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土猪拱了白菜？

文 | 飞剑客

高考前夕，一个励志演讲中不太体面的比喻，把一个带着衡水中学标签的学生被推上风口浪尖。

衡水中学的高三学生张锡峰，因为一段演讲视频，他备受瞩目。在视频中，张锡峰回应了外界对他们衡水中学的“古板印象”，直言衡水中学的学子们“不是高考机器，只是一群穷人家的孩子，想要成为父母的骄傲”。而在演讲的过程中，张锡峰也飙出了“金句”——我就是一只来自乡下的土猪，也要立志去拱大城市里的“白菜”。这样的话语一出，立马引起极大的质疑与纷争。

如果不是自媒体刻意断章取义，只选中了这一句：“我就是一只来自乡下的土猪，也要立志去拱了大城市里的白菜。”，其实看演讲我们知道，张的演讲内容并不是一个让都市女拳蓄势待发的凤凰男的故事，也没有仇富，相反，他在仇穷。整个演讲甚至还以“穷人家孩子”的身份，为“富人家孩子”说话：“谁说他们就只是不知进取、混吃等死的纨绔子弟，他们往往比你更努力。”，这两句话立马把我拉回到了咪蒙体还在流行，逼乎精英大肆宣扬“阶级固化”话语的那个五年前遥远的午后。

我们从常识角度正视这位同学身上的人设，能在学费高达两万五千元的著名高考工厂衡水中学上学（实际上衡中在初升高已经进行过一轮筛选，掐尖，招来一群好学生，学生一般也多来自学风较好的初中），且他本人舞台经验丰富，毫不怯场，是真正的穷人的孩子概率不一定会很高。

不过更有意思的是，张同学也在演讲上一直强调自己是寒门学子，如果不是误用“寒门”，那么按照魏晋的标准，这种说法可能是真诚的。因为寒门是有门槛的，不是随便的老百姓能称自己是寒门。不巧有人发现，高考结束，这位为“穷人家的孩子”代言的人坐着父亲的帕萨特，绝尘而去。

如果高考顺利，这位同学大抵能如愿进入985、211高校，如他所言，什么“清华金融系，北大中文系”，家庭给他铺上的再生产之路才刚刚启航呢。进入社会以后，这位同学究竟是会像拉斯蒂涅那样，满怀着实现跨越阶层的憧憬，在大都市的灯火通明里轻易地丢掉了自己的心；还是像于连那样，以激情和理想之名，被蹂躏在阶级上升的奇妙叙事里；或者终于只成为一个打工人，甚至可能无法被大城市吸收，回到小城市，或变成一个躺平青年。这些我们说了都不能算数，但愿他能顺遂。

抛开张同学令人诟病的，演讲里充满着的“疯狂乖戾的感觉”，表达诸如高考改变命运这些观点并没有错，且可以这么说，在张锡峰们笃定教育实现阶层上升的路径选择的预设里，蕴含着近晚四十年几代人阶层流动的启示：在改开以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中底层家庭投资子女教育的积极性是很高的，是因为那会家庭投资子女教育的回报率高；教育投入回报率较高，是因为这段时间里，阶层流动性较强。

这个路径当然是从张锡峰的师兄们，也就是六零后和七零后的“白岩松们”成规模实践的，以至于多年以后，白岩松被推上了网络鸡汤的头把椅上，还是要感慨一句：“高考有万种毛病，但却是目前最公平的一种方式。没有高考，你拼得过富二代吗？”，诚然，父辈那代的农家子弟，很多就是靠着高考这个机制跃迁到城市的，迎来较高回报率。待到“白岩松们”大学毕业，找到了一个例如公务员、央企或外企的这样的工作，再继续努力扩展上升空间。这时候就完成了从工农子弟向城市中间阶层的身份转换。不仅如此，当白岩松们进城工作之后，还会一定程度上帮助自己的兄弟姊妹进城，使得其收益可以溢出到整个家庭。

时过境迁，当前社会流动性减弱，继承了教育实现阶层上升意志的，主流未必是更下一代来自农村家庭的“土猪”们，而是出自县镇、中小城市市民阶层的子弟，家庭条件再好一点的，就如同本文的主角，张锡峰们。他们这十几年主要就是进大城，在进了一二线，在拥有了稳定身份之前，会比较信奉一些内卷哲学。

因为我国崛起不够充分，各种群体甚至都无法做到充分的再生产，但经过城市化洗礼之后的受高等教育的年轻人，骨子里是把自己当“中产预备”来用的。大学扩招及其带来的学历通胀又让他们趋于无产化。

