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为《战狼2》正名了

文 | acel rovsion  

上映已近七年的《战狼2》在国内互联网上似乎从来不缺新热度，除了电影本身的成绩和影史地位外，也离不开“战狼PTSD”群体长年累月的抹黑。

最近一次黑《战狼2》高潮是去年缅北诈骗团伙相关话题热度高企时，战狼PTSD们疯狂炒作“战狼为什么不去缅北救中国人”之类的话术。

随着温州警方对电诈头目们发起通缉令，明学昌被”传首九边“，战狼PTSD只能像当年苏丹撤侨事件时一样继续转进。最近红海商船为了通过胡塞武装封锁，纷纷强调自己与中国有关，以及缅北白所成、白应苍、魏怀仁、刘正祥、刘正茂等电诈头目落网，更是让网友们直呼《战狼2》拍的太保守了。

看起来回旋镖元年似乎也成了对战狼PTSD们被国内互联网清算淘汰的开端之年，不过虽然”《战狼2》拍的太保守了”之类的表达是爱国网友们对PTSD患者的反击，但实际上这种表达也存在着对电影内核的误读。

我们知道，战狼PTSD们一方面将《战狼2》贬低为“极端民族主义”与“精神病”，一方面又认为整部电影是一种意淫，认为现实的中国仍然是软弱可欺，根本保护不了在海外的中国公民。这两种思维属于逆向民族主义的一体两面。

在”《战狼2》拍的太保守了”这类反击PTSD的表达中，强调的重点是“《战狼2》并非意淫，相反对于现实来说不算什么”，但是却忽视了对于《战狼2》本身来说，这并非是因为保守，而是这部电影的内核从来就不是大国主义和强权政治，它一开始强调的就是朴素的第三世界国家视角下的国际平等主义。只不过由于逆向民族主义者们见不得一丁点表现中国正面形象的东西，所以才要疯狂的把它抹黑成所谓的极端民族主义，就像他们也疯狂抹黑《流浪地球》那样。

事实上，即使不提之前的缅北和红海，在这些年以苏丹撤侨为代表的多次事件中，中国对海外公民的保障力以及自身的国际影响力已经深入人心，战狼PTSD们早就陷入逆风局，以至于日常只能疯狂刷昊京绳之以法之类的烂梗。

时至今日，中国早已不需要通过别人的承认来确认自己的大国身份，相反，在旧秩序矛盾激化，全球动荡与衰退风险加剧的当下，中国更应该坚定第三世界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立场，为人类社会的未来提出完全不同于美式霸权秩序的叙事与图景。

从这个角度说，七年前的《战狼2》不光是中国电影工业的里程碑式作品，也是最早在影片中给出中国式叙事的商业大片。

中国叙事的底层逻辑

一部成功输出中国叙事的商业作品应该什么样？低端的作品为了表现“中国”，会极端不顾逻辑地强调本国文化的“异质性”，用一些特色民族符号和叙事标签糅合成一种故事文本，但是叙事者又必须在西方文化产业语境下去表达这种“ 中国叙事”。典型代表就是《长城》这样的电影，本质上是西方文化产业的强势地位下，创作者们通过堆砌本国文化特质，以低级的方式讨好迎合西方市场。

即使不面向西方市场，这种叙事缺失的困局依然存在。将金属乐加两句似是而非的京剧唱腔，或者现代歌词工业写作方式下揉入古典诗词常用意象是否就算是表达中国叙事了？我们当下的文化机器中大部分所谓的”中国风“文化产品都处于这种肤浅水平，本质上都是将本国文化符号作为“元素”或者“调料”来调剂文化产品，却完全没有触及中国叙事的元逻辑。

对于当代中国来说，承载中国叙事的文化产品应该持有的底层叙事元逻辑应该是什么？我认为应当是表现中国历史的连续性和主体性，所谓的历史连续性，自然是从古至今，从近代苦难到现代复兴，从古典帝国到社会主义的”中国“这个文明体概念，而历史主体性，自然是指人民在历史中的主体性。这也是中国历代主旋律作品中需要不断重复的元叙事。

