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天量印钱放水，为什么不会通货膨胀？

文 | 新华门的卡夫卡

今年以来，为了应对危机，美国政府又开始进行各种金融刺激政策，从三月份开始就祭出了2万亿美元以上的刺激方案，后续在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的良好互动下，使得新冠疫情对金融市场的冲击几乎全部钝化，美联储不仅购入了大量的国债，还购入了大量的企业债券和其他金融资产，使得美国政府手里有钱全世界抢购防疫物资、每家每户发钱、美股也“再创新高并迈入技术性牛市”。

从美国开启QE大法到现在已经有好几年，今年更是天量放水，笔者上一篇文章介绍的今年在美国非常火的MMT（现代货币理论）也为未来如何放水指明了道路。知乎上有不少提问，美国为什么如此巨量的凭空印钱，还不会产生通货膨胀诸如此类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不太准确，今天我们从货币和金融的源头进行梳理，来回答这个问题，顺便再就上一篇文章对MMT理论的批判做一些扩展（大家对MMT理论有所遗忘可以复习上一篇文章《想彻底遏制中国，美国还有比无限印钱更狠的办法》）

当代金融体系下货币的产生过程

货币是什么，是金融学真正要进行解释和定义的首要问题。学界定义金融学的研究核心是价值和资金，货币就是这个对资金进行度量、价值进行定量的工具。因此，实际上必须首先弄清楚货币是什么，它是怎么来的，以及这之中所涉及的金融主权问题。

一些经济学家对货币的本质避而不谈，因为这其中就涉及了对价值本质的认定问题。马克思说货币是一般等价物，这其中蕴藏的是价格之下的价值，也即马克思所说的普遍人类劳动。货币的产生，是因交易的需求而出现，将价值加以凝聚，作为一般等价物使用。随着交易的便利化要求，充当交易媒介的中间物增加了信用的成分。实物货币本身代表了劳动价值的凝聚，而信用货币则是代表了一个抽象的价值，是人们相信它可以相当于某一价值的实物货币。当商品经济不发达时，人们尚可以容忍贝壳、铜钱等形式的货币；然而，当交易频次上升到一定程度时，信用就从中抽离而出，变成了等价物的核心。

可以说，信用货币是遵循这样一个产生路径出现的，“私人信用货币”——“政府信用货币”——“银行信用货币”。私人信用货币很好理解，即私有的钱庄、银行等发行的代币工具，诸如中国的银票；政府信用货币则是指，在金银的本位约束下，政府发行的强制规定含有多少数量金银的货币，因为纸币票据本身工本费不值钱，是出于对政府信用的承认而获取的地位；自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世界完全进入了纯粹的信用货币时代，这种性质的货币就是由银行为中心形成的银行货币体系。

在金银铜为货币的时候，银行必须先有存款，才能有贷款。这就像我们给别人借钱，必须先自己有钱，才能给其他人借钱。而信用货币时代则恰恰相反，是因贷款创造存款。从会计恒等式来看，创造贷款时，资产方和负债方虽然是同时、同向变化的，但从实际生活的逻辑顺序来说，应是“先有资产，后有负债；先有贷款，后有存款”。

比如说，某A贷款50万元，银行产生对A的债权50万元，同时50万元货币存入A的银行户头，A享有对银行的50万元债权。贷款人以支付利息为代价，获得信用高、流动性强的货币（存款）。货币被创造后，可以发生形式的变化，由存款提取为现金，即将记名负债转化为不记名负债；也可在不同客户之间以存款转账的形式进行转移和支付。

最后，货币以消减客户存款，进而收回贷款的方式消失，银行资产负债同时减少相同数量。存款的创造、转化、转移和消失构成了一个完整体系。以银行为核心的信贷体系，是当代信用创造、货币产生的核心。

一般以为，存款准备金是因存款而产生的，是对客户存款按比例上缴央行，其实是大错。我国的实际操作是这样的，客户在银行贷款，商业银行放款产生存款，因此对这笔存款商业银行必须缴纳存款准备金，人行禁止用储户存款作为存款准备金，防止了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无限扩张。在经营过程中，银行的利润来源于存贷款的利差，但银行的贷款有助于企业规模的迅速扩张，只有理解了银行对货币的创造，才能明白新世纪以来我国诸多大型企业（如万达）的“资产负债表式扩张”是如何实现的。

那么我们说到货币是来源于银行的创造，而银行的创造是基于贷款，贷款又是源生于真实的经济活动需求，据此我们可以说，信用的扩张与收缩是经济活动最显著的指标，是经济活动的内生量。

