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极分化世界中的全球治理未来｜巴黎和平论坛总干事CCG演讲全文

法国总统马克龙于2023年4月5日至7日访华。4月4日，巴黎和平论坛创始人兼总干事、法国前外交与欧洲事务部政策规划主任贾斯汀·瓦伊斯（Justin Vaïsse）在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前夕到访全球化智库（CCG）发表演讲。

以下为其演讲全文：

首先感谢王辉耀理事长和苗绿秘书长。在过去的几年中，包括疫情期间和疫情后，CCG一直处于与世界其他地区交流的前沿。从2018年开始，CCG就与巴黎和平论坛开展合作，我对此非常感谢。我不是官方人员，因此我的发言不受法国政府或欧盟委员会影响。实际上，巴黎和平论坛与法国政府和欧盟委员会等机构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但是，巴黎和平论坛仍是一个独立的组织，组成论坛的治理机构中有半数来自南方国家，因此我会从欧洲人的角度、从全球主义者和巴黎和平论坛的视角来发表演讲。该论坛自2018年以来一直致力于构筑南北方和东西国家之间的桥梁，尝试以创新性方式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一些最困难的问题。每年都有中国的代表团参加巴黎和平论坛，其中不仅有来自CCG的代表团，也有政府代表团，每年还会有几位来自北京的部长参加。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曾在2019年出席第二届巴黎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在新冠疫情暴发的2020年，论坛活动以线上为主，习近平主席在该届论坛上也通过视频发表了讲话。

今天，我想就两极分化世界中的全球治理未来这一话题分享看法。当前的国际体系有两大特点，第一是大国竞争正如火如荼，尤其是中美之间的竞争使得竞争成为了当今世界不可避免的特征。第二，气候变化、大流行病等全球性挑战将变得更加重要和紧迫，这使得合作成为必要。如果要用一个比喻来说的话，过去，在地球这艘大船上的乘客们可以随便争吵，他们可以互相打斗，船同时仍将继续航行。但是随着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减少、大流行病和技术危机的出现，乘客们再也不能忽视即将到来的冰山和风暴，他们需要以另一种方式共同面对这些挑战。然而问题是，如何能在竞争的同时进行合作？如何能在不可避免的事件中把握必要需求？我得出的结论是，面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危险，美国和中国有责任调节和缓和竞争，而欧洲则有责任推动事情朝着这个方向发展，最终为全球公共利益提供倡议和解决方案。除国家以外的其他行为体也可以帮助平缓竞争、解决全球问题。我将就此发表五点看法。

第一，全球规则的需求增长速度比人们制定规则的能力更快，这是由以下几点原因导致的。首先是由于多极化趋势不断加深。美国在1990年至2010年左右是占主导地位的大国，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了许多公共产品。举个非常具体的例子，这也是巴黎和平论坛的活动领域之一，那就是太空和卫星轨道的可持续性。当来自中国、埃及、法国或美国的卫星与另一个卫星发生碰撞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呢？众所周知，有越来越多的卫星和更多的碎片存在于低轨道上，这不像人们在街道上行走，危险性是确实存在的，尤其是在没有空中交通管制时。这是一个由全人类、至少是由那些拥有太空航行能力的国家共同使用的公共空间，但是这个空间中不存在监管。当存在碰撞危险时，美国北美航空防御司令部的第18中队会向处于危险中的卫星所有者发送碰撞数据消息，以便卫星所有者能转移或延迟卫星，或采取其他规避措施。中国或欧盟可以通过国家手段来确认这一点，但该服务基本上仍由美国提供。这个例子说明，由于我们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多极化局面而不是单极化局面，美国或将不再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这种服务了。因为这是美国在过去占据主导地位、太空中物体不多的时期符合其利益的做法，但现在随着许多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崛起，美国可能不会再提供这一公共物品了。因此，这是我们需要更多规则的原因之一。我们需要决定如何进行太空交通管理，以及如何确保我们能在规避碰撞风险的情况下通过卫星享受太空带来的好处。

第二个需要规则的原因是技术。技术正在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快速地发展，它引发了许多问题。通常情况下，人类创造技术，然后必须对其进行规范。但是规范通常只会在事后出现。因此，在数字、太空、生物技术以及其他许多领域，我们需要达成一些协议。

