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人，精英与媒体权力
文 | 双瞳
精英的团结：从考试开始的润物细无声
就在笔者动笔写作本文时，以揭露“高华”、“殖人”通过各色NGO配合西方意识形态侵略而闻名世界互联网（虽有笔者吹捧之嫌，）的赛雷话金在B站更新了一期名为《美国名校敲门砖，竟成洗脑中国学生的利器》的视频，笔者抽空看了下，做的非常精彩，可以说极大的弥补了我国群众和舆论对这些长久存在的意识形态进攻机器的懵懂无知。但很不幸，似乎又一次遭遇不可抗力的赛雷很快又发了一个动态（此动态已经被删除）表达自己的失落。
如果你真的看过赛雷的这部视频，你很难以所谓的“煽动仇恨”、“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等“正确”理由来对予以限流乃至删除进行辩护，因为这样的意识形态入侵是如此的堂而皇之，是如此的无孔不入，是如此的精准投放——
能消费得起这些东西的用户（能够投入时间金钱和精力刷美式辩论赛的留学用户即便在留学群体里也属于最上层阶级），很大概率会在将来构成一个国家的精英阶层（再思考，为什么我国的最高权力人员的教育背景都是较为本地化的？），而一个精英阶层从小接触的就是一个已经划定了范围的单边主义政治议程，那么无论这些精英阶层来自于哪一个国家，他们都或多或少的会对这种单边主义政治议程产生“思想钢印”，从而把有利于维护乃至延续欧美主导的后现代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事坚定的认作正确的事。
要强调的是，这并非是说所有出国留学的人都是资产阶级，但仅就笔者的观察来看，这个群体说是传统意义上的无产阶级的可能性也并不太高，客观来看毫无疑问是属于“精英”阶层的现役与预备役。
然而，这种已经足够触目惊心的揭露只不过是后雅尔塔时代，欧美对世界的话语权垄断的冰山一角罢了。哪怕我们只从赛雷给出的《全美中学生学术辩论与演讲》（NSDA）的例子进行有限度的延伸，我们也会看到，即便NSDA的认证有助于申请美国名校，但只靠这个恐怕也并不能成功申请到美国大学。
事实上，熟悉或者了解留学行业的人应该知道，比起其他西方国家，美国大学几乎没有明确的录取要求（起码对中国留学用户是这样的），但无论如何，英语能力证明（TOEFL）和SAT成绩（对高中生申请Undergraduate）与GRE成绩（对本科生申请Master）都是某种意义上的必须，而不管是TOEFL、SAT还是GRE都是由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ETS）所提供的。
作为一个能提供美国大学入学申请“硬证明”的私立非营利性教育考试和评估机构，它理所当然的雇佣了大量拥有博士以上学位的人，与此同时，其大约25%的业务（主要是SAT项目）交给了另一个私立会员制非营利性机构College Board，而这个College Board除了和教育机构合作之外，赫然还与另一个所谓的非营利机“National Constitution Center”有着合作。
这个名叫“国家宪法中心”的非营利机构看似只是一个博物馆，但是来头不是一般的大，其历任主席包括了两位布什（曾担任总统的老布什与曾担任过总统的小布什的弟弟杰布·布什）、还有比尔·克林顿，以及乔·拜登（2017-2019）——如果非要类比的话，这个“博物馆”恐怕实际上对应的是类似于我国“中央党校”的机构。
当然，笔者并不是要借此证明，SAT、GRE等考试的提供机构刻意的将这些考试作为国内外的意识形态传播工具，起码能够成为实锤的证据已经超出了笔者的搜寻能力，但客观上我们同样无法否认这些考试的确存在政治背景，即便在程度上不会达到NSDA那样的图穷匕见，恐怕也逃不掉有意无意当中的画地为牢。
要强调的是，笔者并不认为在当前的历史阶段中，各个意识形态载体（主要表现为国家与各色企业、组织）在各种方向上传播自身的意识形态这一行为是错误的。实际上，如果我们按照上文的方式对各国高等教育进行溯源就会发现，但凡有着较为完整教育体系的国家，权力阶层与高等教育都是有着共生关系的。无论如何，即便结构性的压迫依然普遍存在，但可持续性的竭泽而渔总好过马西埃式的归零重启。
