。在两蒋政权交接的过程中，严家淦一直为蒋经国充当着为王前驱的角色。1975年，蒋介石离世后，按照“宪法”严家淦接任“总统”一职，但严家淦事事以蒋经国意志为准，岛内咸知严家淦是挂名，而小蒋先生才“说了算”。
我们试举一例，陈诚卸职、去世后，内阁“经合会”的主任由时任行政院长严家淦兼任，然而严家淦政治权威严重不足，（1947年时严家淦仅为台湾省财政厅长，其资历、威望、班底远不能与陈诚相比），因此， “为加强职能，经合会主任改由副院长蒋经国担任”，这是报纸的内容。严家淦在职期间，小修小补，最大的作用是一方面听取专业经济学家的意见（继续尹仲容的经济路线），另一方面接受政治领袖（两蒋）的意见，加以调和。
面临接班的需要，也借助于国际市场赚了些钱，于是小蒋于70年代初展开“十大建设”，极大地改善了台湾岛内的基础设施，增强了上游产业自给能力和能源安全，为台湾的经济起飞奠定了工业基础；同时，借助于“十大建设”的成就，小蒋一跃而成为“经国先生”，变成推动、主导台湾经济成就的领袖。
不过说起来，蒋经国并不懂经济，台湾经济的发展其实有很大的偶然性（结构性论证我们下篇再讲），而且蒋氏父子一脉相承，并不看重经济。老蒋时期，经济投入占政府开支比例一度极低，小蒋呢，我们看看他的权力接班顺序就明白了。
蒋经国甫由苏联回国，第一个接手的重要权力是三青团，这是蒋经国赖以培育班底的起点；随后败退台湾，蒋经国先后担任“总政治部主任”、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委员、退除役官兵就业辅导委员会副主任等职，1963年才接任行政院副院长（陈诚退休，严家淦接任院长）。在蒋氏父子看来，青年、军队、情报、党务，都排在经济权力的前面。
而由于不懂经济，蒋经国本人的经济决策，采取的也是政治手腕——用人。蒋经国会使用自己班底里，经过考察，确保没有什么“小心思”的经济学家出任经济主官。实际上从严家淦到尹仲容、从俞国华到李国鼎、再到后面的孙运璿和李登辉，蒋氏父子的用人策略有三，1.专业经济官僚，2.天真，3.老练，所谓天真，就是“不懂政治、不掺和政治斗争和政治派系，不站队”，所谓老练，就是“能够在政治运作、行政事务处理中维持自己的天真，从到到尾都不参与政治性活动，永远跟着政治领袖走”，如此，确保经济系统完全听命于政治领袖（即两蒋）。
最后的经济强人
上世纪70年代，国际形势与台湾岛内情况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而由此产生的应对策略，则一直持续影响着台湾地区的经济。
第一个方面的变化是政治合法性基础变化。国民党政权逃台后，一直采用自己是“中华正朔”、“汉贼不两立”这套话术维系自己的合法性，而国际上的承认，确实有力支撑了他的“正朔”。但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其联合国席位后，国际局势就朝着不利于台湾当局的方向进发，而当尼克松访华种下的种子变成1979年中美建交时，台湾当局的政权合法性已经彻底不能从“正朔”理论获得任何支撑了。
第二个方面是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1971年，在严重的兑付危机情形下，尼克松政府宣布放弃美元和黄金的挂钩关系，自此美元货币发行走在了“印钞割韭菜”的大道上一去不回。1973年的中东战争又导致了石油危机，而石油是工业生产的基础性原材料，石油价格的上涨具有显著的乘数效应。最终，在美元和石油的双重作用下，通货膨胀是70年代最重要的经济现象。
第三个方面，是台湾岛内经济基础的变化和蒋经国本人的矛盾。随着土改政策的成功，台湾岛成功解决了吃饭的问题，而尹仲容的经济改革，释放了原本被国民党劣质管制的资源和要素活力，使得台湾地区的经济活力不断增强，在1965年美援结束时平稳过渡，很是积攒了一批家底。这时的经济发展，让社会基础产生了变化，中产阶级产生了。他们不再是一穷二白、完全听令于政府和“老总统”的农民，他们有自己的想法，他们是不相信命运、愿意用努力来获取回报的群体。这就要求他们从事的行业，是可持续、不断发展的技术性行业。同时，蒋经国本人面对国际经济的通货膨胀情况，完全不置可否，要求物价必须维持稳定，不得上涨。
第四个方面，则是中国大陆也开始逐步进入国际分工下的外贸体系，同时，以亚洲四小虎为代表的东南亚集群也在后方努力追赶，而台湾的人工成本一路走高，彼此消长之下，其竞争力不断下滑。
几方面形成的合力，要求台湾当局必须以经济发展解决政权的生死存亡问题。