第三个原因是我们所知的地球环境恶化问题，包括气候变化的情况以及全球气温升高1.5℃的风险，同时也包括生物多样性的消失，这在许多其他方面都是有威胁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又需要有规则。但困难在于就这些规则达成一致。大约十年前，当时欧盟试图建立一个航空业飞机碳排放的税收制度。你可能知道，多个碳排放量大的行业中，航空业、船舶运输业等都没有被征税，这令人十分震惊。因为很明显，乘坐飞机的人一般有能力支付二氧化碳的税收。他们增加了二氧化碳的排放，但他们不被征税，因为长期以来国家之间约定如此。因此，大约十年前，我们试图实施计划，对来自航班的碳排放征税，但这项计划被美国、中国和印度回绝了，他们威胁要停止购买HERBIS飞机，因此欧盟放弃了这项计划，航空仍然没有以任何方式被征税，这确实是一个问题。这只是一个例子，说明如果我们要解决这些挑战，我们需要共同的规则。

而最后一个原因，我认为是人们的需求。也就是说，人们深切意识到了这些全球挑战，他们要求出台规则。大多数时候，单凭一国政府不能制定这些规则，因为这些是跨越国界的全球性问题，因此需要国际协调来实施这些规则。这里有一段尚待填补的空白，人们不能只是向他们的政府求助，但他们需要某种合作。所以第一点就是我们需要更多规则来管理这个国际体系，但我们的能力有限。

第二点是，如果将竞争控制在合理范围内的话，这对世界是有益的，包括中美竞争在内。当你想到竞争时，它并不完全是坏事。例如，冷战促使美国、俄罗斯、中国、欧洲和其他国家互相竞争，在航空、技术进程、数字领域等等方面，冷战是许多我们已知的技术进步背后的动机之一。登月竞赛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为世界带来了好的东西。因此，竞争可以是有益的。我再举一个更近的例子：太阳能电池板。你可能熟悉太阳能电池板的故事，特别是对我们欧洲人来说，中国的太阳能电池板生产力远远超越欧洲。总的来看，廉价太阳能电池板的大规模生产对世界是有益的，因为我们需要的是通过一定手段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我想说的是，显然我更希望欧洲能够生产更多的太阳能板，尤其是自主生产，事情目前还不是如此。但是欧洲现在正在努力去追赶。所以我认为在这个例子中，竞争同样是有益处的。第三个例子是关于发展中世界的基础设施和债务。如果这些是附加的，而不是一个零和游戏，那就很好。但显然，这是有限制的。我们今天面临巨大挑战之一是，我们需要有一个国际金融架构，使发展中国家能够获得流动资金，以资助他们完成可持续发展目标，并确保他们能够实现绿色转型。对他们来说，发展通常是在绿色转型之前进行。但这两者是联系在一起。在2015年，国际上制定了两个议程，前后相隔三个月。一个是在2015年9月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第二个是12月《巴黎协议》中的气候目标，包括1.5℃温控目标。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协调它们，以及我们如何使中国、美国、欧洲和其他国家能够合作，为这些国家提供足够的财政资源，不仅帮助他们发展和摆脱贫困等，并且帮助他们气候转型。马克龙总统将于6月22日至23日召开一个峰会，名为“新全球金融公约峰会”，我认为将有很多人参加，预计中国也会参加。中国在过去三年里一直在走出去，不断建设基础设施，向许多发展中国家提供借款。因此，中国需要参与这项解决方案，或国际金融流动的改革，以确保这些国家在陷入困境、陷入危机时，能够解决债务问题，从长远来看，他们能够为自己融资，为自己的转型融资。因此，有许多事情亟待解决。在解决债务问题进程中，中国发挥着关键作用。在这里，竞争的良性循环需要起主导作用，而不是恶性循环。最后一个说明竞争可以是有益处的例子：关键矿物。我们都知道，为了在绿色转型和数字转型中取得成功，我们将需要大量的关键矿物，例如锂、钴、钶钽铁矿石、我们现在生产的稀土和许多其他矿物。作为人类，我们都希望可以大量生产这些矿物，来保障我们的使用，而且它们需要是以可持续的条件进行开发的，确保不会引发一个接一个的环境问题。此外，它们的开采和获取还需要在一定的社会规范下进行。竞争可以是有益的，中国在这个领域已经取得了主导地位，并正激励着其他国家做同样的事情。但问题是这是一个善性循环还是恶性循环。如果这种竞争推动我们采用更高的标准，例如当我们在非洲、南亚或拉丁美洲拥有矿山时，需要确保在这些国家进行转型有一个通用的标准，并且这些国家能够从自己领土开采的矿物中获得公平的份额，那就会很好。恶性循环的模式是不可取的，即美国、中国、欧洲和其他国家利用腐败、降低环境和社会标准的方式来进行逐底竞争。我将在结论中简要提到，巴黎和平论坛正在启动一项倡议，试图在这个问题上提出需要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国遵守的共同标准。