只不过，问题并不在这里，问题在于1991年苏联解体后（其实还要更早），某一种混杂了多种特定倾向的意识形态成为了世界精英人口脑海中的宰执——而这种宰执随着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的，从本科入学到博士毕业这段时期内的学术方向同质化，对全球不同地区不同文化背景不同阶级基础的“非精英人”造成了可怖的话语垄断。
精英的画像：你不能审判我！我就是正义本身！
研究说服、宣传、“洗脑”的著作，中外加起来已经不知道有多少了。但仅就笔者匮乏的阅读量所感，几乎所有的相关作品，都将这上述的这三个概念与“中共”和“苏联”以及“纳粹”进行深刻联系,而对欧美，特别是欧美上世纪80年代以后，也就是泛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说服与宣传采取了笔者看来属于“小骂帮大忙”的描述。
长久以来，对于很大一部分受到过高等教育，在社会阶层中有着中等偏上地位的人来说，从汉娜·阿伦特那本《极权主义的起源》到福柯那本《规训与惩罚》以及其他的一些作品（可以点名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比如什么德里达、鲍德里亚之类）承担了构建上述叙事背后哲学与观念的“客观来源”。（之所以不说全部是因为笔者还是知道一些基本不以这个视角来写，不以这个“司空见惯”的先验当做学术真理来进行研究的学者）。
也就是说，对于相当一部分受到过高等教育，自知和不自知享有优越社会地位的人往往会以所谓“新闻专业主义”的态度审视中国的一切现存媒体，视它们为“宣传的”、“洗脑的”机器而区别于他们眼中“真正的”、“独立的”第四权力。
最近也最好的例子就是微博站方不对辱骂爱国网友还有中国男性的种种词汇言论进行限制，反而将“殖人”等回击西方中心主义入脑者的词汇给归纳进“网络暴力”的领域。有着基本修辞学素养且并没有在当代新媒体平台上消费精神图腾消费到发疯的人都不会否认所谓“蝈蝻”、“粉蛆”、“辣脆”等词汇中的任何一个都比“殖人”更加凸显网络暴力呢？
可怕之处在于，就如前文所说，熟稔的消费这些词汇并施以网络暴力的人并不觉得自己是错误的，反而认为是真正的精英分子在伸张正义、打击落后，典型如万门大学的童哲校长，这位初中就读于厦门外国语学校，高中就读于厦门双十中学，以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福建省第一的成绩保送至北京大学物理系的“精英”，在徐州丰县事件与俄乌战争上的表态就可以证明这点。因此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活跃在各路新媒体平台上的“精英”们所相信的到底是什么呢（或者至少是假装相信的是什么）？
过往的诸多文章中，沉思录的各位作者针对这种被缩写为“白左”的特定意识形态信众做过诸多批判，但今天我们还是要给这样的信众一个具体的描述，考虑到来源于五月风暴的欧美后现代哲学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复杂关系，笔者在这里倾采取两位被认为是“反共产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雷蒙·阿隆与艾伦·布卢姆（前者同样厌恶奥地利学派，很难想象他活在今日会得出怎样的看法，后者倒是很有可能成为美国新保守主义、另类右翼的哲学来源）的描述。对于笔者来说，在当代全球主义“精英”泛滥的情况下，这两位可谓是“敌人的敌人”：
“如果只有敌视一切正统性和能感受到一切苦难的人才是左派，那么为什么只有美国没有这种左派？（阿隆，1955）” ——《知识分子的鸦片》
“也有一些把现有的东西加上华丽的包装，毫不费力地填补真空的努力——国外研修的安排，个性化的专业，等等。于是就有了黑人研究、妇女研究或性别研究，以及‘其他文化的研习’（布卢姆，1987）”——《美国精神的封闭》
