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会是未来几年最好的一年吗？

文 | 新华门的卡夫卡

二季度随着上海疫情的意外爆炸，事实上对我国的国民经济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即二季度的经济增长为0.4%，随后不论是在金融层面的“泄洪式放水”，还是在财政政策乃至大政方针上以史无前例的“五级政府电视电话会议”，都是应对疫情“黑天鹅”的应对性举措（即国务院稳住经济大盘电视电话会议，国-省-市-县四级会场，乡镇在县级参会，全部国务院领导班子成员均列席参会）。

而时间又过去了几个月，潮水退去，目前来看，五六月经济金融数据企稳回升，但随之七月社融大幅度下降，这些波折，让今年在经济领域的舆论极为混乱。笔者就自己所了解的情况、所学过和感悟的经济学金融学知识、所脑补的国家战略谈谈自己的看法。

当然，首先要说个前提，在知识越来越复杂化乃至社交媒体上变得碎片化的当下，随着俄乌冲突、防疫政策等话题脱离事实而变成立场筛选的背景下，探讨事实已经变得愈发困难。而笔者本人也具有立场，许多看法是基于立场的选择而产生的，是为引。

今年的经济困境及其成因

引文部分笔者已经谈到了，今年由于基本立场取向，导致对经济形势的研判都是存在极大的差异的，那么进行分析前，首先应该先厘清事实， 即今年的经济形势究竟如何。笔者从两个维度出发，即数据和机制的宏观视角，和微观的就业视角。

上篇中，笔者已经谈到过，其实去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研判到了今年将会面临的三重压力：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减弱。

需求收缩，本身是经济周期循环的客观存在，即房地产周期的衰退，而且叠加了房地产行业逻辑的根本性变革，导致房地产乘数效应几近消亡。这背后有三大原因：

其一、货币乘数的工具被取缔了。从2016年中央开始进行大力金融去杠杆之后，过去为房地产的经济活动提供杠杆的“影子银行”等这种正常金融信贷关系之外的各种隐性债务和杠杆工具大都被剿灭了，金融监管层的三道红线，约束的不仅仅是房企，更是在约束金融机构。所以即便去年11月份开始到现在，关于房地产层面的限制和约束实际上在不断放松，但类似于过去的乘数效应依然创造不出来。

其二、加杠杆的利益机制也在消失。金融领域的反腐其实一直相对滞后，但去年中央巡视组进驻25家金融单位，今年以来相关巡视成果不断落实，金融系统中相当于行政机构局级以上干部，已经被查了数百名。如先前中信银行的党委副书记、行长这样级别的人，公然在会议上叫嚣“把信贷都给我投向房贷”的情况已经不会再有了。今年以来，我们听说更多的，是许多“苦命信贷员”甚至各级行长苦苦哀求去拉存款、放贷款、求办卡。所以，过去创造房贷杠杆背后的利益机制正在被打破，没有激励再去加杠杆了。

其三、家庭层面的“六个钱包”预期发生变化。19大的五中和六中之后，中国出现了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未来方向的变革。这个变革的目标是“共同富裕”，意味着中国未来的财税体系正在发生系统性变化，税收主体将会出现显著迁移，当然这是一个相当长的时间的累积变化。

征税主体会从企业层面逐渐转向社会的资产和资本利得层面，税收从流量税转为存量税和变动税。无论是房地产税、遗产税、赠予税，包括未来将涉及的资本利得税，都可能在这样一个社会系统的变革中纳入完善的体系，这些变化会极大地影响家庭（个人部门）的跨期经济决策，也就是说，炒房的信仰崩塌了。

供给冲击，说起来相对简单，就是要素（原材料和劳动力）方面的冲击。如我国能源投入来看，就是去年的煤荒电荒、拉闸限电，今年的天气炎热导致无法正常开工、旱灾导致长江流域特别是上游川渝水电停摆，这些都对经济造成困扰中都表现得非常明显。其他层面的，则包括国际能源和大宗商品炒作造成的能源价格冲击、原材料成本冲击，对我国煤价，对国际石油天然气都是如此。近期，沙特能源部长发表了谈话，大意是“OPEC+机制掌握了国际主要产能，但无法掌控价格，他不理解为什么国际石油期货市场比OPEC+机制更了解未来能源价格走向”。

