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经济为什么没有希望了？

文 | 新华门的卡夫卡

上篇《国民党与台湾》，我们以人物为线索，简要的叙述了1950年后台湾经济的发展历程。本篇，笔者将着重分析台湾经济的发展背后的原因，并回答一个问题——“台湾经济还会好吗？”。

开宗明义，先说结论：台湾经济既不归功于蒋介石，更不归功于蒋经国，也不是国民党政府主动作为、刻意设计的结果，台湾的经济崛起，实属偶然。

而“台湾经济还会好吗？”，答案是，如果明天的双色球作者会中，那么台湾的经济就还会好。

二战后的国际经济版图中最为沧海桑田的变化是东亚经济的崛起。在日本经济高速扩张的带动下，亚洲四小龙和四小虎形成的东亚经济协作雁行模式，使得东亚地区崛起为与北美、欧洲鼎足而三的国际经济板块，形成了举世瞩目的“东亚模式”。广义上的东亚模式，从时间线来说，包括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以及更后面中国大陆。国际经济学界出现了一系列理论描述东亚模式的背后成因，其中最具有影响力的，是发展型国家理论和制度主义。

所谓发展型国家理论，大概意思是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其特点在于国家具有持续的发展意愿、凝聚力极强的经济行政机构、良好的政商合作关系、以及有选择性的产业政策。

而制度主义简言之，就是制度万能论，什么都能解释。任何事物，任何情形，任何变化，不必考虑其背后复杂的因素，不必考虑任何决策者个人的因素，统统可以用制度来解释。更进一步说，就是“制度无所不能，XX好是因为制度好，XXXX坏是因为制度坏”。

我们先剖解台湾特有的经济形态，再分析其经济发展变迁的三个阶段，最后，笔者将回到问题的开始，回答是什么因素缔造了台湾的经济奇迹。

台湾地区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史料可以证实，上世纪举世瞩目的“台湾奇迹”，其实存在两个悖论现象：①国民党政权为经济发展而推动出口创汇，但大型企业和公有企业却牢固地坚守岛内市场；②国民党政府并没有给与中小企业以“倾向性”的出口优惠政策，但出口创汇企业主力却是这些中小企业。

这一悖论现象背后的支撑性逻辑是这样的：上篇文章我们提过一个事实，那就是国民党政府自来台之日，便没有获得过岛内民众的衷心拥戴。作为一个内战的失败者和岛屿的外来者，国民党政府既要获得支持，又要防止任何势力、团体危及其自身，因此，国民党对于大型民营企业，既要予以支持和鼓励（支持其占有岛内市场），又要防止其坐大，不断膨胀，危及国民党的统治地位；相反，中小企业的逻辑是类似而背反的，国民党不需要提防中小企业危及自身统治地位，因此对于中小企业的出口创汇事业丝毫不必加以限制，但同时，由于中小企业经营规模所限，国民党也没有意图予以支持，因为所获取的政治回报太少。

这个解释逻辑不是经济原因，而是政治原因，这一逻辑也是解读台湾地区经济发展背后因素的根本性逻辑。更进一步地，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推论，就是在国民党政治需求和经济需求的左右互搏之下，从经济逻辑出发的产业政策总体效果是无效的，至少在台湾地区经济起飞的1950-1970年代是无效的。（盖因这一时期其政权缺乏合法性，政治考量比重较大）产业政策的合理有效是发展型国家理论赖以存在的基础，故此，发展型国家理论根本不足以解释台湾地区的经济发展。

而经济理论界另一个主要解释，制度主义，则更无法解释台湾地区主导性经济机构如走马灯一般变幻的事实。自1953年起，是“工业委员会（1953-1958）”、“经济安定委员会（1953-1958）”、“美国援助委员会（1958-1963）”、“国际经济合作发展委员会（1963-1973）”、“经济部和财政部”渐次主宰了台湾地区的经济政策。这里的各种委员会均为短期机构，括号内即其实际存在时间，而经济部和财政部对经济政策的主宰则始于1960年代中叶。这样剧烈变化的政策当局，这样动荡的机构转移和人事调整，说是制度决定了台湾地区的经济发展，读者们信吗？

对上一篇文章还有印象的读者应该记得，笔者着重提到过的两位台湾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济强人”，尹仲容和李国鼎。事实上，他们带领的是同一支班底，所执行的是同一条经济路线，所遵循的也是同样的经济逻辑。这要从“美国援助委员会”说起。

美国的援助，存续于1950年-1965年，这期间，美国提供了经济援助14.65亿美元，军事援助24.8亿美元，平均占台湾地区总投资34%，覆盖了90%的商品和服务贸易净进口剩余。可以说，美援的分配，决定了政府内各部门的政治前景，而主持美援分配的“美援会”，就是这时期最强大的经济计划机构。