笔者特意采用了应当被当代绝大多数受过留学教育人士所深恶痛绝的某种格式去凸显这两部作品的年代，我们会发现在阿隆出版他那本书的十多年后，法国发生了五月风暴；布卢姆在他痛骂美国大学体制在批量生产废人和巨婴后，新自由主义的噩梦笼罩了全球。我们应当看到上述两段引用之间的联系以及这种联系所产生的讽刺，因为阿隆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用来反驳的例子已经在八十年代末期成为了布卢姆所批判的现实，并在今天成为了美国和它的“世界公民”所习惯与先验的话语霸权。
Come on，你不会不承认美国和它的世界公民已经全是由阿隆笔下的“这种左派”构成了吧？
从来文章倾社稷：you are what you read
我们必须要承认的一件事是，即便是最最最优秀的“文史哲社”学者与“理化生工”科学家，认知世界的第一选项也不是研讨会、更不是论文与试验，事实上，如果不假思索的全盘使用前文所提到的后现代主义哲学逻辑，那么研讨会、论文与试验本身都是“残酷无情的理性主义”因而不值得相信——回到主题上来，我们认知世界的第一选项恰恰是各种各样媒介/媒体，这种情况正如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卢汉所说，媒介是人的延伸。
笔者本人更倾向于化用那句现今已经广为人知的“you are what you buy”为“you are what you read”来形容这一境况。在电子媒介前所未有的将人所感受到的信息与人自身相连之后，固然本节的小标题“从来文章倾社稷”有唯心主义之嫌，但结合笔者之前的几篇文章，我们实在是不能否定这个论断还是有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
只要你对公众舆论有所观察，你就不能否认，至少在绝大多数城市人口所消费的新媒体平台上，这些在现实层面上拥有巨大权力、掌握巨大资源的“精英”们的声音也从来没有小过，和他们鼓吹的自身的人权与自由受到很大限制不一样，他们在这方面的力量简直大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
某本分析国内传媒发展的相关著作的部分论述
事实上，我们只要做一个简单的名词替换，我们就会发现今天的许多平台上，围绕着“如何反对战争”、“如何推进平权”、“如何建设更好的中国”等议题中，新生代去中心化（伪）政治自由主义城市知识分子得到的帮助是无穷无尽的，而这种无穷无尽的浪潮在一次重大地缘政治变化所引发的潮水退却之后却使我们发现有很多人真的在裸泳。
比如在俄乌战争初期，有一条大意是“不管怎么样、不管什么理由，发动战争的人死全家”（不保证完全正确、但大意上是没问题的）的微博从一个去中心化的KOL（这类去中心化kol可以被描述为活跃，但作为凝结核的小圈子暂时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因而具有“先验性的平民化的正常账号”认知，且上述描述不代表该KOL就是个假人或者“50万”）迅速扩散到了几万乃至十几万的转发。
笔者是希望自己能够相信中国真的有这么多可爱到幼稚的反战者的，但即便真的有着这么多的反战者，其“集结部队”的速度也已经快到让让某位阿姓指挥官汗颜。微博因为“俄乌战争”所揭露出来的、早已爆发多年的信息战“不得不”（这是笔者的猜测）开启了该话题下IP显示地域这一功能，结果我们发现，铺天盖地的转发下各种令人撕心裂肺的评论与故事中，大多数的IP根本就不在中国大陆。
这一现象不仅出现在“反战”议题上，在更早一些的徐州丰县事件上，我们也能看到名为“激进女权主义”的后现代哲学派别思潮诞生的种种故事在铺天盖地的转发与评论中替代更为深刻、更能解决问题的历史唯物主义平权叙事（近年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将男性视为敌人的激进女权主义早已不承认历史唯物主义平权了）。
