蚂蚁的野心，妄想让谁来买单？

文 | 新华门的卡夫卡

就在美国选战如火如荼的时刻，我们也迎来了我国资本市场的反弹热潮。市场反弹当然是因为外部环境变化，但不可否认的是，预计中的抽水机——蚂蚁科技IPO并没有发生，因而极大地利好了我国股市。顺着股市的反弹，蚂蚁的监管约谈、暂缓上市，笔者今天来谈一谈它的宕机。

从上市的过程来看，蚂蚁集团在发行时确实开了特权卡，走了加急通道。发行上市的过程是这样的：立项、发行的文件材料准备、券商审核、保荐机构推荐、发审会审查过会、发行准备、发行实施、上市流通。一般来说，至少需要半年以上的流程，而蚂蚁集团递交材料到审批过会，用时仅25天，可以看出，至少在证券市场的监管层来说，对蚂蚁集团做到了“特事特办”，一路绿灯。

然而随后，蚂蚁集团随即遭到了央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国家外管局等四家机构的联合约谈，随后被暂缓上市，这可以说是顶格监管了。

那么，为什么监管层对蚂蚁集团的IPO，先是一路放行、随后又组合拳齐上，一顿打得妈妈都不认识了？

金融监管的逻辑

正本清源，讨论一个客体时，我们先厘清一下概念。所谓的监管层，一般指的是金融监管当局，在我国，指的是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这三家机构。这三家机构形成了从货币的发行、派生再到流转、使用、乃至回笼的整个过程。金融监管，就是要通过对资金和信贷的变化过程的监督与管理指导，降低宏观经济风险。

因此，监管层的态度变化，首先与蚂蚁集团的宏观风险是密不可分的。

近期流传着一种据说是重庆市黄前市长的著作中的说法，称“蚂蚁小贷是从38亿起家，通过ABS将之放大到了三千多亿，拉了一百倍的杠杆，风险极大”。这一说法笔者未考证，但笔者这里也有一个数据，2017年蚂蚁一共发行了多少ABS业务呢？借呗1071.1亿，花呗1061亿。从这个数据的角度来看，一百倍杠杆即便不完全真实，也相去不远。

那么ABS业务是什么？ABS是英文Asset Backed Securitization的缩写，意思是基于资产的证券化。在蚂蚁集团这里，就是蚂蚁将钱贷出去后，将借条拿到证券市场上抵押，变成标准化证券，从市场上重新融到（借入）资金，而后再度返场，往复循环。而我国现行的资本管理规定，并没有规定ABS业务能做多少遍，所以理论上蚂蚁就可以通过38亿的启动资金，通过期限的错配，在一定时间后把借贷规模做的极大。

这样的规模，自然是有风险的，让笔者想起了美国银行业2008年的次贷危机中的CDS业务。CDS业务，即Credit Default Swap，中文叫信用违约掉期，本质是一种保险。它是这样操作的，银行向信用欠佳的人贷款，这种贷款叫次级贷款（相对于优级贷款而言），然后为了对冲风险，把这种业务打包购买CDS，CDS的提供方需要在贷款者未能按时还款时替贷款者还款，所以本质上CDS业务就是收费担保。

那么，看起来CDS是降低风险的，可是2008年为什么发生金融危机呢？因为本来银行等金融机构向信用不良的人贷款，就应该是审慎的，然而在CDS的担保之下，银行业的行为有人托底，于是为了利润增长起见，不管能不能贷款，都给贷款，一旦遇到经济形势变化，信用不良的人（这部分人通常没有稳定的工作，没有稳定现金流，更谈不上储蓄，以打零工为生）就会集体还不上贷款，这就是风险来源。

在传统社会里，作为借款的担保人的，应该是借方和贷方都熟悉、认可的一个人，这样的借款担保才是有意义的，这里面最关键的，是信息，信息的对称性。但是，在这种新的业务里，金融业掌握贷款者信息而CDS产品的投资者不掌握贷款者信息。

所以实际上2008年金融海啸起因是，银行业为了对冲风险，发明了CDS业务，将贷款的坏账风险对冲给了金融市场，随后为了利润，将垃圾级业务包装成优质业务，卖给金融市场，金融市场承担了不对称的风险。原本的次级贷款者贷不到那么多钱，在CDS加持下，一条狗只要会签字，也能贷到款。债务规模像吹泡泡一样空前扩张，最终，导致了总体规模达到62万亿美元的金融堰塞湖。堰塞湖溃坝，金融海啸。

