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式消费主义”是怎样炼成的？
文 | 懒残僧
最近一段时间，互联网上流行起“沪籍”与“沪签”之类的梗，直接起因是网友们对前段时间在上海等城市兴起的city walk风潮的调侃，又融合了网民们对过往以上海为代表的国际化城市中盛行的种种消费主义标签，如对咖啡文化的过度迷恋，绅装骑行等等的抵触情绪。
一些媒体则借网络上对city walk与“沪签”等现象进一步讨论起小红书等平台对新中产们的消费主义文化的迎合与极端强化等。
今天也是上海人的笔者和大家来聊聊在上海这座城市存在尤为显著的中产消费主义文化这个话题。
首先要从“海派文化”这个概念说起。由于历史原因，海派文化在建国以后的文化中或多或少都被和某种资本主义意象联系在一起，人们一方面羡慕上海的发达和国际化，一方面又对《霓虹灯下的哨兵》中要和美国人做生意的资本家与旧上海“老克勒”这两种形象长期持批判态度。而海派文化的概念与老克勒群体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又密不可分。
我自己作为一个上海人，在上海呆了三十多年，以前其实我一直也没有搞明白，什么才是“海派文化”。直到阅读了《打造消费天堂》，只读一个序言我就明白了，所谓的海派文化，所谓的老克勒，也就是“洋”和“土”的区分，其实就是“百货商场文化”罢了，而这种“百货商场文化”在上海的长期发展，逐渐成为本地人在物质和知识之外，用以形成阶级壁垒的核心工具。
在现代社会以前，知识的垄断毫无疑问可以形成阶级壁垒。新世纪之前，贵族们都是通过物质和知识的垄断，来打造自己和所谓下等人的壁垒。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知识这种阶级壁垒则愈发不稳固，如同在《特权：圣保罗中学精英教育的幕后》这本书中说的那样，如今是新世纪，知识的易得性空前增加，一个普通人完全可以在网上搜到和英国女王吃饭要遵守哪些礼仪，普通人可能没吃过猪肉，但都很容易见过猪跑。
老贵族式的傲慢会引发群众不满。而大家想要的是一个既能体面的和英国女王进餐，也能举办一个啤酒节，躺在草地上和泥腿子在一起酣然畅饮的总统，这也是《特权》中提到的圣保罗中学的教育方针。因为欧洲新贵族们因为以后要参与政治，拉动选票，所以需要展现出底层亲和力。
如今还是有一些比较落后的国家，还是以知识或者物质的垄断作为贵族的壁垒。比如印度仍然以宗教仪式的知识维持种姓制度，举个例子，婆罗门和达特利一起在美国留学，外表可能看不出区别，但是海外的印度人圈子一下就可以分别出哪个才是婆罗门，就是靠一些仪式的细节。
虽然这些仪式可能完全没什么用。《特权》这本书也提到，来自中国香港的人是学校中的异类，因为他们保持着贵族式的傲慢，穿着牌子衣服，讲究各种礼仪，充满优越感，书里的原文是“狂”。相对于书中提到的欧洲新贵族，这些人不需要选票，所以也不需要底层亲和力，完全不会想去接触平民。
当然不止香港，我国的土老板们是真的想要通过奢侈品知识来形成壁垒，希望用奢侈品和贵族礼仪把平民隔离在阶层之外的，这种心态加上中国庞大的土老板数量，导致现在奢侈品消费中国第一。
而“海派文化”是一种怎样的知识壁垒呢？上个世纪，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商埠，拥有着全国最发达的百货公司行业。从南京东路到四川北路，遍布着各式各样的商家，橱窗里展示着琳琅满目的商品。许多商品在对于其他城市的人来讲可能闻所未闻，这是资本主义在展示它最美好的一面。