而这时，跟随蒋介石逃台的人员中，懂经济的寥寥无几，即便是国民党政权的经济部和财政部，里面也大半是蠢货，那么这时，受“领袖赏识（陈诚和蒋介石）”、执行力极强、富于个人魅力而又不贪恋权力的尹仲容，自然而然就变成了吸引金属的磁铁，将懂经济、会办事的人聚拢在自己周围，构建了一个行之有效的经济技术官僚团队。在尹仲容去世后，这一班底继续团结在李国鼎周围，依然主宰着台湾的经济政策。这就是台湾地区经济计划制定机构变化无常、存续极短（往往只有五年）的情况下，经济运行依然平稳有效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个有趣的事情是，50年代时，推进台湾的土改政策，政府不想掏钱，怎么办？拿股票换。当局在五十年代一共强制征收了十万地主的144000甲土地（每甲约折合14.55亩，总计约合200万亩土地），总计应给与22亿新台币的经济补偿。其中15亿是实物兑换券分期分年限补偿（等农民逐年交租后左手进右手出），而剩余部分则用“台湾水泥”、“台湾工矿”、“台湾农林”和“台湾纸业”这四大公营公司的股票补偿。那么为什么要选这四家公司呢？因为除了台湾水泥经营状况较好之外，其他公司经营状况都非常差，政府拿在手里纯属烫手山芋。但这样的交易，造成了一个意外后果，就是缔造了本地资本集团。大多数地主拿到股票以后，不知道应该干什么，甚至多数人对股票、经营毫无概念，此时极少数有实力的地主以极低的价格收购了其他人的股票，股权完成了集中。

除土改产生的将地主变成资本家的情况以外，另外的民间资本来源则是大陆迁台资本。这两者构成了台湾当局1959年松绑经济管制后民间经营的起点。

这里先介绍两个概念，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所谓进口替代是一国经济当局采取各种措施，限制进口外国工业品，促进本国的工业生产，逐步实现在本国市场上以本国工业品替代进口工业品，为本国发展创造条件、实现工业化的战略和政策组合。与之相对立的概念就是出口导向，是指以促进出口产品的生产和出口，调节生产结构，带动国内工业化。拉丁美洲和热带非洲在二战后的经济发展政策基本沿用的是进口替代政策，而东亚模式（包括我国在内）在一段时间内使用的基本上是出口导向模式。

根据东亚的发展经验，出口导向型经济是发展的一个行之有效的模式，但出口导向型经济体要求经济体本身“具有自生能力”，也就是在产业链的上游和中游也拥有能力，这样产业链的完整程度越高，则在国际分工中越能占据有利地位，提高利润率，促进资本的生成和积累。而对于国民党政权来说，我们知道国民党政权在骨子里是没有建设的基因的，国民党的高官显贵没有经验和管理的知识、经验和能力，不多的经济人才还都跟着尹仲容和李国鼎搞经济政策呢，那么台湾是如何完成产业的设计和完整的呢？这里，同样是一个巧合。

传统上，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日本对台湾的经济政策基本以压制性政策为主，台湾的经济结构中，日资占据了压倒性地位（1941年数据为例，在500万以上日元资本规模的企业中，台资仅占2.8%，日资占96.9%）。二战结束后，日本在台湾的所有资产，无论是日本军队和政府的，还是日本商人的，全部被国民政府没收，据此，国民党政府占有了贸易、工业和金融的制高点。

当时，台湾的资本积累模式是这样：自日本进口关键原材料、零部件和技术，本地组装，然后出口美国市场，在这个循环中创造外汇并积累资本；岛内则形成二元金融模式和三重产业分工，公营企业经营上游产业，民营大企业经营中游产业给中小企业供货，中小企业经营下游产业出口创汇；利率较低的公营金融机构主要面对公营企业和民营大企业，中小企业主要依靠民间高利贷和亲朋拆借。

当出口导向型经济遭遇美元和石油危机时，台湾经济陷入了麻烦。此时，蒋经国在1973年11月的国民党十届四中全会上宣布进行“十大建设”，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台湾经济所面临的的麻烦。十大建设中，国际机场、高速公路、台中港、苏澳港、电气化铁路、北回归线铁路都属于交通项目，造船厂、石化厂和钢铁厂属于重工业，而核电站和 “十大建设”的基本动机是什么？是老蒋隐居幕后，权力已基本交接给小蒋的现实情况下，小蒋作为台湾当局的当家人，为自己谋求合法性所推进的大工程。