蚂蚁集团的ABS业务，实际上同样是利用不对称的信息结构，将风险转嫁给了市场。因为市场的投资者，并不清楚向蚂蚁集团借款的借款人到底是什么情况，信息只掌握在蚂蚁集团手中。市场投资者愿意向蚂蚁集团的ABS投资，是基于蚂蚁集团的一贯信用，实际上蚂蚁集团本身的资本金很少，一旦遇到经济不景气，借款人大规模违约还不上款，那么链条传递之下ABS市场上的投资人就会蒙受很大损失，进而传导到其他部门。特别是在花呗借呗大量借款的人，和美国的次级贷款者有类似状况，因而像蚂蚁集团这样毫无节制地发行ABS业务扩大小额信贷规模，将极大地加剧我国金融风险。

而至于约谈后暂缓其上市，是因为按照计划，蚂蚁集团IPO后所融到的资本，将补入其集团的经营资金，这意味着蚂蚁的小贷进一步加杠杆，是我们要极力防止的。

或许有人会说，蚂蚁借这个钱，总归是好事，给穷人提供了普惠。笔者想说，首先这是借钱，而且利息极高，未见得对穷人是好事。蚂蚁的小贷ABS规模，占全国消费贷ABS规模的95%，也就是说这个市场本身是蚂蚁发展起来的。

我们都知道，银行的信用卡业务审批严格，免息周期长（最短为45天，最长为55天，而花呗为40天），对使用人的信用要求很高，这就形成了一种过滤。而网贷流行以后，频频出现的“匹凸匹”暴雷，实际上就是给不应该借钱的人借了钱，对一些自制力不够的人来说，鼓励消费、鼓吹消费主义然后再提供给他信贷工具，和过去娱乐场所卖摇头丸等毒品的人没什么区别。

当局的行为逻辑

上面，笔者阐述了从宏观经济风险层面为什么要对蚂蚁进行监管，可能又会有读者问，那为什么之前大赞马云、给蚂蚁集团一路特权一路绿灯，到了后面又组合拳齐上呢？

确实，监管机构的前后反差之大，令人咋舌。这里面的原因，其实还是因为信息差。

笔者之前撰写过一文介绍我国的超大规模与结构，里面曾谈到信息不对称对我国政治结构与政权组织形式的影响。实际上，蚂蚁集团在经验扩大的过程中，就巧妙的利用了监管空间进行套利。

蚂蚁小贷，笔者也借过，合约签订方是重庆蚂蚁小贷公司。蚂蚁和阿里都是总部在杭州的公司，为什么小贷要放在重庆？因为经营小贷是需要金融牌照的，而长三角地区并没有批给他。

我国的国内市场是一个超大规模的共同市场，按理说，监管的标准应该是统一的，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各地区出于自身的情况不同，监管的尺度是有所区别的。但经营上，由于全国简政放权、审批缩短，在重庆注册的公司，自然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营业。同样的例子还有影视业，前些年一窝蜂地注册“霍尔果斯XX”的影视公司，同样是在钻政策套利的空子。

同样，蚂蚁集团已经变成了一个空前庞大的混业经营机构，我国监管机构还缺乏这方面的经验。蚂蚁的余额宝，属于货币基金业务，代卖的理财产品，多属于基金业务和保险业务。基金业务以及蚂蚁集团发行ABS，属于证监会监管范畴，而保险业务则属于银保监会的监管范畴，自从阿里系网商银行上线以来，其部分业务也属于银保监会监管，而蚂蚁集团的主要盈利范畴，小额贷款和电子支付业务则属于中国人民银行监管。

发行ABS时，证监会方面只知道蚂蚁发行了上千亿，却并不了解其真实的自有资本，因为小贷公司是由央行系统管理的；贷款放贷时，银保监会知道钱贷出去了，但资金来源是ABS，银保监会也难以完全清楚，如此这般，通过信用风险的腾挪，蚂蚁集团掩藏了大量的风险一时之间难以为监管当局所察觉。而蚂蚁集团一直不公开其经营情况，一直到即将IPO时，招股书才将蚂蚁集团的完整经营情况予以反馈，当局此时才拿到了完整的信息。

另一方面，则是于蚂蚁集团本身对形势的误判，导致了其一系列决策上的失误。笔者在上一篇曾论述阿里系的经营价值取向是“杀鸡取卵、涸泽而渔”，在情况允许下挣走最后一个铜板。问题是，这种极限操作搞多了，在不出问题的情况下自然利润比别人高得多，但风险同样很大。

近年来，因为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在经济增长总体趋缓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把招商引资、特别是招大商、大投资项目，作为重点工程来抓。在减量发展情况下，我们看到，全国的招商引资竞争趋于白热化，什么“投行合肥”、“经商环境天堂江浙”、“科创中心深圳”乃至“经商环境反面典型东北”等等话题，都是地域间政府竞争的产物。作为国内民营经济的龙头老大，所到之处尽是“净水泼街、黄土垫道”，正省级干部等闲都不入马董法眼，自是也得一诨号“马总统”。

