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久战胜利的关键是什么？
文 | 刘梦龙
最近一段时间来，国内的疫情又进入了一个散发阶段。从成都到海南，到今年夏天旅游最火爆的新疆，乃至世界屋脊的西藏，全国各地陆续散发的疫情，不免使人烦恼。以至于有人苦笑的表示，刚从上海疫情管控解封，去外地玩两天，喘口气，结果又给封上了。不过好在我们的应对也是越来越熟练。今天听成都的朋友说成都已经清零，解决的还是比较迅速的。希望其他地方也能尽快解决。
这种总体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不时各地散发的情形，只怕是我们要长期应对的。所以有必要再来谈谈抗疫面临持久战的问题。一方面，我国国内疫情总体得到了有效控制，另一方面国外疫情始终得不到有效控制。全球疫情爆发以来，正是得益于国内疫情的有效控制，我国外贸可谓一枝独秀，屡创新高。世界对中国工业产能的依赖是空前的，而国内外交流如此密切，病毒又不断进化，这就难免导致零散疫情的发生。
随着病毒新变种BA.5和BA.2.75等的扩张，全球疫情形势又陷入了更加危急的情况中。BA.5在邻国日本只用了半个月，就将日本医疗系统冲击到崩溃边缘，各种症状和数据显示比以往的奥密克戎更加凶猛（见沉思录之前文章《一周新增百万的日本，实现共存了吗？》）。BA.2.75在印度已经成为主流，该变种的传染性和抗体逃逸变异又有增强，且印度仍在蕴酿N个新变种。欧美因疫情导致的超额死亡率仍居高不下，且新冠长期后遗症（Long Covid）的严重影响越来越被重视。7月19日美国众议院听证会证实，约有100万人因为新冠长期后遗症而丢掉工作。可以想见，随着这些新变种在冬天来临时完成全球性扩散，又会造成怎样的破坏。
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动态清零工作就更为重要。当然，因为国外疫情的整体糜烂，可以想见对我国的输出仍然不会停止。这种打地鼠一样的情形当然使人烦恼，但又是维持我们生产生活秩序的正常运转所必须的。
足兵，足食，足信
在长期复杂的抗疫斗争中，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和弟子就讨论过类似的情形，结论是三个要素，足兵，足食，足信。足兵可以理解为充裕的防疫物资和医护人员，足食便是正常的社会经济运转，使群众生活不至于匮乏，而足信，就是包括政府，民众，媒体，社会各界的彼此信任与配合。
而这三者之中也存在一个主次关系的问题。迫不得已的情况下，第一个可以克服的是足兵。从武汉到上海，我们都经历过疫情的紧张时刻，短暂的人员和物资医疗资源匮乏，确实会带来巨大压力。但只要当地坚持住，来自全国各地的支援很快就能到达。
第二个是足食，管控不可避免要带来群众生产生活物资的暂时匮乏，但我国有从上到下有效的基层管理体制，最终都能解决物资保障的问题。当然，我们也经历过教训，四五月份上海疫情期间出现的混乱情况，深刻的告诉我们完整的基层管理有多么重要，以及为什么必须要把疫情掐灭在初始阶段，避免再一次出现上海那样的情况就是动态清零的重要意义。
足食的另一方面在经济，在保障民生。如何尽可能的弥补疫情期间普通民众造成的经济损失，如何在疫情结束后更快的恢复经济运转，是民众是否有足够信心支持政府打赢与疫情的长期战争的关键。
足兵足食两方面，最终就会影响到足信。没有社会各界的彼此信任，互相配合，我们的抗疫斗争，特别是常态化的抗疫斗争，是完全无法展开的。
媒体之于信任
政府是抗疫组织者和落实者，群众是抗疫的主体，也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而媒体在其中又扮演了特殊的作用。
在这三者之间，所最为重要的就是互信。我们先来说说在建立互信的过程中，目前媒体的一些问题。当地政府的防疫工作做的好不好，群众是最直观的感受者。但个体的感受又是有限的，离不开自己的耳目所见，一亩三分地。这时就需要媒体告诉广大群众，并不是只有我们自己在孤军奋战，是所有人都在战斗。有多少人在付出，我们拥有多少力量，已经取得了哪些成绩，有哪些不足和纰漏，群众有哪些声音需要反馈，这都是媒体的宣传和监督作用。