小蒋倒不是真的精通“逆向整合”理论，或者产业链经济理论，纯粹是试图用“十大建设”赋予自己更多的合法性，尤其是在1971年伪政权被逐出联合国以来，外交上各大国不断与“中华民国”断交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这时的台湾岛急需内部通过类似十大建设这样的项目实施来增强凝聚力，呼唤民众的认同。十大建设的实施，降低了整个经济社会的运行成本，提高了台湾岛作为一个经济实体的资本积累能力，产业链向上进一步移动，而十大建设又属于公营事业，借此，国民党政府强化了公营企业的势力。更进一步的说，“十大建设”首先受益者是蒋经国，其次是增强了经济控制力的国民党，而无意中完成逆向整合、攀爬了更高一级产业链的台湾经济，可能属于意外之喜吧。

我们接下来论述一点，半导体产业政策的成功也同样是偶然的结果。上篇文章我们叙述了在李国鼎和孙运璿的运作之下，台湾创立资讯工业研究所、工业研究院、台积电、联电，完成了20世纪最具远见的产业升级。那么，这足以说明是科学的产业政策的结果吗？恰恰相反，在当时的台湾当局经济主管机构所设计的产业升级攀爬方向，既有高科技产业，也有汽车产业。而台湾汽车产业的失败，是显而易见的。这充分说明了，如李国鼎般的经济强人的突出的个人能力的巨大影响。半导体产业的成功，不是政策和制度的后果，反而是说明了制度和政策的不足。

这里谈谈本文论说的经济强人的概念。经济强人与政治强人概念类似，但也有不同之处。经济强人富有魅力，领导力，能够带动一个团队集中在一个目标下工作，但经济强人没有政治目的，所获取的政治影响力最终也体现为其经济意图。

最后，从国际竞争的角度来说，台湾与日本和韩国有很大不同。日本和韩国是垄断型企业完成了产业链的垂直整合，从原材料到最终产品一条龙，而台湾的公营企业、民营大企业、民营中小企业则是显著分割的，碎片化的内部经济结构。从社会收入分配的角度来说，台湾这样的经济结构更公平，80-90年代所谓“台湾钱淹脚目”就是相比于日韩，台湾的经济结构让所有人获得感更强、收入更多。

然而，好景不长，当稳定的政治强人和政治强人支持下的经济强人都相继逝去后，碎片化的产业结构自身难以为继，不能形成有效的经济合力去进行更新换代和产业升级，甚至去中心化的社会图景让台湾整体性陷入了内耗和低水平循环。这就回答了为什么自九十年代以来韩国能持续向高技术领域前进，不断攀爬更高的产业链上游，而台湾则躺在80年代以来的老本上无所动作，仅存的“台湾之光”-台积电也只是依靠接近90高龄的张忠谋苦苦支撑。

所以，台湾经济还会好吗？不会了。

上个世纪以来的台湾地区经济奇迹，现象背后的本质，是在美援支持下，对社会握有绝对控制力的国民党政府出口导向型经济政策奠定的基础，和在此之时恰逢其会的产业升级。这里面最重要的因素有四点，美国为依托的国际市场，国民党偶然之下的超强控制力，两蒋父子的政治目标与社会经济需求的意外耦合，和以尹仲容、李国鼎两位经济强人为中心的经济官僚团队。这就是台湾经济崛起背后的秘密。

上文我们说过，蒋经国选择李登辉作为副职，是孙运璿中风之后，无奈之下的选择。李登辉一没有政治派系，二没有儿子（其子李宪文死于1982年），在蒋经国看来，自己身故后李登辉只能簇拥着蒋家的旗号才能获得政治权威，而蒋家因此对李登辉可以“予取予求”。出乎蒋经国自身意料的，是1984年选举后不久爆发的“江南案”，这一事件的影响导致了蒋孝武几乎不可能成功接班。但蒋氏父子的政治布局是一脉相承的，高度碎片化、互相分割制衡的派系与政治集团，只效忠于蒋家这个共主，当蒋家不存在之后，继任的领导人无法彻底完成权力的整合，获取KMT的最高权威。

即便是聪慧如李登辉，也在任内发生了二月政争，新党的分裂和宋楚瑜的退党。从根源上来说，蒋氏父子的布局之下，权力的高度分割，使得整个社会制度碎片化，不能凝聚起自我，免得对蒋氏统治构成威胁。但当蒋氏意外离开之后，这样的社会就不能形成一个有效的中心，不能形成任何有实质性的社会变革。再加上李登辉同样包藏祸心，在其执政的十二年中对KMT和台湾的政治体系进行分化瓦解，台湾的政治秩序就更趋于混乱，两个高度组织化的政党（KMT和民进党）却犹如烂泥塘里打滚，怎么都提不出有效的政策。

当国际市场风云变幻，国民党早已溃不成军，两蒋父子尸骨早寒而菜菜子当局的经济政策可用“胡说八道”来形容的当下，即便有什么天命之子的经济强人再度出世，也无从逆天改命。甚至可以说，早在李登辉悖逆的那时起，就已经说明了一时之幸，终将原原本本还给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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