第三个要点是，竞争通常是有害和危险的，因此需要被加以调节。它需要被监管，特别是中美竞争。新冠疫情暴露了所有国家、甚至是竞争国家的相互脆弱性和积极合作的必要性。大国政治往往占主导地位，并采取零和逻辑。风险在于所有问题都可能会变成零和游戏，只有竞争才会出现问题，包括在那些可以找到共同利益并进行合作的议题上。因此，要么控制竞争、减少竞争，将其控制和规范化，要么决定广泛竞争并划分竞争区域。你可以说，我们将在地缘政治领域成为竞争对手，但在气候等方面我们将合作。当然，对危险的竞争进行分类是困难的，有时不起作用。例如，一个月前，美国气候特使约翰·克里告诉一位记者，他与中国的谈判因美中之间的紧张局势而停滞不前。由于中美气球事件和所有其他刺激因素，他与中方代表达成的合作成果遭到了损害。因此，我不确定我们是否真的可以自由竞争。但是我们可以对竞争进行分类，并保持在其他问题上的合作。我担心一些合作将受到这种竞争的不良影响。更糟糕的是，合作的方式有时会被拿来作为竞争的工具。我们都知道最近大国之间相互依赖的途径被武器化了，无论是通过贸易制裁，还是通过移民流动，或是数字领域。因此，即使我们有很多合作的途径，它们有时也会被用作竞争的工具。所以，根据我的理论，分类可能非常困难，因此唯一的解决方案是减少竞争。我从一个半月前CCG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举办的分会晚宴上获得了这些灵感，王辉耀博士和苗绿博士当时邀请我就气候问题进行讨论。格雷厄姆·艾利森提出了一个观点，甚至可能延伸到冷战中的相互保证毁灭理论，即当事方将全球问题作为筹码来竞争。我们把像气候变化这样的全球性问题搁置一边，若美中关系出现极端紧张，不论是传统的还是地缘政治的，或者升级到核武器层面，这对于世界其他国家来说都是一个坏消息，因为它会加大分化，也对贸易和其他政治关系产生影响。所以我不认为有其他方法可以来管理这种竞争并促成合作。

第四点是，当前的形势呼唤着美国和中国起到更多的领导作用，但也要求欧洲提出第三种方式，即尝试达成一种三角关系。我认为三角关系比起面对面的双边关系更加稳定。值得注意的是，在冷战期间，即使在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的时候，超级大国也设法合作。诚然，在20世纪90年代和70年代的合作比冷战初期更频繁，但他们当时设法合作，甚至签署了具有联合国约束力的条约，无论是关于南极、太空、军备控制，还是合作消除天花，后者是冷战期间全球卫生的重大胜利之一。令人震惊的是，现在似乎比冷战时期更难通过联合国来合作，至少不如冷战时期第二阶段。但并非所有事情都在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几个月前，在2022年底，我们签署了“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我认为这真的很重要，中国在其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这是值得赞赏的事情。第二件事是最近，上个月的关于《公海条约》的协议。我们还没有达成条约，但有一个决定性的协议，即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的生物多样性。它基本上是关于保护公海，以及公海上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一切。保护地球上这一大片区域的生物多样性真的很重要。所以，可以看到有一些好的迹象，我认为我们可以在多边领域合作。

但是，如果我们退一步，更广泛地看，其他方面的情况并不乐观。所有这些都需要外交，不仅是在美国和中国之间，也在其他国家之间。我认为欧盟在这方面可以提供很多东西。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称其为外交上的去风险化，而不是脱钩。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脱钩更有希望的说法，因为脱钩必然会使大国之间的界限变得更坚硬。其次，这要求加强联合国的影响力，并全面发挥其引导多边主义的作用，也就是说，出台有约束力的规则，并在这些约束力下进行合作。但我认为这还不够。

这让我想到了我的最后一点，我的第五点，也就是关于巴黎和平论坛，因为这是我这次演讲的题目，也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我认为，所有的合作论坛都是必要的。应该说，美国和中国应该更多地学会把合作和竞争结合起来，这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不可缺少的。我认为，欧洲可以在这方面提供帮助。我还认为，民间社会和国际社会的其他非国家行为体也可以提供帮助。在许多领域，政府间合作受阻，或者不足以应对全球挑战。世界既是多极的，也是单极的。我们一直在谈论冷战时期的两极化，然后是单极化，然后现在是多极化。但问题是什么是极化？极化是一种权力集中在一个政府或一些政府手里，在新冠疫情期间，由于紧张局势的加剧，政府一直在承担更多的重要性。所有这些都加强了传统的民族国家的权力。这就和15世纪到20世纪的欧洲的历史发展一样。而这一时期欧洲列强之间的竞争显然导致了欧洲在武器、技术、经济等方面的进步。所以你看到竞争有好有坏。但我的观点是，我们现在看到政府更加重要，因为现在权力在极化。如果你看一下许多领域，你会发现还有其他的力量。在技术方面，我们看到，在20世纪，技术往往来自国家。例如，核技术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开发的，并由政府机构、实验室、研究所主导。但是，如果你想到数字领域，在过去的30到40年里有了很大的发展，它很大程度上由私营企业主导。因此，这并不完全是一样的，你也可以说生物技术和其他方面的技术主要掌握在私人手中。或者，如果你想到许多其他领域，如全球健康，你会看到许多其他非国家行为者，除了政府还有慈善基金会、非政府组织等其他的组织。因此，如果在多方组织的共同合作下，而不仅仅只有政府，这样的话一系列的问题将会被更有效地解决。这就是巴黎和平论坛多年来一直在做的事情。

