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日本计划赔付中国496亿，蒋介石：让日本人民赔偿不公平
众所周知，人类的战争一直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那就是战败的一方要给战胜的一方赔款，千年前是如此，到今天亦是如此，但历史上偏偏就有这样一场战争，最大的受害国历经14年终于打赢了入侵者后，却没拿到入侵者赔偿的一分钱，这个国家就是我们中国。
从1931年日本侵略东北时开始，野蛮的日本人就走向了一条让中国人民身处水深火热的不归路，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731部队等等，日本人所犯下的罪简直罄竹难书，到二战结束时，中国军民伤亡人数已超3500万人，直接经济损失达到了1000亿美元。
如此深重的灾难和沉重的损失，日本在战后理应对我国进行相应的战争赔款，然而现实却是我国一分未得，连菲律宾、缅甸和印尼都拿到了数亿美元的赔款，为何我国却拿不到一分一毫？这其实还要“归功于”蒋介石。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通过广播向日本民众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历时六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此结束。
本来按照战败国战败赔款的标准，日本应在战后赔偿战胜国540亿美元，其中中国作为战争的最大受害者，应享有赔偿款的40%，也就是216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496亿元。
但就在日本宣布投降的当天，蒋介石在重庆发表了《抗战胜利对全国军民及全世界人士广播演说》，在长达十几分钟的演讲中，蒋介石反复强调了几个重点，一是“待人如己”，二是“要爱敌人”，三是“不可对敌国无辜人民加以污辱”。
蒋介石演讲的原文中虽然并未出现过有关战争赔款的内容，但这种“以德报怨”的心态却在演讲后成为国军对日态度的指导思想，以致于国民政府在处理投降的日本军队以及遣返留华的日本人时，都会尽可能给予优待。
正是蒋介石实施的这种“宽大处理”政策，才让战后的日本保留了两百余万军民，很多年后日本众议院院长滩尾弘吉谈及此事，还不忘庆幸的说道：
正是中国遣返的这两百余万日本军民，才塑造了日本战后复兴的原动力。
而在战争的赔偿问题上，后来菲律宾特使来到中国，与蒋介石共同商讨对日索赔一事时，蒋介石仍贯彻“宽大处理”政策，并表示“要求日本人民负担战争赔偿的做法是不公平的”，字里行间都透露着要放弃战争赔款的意思。
蒋介石之所以会这么“宽容”并不是没有理由的，二战结束后，蒋介石为了维持自己的“正统”地位，为了在国际事务上以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身份出现，开始在很多国家事务的处理上刻意迎合美国的意愿。
而当时日本的生产力已经基本被中国消耗殆尽，美国很清楚，这么多战争赔款日本无论如何也支付不了，所以美国就顺水推舟，表示可以让日本先喘口气，然后再一点点偿还，蒋介石敏锐的察觉到了这一点，所以也就迎合美国对日本“宽大处理”。
而除此之外，蒋介石“以德报怨”的背后，其实是想将日本军队收为己用，想用这支训练有素的军队帮助自己赢得内战的胜利。
实际上，直到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前一天，“支那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仍在想方设法做最后的抵抗，并向东京大本营递交了维持“国体”、决一死战的请战书，甚至还想着要在山东拥兵自立，以等待时局变化卷土重来。
然而，8月15日下午，当蒋介石的全国演讲翻译抄录呈给冈村宁次后，蒋介石的“以德报怨”让冈村宁次大为感慨，此时他开始萌生出要与蒋介石合作的念头，当天晚上冈村宁次在日记中记录下了当时的心情：
对没落的日本而言，这时候能给予中国协助的，大概就只有技术和经验了吧。
冈村宁次想要用自己常年在中国作战的经验与蒋介石做交换，他相信，这也是目前蒋介石极其需要的。
冈村宁次的猜测没有错，抗战结束时，蒋介石的部队主要集中在西南和西北，但日军大多在华北和华东，这就给蒋介石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如果让国军接收投降的日军，大部队需要长途奔徙，但如果不去接收，那么沦陷区内众多战略要地都将会被我党占领，这是蒋介石最不愿意看到的，因此，这个时候蒋介石只能寄希望于日军主动配合。
