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批判】关于“东北衰落”的生产与再生产·企业制度篇
总论|历史唯物论的展演
在严重撕裂的中国当代社会,“东北衰落”似乎成为所剩无多几个的“共识”之一。以至于每当唱衰东北的文章出现时,大众都能自觉地统一战线,用或忧心或嘲讽的言语,去保卫那个早已发生(而且据说会继续推进)的“伟大改革”之正当性,而这不啻是当代意识形态的压舱石。只是在在最近一年来,这块压舱石却出现了松动,随着发达地区经济表现欠佳,外地投资者在东北屡屡引发福利、劳资、环境等纠纷,许多东北人开始意识到“投资不过山海关”、“东北改革迟缓”等话语存有疑窦。一些网络平台上,慢慢出现了指责发达地区“人权水平低”、“内卷严重”、“吸内地人血汗”等反击话语,甚至有大V揣测,在舆论上贬损东北,是为了方便外地资本低价收割优质生产资料。笔者认为,这些反击话语对于破除地域歧视具有积极作用,但科学性欠佳:一方面,存在陷入“族群身份政治”泥潭的风险,因为“比烂互喷”而消解了对进步价值的追求;另一方面是更隐蔽的危险,即看似对抗的两方事实上共享了某些错误前提(比如“唯生产力论”、“增长主义”、“改革必然获利”等等),没有一方能够反思这些前提,进而不能从根本上超越眼前的矛盾。
在如此基调之下,许多关心东北的人士急不可待地问:“东北咋整?”
若想回答这个问题,必须首先回答“东北,是咋整成现在这样的?”
对于后面这个问题,常见的阐释大致可分为三个学说:(1)要素禀赋学说(2)路径依赖学说(3)人种“本质主义”学说。学说(1)强调东北经济活动在原材料、劳力、市场三个方面均具备劣势——气候苦寒造成物产匮乏、人口稀疏造成劳力价高、地理偏远而无法企及市场。学说(2)强调东北没能积极向市场经济转型,依赖计划经济时期的经济体制,不合时宜、积重难返。学说(3)通常不会得到学术界的支持,但却在近年的网络舆情中逐步成形,这种立场强调:东北人在长期负面的自然与社会环境影响下,人性已然普遍发生“变异”,不能适应现代世界,成为了可悲的“弃民”与“祸水”。
学说(1)运用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最庸俗的套路,即截取特定时空截面的指标,用今日的标准去判断好坏,进而对纵向的时空历时过程做出评判。人类历史上任何时期的经济活动,在他们这里都是那几个固定变量的调节游戏,这种立场可谓“经济学界的辉格史观”。学说(2)对经济活动的历史性有较好把握,意识到在不同生产关系之下,对生产力要素的评判需要采取不同标准。本文将把论述重点,放在与这一学派的论战之上。此处可以预告:我们的起点虽与他们相同,但发现却截然相反:历史中的东北,恰恰是因为率先改革,而加速了衰落。最为荒谬的是学说(3),这种理论与其说是探索成因,不如说是“因刑定罪”:穷生奸计是东北人,居安忘危也是东北人;粗暴鲁直是东北人,关系复杂也是东北人......在这一组组自相矛盾的指涉背后,事实上包含着严肃的物质-精神再生产过程,对它的批判将由本系列的其它文章来完成。
前史 | 更加现代的“前现代”
这张表格是纯粹的经济学整理。但事实上,公有制绝不仅仅是办企业的问题,它要构建的是“生产决定生活”的新范式,因此会出现一个比“企业”更加宽泛的概念——单位。
研究表明,“单位”制度至少有两大来源:(A)国民政府的国有企业,作为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垄断部门(常识:国有企业早已有之,“国有”不必然意味着社会主义),就已经出现了“企业办福利”的现象[1]。(B)中共geming政权从30年代“合作社+供给制”向40年代“典型单位制”的转型,特别是在工人阶'级政权开始治理大型工业城市(主要集中在东北地区)的时候[2]:
垂直管理其实成本很高。图片来源:网络
我之前说“摸着石头过河”也不够确切,机灵的工人阶.级,其实是玩了一招“顺坡下驴”。这集中体现在建国初期,响应“恢复国民经济”和“生产竞赛”运动的过程中。国家机器的元政策,主要是“改进生产力”以恢复经济秩序,毕竟民国末年的恶性通货膨胀并不会因为听了新中国上的宣言而乖乖走开。然而,工人阶.级利用运动的机会和政党的组织机器,完成了更多内容:(1)清算了盘踞在企业中的旧社会“把头”、“包工头”,这些滞后于时代的势力即刻被成长起来的新工人顶替了位子,使得民'主管理势在必行。(2)工厂里的白领职员、技术员在解放前是瞧不起工人的,且不论这种隔阂在伦理上的问题,单从生产效率的提高角度看,也是一股阻碍力量。以生产竞赛为契机,工会和管理委员频繁组织不同类型职工之间的联谊、学习交流,特别是围绕具体的工艺革新、核算定量、管理流程改进,不同工种每每都能碰撞出火花。在当时,参与劳动竞赛的主体,是流水线上的一个个“班组”,班组成员群策群力,涌现出一系列全国知名的模范班组——赵国有、马恒昌、郝建秀……
关于声名远播的“鞍钢宪法”,有三个问题需要澄清:
(1)这套制度并非“无根之木”,一个直接原因是鞍山钢铁公司(全国援建的第一大钢铁联合企业)在1959年初出现了产量的意外下降,随后鞍钢综合运用建国十年以来的各类民'主管理经验扭转了局面,引起了中央调查小组的兴趣,从而形成了同年7月毛泽东看到的报告。当然,在更大的背景上,中苏分歧导致的自力更生,也迫使了这一进程的加速。