如果一个媒体，不能反应事实，没有客观的立场，那么它就会造成不小的危害。久而久之，如果这种情形不断发生，媒体的信用也会下降，群众和政府之间的沟通也必然出现不畅，乃至误会，最终是三败俱伤。这又使我们不能不慎重看待媒体的问题。
这样的问题是存在的。比如去年我们批评过的某媒体《迪士尼的烟花和铅山的红灯》这类文章，显然就有所偏颇。类似的问题在今年更显严峻的抗疫形势中也一再发生。最近的比如这几天被网友所讨论的一些媒体借疫情开始地域互怼。
随着疫情的不时散发，不可避免会产生地域之间的一些矛盾。我好不容易去了一趟外地，又遇到防疫管制，难免是要不高兴的。相对的，我在老家好好的，因为一个外地人，就要提高疫情管制，这当然也会不高兴。
这种情况下，一个合格的媒体应该正确引导这种情绪，深入了解真实的情形，而不是一味试图发掘新闻价值，通过情绪化的报道，来寻求流量与关注度。虽然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媒体也自有其市场追求，但在特殊的时期里，媒体是该更多强调其社会责任感。自抗疫斗争以来，哪个地方遇到疫情的考验，不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呢。抗疫斗争不但不应该使我们产生矛盾，而应该使我们的人民更加团结在一起。
长期的抗疫斗争使人疲劳这一点，其实也反应在新闻报道的选择性上，以至于有些平凡的伟大会被忽略。比如大家都很关心像上海、深圳这样超级城市的一举一动，宛如风向标。
实际上，全国很多城市，反而是因为疫情管控的顺利，它们的经验和成果并没有得到网络舆论广泛的关注。比如这两天实现清零的成都。自2020年初，武汉疫情爆发以来，也经历了好几轮考验。这么长时间里，偶有散发，从没有出过大问题，天府之国，始终能维持较好的社会生产生活。蜀中不乱，天下安，这就是典型的善战者无赫赫之功。类似成都这样的情形，在我国绝非少数，甚至说，这就是平凡而伟大的大多数。这种来之不易的日常生活，是无数人的共同付出，政府和群众一起努力，彼此的信任配合，才能实现这样的。
除了这种过于距焦热点而缺失客观和责任的问题，更严重的是一些媒体在宣传防疫重要性的工作上是起到反作用的。疫情至今，我们的很多民众还对新冠病毒存在着根本性的误解，比如“新冠病毒会越变越弱”，比如“只要不死就没事”，比如很多人至今还不清楚超额死亡率的意义。这显然是媒体科普工作的严重不到位。
比如上个月，就有专家在节目中说“BA.5感染，不检测就感觉不到”，这给观众造成了很大的误解，也对当下防疫工作造成了冲击。这两天，又有某位专家说新冠二次感染可能性极小。但凡对国外疫情新闻稍微关注，就会知道反复感染已经是目前的常态。这些很容易使人误解的言论，为什么能一再没有经过把关就出现在主流媒体上？这种轻描淡写和现实中还远不能松懈的防疫形势是冲突的，如此自相矛盾，又如何能建立互信？这显然是当下的媒体工作亟待解决的问题。
政府之于信任
说完媒体，我们再来说政府。政府是防疫工作的组织者，但这个组织者没有群众的配合是不行的。那么怎么能取得群众的配合呢，这就要谈到政府和群众之间的互信。而这个互信的基础又是什么呢？就要看政府的工作有没有实事求是，能不能让群众看到实效，而不是装模作样，虚张声势、甚至给群众的生产生活带来了额外的痛苦。
我们当前抗疫强调的是什么，尤其是第九版管控规则实施之后，常态化抗疫就一直在强调减少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抗疫斗争的胜利离不开群众的支持，而群众会支持我们，那必须是我们能较好的保护好群众，处理好斗争和生产之间的关系。要是你三天两头折腾群众，市面一片萧条，群众日子都过不下去了，饿着肚子怎么可能跟你干。
这里更不用说，当前国内外的经济形势，处于一个很紧张的形势。可以不客气的说，过去几十年来，烈火烹油的日子结束了。我们的各级政府要去适应这种长期紧张的经济形势，尤其是是适应土地财政退潮后的新时代。
比如不久前，许多地方陆续传出了今后可能要自费核酸的消息。这就和政府长期在抗疫斗争中的消耗是有关系的。可以预见，随着经济的进一步收紧，我们很多地方的消耗是跟不上。甚至一些地方，可能会出现削减公共服务，弄虚作假，把成本转嫁到群众身上来维持局面的情形。如果是这样，那么防疫斗争就自然得不到群众的支持。