因此，蒋介石的这次全国演讲与其说是讲给中国人听的，不如说是讲给日本人听的，言外之意就是可以对日军网开一面，但日本人也该有所回报。
在政坛混迹多年，冈村宁次对蒋介石的讲话心领神会，于是在日军受降仪式上，冈村宁次明确要求日军只接受国民党当局解除武装的命令，同时蒋介石也向何应钦下达指令：“警告日军，不得向我已指定之军事长官外任何人投降缴械”。
由于蒋介石和日军已达成秘密协定，导致浴血奋战八年的中共军队，在取得最后胜利之时，竟无权接受日军受降。
当然，只有这些蒋介石并不会满意，所以冈村宁次又在不久后向蒋介石递交了一封密函，详细讲解了这么多年来与我党交手总结的经验，并分析我党在作战时惯用的战术和缺点。
当时正处日本战犯审判期间，冈村宁次担心自己会落得和土肥原、板垣等人一样的下场，因此极力向蒋介石表现自己的剩余价值。
这一招对蒋介石非常管用，很快侵华日军战犯法庭审判长石美瑜就对外宣布“被告冈村宁次，无罪释放”，这其实是蒋介石的意思，法庭判决不过是走个过场而已。
这次被无罪释放冈村宁次对蒋介石心存感激，回到日本后，冈村宁次找到了澄田睐四郎、十川次郎，开始募集旧日本军人组成“白团”，然后奔赴台北，帮助蒋介石巩固岛上的防卫，同时重建国民政府军部队，后来八二三炮战爆发时，白团也曾参与其中。
本来蒋介石的打算是，既然日本没钱，那就顺着美国的意思，把战争赔款的事先拖一拖，等一切尘埃落定之后，再慢慢索要，这样说不定美国人一高兴，他就可以在国际上争取到“正统”的名分，而且还能顺便卖给日本一个人情，让他们为己所用。
但蒋介石没想到的是，一步退，则步步都要退。
二战结束后，战火虽已停止，但美苏争霸的态势却越来越清晰，明明在二战中还是盟友的两个国家，如今却各自形成了两大阵营对抗，在这种背景下，清算二战的责任已经不再重要，美国在第一时间就调整了对外政策，并将日本打造成了东亚地区牵制苏联的桥头堡。
1950年朝鲜战争的爆发更是加剧了美国与日本的合作，为了将日本建成对抗苏联和中国的远东基地，美国迫切希望让日本摆脱战败国身份，重新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而如此一来，蒋介石就成了被美国愚弄的一方。
1951年9月8日，美国邀请了包括日本在内的48个国家在旧金山商谈对日和约一事，旨在结束对日本的战争状态，并承认日本的主权，然而，48个被邀请的国家中并没有中国，也没有苏联，这让蒋介石非常生气，当时就指责旧金山和会是“破坏国际信义之举，不能容忍”。
和蒋介石一样生气的还有我党领导人，得知此消息后，周总理立即发言指责美国罔顾历史，单方面召开“对日和约会议”，已背弃了国际义务，中国不予承认。
不过生气归生气，蒋介石却并不敢真正与美国唱反调，而更让蒋介石担忧的是，一旦日本恢复主权后与大陆缔约，他“代表中国”的名分也会化为泡影。
于是蒋介石只好再次做出全面让步，赶在《旧金山和约》签订之前，与日本签订了《日台和约》，主动放弃要求日本进行战后赔款的权力，日本原计划需偿还中国的216亿美元尽数作废。
对于日本来说，这个结果是他们非常乐意看到的，因为美国已经最大限度地提高了日本的利益，和约不仅对日本战后的赔款金额做了大幅度减免，还允许日本以“劳务赔偿”代替现金赔偿，其中英国、荷兰、澳大利亚等国还主动放弃了日本的战争赔款。
正是因为美国包庇和蒋介石的毫无底线地退让，才让日本有了巧立名目的借口，他们不仅篡改历史教科书，还极力美化当年的侵略史。
1972年中日两国开始邦交正常化，虽然我党对蒋介石与日本单方面签订的协议一直未曾认可，但考虑到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我党最终还好放弃了对日本战争赔款的要求。
时隔二十多年，我国正式宣布放弃战争赔款，这并不代表我们承认蒋介石的做派，而是因为我党很清楚，这么一笔巨额赔款，如果继续追讨，难免会使日本无辜百姓受到压迫，这种苦我们早就尝过，因此为了两国邦交正常化，我国才放弃了赔款。
不过我国放弃赔款，仅仅局限于政府放弃这个权利，民间和个人的索赔权利，并不包含在内，从二战结束后，我国就一直有民间组织向日本进行正当索赔，但由于种种原因，索赔的过程并不是太顺利。
从我国漫长是索赔历史进程中不难发现，国与国之间的交往都在建立在利益的基础之上，美国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无视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而蒋介石为了自己的“名分”，不惜卖国求荣。
所幸我党的出现挽救了中华大地免于被压榨，这再次证明了“听党话，跟党走，党是一生追随”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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