而现代货币理论认为货币的公信力来源于政府，这一观点混淆了基础货币和广义货币之间的关系。央行印刷的纸币，是基础货币，因国家信用和国家强制力得到普遍承认和广泛使用；但央行不了解市场具体信息，同时央行也并不对个体企业和居民发放货币，所有的央行货币都要经过商业银行体系变成广义货币。这个货币创造的过程，是基于信用关系才成立。

平衡财政和功能财政

现代经济政策是围绕一系列目标开展的，其中主要目标是保持物价稳定、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而西方国家自福利社会形成以来，更是把讨好选民、稳定经济、厌恶经济危机作为头等大事，这在事实上形成了功能财政。

所谓的功能财政，就是财政政策、财政支出的目的，在于维持经济、促进就业、保持物价稳定。而在我们的日常观念中，国家财政其实和家庭支出一样，应该是“量入为出，保持平衡”，即便加入凯恩斯的逆周期调节理论，也应该总体上保持平衡，经济景气时期偿还债务、增加盈余，经济不景气时逆周期增加债务、调节经济，这就是平衡财政的理念。然而由于财政支出的刚性化，削减政府支出在欧美国家已经变成了政治不正确。在欧美，往往是左翼上台，选择加福利，右翼上台，选择减税，总之，政府开支根本无法削减。在这样的情况下，“现代货币理论”（以下简称MMT）应运而生。

MMT认为，货币是政府的负债，即个人有权以货币兑付政府应收税款，所以货币系政府的负债，又认为政府部门的负债，是私人部门的盈余。也就是说，如果将宏观经济分成两部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那么私人部门产生盈余必然公共部门产生负债。从这两个理论前提出发，MMT理论认为“国内债不是债”，即政府可以不断地以国债的形式换取现金，以填补有效需求的不足。而现金则会变成私人部门的盈利。

但是事实上，MMT理论错误地将商业银行体系的广义货币和央行发行的基础货币视为并列平行关系，在此基础上只看到了国民经济核算账面上的平衡，而忽略了货币创造的内在机制与动态过程。一方面，作为货币创造主体的银行与其他会计主体的会计记账存在本质区别，银行资产负债表的特征是资产创造负债，其他经济主体资产负债表的特征是负债创造资产；另一方面，中央银行发行的基础货币和银行创造的信用货币是相互独立的。因此，不能将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与其他经济主体的资产负债表简单加总以求平衡。现代货币理论据此得出在国际收支平衡的前提下，政府部门赤字等于私人部门盈余的结论势必是错误的。

高度分工的现代社会发展到今天，财政和金融早就完成了分家。在早期，西方的英格兰银行时期，中国的钱庄时期，由于信用货币还不够发达，货币的信用来源于对金银等贵金属的信用支撑和国家以收税这种特殊债权的信用透支，某种程度上财政和金融是一体的。然而，当信用货币大规模走上舞台并且彻底取代贵金属，贵金属只是作为抵押物或发行准备乃至彻底脱离联系的今天，让财政方面根据其主观意愿进行发行货币，是极为危险的。我们可以看到，魏玛共和国的金融和货币是如何垮掉的。当然有好事者会说，魏玛共和国的国际贸易是赤字，不满足国际贸易均衡这个MMT理论的客观条件，那么再举一个例子，我国80年代以来的通货膨胀。

改革开放以后至九十年代中后期，伴随着经营管理等方面的管制逐步放开，我国的市场经济取得了极大的发展，十分活跃，但与此相伴的是物价的惊人变化。改革开放伊始，虽然物资十分不充裕，但由于广泛存在的票证制度，严格约束了商品市场的价格体系，商品的价格完全由计划确定，仅有微小的波动。而改革开放后，产生了计划和计划外两个体系，很快这两个体系就产生了巨大的价格差异。

八十年代末“倒爷（官倒）”一度令全国人民深恶痛绝，即用计划经济的价格获取物资后囤积然后按市场价格卖出，牟取暴利。经典的西方经济学专家会说，这是因为计划内的价格是固定的，没有考虑市场的活动和真实的成本，人为制造了寻租套利空间。没错，但是这里没有解答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物价变化的速度如此之快，幅度又如此之大？

实际上，正如笔者一直所主张的那样，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当商品市场总体供给有限的情况下，如果广义货币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商品增长速度，那么就会产生通货膨胀。我国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期，物价连年上涨，涨幅一日千里，经过多次“物价闯关”、调价，依然没有能解决物价上涨问题，就是因为迷信西方经济学专家，开错了药方。这一时期的通货膨胀，其动力根源在于地方政府通过“经营企业”以获得利润的冲动。