地方政府有求于蚂蚁集团的投资，而对于监管则倾向于“合法合规即可”。为了完成经济发展的目标，一些社会问题自然也就不暇细问，只要能落实投资，不违法，目的就达到了。同样，出于维护公共关系的便利，蚂蚁集团聘用了大量地政府辞职出来的人，许多处级、局级干部甚至是想攀“马爸爸”大腿而不得，这样的政府公共关系自然是无往而不利。而往来无白丁的情况，使得“马总统”对自身的话语权产生了误判，认为可以对政府、对市场提出更高的要价。

地方政府的问题，其实是在新形势下中央给地方职责加码的情况下，同样要求中央政府负起更大的责任。但在官僚制度下，同样也是容易出些岔子的。对于监管部门来说，需要考虑的第一要点，是本部门的绩效完成了没有，而不是蚂蚁集团是不是对社会有不良影响。在全社会关注营商环境的当下，蚂蚁集团自然是得到了特殊的优待。再借助多年布局的“人脉”，蚂蚁集团展现了其超强的实力——递交材料仅25天即过会核准。甚至在发行时，连社保基金也准备了70亿资金入股，这也被资本市场解读为最高层级的背书和认可。

那么，为什么又触发了监管当局的顶格监管呢？

我国政府的组织，是双线组成的。一个方面是基于官僚制逻辑的行政分工负责，各级人民政府各部门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按照规范进行行政行为；另一方面则是基于政治行为的上下级承包——发包关系，上级党委对下级党委充分授权、充分信任，下级党委对上级党委充分负责。这种非常态治理的组织，往往是通过“XXX领导小组/委员会”等非常设议事协调机构实现的。

在对蚂蚁集团的顶格监管，实际上起到作用的，并非是常设的一行两会，而是“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这是一个由国务院分管领导负责的议事协调机构。在治理层面上，国务院分管金融的领导作为金融方面的最高领导，直接对党中央、国务院负责，承担完全责任。

因此，当蚂蚁集团的巨大风险敞口暴露在监管者的视野中，并且表现出超出以往的监管逻辑时，治理层次迅速上升，作为非常态治理机构的金融委应声启动，打出了一套漂亮的组合拳。而作为ZZ局介入的非常规治理的副产品，我们看到，不仅金融监管的一行两会，对蚂蚁的监管甚至协调了媒体、地方政府等其他方面的同步介入。可以说，这是我国“党委领导下的行政首长负责制”运行臻于成熟的一个案例。

普惠金融和蚂蚁的未来

在这个档口上，同时公布的还有我国的十四五规划制定和2035远景目标的建议。我们看到，《建议》明确了在2035年实现人均收入翻一番，这是借鉴了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之下的审慎决策。

美国社会为什么撕裂？恐怕是因为悬殊的贫富分化，已经让一个美国变成了互相不能理解的两个社会。极力防止贫富分化恶化，缩小贫富差距，是我国当前和今后发展尤为需要重视的。

我们都知道，传统金融业有很强的“马太效应”，即资源向强者集中。我们之所以认定，蚂蚁集团只是披上了高科技外皮的高利贷公司，就是因为蚂蚁集团通过大额消费贷在疯狂吸吮城市中下阶层的血肉。真正的中产以上阶层，并不需要消费贷，他们本来就有信贷渠道。而城市中下阶层所需要的，也不是花呗大行其道之下的消费攀比，而是实实在在的普惠金融。

对于穷人来说，他们所需要的的金融，是周转方便、手续费低、安全性高、操作便利。从这个角度来说，支付宝和微信支付，以及即将推出的数字人民币，的确是对低收入群体的利好。对于摆摊、零售型服务业乃至一些灰色地带的服务业者，电子支付技术让他们的血汗变得更安全，更便捷，以及支付宝和微信的零钱存取到货币基金里，积少成多之下，总比没有强。

同时，从2015年起，蚂蚁、阿里不断以惠农助农、扶贫消费等为名在线上做推广，固然很大程度上有做广告的成分，但也确实实实在在的为扶贫做了贡献。借助于电商平台，集成一体化的阿里系，从上线、盘点、物流、结算一体成型，傻瓜式操作，确实也让许多偏远山村受益。原来根本无人问津、或者卖不出去的山货、农产品，如今变成了农民脱贫致富的法宝。甚至在口碑的集聚下，还产生了品牌效应。而这里面的，还是信息，是缩小了消费市场和原产地之间的信息差。

只是，这些信息属于阿里吗？可以让他们肆无忌惮的拿来搞金融谋利吗？从数据伦理的角度来说，信息数据应该归属于产生信息数据的人，而不是“意外”收集了信息数据的人。蚂蚁集团积累了海量的大数据，这些大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也只能用之于中国人民。

所以，蚂蚁若想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只能在是帮助社会发展普惠金融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如果还想变成它自我幻想的那种超级金融混业巨头、“终产者”，最终只能遭受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