从这方面来说，战狼1表现得尚且稚嫩，但在《战狼2》中，人民的主体性概念无限在场。单纯从角色上看，冷峰可以是恪尽职守的军人，一个有魅力担当的男人，一个爱国者，一个孤胆英雄。但从根本上来说，首先他是一个具有人民性的英雄，故事中援助非洲的各国医疗工作者，肤色不同的工人们也被统一以人民的语境逻辑驱动角色行为，并没有什么个人英雄，没有高高在上施以怜悯的殖民者。

正因为人民性才使得冷锋等人的无私行为和自救在一个价值逻辑中被统合，个人与英雄，个人与共同体的断裂被弥合，使得电影有了超越好莱坞这类商业片套路的叙事高度。冷锋只是这个叙事的视角中心，而不是故事的中心，在好莱坞大片中，冷锋这类人永远是天降圣人，但在中国，他可以是每一个人民，区别只有能力的大小。如果脱离人民性这个主题，故事就会变成一个又一个的场面和元素杂糅。对比同期把阶级理想替换成岁月青春的《建军大业》，就更能明白《战狼2》这种叙事的可贵之处。

不同于美式个人英雄主义，用一种黑格尔式的表达来说，冷锋在军人这个角色中，体验到作为普通人（有血性）和拥有自律职责的军人之间的分裂，在处理强拆事件中满足了前者而违背了后者，而在长官的引导和对龙小云的爱中，他逐渐接受了一个从军人概念中脱出的军人职责的概念——即使离开部队也要自律发扬军人职责，所谓无军职的职责。

在军人职责履行过程中，遭遇工厂群众的怀疑和雇佣兵的暴戾，作为理想意义的英雄和现实中颇为无力的现实人之间的矛盾在冷锋身上尽显。最后有局限的个体性被扬弃，作为个人的冷锋并不能独自解决雇佣兵，国族性（理想意义的国家）被置入，依靠导弹洗地才拯救了冷锋和所有被欺压者的命运，但这又不是依靠霸权随意施为的，电影中又通过最后一秒发射的极限压迫桥段来表明这种自卫的正当性正义性，此处的国族性显然是理想式的平等主义，而不是霸权逻辑。

至此，个体性与国族性的和解形成客观性的命运共同体，救赎者和被救的人在此时被平等与理想感召在一起，英雄并非是独立的，英雄与命运共同体同在，这个英雄的本质是一个人民军队出身，在离开军职后依然自觉践行军人职责的人，英雄最终被还原入人民的概念之中。也正是因为人民性，才使得在商业片中通常被弱化的女性角色，在本片中也有了相当程度的进步，

叙事建构与输出，中国式大片的必由之路

更重要的是，战狼提供了一种对外输出的主体叙事。这种主体叙事在汪晖和戴锦华的担忧中，是在过渡时期（共和国初期的理想，革命，阶级性探讨）慢慢由于转向实用主义之后而淡化，随着八十年代全球社会主义的衰退，中国对外输出革命的停止，连带着影视文化中能够对外输出的理想价值与世界观也在不断削减，出现价值空窗。

但我国从后发国家慢慢走向超级大国的路上，或者说按某些人的说法“国运上升期”，在发展达到一定水平时候，完全的实用主义会遭到一种困局，因为它不提供终极价值。这使得在过渡期主体文化是处于空窗的，所以各路非主体的思想价值就会来填补抢占空窗期的思想市场，比如各种新左，新儒家，又或者各种依附于西方体系的思想价值观。

虽然就电影业本身来说，工业化电影的编剧只是一种商业写作，往往被电影评价体系认为上不了台面，也总是与各种电影艺术奖项无缘，但从文化批判的角度来说，商业片类型的叙事，本身是某个国家文化生产机器生产的一种打包的价值产品。从这个角度来说，是商业大片，而不是艺术电影在承担输出主体叙事和价值观的任务（比如中国一些被追捧的艺术片，实际上起不到任何输出价值观的作用）。

在豆瓣上至今只有7.1的分数以前排那些高赞差评，完美符合我们对某些群体的刻板印象

那些美式主旋律大片就很鲜明的体现了这点。美式电影是一种重新构建的古典英雄文本，古典英雄叙事往往是整个共同体推崇的价值尺度的集中体现，并且往往史诗的叙事是在反复陈述现有共同体统治和阶级的合法性，以及现有伦理推崇的正当性。这种事情，从血缘部族到帝国，宗教都喜欢这么干。

