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疫情扩散下的大变局
就在前两天，唐川普才扭扭捏捏的宣布不再继续使用“中国病毒”一词没多久（一如往常，他先制造了一个问题，然后用这个问题来讨价还价，最后又迅速地打破自己的承诺），在此之前一直使用WHO标准称呼的美国驻华大使馆官方微博一改常态，开始频繁使用起了“武汉病毒”这个词。
这不是一件坏事——虽然很多人都不高兴，并且希望微博封掉美国大使馆账号——但是微博更应该做的，其实是把他们的这几个微博推送到每一个微博用户的时间线上，保证接下来几个月里大家每天上线看到的第一个就是那几条微博，而且武汉病毒四个字最好自带闪光效果：狼来了喊一万遍，远不如让狼真的嚎一嗓子；这几个微博对于大家的教育意义，至少顶得上一万个无脑翻译机器。
在局面已经开始起变化的这个关键时刻，我们必须要破除一个迷思：如今大家所处的这个玫瑰色的世界秩序，并不像许多人所坚信的那样牢不可摧，也不是什么自有自在，永存永续的自然现象。事实上，当今这个全世界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美丽新世界，只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欧美各国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开放，全面转向私有化，放松金融管制，关停并改去产能的产物。而当世界经济的寒冬到来之际，这个玫瑰色的泡泡，也差不多到了要被戳破的时候了。
并不是说我们要回归80年代之前的旧秩序——如果事情真的有这么简单反倒好了。我们目前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是，既有一部分旧的秩序无法维持，又有另一部分旧的秩序又必须维持的中间状态。更直白的说，我们无法脱离旧秩序独自存在，但旧的囚笼现在又无法为我们提供足够的喘息空间。更复杂的是，旧秩序的维护者，如今试图通过破坏这个秩序来维持自己的生存。
所以，如果过去有人不理解为什么官媒从去年开始便一直在强调如今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话，那么结合当今的这个现状，至少也应当认识到这个变局的存在了。举例来说，金融上的变化，是这个变局最明显的征兆体现。自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为了维持经济稳定，欧洲各国与美国普遍进入了长期低利率甚至于负利率的状态，而受到3月新冠的冲击，美联储一步到位宣布了0利率并且十天之内放水4万亿，并且随时准备好进行进一步的政策升级——不要认为这和我们没有关系，经济学的基本常识之一，信用货币的铸币税（seigniorage）是所有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这部分收入的计算方式很简单：印刷成本和面值之差。而不同于所有其他货币，作为国际结算货币的美元，其铸币税的征收范围是全球范围内，任何美元流通地区参与经济生活的个体。
而面对美联储无限制的滥发，我们能做什么？对等数量的增发？我们并不像美国那样可以把全球所有国家当成蓄水池，过量增发只会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少量增发或者不增发？目前我们无法拒绝在贸易中使用美元，也即是说增发的美元必然会通过外贸流入中国，而央行又必须增发相应数量的人民币，否则出口的货物就等同于白送。
所以现在的问题是，美国准备继续放水，让世界上所有国家一起承受美国经济衰退的后果。若是和平时期，也许大家还能暂时忍受，但由于疫情的影响，生产与需求端都出现了停滞，绝大多数国家的经济本身就已经不堪重负，美联储的行为无异于雪上加霜。早在很多年之前，央行行长周小川便撰文呼吁建立亚元区，其目的本身就是为了应对现在这种局面，但是由于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影响，亚元区的真正实现遥遥无期，现在大家必须各自为战。
与此同时，面对日益增长的疫情，数次熔断的股市，以及连创新高的失业率，将自己与经济增长（尤其是股市增长）高度捆绑的唐川普，除了打中国牌之外，又有什么其他途径可以为自己之前数月的无动于衷和对病毒危害的轻描淡写开脱？在内部矛盾日益尖锐的当下，美国需要一个外部的敌人来转移大众的注意力，中国做了什么/没做什么能改变这个事实？中国又有什么办法反制他的这套把戏？反对污名化和妖魔化？作为认知体系中非人的他者，唐川普哪里还需要费心去污名化和妖魔如果你想要和平，准备战争化？对于中国的那一套既定看法和想象，难道不是已经通过几十年数代人的编织深深刻印进了西方所有“文明人”的潜意识里了吗？
