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设计国徽时，为何不用华丽的康乾线条而用简单的汉唐线条

“你们用的是康乾线条吗，为什么不用汉唐线条？”

1950年，病床上的林徽因接过学生画好的国徽设计图之后，眉头紧紧地皱在一起，向学生们提出了一个疑问。

听到老师这样问，学生解释说，康乾线条华丽优美，更能体现繁荣的景象。林徽因听后却摇了摇头，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让学生用汉唐线条再画上一稿。

她还建议学生，可以到陕西的霍去病墓看一看，看看汉唐线条到底好在哪里。

等到最后成稿出来后，所有人对由汉唐线条描绘出来的国徽图案赞不绝口，这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国徽。

什么是汉唐线条和康乾线条？林徽因为什么要坚持选择汉唐线条呢？

汉唐线条和康乾线条

汉唐线条和康乾线条，都是国画中的概念。

国画大师潘天寿曾说，所谓的“画”，就是以线为界而成其画，线条是中国画最主要的造型元素之一，也是中国画的灵魂。

最早的中国绘画线条，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期的仰韶文化，仰韶遗址中出土的彩陶上，就有线条挺拔，图案鲜明的图案。

后来东晋顾恺之又首创“春蚕吐丝描”，这种画法讲究线条流畅、行笔迅捷，画出的人物也飘飘似仙。

顾恺之的《女史箴图》中女史衣服宽大的下摆，就是线条流转之下呈现的效果。

另一位将“线条”用到极致的是有“画圣”之称的吴道子。

他的《送子天王图》，只简单地用了线条勾勒，就表现出了人物衣服临风飞扬的飘逸，这就是所谓的“吴带当风”。

当然，“线条”这个概念也不局限于国画，雕塑等艺术作品也和国画一样，带有各个时代特有的艺术特征。

“汉唐线条”就是汉代和唐代盛行的线条技法，林徽因提到的霍去病墓前的“马踏匈奴”石像，就是汉唐线条在雕塑上的体现。

在艺术风格上，和大气磅礴的汉唐文化一样，汉唐线条也具有画法古朴厚重、庄严大气的特点。

和“汉唐线条”相比，“康乾线条”讲究的就是华丽繁复，从美观程度上来说确实更胜一筹。

当时也有很多人倾向于康乾线条，就是因为“康乾盛世”是距离新中国最近的一个时代，也是中国文化积淀了几千年之后才有的繁荣昌盛。

但是林徽因却不这么想。

“康乾盛世”虽然国富民强，但是封建王朝的弊端已经暴露，国家繁荣百姓安居乐业不过是表面风光，整个王朝已经显露出摇摇欲坠的颓势。

一个行将就木的王朝，自然不能代表新生的人民政权。

汉唐时代的中国，不仅在政治和经济上达到了顶峰，而且对后世乃至世界都影响深远。

汉朝开疆拓土，把匈奴赶到了欧洲，又通过丝绸之路连接起了东西方的贸易和文化。

而唐朝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更是吸引了许多国家来学习中国的文化，这才是真正的强盛，这也是千年历史所沉淀下来的华夏精华。

新中国需要的，也正是这种外能抵御强敌、内能让百姓安居乐业的气象，从文化层面来讲，“汉唐”比“康乾”更合适。

修改过后的国徽设计方案，果然获得了大家的认可。

1950年6月23日，毛主席亲自主持讨论会议，大家以鼓掌的方式，一致选定了由林徽因、梁思成带领的清华大学设计组的方案。

都说民国出大师，林徽因之所以能从文化和艺术两个方面，提出使用汉唐线条的原因，这跟她本人在文学和艺术上的修养，还有建筑上的成就分不开关系。

作为民国时期知名的才女，林徽因本身就出身不凡，父亲林长民是外交家，和父亲在欧洲游历的经历，既增长了她的学识，又开阔了眼界。

林徽因从事建筑学的志向，就是在欧洲女房东的影响下才有的。

而文学上的修养则是受徐志摩的影响。

1923年徐志摩和胡适等人成立“新月社”，林徽因是那里的常客。

因为出色的英文表达能力和良好的文学素养，1924年，印度“诗圣”泰戈尔访华时，林徽因就作为翻译全程陪同。

访问结束之后，泰戈尔也被林徽因的才气折服，还特意写了一首诗送给她。

林徽因在“新月诗社”活动时也写了许多新体诗，连胡适都称赞她是“第一才女”。

不过与文学上的成就相比，林徽因在建筑学上付出的心血更多。

中国第一位女建筑学家

林徽因在建筑学上的成就离不开梁思成，两人在生活中是互相护持的恩爱夫妻，在工作中又是志趣相投的灵魂伴侣。

丈夫梁思成虽然在当时光芒更胜，但林徽因在建筑学上的光辉，也没有被梁思成遮盖，她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第一位女建筑学家。