因此，我们确实有政府代表，我们联系来自私营部门、民间社会、智库和其他方面的力量，我们围绕目前联合国无法解决的问题来建立这些联盟。因此，我们试图协助这一进程，试图在规范制定和倡议动员方面取得进展。我提到了太空。我们与世界各地的一些公司，但也有来自北方和南方的太空机构，包括中国公司，组建了联盟，试图稳定并减少北方太空轨道上的碎片，发起了《净零空间倡议》。因此我们能使太空轨道可持续被运用，然后我们可以在未来几十年乃至几个世纪里分享轨道空间。我们不会像我们曾经破坏地球上许多地方那样破坏它。所以这就是《净零空间倡议》。还应该提到在我们一年前在中国的支持下设立的气候过冲委员会，它由巴黎和平论坛的前主席帕斯卡尔·拉米领导，其将在今年晚些时候给出其结论。气候过冲委员会研究了当全球升温超过1.5度时，我们该怎么办？不幸的是，正如我提到的，全球升温很可能会超过1.5℃。减少排放是关键。它应该仍然是核心。但是我们必须想得更远一些，考虑我们在适应方面应该做得更多，因为即使我们在减缓方面做得非常好，我们也会遭受气候变化的后果。因为它是累积性的，温度会持续上升，会产生更多对人类不利的后果。还有，我们如何利用技术来提供解决方案？我们如何建立一些全球治理系统？我想到的是碳捕获和太阳能工程。这些都是相当有争议的技术，需要在所有国家和所有非国家行为体之间进行讨论。这就是气候过冲委员会，它由十五名委员组成，包括一名中国委员。

最后一个例子，我刚才简要地提到，就是关键矿物。巴黎和平论坛还发起了一个联合行动，该行动几乎是按照我刚才描述的思路。也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大量的关键矿物来确保绿色转型和数字转型，但我们也需要确保这里的竞争不会阻碍生产，而且我们要在社会、环境和地缘政治层面都能接受的条件下进行。因此，这就是我要与马克龙总统和冯德莱恩主席一同来中国访问的原因之一，以确保我们能够有中国力量参与这一倡议，特别是鉴于中国发挥的重要作用。我就说到这里，希望我们可以从这里开始讨论。

（本文根据对话发言录音翻译整理，未经本人审阅，转载请注明出处）

CCG 图书

● 出版 | 中信出版集团 

● 作者 |  王辉耀，苗绿

图书介绍

《21世纪的中国与全球化》首先梳理了全球化的变迁与理论发展，从技术与人本等新的视角观察全球化，并做出全球化的界定，总结了后疫情时代新型全球化具备的特征，然后对中国融入全球化的历史与现实进行了全面总结，用数据与事实说明，中国正在从全球化的受益者发展为反哺者，正在通过自身发展推动全球化进程，并尝试承担起更多国际责任，为全球治理创新贡献方案。作者对全球化发展的理论和文献做了梳理，回顾了全球化在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历程，指出全球化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本书从第四章开始，两位作者对中国推动全球化实现包容性和公平性发展的路径进行了探索，通过发挥中国的优势和特点，让中国为全球化发展注入新动力。作者基于长期的研究以及与国内国际、官产学各界有影响力重要人士的对话交流等，对中国的全球化发展路径及全球治理创新等形成了新的思考，提出中国推动全球化发展的三大支柱与七大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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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 | 中信出版集团 

● 作者 |  王辉耀，苗绿

图书介绍

《我向世界说中国》是由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和秘书长苗绿基于“世界新格局下的中国对外叙事及话语权重塑”问题研究的重要成果，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据悉，该书讲述了全球化智库近年来立足芒克辩论会、慕尼黑安全会议、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论坛等知名国际舞台，与各国政商学界知名人士畅谈国际时局与未来趋势，回应各方对于中国的关切和质疑，诠释中国的发展模式，降低外界对中国的误解，通过多层次、多主体、多元化、多渠道国际交流及传播，以全球视野讲述时代中国，积极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的生动故事。同时，本书立足国际形势变化和全球传播新格局，针对中国应当如何开展对外交流和传播工作、如何创新外宣方式讲好中国故事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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