想想美国在最近几周里“再次”发现中国已经在公开科研论文里面清楚阐述过的疾病机制和病毒特征，想想丹麦等国在自身爆发疫情之后仍然傲慢的态度，想想诸多“发达国家”体会到切身之痛之后反而开始质疑中国在隐瞒真实数据。我们在“文明世界”的失语状态，难道还不够清楚明白吗？
纽约时报：专家怀疑健康人戴口罩也许能提供点保护
有人责怪赵立坚在推特上的发言导致了如今的现状，但是问题在于，就算赵领事什么都不说，唐川普和蓬佩奥就会因此放过中国这个靶子？他们的言行几时受到过任何形式的约束和制衡？在这种情况下，单方面呼吁我方必须时刻做到理客中，是否有些奇怪？法农曾经反问那些指责非洲独立运动过于暴力和血腥的人，既然殖民者在非洲的百年历史中惯于依赖暴力的语言来与非洲人民沟通，那么他们又凭什么指望非洲的人民学到除了暴力之外的其他语言？这个道理放在这里也同样适用，既然唐川普彭佩奥之流可以打着言论自由的旗号信口开河，那么中国为什么必须要自我审查自我束缚？帮助过我们的，我们都回予了帮助，那么没有帮助我们，甚至试图浑水摸鱼趁火打劫的那部分呢？他们可以阴阳怪气，我们就必须时刻保持理客中？
举例来说，在外网的推特等社交网站里，所有关于中国的话题下，比沈阳粥店庆祝横幅恶毒一万亿倍的内容比比皆是随处可见，从公众人物到普通网民，把疫情的责任全部推到中国身上，攻击所有中国人甚至整个亚裔群体的人比比皆是；自唐川普中国病毒言论出现之后，针对亚裔人群的暴力袭击也不止一次两次，为何不见友邦惊诧，反倒是中国一个地方店铺的横幅第一时间上了新闻？话语权上的弱势，意味着对方可以自由选择报道什么，不报道什么，强调什么，淡化什么，这和我国和我们采取什么态度有什么关系？就算我们如先总统 蒋公那样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难道那些指责中国的人就会因此和我们互相理解了？准备扣到中国头上的罪名就会自然消失了？先总统等到过他的国际公理吗？
进一步地说，在“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区别开始变得泾渭分明的时刻，一个更重要的问题随之出现：什么是“我们”？需知“中国”与“中国人”这个概念，虽然很早之前便已存在，但是在实质上，直到抗日战争民族危亡之际，这两个词才被真正的赋予意义与向心力。而在局面更加复杂的今日，我们是否还能继续沿用过去的普遍标准？对于“中国人”这个身份的构建与认同，到底应该基于实在的血缘，还是共同的想象？如果是前者，那么确诊之后隐瞒病情跑回国内的美籍黎女士，算不算自己人？如果是后者，那么在广州住了20多年，现在被困在伦敦无法回中国的那位非中国籍白人，算不算自己人？那些在外网上自说自话的代表全中国向美国人道歉（为什么是美国，而不是巴基斯坦或者伊朗或者随便哪个受到疫情影响的非洲国家？）的高华，或者热衷于围攻简体字用户和编造假新闻的XXXX，对于中国人这个概率的理解显然和我们不同。
为什么我们需要搞清楚这个定义？在美国的感染人数迅速超过中国之际，唐川普和蓬佩奥等人的发言已经清楚无误的表明，在无力解决美国内部问题的前提下，他们会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多次反复的用中国牌来转移内部矛盾，美国（以及欧洲）的疫情越严重，他们对于中国的敌意便会越深——出现瘟疫时，先烧几个女巫（或者说，孤寡女性）或者迫害一下犹太人来发泄对于不确定未来的恐惧本身就是欧洲自中世纪以来的一贯传统——美国没有疫情或疫情很轻时唐川普还会夸赞几声中国在数据上的透明；等到美国开始扩散时，他开始用“中国病毒”并质疑中国的实际感染人数；若是美国的感染人数数倍于中国（从目前情况来看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彻底撕破脸皮指责中国刻意投毒也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情。
换言之，问题越大，越恨中国；局面越糟，越会积极地向中国身上推卸责任。而我们实际上做了什么，在这个流程中其实并不重要。就算我们如微博上某些真空中的球型理性人所建议的那样，拉上百万吨物资与全国所有医护人员出境支援，他们又怎么面对自己无法应对，必须依靠外来援助才能解决问题的这个现实？惯于用最大的恶意与最丰富的想象力来揣度中国的那些媒体们，又会如何解读这种帮助？到底是人类的命运确实属于一个共同体，还是如某些美国公众人士所言的“China must pay”?