而预期转弱，则是最难处理的。今年以来的预期外因素冲击，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疫情的变化，新冠变异到奥密克戎，西方防疫政策出现了转弯，不同程度地放开了管控，这对我们造成了不利影响。在过去两年中，中国是率先走出疫情的国家，我们成为全球供应链的“安全孤岛”，我们也充分享受到了疫情带来的外部供给冲击所形成的出口激增。正是由于过去两年所得的巨大红利，中央下了很大决心全面推进一系列社会和经济层面重大改革突破。

但是到奥密克戎阶段，因为传染力更强，让我们的防控成本更高。这些事实则进一步反应到人心上，尤其因为四月上海的失控，疫情进入持久战，很多人已经出现群体心理不耐受，这些在经济上反映为各项经济预期进一步降低，反映在社会上则是对社会应激情况更严重、要求更高而耐心更低。

第二个方面是俄乌冲突使得中国战略缓冲空间被显著压缩，美国明显在此中成为受益者，这直接改变了新冠疫情以来形成的“中美共治”格局。美国由惧怕脱钩转变为主动推动脱钩。中国的压力来自于政治、经济层面脱钩的挤压，脱钩是必然，但主动权在谁手里性质则截然不同，当前脱钩的压力直接对国内经济预期造成了影响。

而从具体就业的情况来看，国内经济形势也确实可称为坏。7月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16-24岁、25-59岁人口调查失业率分别为19.9%、4.3%，须知，这个失业率口径实际上是没有任何工作、宅在家中游手好闲的比率。但凡在上学或者打零工（灵活就业）就不在这个口径里。这一情形其实是相当惊人的。结合笔者上篇所提及的，由于上海疫情的连锁反应，4月服务业PMI为36.2%、5月41.4%，这样的巨幅萎缩产生了“永久性疤痕”，它造成的破坏绝不仅仅是一些坏账，相反会造成许多市场主体直接“被出清”了。

而服务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是远远强于制造业的，这也就是青年失业率畸高的原因，即他们原本可以投身的工作岗位，“灭失了”。

另外一部分则是新冠疫情叠加国家调整经济结构以来，这样的情形就必然出现。这一点从今年考研分数线“卷到天上”就可以看出来，分数线比去年大致提升了三十分。而在大洋彼岸，则发生的是“中美周期转身”，美国因为就业市场火热产生的是服务业通胀。

如何破局？内外发力的政策取向

现在新冠疫情由短期的黑天鹅冲击，似乎转化为了一个长期的负面因子，debuff。防控的成本比之前的毒株要高得多。但我们分解美国的经济数据可以看到，得益于中国供应链艰难保持，美国商品部分通胀是可控的。今年以来，面对美国腾飞的通胀和物价，很多人容易直观的认为这是由于拜登政府不断大放水造成的。其实美国作为全球金融霸主，起码到目前来说，放的水仍然没有多少影响到本土，仍然是在转嫁给全球国家买单。美国的大放水仍要一段时间才会传导回本土。

实际上目前美国腾飞的通胀基底是服务业，核心问题是美国和英国的劳动力市场严重受困于新冠疫情的破坏，其劳动力供应严重不足是本轮薪酬增长的核心原因，而正是薪酬增长推动了美国的服务业通货膨胀，而其本土重建制造业的努力则更是遥遥无期。

破坏制造业生产秩序的，不仅仅是long-Covid，还有频繁产生的短期破坏。我们横向对比同为东亚文化、一向鼓吹优越治理的日本，漠视新冠、“装作不存在”的结果，就是日本社会付出了比治理新冠要大得多得多的成本。

从长期来看，优化防疫策略、优化防疫程序方法是唯一可以保证第二产业稳定的策略，因为当代制造业，由于其精密性和稳定性，一旦被破坏则重建异常困难。而这，终将被证明是中国经济稳定运行的优势。

我们需要做的，是在优化策略的同时，坚持防控主基调，不要让杂音干扰防控机制运行，须知这些杂音也在影响防控效果。而且这些杂音的出现，破坏了社会共识，也影响了经济预期。今年的资本市场波动，屡屡用防疫问题来说事，就是例证。实际上就是如他们躺平，该出现的黑天鹅仍会出现。

同时，防控不意味着一刀切，正常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运行仍需坚持，这其中平衡的掌握在奥密克戎的高传染力下显得尤为困难。但今年以来浙江、深圳、武汉、成都和西安等地的防控仍在努力兑现这样的目标。这样的“既要又要”，确实对基层治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我们观察顶层今年特别是七月以来的对外表态，应该可以看出顶层坚持地产行业去杠杆的决心是不动摇的，坚持房住不炒的决心也是不会动摇的，坚持不搞大水漫灌、不为了短期经济数据投入过多的金融资源（如美帝20年一口气利率降到0的金融政策），这当然意味着事实上今年的经济增长会很难看，但这也同样是为了在未来收获更好的回报。