当然，美式大片也很喜欢强调个人英雄主义，尽管这有自由主义的传统，但这种个人英雄主义和整体美式价值观并不冲突，前者往往本质上也是为后者服务的。编剧处理这种对立统一的手法很成熟，美国这类电影往往会去强调男主在家庭，个人以及公共职责中的分裂与矛盾，同样也会刻意强调男主与政府之间若近若离的关系。

这种个人英雄主义在对外形成文化输出和意识形态影响的过程中，个人英雄主义可以无缝被替换解读成国家（美国）拟人化的英雄主义。对于文化输出机器来说，商业电影的文本类型也是政治文本的一种，这毫无疑问是文化软实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比美式商业大片的作用，我们可以看到《战狼2》显然是我国第一部明显在尝试价值观打包的商业大片。在剧情文本中，冷锋，陈博士或者Rachel式的人物存在，本身就打包了中国与非洲关注的一种叙事，包含中非关系的态度，地区关联的原则性，中国主导的地区互惠关系，以及政治影响力，很自然的给观众传达出一个非洲和中国互惠共存的国际关系图景——

从原有的西方投资，经济殖民和政权庇护人体系变革到中国提倡的互惠交换体系。双边关系不仅仅是抱谁的大腿的问题，它实际构成非洲这些后发国家对外的新制度形式，这并非阿格纽那样的战略空间存在理论，也非传统美式罗伯特基欧汉的地区相互依赖（从早期强调帝权的米尔斯海默主义，到布热津斯基帝国棋手——地区均势），而更多是形成了一套新的“天下体系”（如同秦亚青的论述）。

当然这里的天下不是说万国来朝，而是国际中不同层面合作和妥协均衡的身份集合，国际关系从国家强权为代表的横轴转向非官方的，以人民关系为基础的纵轴，转向新的国家间关系体系。底层逻辑是不同国家人民的互惠，关联命运以及双赢，这算是我们这个年代共和国在外交上的身份定位，也是对抗后冷战时代由美国主导的帝国逻辑的必然选择。

事实上，在苏联解体之后，能在电影中有效灌输这类国际关系叙事的国家长期只有美国，俄国被当成野蛮人，老欧洲电影普遍自闭化，第三世界国家影视文化只被当成奇观，至于倍受追捧的日韩电影之类，你能想象这些国家在影视文化中以独立主体的姿态大谈国际关系和价值观么？

我国发展到今天，对于秩序与意识形态的问题不可能再避而不谈，不论从自身发展程度，前途命运还是历史责任来说都是如此。然而我国商业电影，长期以来并没有这种能力。这也是《战狼2》的突破性意义——国内第一部达到好莱坞A级制作的调度，摄影和场面编排的商业大片，同时自觉承担起了叙事输出的使命。

《战狼2》虽然仅作为商业片，或许是偶然，或许是有意识地承担起了这种宣传责任，某种程度上映照出共和国未来的历史进程，在《建军大业》这类”主旋律“被消费主义和流量资本绑架而偏离其本应有的意义后，反而是《战狼2》中的中国叙事回到了共和国诞生原处的位置，在商业影视文化中尝试探索出共和国从过去到现在的价值构建的连续性，让所有人重读了一次民族的常识（ethnic common sense），并且也试着对世界呼喊了一次“我们的共和国到底是什么”。

《战狼2》上映至今已近七年，考虑到这个系列硬核军事动作片的性质以及吴京的年纪，我们不知道《战狼3》还能否出现，如果最终无法拍摄，确实可算是中国影史的一件憾事。最近甚至有网友写了一个《战狼4：勇闯萝莉岛》的脑洞。

对于吴京本人来说，在《战狼2》之后，通过深度参与《流浪地球》系列证明他对中国叙事的理解绝对超过中国影视界许多成名已久的导演，《战狼2》的成功绝对不是侥幸。

如今的他可能已经不需要再通过《战狼3》继续证明自己。但对于我们这些观众来说，还是非常期待看到续集的。《战狼2》的里程碑式意义是怎么肯定都不为过的，它的价值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继续被证明，最终战狼PTSD们那些可笑的攻击也只会成为这段历史的有趣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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