1924年梁思成和林徽因同赴美国学习建筑，但是因为当时的宾夕法尼亚大学不接收女生，林徽因只能主修美术，选修建筑。

后来回国后，林徽因到东北大学担任建筑系教授，在这里她第一次设计徽章，为东北大学设计出了“白山黑水”新校徽，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抗战爆发后，林徽因跟随丈夫对古建筑进行实地考察，并发现了迄今留存的最古老的唐代建筑——五台山佛光寺大殿。

这些成就，奠定了林徽因在建筑学界的声誉和地位，她与丈夫梁思成开创了中国近现代的建筑学。

更难能可贵的是，北平解放前夕，为了保护北京城众多的古建文物，她和梁思成一起，为解放军绘制了北平城的文物地图，最后又将这些汇总到《中国文物古建筑目录》中，为中国古建筑保护献了一份大礼。

此外，她和梁思成通过对古建筑实地勘察的结果，编纂的《中国建筑史》，将中国古建筑的独特魅力展现在世界面前，也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正是因为林徽因在中国建筑学的贡献和成就，新中国成立之际，党和国家不仅特邀她参加了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还把新中国国徽的设计任务交给了她。

除了设计国徽，林徽因还是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美术设计师，对于纪念碑的整体造型和结构都提出过许多原则性的意见。

人民英雄纪念碑碑座、碑身的全套纹饰，还有八宝山革命公墓的主体建筑格局，都是林徽因设计的。

才女不是虚名

在设计国徽时，林徽因提出，“国徽”不是“商标”，不是衣服色彩写真或者风景画，国徽要庄严稳重，既要图案化，更要有象征性和民族特色。

当时林徽因身体因为生病不是不好，但还是拖着病体，和设计小组一起研究讨论，最终完成了国徽的早期设计。

他们设计的国徽图案，以玉璧为主体，金色的五星在中间，上部为国名，下部又有齿轮，旁边缠绕着嘉禾，下面还有红色绶带穿过玉璧。

玉璧是中国最隆重的礼器，也象征着国家的团结和统一，这点可以参考“和氏璧”。而五星、齿轮嘉禾图案，又将中国传统文化和新中国政权融合在一起，非常符合国徽设计的要求。

他们的这个设计方案，也是第一次将国旗上的五颗金星融入国徽之中。

在国徽基本色的选择上，林徽因又将颜色定为金色和红色。

金色和红色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本身就代表着喜庆，而且这两种颜色也符合富丽堂皇、醒目大方的设计要求。

“绶带”虽然西方国家也有，但是他们的绶带一般比较短小，而且质地也紧密，看起来比较刻板、僵硬。

中国的绶带多用丝织品，风格上更加灵动飘逸，一般都佩戴于身侧，具有典型的中国特征。

林徽因选择的绶带，是中国南北朝造像常见的风格，她想用这种绶带，在“国徽”上体现中国传统的美学观念。

她的这种对中国传统美学重视的理念，还体现在人民英雄纪念塔须弥座的花纹设计上。

当时大家选择花纹时，都倾向于艳丽而又有傲气的木棉花，林徽因觉得不妥，因为她在请教了花卉专家后，居然发现木棉花是原产于东南亚的花卉。

纪念中国人民英雄的基座上，怎么能有原产于他国的鲜花，林徽因立即否定了之前的方案，经过慎重考虑，又征求了大家的意见，最后须弥座的花纹才定下了在中国文化中都有特殊含义的菊花、荷花还有牡丹花上。

只有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深入的了解，才能在设计作品中体现我们民族的特色，这也正是林徽因对近现代建筑和美术一贯的理念，既要创新，也要传承。因为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保护自家历史的最主要方式。

正因如此，林徽因总是不予余力的对传统建筑文化，甚至其他领域的传统优秀文化进行保护。

有一次林徽因在古玩摊上淘到了一只景泰蓝花瓶，为了证明这只花瓶的价值，摊主告诉林徽因，现在不仅正宗景泰蓝不多见，这手艺也快绝根了。

林徽因听后，立即决定在清华大学营建系成立一个专门的美术小组，带头号召大家通过为景泰蓝设计新图案的方式，抢救濒临灭绝的景泰蓝艺术。

当景泰蓝艺术被大家再次重视起来的时候，林徽因的身体却因为过度劳累再次垮掉。

1955年病危之际，林徽因仍对去看望她的学生嘱咐：景泰蓝是国宝，不能在新中国失传。

正是因为有了像林徽因、梁思成这样的专家学者，老祖宗流传下来的那些巧夺天工的古建筑、美轮美奂的工艺品，还有中华民族几千年积淀下来的优秀文化传统，才能一一展现在我们面前。

林徽因的才女之名，是她在建筑学、文坛上的作品和成就堆积起来的，这些成就，甚至盖过了很多很多沽名钓誉的“才子”。

结语

现在很多人说起林徽因，最津津乐道的，就是她生活上的风流韵事，反而对于她中国近现代建筑学开创者的身份视若无睹，对于她为保护传统古建筑殚精竭虑的行为视而不见。

这不应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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