虽然未必对这些商品消费得起，但是上海人最喜欢的业余活动就是“轧马路”，他们在逛街中积累了丰富的消费知识。许多知识是非常实用的，比如一些新的药能治疗哪些疾病，又或者衣服该怎么穿搭，所以上海又称为时尚之都。
而这种知识壁垒在现实中是如何表现的？我举个例子，上世纪90年代，我外婆瘫痪在床，需要找人照护。那时我大姨招了一个外地来的保姆，那年头肯干保姆的基本都是农村人。我大姨的阳台和客厅之间有着一道玻璃墙，然后那个保姆要去阳台的时候，经常会撞上玻璃墙，在她心里，之前是没有玻璃墙这个认知的。
另外的例子，90年代很多落后地区用的是蹲厕，他们没有用过坐厕，结果上厕所时蹲在坐厕上，导致马桶碎裂，割伤大腿或者臀部，这是当年的上海经常会有的新闻。
记得以前说韩国人看不起人的时候，是这么说的，你如果留学去韩国，住别人家里，韩国人给你介绍家里环境的时候，会特别带你去厕所，告诉你这是抽水马桶，然后教你怎么用。有的留学生就这件事觉得特别的耻辱，你们韩国人怎么可以把我们当野蛮人呢？
但是这其实只是中国发展的太快，韩国的观念还来不及更新，可能之前的年代也发生过留学生蹲在坐便器上的事。另外，上个世纪的百货商场的营业员，在文学作品或者影视作品中，基本都是那种非常势利的描写，这种形象在现实中也很有典型性。
我就这个问题和群里的小伙伴讨论过一下，有个朋友的姥姥就是当年哈尔滨百货商店的营业员。他姥姥的描述是，当年自己去北京，觉得北京人土得掉渣了。当然，当年哈尔滨背靠苏联，又是共和国长子，曾经也是仅次于上海的商业城市，当年也凝结着消费主义的蜜糖。
不过，北京其实也有自己的知识壁垒。他们管这叫老北京的“地道”，他们的知识壁垒是传自封建贵族的那种“规矩”。不遵守这套规矩，一样混不进他们的圈子。要是在天津，各种道道就更多了，天津是江湖人士的耶路撒冷，具体可以看徐浩峰的书。
在外地人眼中，上海人都非常有钱。其实上海人算不得怎么富裕，新上海人比老上海人有钱多了。而老上海人进入新世纪后的有钱，其实大多是房价疯涨的原因。
正是因为上世纪的上海人积累了大量的消费知识，所以可以用非常低的花费过一种非常精致的生活，我们管这个叫做“划算”。这里有方言叫做“螺狮壳里做道场”，由于具备消费知识，昂贵的商品，要么可以在打折的时候买到，要么可以找到一些廉价平替，通过搭配来达到体面的效果。“螺蛳壳”里只要稍稍点缀，就可以显得与众不同，显得时尚，显得精致。
比如，我妈作为一个家庭妇女，就是整天琢磨哪里买东西性价比更高，讲究的就是一个又便宜又新鲜。为了做到这点，我妈整天在逛街，要不就是和其他阿姨一起交流购物经验，或者和小商家维护好关系。
我家生活开销是非常低的，但是吃得还不错。特别是去年疫情时期，上海封城三个月，我妈一样可以保证伙食质量，她有自己的阿姨们的互助渠道，小商家也愿意平价卖给我妈菜，因为这是长期的维护关系。所以，这种“消费知识”，并不是要多布尔乔亚才能发挥作用，在十元店、五元店一样可以发挥作用。
疫情属于特殊时期。就像《特权》这本书说的，现代社会是一个知识高度流通的社会。想要再通过垄断知识来制造壁垒已经很不现实了，作为互联网的一代，我自己购物都是用拼多多，没有必要专门整天去钻研这个消费知识。我妈现在也学会了多多买菜，有时的确比街头商铺的性价比更高。
互联网和电商发达之后，上海商业街的百货大厦也已经不如以前红火了，大家都是进去吃饭的，以逛街为乐趣的人终归不如从前那么多了。所谓的海派文化，早就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消亡了。富人们再想维持知识上的壁垒，也架不住中产砸锅卖铁也要给孩子培训艺术。