这里，台湾经济当局施行了其跃过中等收入陷阱过程中最重要的产业政策，投资半导体行业。其中居功至伟的人物，是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经济强人（类似于政治强人），李国鼎。
李国鼎（1910—2001，下图中间） ，被誉为“台湾经济成长奇迹见证人” ，出生于南京，祖籍徽州婺源李坑村。1930年毕业于中央大学物理系，1934年参加中英庚子赔款公费留英考试，赴英国剑桥大学留学，在著名的卡文迪许实验室深造。1937年回国投身抗日，参加防空照测和钢铁生产。赴台后历任台湾造船公司总经理、美援会秘书长、经济部长、财政部长、总统府资政等职。
李国鼎和尹仲容一样，出身于美援会系统。美援会是战后台湾最重要的经济机构，其职员后多散布于经济部、财政部、交通部等机构，为台湾的经济决策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尹仲容进入经济决策层后，一力提携了李国鼎这个他欣赏的小兄弟。在尹仲容去世后，李国鼎也整合了尹仲容所遗留的班底，确保在其主导下美援会依然按照尹仲容和他的经济路线设计经济政策。美援结束前后，KT派（李国鼎的英文名）主要力量先后转入其他经济部门，而李国鼎则改任经济部长。
前面我们说了，蒋氏父子任用经济官僚的原则是，专业、天真、老练，即无私无我、不结党。尹仲容和李国鼎都属于个性鲜明且强势的人物，蒋氏父子予以容忍乃至欣赏的原因是有才华且无政治威胁，但当李国鼎的派系明显形成KT派时，蒋经国的看法就发生了变化。1969年，先是用费骅取代了经合会秘书长一职，又用孙运璿取代了其经济部长一职，改派李国鼎为财政部长，将李国鼎的职务从经济的操盘手变成了政府的大出纳。（根据内部人士回忆，蒋经国原本想直接拿下李国鼎，但好好先生严家淦出面保住了他）在这时，蒋经国认为已经削去了李国鼎的威胁，开始执行“没有李国鼎的李国鼎路线”。
起初，孙运璿取代了李国鼎的位置后，尚能达到蒋经国的想法，但毕竟蒋经国不懂经济，却喜欢直接插手经济决策，因此，执行蒋经国决策的孙运璿和李国鼎的班底就愈发矛盾重重，而李国鼎本人在财政部长任上也依然与蒋经国的许多方针相抵触。最终，1976年，在一次关于盐税的争吵后，（根据李国鼎本人回忆录，面对七十年代的通货膨胀大潮，食盐需要涨价，李国鼎和蒋经国都同意废除盐税，但李国鼎认为废除盐税后食盐应该体现真实价格，而蒋经国认为废除盐税后食盐价格应该不变，因为“柴米油盐酱醋茶是不能涨价的”）李国鼎决定辞去财政部长一职，随后他被任命为虚职头衔的“政务委员”（相当于部长级，但无实体）。
俗话说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台湾经济当局失去了一位能干的部长，但很快特设机构“应用技术研究组”多出了一位个性鲜明而远见卓识的主席。（根据李国鼎的说法，当他完全辞去实职后，蒋经国对他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翻转，信任他发展科技事业）1978年，孙运璿被任命为台湾当局行政机构负责人，在孙运璿的支持下，李国鼎起草了科学技术发展计划，推动了产业升级和信息产业的发展，利用他的影响力和领导力，邀请民营企业参与产业升级，建立“资讯工业研究所”，邀请和说服台塑、飞利浦和政府基金入股“台湾积体电路股份有限公司”，邀请张忠谋出掌“工业技术研究院”，而另一家举足轻重的半导体企业——“联华电子公司”同样是来源于政府说服和软性担保下的公私合股投资。
李国鼎是最后一位经济强人，不仅是李国鼎的个人能力，同样也是时代的约束。接替李国鼎位置的孙运璿，先后掌管经合会、经济部和“行政院”，是原本蒋经国属意的接替者，或许本将扮演如上一代人严家淦那样的角色。然而天不假年，1983年蒋经国身体突然爆发隐患，而1984年原本预定的“严家淦第二”孙运璿突发中风，随后又发生江南案，一系列意外不得不终止了蒋经国的原定计划。换届之时，不得不选择“天真+老练的农业经济学家”李登辉为其副职搭档，并提拔为国民党中常委，预备托付身后事。接下来的事情，就是我们所熟知的了。
今天的文先到这里，下篇我们将继续分析台湾经济的发展背后的原因，并回答一个问题——“台湾经济还会好吗？”，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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