从这个角度来看，病毒反倒公正很多——它不存在偏好，也不受意识形态影响；它不会因为患者的种族、身份与政治立场而区别对待，也不会因为所在国家的意识形态而改变自身的传播速率和方式；唯一能够影响病毒的只有客观规律——消毒之后会灭活，戴上口罩能压低R0。除此之外，病毒不在乎任何人造的观点和偏好，只要符合传播条件，便一定会传播；能够发作，便一定会发作。所以，虽然我们一开始的应对并不完美，甚至可以说存在诸多失误与缺憾，但是我们最终还是认识到了病毒的这个客观性，最终在沉重的代价和无数人的付出之下暂时扭转了局势。而反观欧美诸国，能够认清这一点的渺渺无几。
那么，考虑到经济，政治与舆论上几乎必然会进一步恶化的处境，我们必须要准备好面临更加猛烈的冲击。而唯一能让人稍微庆幸的事情是，通过病毒这个绝对中立的客观标尺，更多的人认识到了“我们”与“他们”的区别。在微博和其他的社交媒体上，大家亲眼目睹了“文明世界”皮袍下的虱子，也切身体会到了诸多标榜自己“客 观 公 正”媒体的双重标准。在自身利益受到威胁时，他们露出了平日里被“文明”外衣遮掩的爪牙；在疫情仅限于时，他们纷纷变成真空中的球形理性人，用理想世界的完美标准去衡量我们的一举一动；而当疫情开始波及欧美，又开始就事论事，设身处地，另辟蹊径论证他们一切行动的合理性。
更有趣的是，大部分无法适应如此剧烈变化的吹鼓手们，想要用他们过去垄断信息来源时的旧把戏来裱糊这些破窗户时，反而捅出更大的窟窿来——最典型的例子，便是美国那永远要下周才能到的百万试剂盒；和两条在路上，剩下九十八条全在朋友圈的医院船——而这种对外唯唯诺诺，无地不洗，对内吹毛求疵，重拳出击的诡异行为，也不禁让人怀疑，这部分理论上应当属于“自己人”的家伙，他们心目中的“我们”和“他们”，和普通人的标准是否一致。
当然，我们并不是也不能呼唤民族主义和极端主义——民族主义是最优解吗？绝对不是，作为全球化的受益者，中国本身是最需要合作和共赢的；我们的许多行业与数以十万甚至百万计的相关从业者的生存都依赖于外贸行业的繁荣，许多行业的产业链条也高度依赖全球市场的共同协作。
但是，问题在于目前的状况是一个囚徒困境——大家都放弃意识形态和偏见，追求共同合作当然是最好的，但是只要有一个国家选择本国优先，X国第一，那么这种合作就变成了最自私的一方获得最多好处；而最国际主义的一方获得最坏的结果。面对必然到来的经济衰退和可能出现的二次疫情，我们不应该对所有需要帮助的人关上大门；但是我们同样也需要意识到，并不是所有国家都愿意共同付出。面对部分只想要转移危机，以邻为壑的国家，我们不可能如某些人期望的那样予舍予求，摇尾乞怜。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政治问题都是经济问题。当文明的冲突与对抗趋向白热化，当世界经济近乎必然的开始走向衰退和萧条；我们现在必须重新审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以及对于自我的认同。我们是谁？我们在哪？我们要往何处去？历史到底是已经终结，还是刚刚开始？在通过他人的话语和范式来审视世界的过程中，谁才是“我们？”谁才是“他们”？在旧世界破灭的钟声中，我们应当以何种面目来面对变局的浪潮？
面对诸多的不确定，我们现在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在所有人都必须抱团取暖的局面下，没有留给绝对客观的真空中球形理性人的位置，中立骑墙两头讨好的空间已经彻底消失。这次疫情是对于我们的挑战，同样也是新世界与新秩序的先声。
Si vis pacem, para bellum（如果你想要和平，准备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