历史愈发的告诉我们，痛苦和折磨才是生活的真谛，因而笔者一直在思考的是，作为一个有着共产主义革命传统的国家，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精英放弃了社会主义VS资本主义的叙事逻辑，转向了“民主与专制”/“自由与独裁/“女权与男权”（请注意，这三者的演进与联系很好的表现了布卢姆所说的“把现有的东西加上华丽的包装，毫不费力地填补真空的努力”）的叙事逻辑呢？
按照赵月枝的说法，“从 1980 年代开始，国际体系上的主导意识形态话语，就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变成了‘民主与专制’的对立。针对这一话语体系的转换，一方面苏联领导层似乎并不在乎，因为他们对社会主义已经失望甚至可能准备背叛了 ；一方面我国整个改革开放时期的意识形态斗争也从‘不争论’慢慢到不谈‘姓社姓资’。由于苏联和中国都不再在国际话语体系中旗帜鲜明地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西方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国际话语，也就是‘民主对专制’的话语体系，就成了一套霸权话语。一旦进入这套话语体系，我们就被套进去了，仿佛成为“专制”一方，而西方俨然成为“民主”一方。这样对号入座必然失去话语的定义权和领导权”（赵，2018）。
从这里，我们终于获得了一个时间上的线索和一个极为清晰的结论，但任何意义上的话语霸权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一个热爱吃肉的人是不可能因为旁人的一句话就瞬间变成虔诚的素食主义者的，因此，肯定有一个关键的人，一本关键的著作、一个关键的体系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有意与无意：传播学科与雅尔塔塑造的世界
中国当代各大高校所教授的建制化、学科化的新闻传播学是谁创立的？几乎所有的业内人士都会承认施拉姆的决定性地位。即便近些年的前沿研究表明，1970-1980年代引导海外传播学传入中国的学者并非只有施拉姆一个，但无论是是赫伯特·席勒还是达拉斯·斯迈斯的理论都没有成功落地中国，席勒本人的访华之行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成型，达拉斯·斯迈斯虽然比施拉姆来的更早，并留下了第三世界国家要想办法建立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文化流入的文化防壁的箴言，之后便在某种程度上神隐了。
对上述的解释采取一种去政治化、历史巧合化的定论是容易的，是不太会引起争议的，但如果我们将新中国的历史纳入考量范围，我们是否会得出不太一样的结论呢？毕竟，系统化的引入海外传播学理论著作（区别于建国前极为新闻学碎片化的研究，也就是所谓第一次传入）最早是1956年，那一年正是一度满怀热情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而那本被引入的传播学著作却恰恰是威尔伯·施拉姆的《报刊的四种理论》。
威尔伯·施拉姆，是美国传播学的主要奠基人和集大成者，被人誉为“传播学之父”。首次提出报刊四种理论：集权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责任主义、苏维埃理论（其实从这四大分类中就能看出某种意义上的图穷匕见）。建立了第一个大学的传播学研究机构、编撰了第一本传播学教科书、授予了第一个传播学博士、是世界上第一个具有传播学教授头衔的人。
施拉姆在1982年4—5月的“破冰之旅”（余也鲁、施清彬、崔煌芳、章琪琦，2012）为中国当代传播学建立奠定了学科范式。这履历听起来像是一个学术地狱笑话：“我终于从埃及学博士毕业了，这样我就可以通过教授埃及学来谋生了”。但无论如何，施拉姆在中美两国传播学学科范式的建立上是具有统治级地位的，这种统治级地位并不会因为近些年尖端领域对其的两种批判方向而有丝毫的改变。