我们看到近期领导人在珠三角和辽宁的视察和调研，督促动员经济大省完成任务（即按时足额上缴中央利税），视察关注点是新产业、进出口和就业。这些都显示上层对今年的经济活动，的确如七月政治局会议所表述的那样，“尽到最大努力，争取最好结果”，在稳住宏观经济大盘的前提下不会过度追求今年的经济增速一定要达到多少，而是更关注就业等社会问题。但这些举措，也同样表明，顶层对我国经济运行已经有了合理清晰的认识与规划。

如果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动态AD-AS模型来理解当前基本面，就是面临长期经济下行的巨大压力。即当前技术水平、劳动力和资本市场、商品与原材料市场都面临不可持续的巨大压力，原因上文已述。如果用热力学第二定律来看整个经济和金融体系，就是处在“高位”，存在较大“下跌势能”，这也是一些人唱空的来源。

这样的形势，就要求将国民经济的需求侧，由地产和城市化建设驱动转化为更可持续的动能。而除了梳理城乡体系，稳定当前的国民经济需求外，更多的增量，则需要来源于进一步的经济开放，和建设新的能源体系。

主导我国经济体起飞的，是加入WTO所代表的的加入（资本主义）全球化浪潮，但随着时间的改变，关于全球化，目前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已经处在了德不配位的状态，美国和G7占世界经济比例已经下降了一半，这势必导致了全球化动能衰减。2016年以来的全球化退潮，实际上是美国和西欧有心无力的体现，他们已经没有可供支付进一步全球化所需要（软件和硬件）的基础设施建设费用了，已经不可能再主导全球化。

所以笔者去年曾撰文，认为未来的走向必定是亚洲、北美和欧洲三大供应链的区域内整合。但这样的整合，实际上也是区域经济融合和加深的体现，是全球化走到一定程度后“补基础课”的体现。如果把“国内大循环”理解成“闭关锁国”，把供应链可靠性理解什么事都靠自己，那就失去了大力推动一带一路的意义。

毕竟全球化的推进过程，如果用曲线图来看也一定是伴随着起起伏伏的。而起起伏伏的原因，则是核心推动力的消长。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作为我国经济核心战略，体现的正是消除区域差距、推动公平增长、加速区域整合和开放力度的体现。今年以来RECP国家也没有令我们失望，在老妖婆的窜访中，除了日本外，都或多或少的站在了我们这里。

今年以来，中欧班列累计开行达一万列，较去年提前10天破万列；今年累计发送货物97.2万标箱，同比增长5%，考虑到乌俄战争对中国-中东欧国家列车发行的影响，这一数据已经体现出中欧班列的极强韧性。当前的数据仍然无法和海运相比，但其持续增长的自身韧性和广阔前景，已经不再是纸上的PPT。

考虑到需要完成20年提出的“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意味着未来我们不可能坐视都像今年这样困于“多目标失衡”，主动出击是必然的。而作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发展的骄傲，“中国基建”并不会随着房地产行业走向理性发展而结束，中国基建在未来一带一路沿线的前景是广阔的。

别的不说，仅仅按照中欧班列的发展要求进行铁路沿线的货运基础改造升级，就是一个极有潜力的市场。而考虑到中国制造业的持续稳定发展，和新冠造成的美英等国劳动力市场严重萎缩，我想对中欧班列的前景，对一带一路战略的发展前景，不需要有什么怀疑。

上文提及的沙特能源部长对外部的表态，和OPEC+机制坚决拒绝踢俄罗斯出局的态度，显示出石油国家对掌握旧能源的最后时刻的态度是极为坚决的。无论应对气候变化的举措是否能够实现，毋庸置疑的事实是新能源必将取代旧能源，这已经变成了人类的共识。那么，原先躺在石油美元的金山上坐吃山空的能源国家已经都出现了危机意识。

我们知道，无论是风还是光，特别是光伏，其生产制造都是一个巨大的能耗工程，这也是这些能源国家唯一的机会窗口，保卫自己生存机会。因此，即便随着美元加息、欧洲衰退，全世界经济的需求减少，进而产能下降，对能源的需求也会减少，这样的逻辑链条也并不意味着油价可以回到新冠疫情前后的低廉程度，OPEC+机制的存在，必定将维持油价作为其现今的核心利益。而通过与俄国、中东国家的合作，确保我国石油供应稳定，并获取一带一路的进一步拓展，则是我国的利益着眼点。