如《特权》所说，如今维持阶级的不是知识，而是经历。这点我深以为然。我举个例子，如果你在大街上急着上厕所的时候，旁边有个五星级大酒店，你会不会推门进去方便呢？其实就我个人而言，我宁愿憋一会也不太愿意进去，我觉得自己不属于那个地方。
我在银行上班时，支行坐落在五星级大酒店的一楼，我们银行比较恶劣，上海寸土寸金，市中心的支行基本都不造厕所，让你去隔壁方便。我是见过某个农村妇女，宁愿让小孩拉在银行大堂，也不愿意去酒店借用厕所的，这就是心中的阶级壁垒。
这种典型的“上海式消费主义”之所以惹人讨厌，在上个世纪是因为用这种“消费知识”的壁垒把中国其他地方人都划分为“乡下人”。如今就算知识壁垒已经不存在了，阿姨妈妈沦为跟不上互联网时代节奏的落后群体，她们仍然觉得自己很懂。当然，现在生活在大城市精致年轻人们掌握着互联网，他们更觉得自己懂。
这种消费知识壁垒造就的傲慢就是觉得自己很懂，自己是内行，而其他人全都不懂。很多时候上海人口中的要上海人治理上海，他们其实想说的是让内行来治理上海。由于老上海人一样是工人出身，这种工人技术上的内行思想某种意义上和消费知识上的内行思想是混杂的。什么都自以为最懂的确会引起别人的讨厌。
从这点来说，我们也不该忘了，上海虽然是中国最早西化和资本主义化的地方，但也同样是最早产生庞大无产阶级工人群体的地方，而工人阶级的文化趣味，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最初本是朴素的。最近读王安忆的小说，又回顾了小时候作为“上海宁”的回忆。由于大家都出身工人社区，这里的爷叔好似无所不修，电工木工一应俱全，突出一个杂学。而这些杂学，全是靠看别的师傅干活偷学出来的。
那时上海人结婚的彩礼是三转一响，收音机、自行车、缝纫机以及手表。手表和缝纫机可能难度更高一点，而自己修理自行车、自己组装收音机，完全可以算基本操作。一台正牌半导体（收音机俗称）要100元，当时一个工人的工资只有36元。能够自己去百（旧）货商场淘零件组装一台收音机，是一个上海工人莫大的荣耀。
如今，上海已经是可以比肩东京的国际化大都市，作为国内城市青年终极奋斗梦想的同时，其高昂的生活成本和国际化过头的文化氛围，起码在互联网上已经让很多来自上海IP的发言与大部分不发达地区人们的思维观念产生频繁冲突。当然，这种冲突很多时候也是刻板印象和模因玩梗所导致，但“沪籍”，“沪签”，“沪币”这些梗确实揭示了上海作为中国最发达城市与其他地区所产生的某种割裂，未来中国其他大城市也会越来越发达和国际化，这种割裂显然也不会只在上海产生。
然而，“沪签”终究只能是一个玩笑，中国没有哪一个城市能脱离庞大内陆腹地的支持而单独运转，因为优越感而与其他地域隔离，最终只会让自身衰落。在抹平地域差异，追求公平与共同富裕的过程中，任何一种地方优越主义都是充满危害的。
虽然现实中人们已经无法接受物质生活的倒退，但我们还是希望那些属于无产阶级工农群众的质朴感情能在这个遍地消费主义的时代以某种形式回归，质朴的阶级感情与生活文化认同是维系一个庞大共同体的根本支撑。
这些国际化大都市在拥抱世界的同时，如何才能不脱离自己背后那片广阔的土地与其上生活着的人民？一个能将广阔国土上所有人民都公平兼爱容纳其中的新生活范式应该怎样探索？在这条道路上方方面面的探索，最终将会让中国社会实现又一次蜕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