这里更不用说，我们的基层长期存在超负荷运转和组织混乱的问题。上海疫情期间，我们看到了基层动员混乱造成的后果。当然，这也跟上海疫情太严重导致超出基层承载力有关。关键时刻，要清楚辖区内的家底，基层应急物资储备有多少，能撑多久，青壮有多少，老弱有多少，有组织管理能力和经验的人有多少，有专业技能的人有多少，党员，积极分子、退伍军人，退休的老干部，老工人有多少，谁需要帮助，谁能提供帮助，要充分发挥群众的能动性和无穷潜力。
其实，以今年其他城市的情况来看，只要在疫情早期实现控制，我们的基层是可以把工作尽量做好的。比如最为人关注的疫情期间各种孤寡老弱，残障病患的保障工作，今年以来从广州深圳武汉到最近的成都都给出了比较好的答卷。
但这一切都是建立在我们要尽量把疫情控制在早期萌芽阶段，要做到打早、打小、打了。而要做到这一点说，就不单单是防疫的问题。是我们的基层到底应该怎么充实调整，我们的日常工作对群众到底是什么态度。不如说，防疫的好坏是我们基层工作的一面镜子，一项突出指标，它绝不可能是孤立的。如果一味只是想着不出事，始终想小钱、甚至不花钱就办大事，那只怕是要出事的。
疫情虽然进入第三年了，但一些地方还是格外顽固地把防疫当做了临时性任务。这也造成了为群众们诟病的“层层加码”，很多地方正因为知道基层工作虚多实少，力有不逮，尤其在抗疫达不到上级要求。于是，面对疫情时必然要风声鹤唳，过度紧张。
从长远来看，面对当前的困难局面，三四城市势必越来越依靠中央财政的支持，一二线城市则要更加配合中央的调度。那么，地方要从中央得到更多资源，就不可避免要让渡一些自主权，相应的中央也必然要以全新的方式来考核地方，要逐渐从过去那种围绕GDP增长为中心回归到为人民服务为中心，实现发展和服务的两个平衡。
足信的最后一环，就是民生保障。在目前的形势下，群众的到底困难在哪里？是单纯的不好找工作，还是工作待遇低，强度大，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政府组织了几次减租，发放了不少消费券，一般群众到底有没有得实惠，中小业主的经营成本如何减轻？因为疫情期间耽误工作导致的房贷等还款压力如何减轻？只有真正解决了群众这些生活中的实际问题，群众才会信任我们，支持我们。而这些在防疫工作之外，又是防疫工作能成功的基础。
重塑我们的时代
在这场抗疫斗争中，我们的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每一个人，每一个组织都有自己的角色，缺了谁都不行。毋宁说，它是对我们这个国家和社会一场最严峻的考验，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没有谁能置身其外。
长期的抗疫斗争不但在考验我们，也在塑造我们。政府和群众之间，通过常态化防疫产生了更加广泛的联系，进而更加有效的打通了为人民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同样，常态化防疫又促使我们的政府必须更加关心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在最大限度不影响群众生活的情况下，展开防疫工作。甚至，我们可以这样说，连如此狡猾的疫情我们都能最终战胜的话，还有什么困难是难以克服的呢？
可以断言，随着防疫工作的持续改进，不断适应新形势的发展，我们还会遭遇新的挑战，出现大小的各种问题。在这样一个磨合的过程中，政府，群众，媒体三者，都要接受考验，同舟共济，必须建立彼此间的默契与信任。而这种互信的生长也将逐步改变我们的社会和国家，为我们这个时代诸多发展的难题提供未来解决的途径。
两千年前的孔子，在最后终结他的三要素时这样说，民无信不立。而宋代大儒朱熹又做了进一步阐述，故宁死而不失信于民，使民亦宁死而不失信于我也。当代并不是一个安稳的时代，除了要长期面对的疫情，我们的国家还面临着国内外的诸多挑战。但只要有了这种生死与共的彼此信任，团结起来的中国人民将是不可战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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