究其原因，阅读着《报刊的四种理论》以及围绕施拉姆所定基调与范式产生出的种种学术从而成长起来的一代又一代新传人们在漫长的数十年里构成了我国新闻传播职业领域的绝大多数。而且不止传统意义上的新闻人、媒体人（值得注意的是，施拉姆访华的第一站其实是广州而不是北京上海，而广州诞生了后来臭名昭著“南方系”）、大学讲师、大学教授，传播学的就业领域甚至还有市场营销、公关等方向，施拉姆的徒子徒孙们甚至在最近新传考研门槛提高之后在B站上贡献了以施拉姆为主题的“范大将军MEME”。
笔者一直相信，任何一个写作者，TA本身的经历会很大程度上影响他的著述。比如福柯，这个后现代神话图腾一般的人物，在去年陷入了一场“恋童癖”指控风波。笔者之前只是知道他和激进女权主义奠基人波伏娃还有其他一些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签名支持过《关于修订针对未成年人的性犯罪法的公开信》，信中提议将成年人与15岁以下未成年人之间的自愿性行为合法化。即便恋童癖的指控是来自资本主义与前现代国家的阴谋论（是的，笔者知道最初指控福柯是恋童癖的人的政治背景，笔者也看过半岛电视台刊登的突尼斯学者Haythem Guesmi的评论文章），但知识分子写作自己的传世著作的时候，难道真的一点也不会受到自身兴趣爱好的影响么？
我想是不可能的，笔者甚至认为某些人（比如马茨内夫，他自己承认自己干过）就是为了给自己能合法“享用”“各种颜色的幼瘦”才写出一大堆佶屈聱牙的概念“justify”自己的行为。古人云，知(智)足以距(拒)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这句话不仅可以拿来重新审视整个后现代主义哲学，也同样可以拿来审视威尔伯·施拉姆。
那么，威尔伯·施拉姆到底是谁？他只是一个单纯的奠基人级别的学者吗？隔壁比我在新传领域更专业的通吃岛岛主在他的《美国的心理战和宣传战友多厉害？长达100年的心灵控制术》提到了美国一直在做的宣传战与信息战，却在某种意义上一直不被中国智识阶层承认，或即便承认但也有意无意的暗示其影响并不巨大到让人感到可怕的地步，认为中共/苏联/马列/纳粹才是房间里的大象。
之前笔者经由岛主的推荐，阅读了《胁迫之术：心理战与美国传播研究的兴起（1945-1960）》，也在之前的文章中稍微提到了一下施拉姆与拉扎斯菲尔德等人（都是些新传人熟的不能再熟的名字了）在美国宣传战、心理战、信息战扮演的角色，但是，岛主或许出于自身的学术前途考量，笔者则出于“时候未到”的考虑，刻意（至少笔者确实是刻意的、岛主的想法是我猜的）隐去了本书第八章的相关内容：
“施拉姆20世纪年代以来 有关传播的一些重要著作今天依然无法看到，原因是它们与中央情报局和军方资助的心理战项目密切相关，政府坚持要将这些文件保密30年以上。即便如此，我们依然能够追溯施拉姆的职业生涯究竟与美国心理战运动产生了何种程度的关联。例证如下：
1. 美国空军对朝鲜战争中美国心理操纵的研究。该研究的成功以多种语言反复出现在美国政府资助的学术性和大众性出版中。
2. 美国新闻署的若干重要研究，其中包括对该机构的“评估”，“评估”项目是在施拉姆担任一家公民委员会主席时完成的，该委员会积极拓展美国新闻署的行动。
3. 整个20世纪50年代受国家安全委员会和解放电台（Radio Liberation）的委托，对自由欧洲电台（Radio Free Europe）和解放电台（Radio Liberation）的项目开展分析和咨询服务。这些电台表面上是私营，实际上由中央情报局管理。
4. 担任国防部长特别行动顾问小组的秘书长。该小组主要专长是为宣传行动、心理战和秘密行动设计计划。
5. 在具有高度影响力的国防科学委员会任职。
6. 美国新闻署和美国之音资助了施拉姆的若干著作。包括《大众传播的过程与效果》（1954）、《报刊的四种理论》（Four Working Paper on Propaganda Theory，1955）、《人类传播科学》（The Science of Human Communication,1963）,以及其他流传广泛的教科书。