不过这里要声明，出没于大众媒体意义上焦虑的“中产”，并不是典型阶级分析法中的“中产阶级”，后者通常是“中等资产阶级”的简称，比如在教员早期的各阶级分析里会用到这个概念，而前者是一种社会身份认同，不仅仅是一种财产权利，也代表了一定范围的空间权利。

有些人认为不存在中产，他们就是无产，中产是分化手段，其实这是不准确的说法，中产是一种为了社会身份认同搞出来的二阶自我命名，也是一个潜在的利益共同体，而非实质的阶级，他们构成非常复杂，有老市民，高级打工人，有小资，小老板，但利益倾向上又保持非常类似的行为规范，就比如有些人属于无产阶级，但他的社会活动，生产出一个封闭的社会空间。他们的诉求和实践总是和这个圈层化的社会空间相连，而不是与住出租屋里望房兴叹的无产阶级相连。

一批一批的“张锡峰们”要涌入大城市，想重复“白岩松们”的际遇，问题在于，在不同的经济周期里，不同年龄阶段的“张锡峰”发生了“断裂”。很明显的，例如16年前从名校毕业工作几年上车的“张锡峰”，和16年以后从名校毕业出来的“张锡峰”，同处于北上广的他们会有不一样的社会情绪。

在16、17年关于“阶层固化”的讨论处处可见。就比如《北京折叠》获得第74届雨果奖最佳中短篇小说奖提名那会，尽管《北京折叠》改成《纽约折叠》可能更贴切，但仍让很多人将之延申到阶层固话这个话题。再比如《残酷底层物语，一个视频软件的中国农村》等爆款文出来，勾勒出一个与北上广深陌生而隔绝的世界，被舆论情绪表达认为“快手背后看到了真实的中国农村”。这种焦虑又进一步蔓延。

真正让“阶层固化”这个论调成为火热议题之一的事件，归功于17年现象级热剧《人民的名义》中祁同伟这个角色。和电视剧前半部分给人的印象不同，剧本后半部分，对他的身世、经历的交代也会越来越多，当时普遍认为，这一人物形象的设定“超过了剧中反腐的深意”，在自媒体上，祁被建构成一个承载着“实现阶层跨越而堕落”、“奋力抗争身份命运审判”的“胜天半子”的形象，让人联想到《红与黑》中的于连，《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盖茨比等等。自媒体在处理“祁同伟”与外界他者的阶层上升困境时，这些符号其实一定程度呈现出高度的关于追求阶层上升的形象的同情，也因此，类似“为什么同情祁同伟”式的话语源源不断在生产。

这套说法的流行固然有着阶级社会的依据，可以被用来广泛地解释公共领域的话题。但我们要注意，本质上，这不是阶级叙事，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而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议程焦虑的扩散。在这种“阶层固化”的叙事里，人们都被描述成渴望阶层跨越，底层是多么多么残酷，人下人是多么多么惨，哪怕要像祁同伟那般付出代价成为无耻的官僚，也是值得同情的，就这样，“阶层跨越”的目标仿佛被抬升至崇高的客体，一个终极的幻象支撑。

为什么说这种话语非常中产小资呢？因为在他们看来，上层是一个难以抵达而无法符号化的实在界，上层是不可描述的，所获得的教育资源是不可触摸的地带，早已跳脱出高考的游戏规则；而他们对底层的叙事则是“寒门难出贵子”，对他们充满仪式化的同情，还有暗自庆幸，一方面依旧认为寻求阶层上升或者阶级再生产是个体人类的本性，一方面要通过讲述故事渲染残酷环境。这种话语伪装成阶级叙事就算了，无形中也把中间阶级的焦虑扩大或者夸大。

我们亦能从还在校园里张锡峰的演讲里窥探出以上话语如出一辙的阶层上升论的症候：立穷人家的孩子的人设又仇穷，把阶层上升视作幻想支撑。别看演讲者激愤于自己的出身，但演讲者本身却看不到阶级意识，反而是对社会现有的权力结构的保守主义的崇拜。就像当代中产的焦虑的问题一样，散发着对于生活理想的单调化理解，譬如高薪职位，拥有学区房，岛屿度假，美食、摄影、咖啡厅、马拉松的精致生活，还有对平台、人脉、眼界的神话，恰好文化工业又不断地把这种模板投喂给年轻人，桎梏我们对于美好生活的想象，把我们塑造出单向度的人，无法探索差异化的出路，最终困死在内卷游戏里。

时代终究是不同了，白岩松们成为了社会精英，对青年说教不会吧；十年前的进入社会的张锡峰们憋劲上车，鸡娃有感；五年前的进入社会的张锡峰们转正失灵，大呼固化；还在校园的张锡峰踌躇满志。看不清时代，招来的是焦虑和盲动。须知“阶层上升”论不是阶级叙事，也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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