历史上沙特调整油价、迎合美国的利益，在于从经济上获取美元金融体系的好处，从政治上获取安全承诺和合法性认证，然而这两点在现今情况下都在瓦解。无论是政治上对沙特的敲打、威胁，还是金融上美元体系的危机不断，都让沙特的利益产生了损害，而这也是海湾国家的普遍情况。这才是OPEC+机制团结起来的主要原因，即用自己的自然禀赋掌握自己的命运。而这，恰恰赋予了我国下一步对外开放、一带一路战略推进的广阔蓝图。

而近期期货和金融市场则在交易另一则传闻，即我国领导人有可能在大会前或大会后访问沙特，并邀请中国企业作为主体来建设其规划的未来科技城。这样来看，这事无论是谣言还是小道消息，也的确有其合理之处了。

而我国国内的治理方面，普遍达成共识的，是降低成本。这即是“建设国内统一市场”举措的缘由。这个成本在笔者看来，可以分成三个方面，笔者分开探讨一二：

其一，防控相关政策，防控如何确保“封堵”的力度，要既能保证经济流量、又能保证防疫效果，是在微妙的平衡上走钢丝。而另一方面，在房地产下行周期压力释放的时间窗口下地方财政悬崖的压力。因为抗疫对社会的管制，正在耗费巨大的财政开支，这对于处于“财政悬崖”状态下的地方政府确实是几乎难以承受，加之管控造成的未来税收损失，一来一去，输两次。

其二，是要确保我国能源稳定，降低能源运行成本首要目标是稳定煤电。吸取去年教训，无论是产煤大省还是能耗大省，目前都在努力做好储备。而长江流域全流域的干旱，特别是四川水电几乎全灭，则意外的推高了屋顶光伏的推广阻力。确保能源的稳定就是有效降低了运行成本。

其三，则是信贷成本。在房地产这一有效的货币乘数工具存在之时，央行的货币政策往往描述其为“紧货币宽信用”，即基础货币的创造偏紧，但由基础货币派生的信用机制宽松。

当前，已经出现了“宽货币紧信用”的情形，即为了促进经济稳定和增长，确保不出现资金链紧张，银行体系可谓是拼命注入基础货币，但由于房地产乘数机制被爆破，而其他机制都在发育中，信用派生体系“生不出来”的情况。类似于“流动性陷阱”，即利率降到很低，但不产生信贷关系，人们将现金资产存储起来，既不投资、也不花掉，这实际上表明人们对未来的悲观预期。

这也表明，随着我国潜在增长率的走低，利率中枢有进一步下调的空间。而“宽货币紧信用”的情况出现，很可能产生利率持续走低，推高股市估值的结果，这里需要掌控政策的实施力度，确保股市的正常繁荣，但不要去一楼市，又来一股市。

横向来看，东亚的经济崛起各有特色，但在工业化和金融自由化的整体战略框架和实践中仍有相似之处。中国与日本都是以商业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这种以银行信贷为主导的融资模式尤其适合于发展型经济体，因为它方便国家以廉价的资金成本全面贯彻产业战略。其问题在于，产业层面易出现产能过剩，金融层面易累积系统性风险，且容易被掩盖。

日本的房地产泡沫和股市泡沫于1990年破灭，但其金融系统的问题直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才彻底暴露，原因在于银行通过持续给僵尸企业和有不良贷款银行的公司授信，延迟了有毒资产的确认和进行资产负债表的修复，反而使得问题越来越严重。我们当下也同样面临指令性信贷和僵尸企业的问题，这些问题在放水降低资金运行成本时尤为需要慎重。

有人说，今年或许是未来三年中最好的一年，而近期流出的华为任正非一篇内部讲话或许也表明了同样的看法。笔者对此不持立场，认可这一说法一定程度的合理性。因为当下正处于新能源经济的底部状态。

经济模型的增长在其底部之时，从图表上来看增长大多肉眼难以辨认。这是因为稳定增长模型需要时间来形成多方合力和协同，因此在舍弃房地产经济、走向新能源的初始阶段，必定是痛苦的。然而，亦不要因这种短期痛苦而放弃了长期所需要的乐观精神。怎么坚定走好中国式现代化之路，这道题的解答才刚刚开始。

近期文章导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