真正的转机出现在朱镕基总理主管中国人民银行后，通过“拨改贷”，同时收回地方的金融权力，严格限制地方政府随意向企业的贷款，紧缩银根，彻底遏制了自改革开放初期以来困扰中国经济的顽疾。这是因为，正如上文笔者所说的那样，信用货币时代，货币的创造来源于贷款，而贷款产生于生产关系，因此，如果地方政府根据其政治需要而不是经济运行实际情况，给予企业贷款，那么就会创造出没有产生实际对应的商品或价值的货币。对于国家宏观经济体系而言，就相当于在商品市场给定的情况下，额外增多了货币。这一经验教训就是为什么自九十年代中期起，我国严守平衡财政和严禁央行向财政透支的根本原因。

国家干预理论的正本清源

实际上，笔者认为，当代经济和金融理论中，最大的骗局，或许是所谓的“救市”政策。按照许多经济学家的说法，对大型企业，无论是工业企业还是金融企业的救助，是源于“too big to fall”，即“大而不能倒”。用网络社会的结构来看，大型企业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关系和网络，一旦倒闭破产，必然形成规模空前的社会混乱。因此为了社会稳定，当代的国家政府是不会允许如此规模的企业发生破产的。如2008年金融海啸期间，美国政府采取的是“接管”房地美等企业，而不是放任破产，并向华尔街大规模直接印钱注资。

然而我们可以注意到，这里采取的政策理论，看上去是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但是事实上是似是而非的。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重点在于，（因为剩余价值的存在使得）经济社会总供给大于总需求，当这种不平衡性积累一定时间后就会以经济危机的形式出清过剩产能，而真实的经济波动极为剧烈，容易造成社会动荡，所以需要国家干预，财政逆经济周期进行变化，在繁荣时期防止经济过热而在危机期间增加需求，以平缓危机的冲击。关键点在于对实际需求的调节。

我们看到，无论是罗斯福新政对美国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还是我国遇到经济过热时紧货币压缩信贷、减少财政投资，经济危机时的逆周期“铁公基”、“新基建”建设，所表现的就是这样一种逆经济周期对冲危机的思路。宏观经济一方面是需求，一方面是供给，而现今美国的救市政策，实际上只是防止了大型企业的破产清算，对于拉动实际需求而言，作用甚微。

在笔者看来，欧美对“too big to fall”的坚定信仰其实来源于欧美国家经济体的巨大不平衡性，是欧美已经承担不起市场出清的成本的体现。从一般的经济逻辑来说，经济危机时所淘汰的过剩产能，一定是落后的、成本高的，而先进生产力、成本较低的企业，是能够存活下来的。然而，由于市场的畸形化、经济形态的脱实向虚，金融资本高度发达，以及工业资本的高度集中，使得任何市场出清都变得伤筋动骨，影响选票，而令当局无法承受。

为什么还没有制造大规模的通货膨胀

最后，回到我们最开始的问题，既然货币应该是经济活动、生产和消费关系中内生的，而对于率先创造量化宽松的日本，以及大规模应用的欧洲和美国，尤其是美国，为什么如此巨量的凭空印钱，没有制造通货膨胀呢？

这是因为，当代农业和制造业的产能如此庞大，以至于任何的有效需求回升，都能得到充分满足，不易有持续的供不应求之势。我们知道，事实上全世界的工农业总产能，足够填满现如今世界需求的好几倍，因此基于真实供需关系的商品市场，很难出现物价飞涨的经典通货膨胀。

而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是资本市场数量庞大的资产承担了通货膨胀的结果。由于金融业的往来活动，收益率要远远高于资金进入实体经济所能获取的收益，因此大规模量化宽松所发行的货币，大批量的进入了金融市场，在金融市场进行空转，推高了资产价格。

我们可以看到，新冠疫情爆发以后，美国经济景气情况大大下跌，美国股市也应声暴跌，然而随着大规模的“救市”政策，美股不但摆脱颓势，还“进入技术性牛市”。这种完全违法经济学常识的现象，其货币根源就是大规模超发的货币，让股票作为一种资产，出现了通货膨胀。这就是美股今年能够走牛的本质原因。

另外，这样的通货膨胀完全是劫贫济富，是在进一步地缔造不平等。能够购买股票的人，要比无力购买股票的人来的富有，然而，股市的逆向走牛，是更加富有的人得到了更大的利益，而普通人一无所获。这样的货币政策，人为的压低了利率，甚至缔造了负利率。

我们知道，现在的经济社会，是信贷社会，越是富有的人，就越能通过其自身状况获得贷款。而人为压低了利率，就意味着贷款越多，获利越大。我们假设有某甲，在量化宽松的经济政策中贷款一千万元，购置了证券资产，随后随着资产的通货膨胀变成了价值两千万元，归还贷款后，某甲直接获利一千万元。也就是说，借贷规模越大，则获利就会越大，而这个世界的普遍真理，是越富有越容易借钱。

嗯，这很资本主义。

下回我们讲讲金融主权和数字货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