7. 与美国海军研究局的大量研究合同
8. 晚年参加了美国国际开发署（U.S.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关于萨尔瓦多、哥伦比亚等国大众媒体发展的项目。
综上所述，以目前的公开资料来看，政府的心理操纵行动在施拉姆职业生涯的特定时期内扮演着核心角色。正是这一时期，按照坦卡特的说法，施拉姆“几乎凭借一己之力构建了之后几十年被广为运用的传播研究范式”。
当时笔者看完这个列表与结论之后的脑海里闪过的第一个疑惑是，中国有没有类似这样的人物呢，笔者迅速过了一遍脑子之后，只有一位名叫“方滨兴”的中国工程院院院士在“信息”这个当前尚处于去政治化概念阶段的领域有类似建树，而他的建树比起施拉姆的全面进攻式也更倾向于防守反击式，而更有意思的是，长年遭受诋毁讽刺与咒骂的方院士则在最近信息战、宣传战终于通过冷战结束后最大的地缘政治变化展现在中国人民面前之后，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理解，这不得不让人想起尼采的那句“我的时代尚未到来，有的人死后方生”（没有咒方院士的意思）。
在本文的第一小节中，笔者就强调过笔者完全理解各个意识形态载体（主要表现为国家与各色企业、组织）在各种方向上传播自身的意识形态这一行为的正当性。当代的人们真正要思考的问题恐怕不是否定宣传/传播本身，而是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说CIA雇员施拉姆本人在学术上的成就是他本人与美帝国主义合作下的“有意”，那么国内一些大学在1956年就引进《报刊的四种理论》（Four Working Paper on Propaganda Theory，1955）这样的尖端理论进行“内部批赞判同”，以及1978年后传播学入华最终确定了施拉姆作为范式奠基人的事实难道真的只是历史的“无意”吗？
在这样的思考下，一些人所鼓吹的“声音大不一定正确”与“声音大的前提是要让人说话”难道不是一个巨大的讽刺吗？就一直学习着“美式冷战新闻学”并自以为对新闻、对信息“去政治化”后的中国媒体人们，又怎么不能事事都以欧美为准，相信欧美的一切信源都是真实的事实呢。通过媒体报道某一特定倾向的知识分子的学术，再吸收从特定倾向的知识分子的学术进行再生产后，再产生新的精英从业人员，从而彻底实现话语垄断的闭环。无怪乎当大众终于发出压抑许久的怒吼时，这些自诩代表着大众的知识分子们惊恐的斥责大众为民粹化的帝国主义分子呢。
《纽约时报》曾经说过，如果一个自由的、不经审查的新闻界在阿拉伯世界出现，那么，很多美国人都会为自由的中东媒体所说的内容感到震惊。而这样的震惊终究通过2016年与2020年大选展现在信奉城市政治自由主义的“世界公民”面前，而TA们那个时候的丑态真让笔者有一种“守得云开见月明”的触动啊。
两种批判：西方的，还是独立的？
必须要承认，无论是广泛意义上的左翼领域，还是具体领域里的学科，即便美国所主导的冷战思想钢印已经深深影响了无数人（哪怕就是笔者，在写作过程中也不止一次的质问自己，质问自己的文章会不会成为阴谋论者的语料），伴随着解构主义哲学（法国的后现代）与后殖民主义理论（中国的独立自主）的兴起，针对美帝国主义在各种领域霸权的批判也已经此起彼伏。
而我们在新媒体平台上观测到的，也正如笔者在前面一小节所说的，第二代伪去中心化政治自由主义城市知识分子，携解构主义、或者说后现代语料工具与世界观开启了对一切叙事的轰轰烈烈的批判（毕竟TA们已经彻底否认了历史，认为历史由权力随心所欲的塑造），不得不说这样的批判思路占据了主流。
沉思录的文章已经不止一次的揭示了“五月风暴”所诞生的哲学与新自由主义的关系，大卫·哈维则写的更加赤裸：
“任何将个人自由提升到神圣位置的政治运动都有被新自由主义收编的危险。例如，1968年世界性的政治动乱被要求更多个人自由的欲望所扭曲。就学生而言事情就是这样，他们受到1960年代伯克利“言论自由”运动的鼓舞，走上巴黎、柏林和曼谷街头，在墨西哥城遭到无情枪击（恰在1968年奥运会前夕）。他们要求摆脱家庭束缚、教育束缚、公司束缚、官僚体制束缚以及国家束缚。但是，68运动同样把社会正义视作首要的政治目标。
然而，个人自由的价值和社会正义并不必然相容；追求社会正义预设了社会团结和下述前提：考虑到某些更主要的、为社会平等或环境正义进行的斗争，需要压抑个体的需求和欲望。但是，社会正义和个人自由的不同目标却令人不安地在68运动中混淆起来。这种张力的最好证明就是传统左翼（拥护社会团结的有组织劳工和政治党派）和渴望个性解放的学生运动之间那种令人担忧的关系。1968年事件期间，怀疑和敌意在法国瓦解了上述两股势力（例如共产党和学生运动），便是佐证。虽然消除这些差异并非不可能，但很明显双方存在着根深蒂固的隔阂。新自由主义修辞以其对个性自由的基本强调，有力地将自由至上主义、身份政治、多元主义、自恋的消费主义（narcissistic consumerism）从想靠夺取国家权力来追求社会正义的社会力量中分离出来。比如，美国左翼长期面临的棘手麻烦，便是无法一方面确立实现社会正义需要的集体纪律，另一方面又不冒犯政治参与者表达个人自由、彻底的承认与特殊身份的要求。新自由主义不曾创造这些差异，但能轻易利用它们——如果不是煽动的话”。
认为西方左翼这些年的实践失败了的不仅是大卫·哈维，“鼻炎黄段子高手”齐泽克也一样，而笔者则更干脆的认为，欧洲兴起的批判思潮，同样也是在冷战美国的指挥棒下翩翩起舞，毕竟根据《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的说法，欧洲的文化思想界，早已有意与无意的被种下担当起奈亚拉托提普（克苏鲁神话中的一位外神）化的美国的“官方反对者”的种子。
在俄乌战争中欧美媒体集体爆发的“乌克兰人比阿富汗人更白”事件难道不是这一论断最好的佐证么？我们已经知道，并不是说因为你是一个“左翼”大拿，你就一定不会和CIA合作，涉嫌参与颠覆第三世界国家去殖民化政权了——当“进步”本身都成为一个可疑的词汇，那么我们对如今互联网上的各种各样的“战争”将会有着更加深刻的理解。
吕新雨在一场名为《政党组织传播与延安新闻传统》的在线讲座中提到了“延安道路”的重要性。她指出，“独立自主”这一摆脱殖民地、半殖民地命运、拒绝依附地位的中国道路，奠基于延安时代。在这样的革命史观中，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既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由之路，也是决定中国社会主义性质的必由之路。
这一过程从延安时期的文艺、新闻为工农兵服务，到毛泽东时代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医疗卫生下乡，一直到今天党的十八大以来乡村振兴战略，全国19.5万名机关干部驻村任第一书记，277.8万干部驻村扶贫——以政党政治的方式推动城乡差别的改变，这一内在的逻辑依然延续，值得从二十世纪以来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中重新理解。
不仅要重新理解，还要想方设法变得更好。
后记
笔者写作本文的初衷来自于笔者对年前围绕《雄狮少年》的各路争议的观察，就在观测过程中，我看到了令我大跌眼镜的一幕，深谙后现代批判工具且无论是专著还是学术论文都展现出惊人学术能力、将会为中国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新媒体时代的传媒人的一位高校专业领军人物，用了一个颇为迂回的手段否认了大众对雄狮少年的批判。即便评论下有几位应该有着相关学术背景的人认为他在这件事上有失偏颇，但回护的人显然更多，而这些人恐怕也是有着同样学术背景的。
笔者就是在这个观察中第一次真正认识到了施拉姆的影响有多么深远，深远到了即便是能用后现代分析工具演绎锦绣文章的学科支柱，也在有意无意的将自己的叙事结构向赵月枝所说的“民主对专制的话语体系”上靠拢。
笔者能够理解媒体人对“启蒙主义”的深深迷思，“第四权力”的概念实在是太过诱人，诱人到了媒体人认为自己有权力监督一切且没有任何东西有权力监督自己，得益于过去四十年实质上的“美式冷战新闻学”的教导。
笔者相信我国人民对政府宣传本身的免疫与批判传统已经建立，与第四权力所宣扬的不同，被政府或者干脆说列宁式政党与延安传统所管控的媒体形式恰恰赋予了民众对其保持监督和不信任的理论先验，而媒体一旦真正成为第四权力（就像欧美那样），媒体通过渠道垄断与神话塑造将自己摘除出了需要受到监督的先验当中。因而，媒体与权力的关系就从必须同样受到监督的从属关系变成了去掉监督暗示的无限权力。
笔者不想否认我们在今时今日仍然能看到“大量的假大空的套话或者宣传仪式”，事实上，无论是空难新闻发布会上领导的一问三不知，还是笔者结束写作的今天所发生的小孩给抗疫人员跳短视频化舞蹈的事件都在提醒着我们，这样的假大空与宣传仪式依然广泛的存在着。但，已经看过欧美国家在抗疫与战争时的种种更加严重（抗疫明星州长涉嫌性侵）乃至滑稽到荒谬（哈里斯评论难民问题居然哈哈大笑了出来）的丑态，知识分子们难道真的应该继续将问题怪罪于所谓“中国宣传”这样标准的西方中心主义叙事当中去呢？
回到提到过很多次的“俄乌战争”，毋庸置疑，俄乌双方在开战后对全世界所发出的信息战已经深深震撼到了承平日久的我们。固然，出于客观现实的考量，中国在宣传上存在着一定偏向，但同样无可否认的是，欧盟本体乃至欧盟主要国家乃至美国在中国互联网舆论最集中也最具有影响力的平台上的发言权并没有被禁止，与之相对的是俄罗斯的传播机构在西方世界的全面禁言。（这并不是说俄罗斯传播机构所传播的消息就都是事实了）
这凸显了宣传本身与战争本身的联系：传播学范式的建立和战争高度相关，传播的所谓六种话语（传递、控制、游戏、权力、撒播、共享和互动）又有哪一个和宣传脱离的了关系呢，学科化到最后却还是回归到了毛主席在《反对党八股》里的论断（并不否认学科化在科学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什么是宣传家？不但教员是宣传家，新闻记者是宣传家，文艺作者是宣传家，我们的一切工作干部也是宣传家。比如军事指挥员，他们并不对外发宣言，但是他们要和士兵讲话，要和人民接洽，这不是宣传是什么？一个人只要他对别人讲话，他就是在做宣传工作”。
那么最后的问题只有一个了，这里有红蓝两个宣传。红色宣传的目的是支持各国独立自主，最终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宣传；蓝色宣传的目的是创造出一个垄断全球的超资本主义集团，以自由的名义控制除美国之外任一地区的衰弱与繁荣以期获得永久廉价劳动力的宣传，你到底要选择哪一个宣传呢？
即便我们再退上一步，退到所谓“都不是好东西”的层面上来，那么一个真正的多元社会，又怎么能只有蓝色宣传这一极呢？毕竟，没有跟着北约采取“二极管”手段的，也有着南非、印度、伊朗、巴西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呢。
参考书目：
《胁迫之术：心理战与美国传播研究的兴起（1945-1960）》
《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
《传播与全球华语权力转移》
《最后的权利：重议报刊的四种理论》
《空无与行动：齐泽克左翼激进政治理论研究》
《宣传：观念、话语及其正当化》
《大众传播理论：范式与流派》
《20世纪以来中国传播学发展历程回顾》
《想象传播学的一种方式：从重写传播史说起》
《中国早期传播学学科化过程与反思(1978-1982)》
《传播学“引进”中的失踪者》
《被忽视的登陆点：施拉姆广州讲学35周年的历史考察》
《走向现代化：“信息.“在中国新闻界的转型与传播学的兴起》
《全球视野中的中共新闻理论与实践》
《知识分子的鸦片》
《美国精神的封闭》
《新自由主义简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