(2)“群众”主要是相对于“干部”的概念,并不是缺乏专业知识的“外行”,而是长期在一线班组中改良工艺、研讨学习的工人+技术人员。今天很多文艺作品喜欢塑造某种“群氓”景观,甚至成为了那个年代的定妆照,这是精英主义的反智(是的,精英主义是最大的反智主义流派)。此外,群众技术革命也绝不是脱离科学的异想天开。当时主要的技术革命在三个方面都取得了切实的成效:改善劳动条件、改良工具效率、对国外设备从简单检修转向学习制造[3]。
(3)提出“政治挂帅”的目的,除了是为反对“技术挂帅”或“唯生产力论”,还有一项是“反对行政化”。这对于今天的人来说是一个极难理解的事情——思想政治工作难道不是由行政系统包办么?甚至对于今天的人来说,“政治挂帅”和“行政化”完全就是同义词。这又是一则用当代现象裹挟历史的例证:在当时,政治挂帅恰恰是为群众技术革命配套的意识形态。彼时大部分的政治学习,是由各车间、班组牵头的。对政治材料的解读,事实上绕开了行政系统,使得意识形态的阐释权更加扁平化。“政治挂帅”这个概念,就是由基层职工,而非上级提出的。一个旁证是,鞍钢的党委会,是直到1959年群众技术革命的高潮阶段,作为独立于行政系统的主体才正式成立的。在此前“一长制”的条件下,管理系统直接下达生产指令,不需要经过意识形态合法性的检验,这种表面的“无政治”事实上造成了工厂权力中心化的“极权政治”。而当全体职工都掌握“用政治标准(而非上级指令)评价技术”的准则时,工厂权力的分散才成为可能。如果类比政治体制,鞍钢实践确实具备了某种“宪政”的色彩。
总结本节内容,我们不难发现:与今人对那个年代“吃苦蛮干”的刻板印象不同,真实历史中,工人阶.级能够自发地从“加大劳动投入”转向“革新生产技术和管理组织”。这背后的机制也很简单——工人自己决定劳动方式,当然就不会选择用“蛮干”来伤害自己。一个旁证是,在沈阳市劳动模范纪念馆(位于市府大路411号)的陈列中,70年代及以前的劳动模范多为“技术革新能手”(反而在80年代之后,而因工作致伤残、殉职而被追认的情况多了起来)。
还有更重要的,是对“民'主”的理解,我们看到每次民'主管理的进展,都伴随着矛盾化解、增产提效、改善待遇等具体议题,可以说“没有赤身裸体的民'主”。或者可以这样理解:民'主只能够在具体议题中将自己实现,为了开展民'主而进行的权力架构仅仅是它自身运动的起点,就像你不能指着物理实验室中的摆球说“这东西就是机械能本身”。
80年代,改革春风吹满地,国企是改革的重心。不过,历史的趣味性就在于,它总是将畸形的繁荣作为覆灭的起点。这可不是什么神秘魔法,它背后是非常顺理成章的:公有制单位积累的物质-制度存量,在私有化浪潮初起的时候,它们当然具备某种“比较优势”,不过也必然会在存量殆尽之后惨淡退场,为前来收割的垄断资本织好嫁衣。
进入改革主线之前,我们先看一个在今天被渲染成玫瑰色的话题:羡煞旁人的单位福利。最令很多职工怀念的,可能不是上文提到的企业民'主制度,而是直接作用在身体上的“高福利”。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在80年代以前关于企业的讨论中,福利待遇是一个比较边缘化的问题——职工治厂,企业保证福利是不言自明的事情。另一个背景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赶超战略”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将产品更多地投入再生产领域,同时节制消费领域的投入,这就使得彼时的国企会带头限制福利待遇。但即便如此,在职工民'主管理的保障下,那个年代的职工福利也是今天的社畜们望尘莫及的。
来源见[4]
55位厂长联名致信省委书记:请给我们松绑图片来源:人民网
1984年传媒、文艺界开始宣扬“厂长负责制”、“专家治厂”等观念图片来源:Bilibili
不过,这些改革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事实上也因为违背人性而处处遭遇阻力,这样的拉锯进一步损耗了企业的生产能力。
当然,“人性”这个东西,无非是社会塑造的效果。职工的人性被违拗了,某些人的人性或许就舒展了——民'主监督的废弛,也进一步为物资倒卖、任人唯亲提供了温床。反映在地理空间上,表现为内地(东北最典型)工矿企业的无偿调拨物资,抵达沿海地区之后被按照市场价抛售,收益尽入“倒爷”囊中。这样一种利用“双轨制”的独特的原始积累方法,谱写了东南企业家们的《大江大河》。而在哈尔滨铁路局职工的记忆里,只有一曲“二十节车皮的钢铁木材,从浙江换回三车厢牙刷鞋垫”的《河'殇》。或是武汉交电五金公司经理,通过倒卖工件在80年代就交易百万元的《长江之歌》。
还应该给东北的父老辩个屈:很多人说东北改开以来的衰落是“思维僵化,改革迟缓”所致。然而真正出人意料的是,东北在改开历史上恰恰是“勇开风气之先”。“老大哥”辽宁省最有代表性:
来源:《辽宁省志·大事记》
今天,当我们查阅这些通过改革而绩效大幅改善的企业时,当我们希望论证“改革必然带来红利”的时候,却失望地看到一连串“破产重组”或“查无此厂”。这是一则神奇的悖论:拖延改革死路一条,积极改革死得更快。何也?因为您这块恰恰是原始积累的来源——宰牲场里的猪会因为主动出栏而逃离餐桌么?
让我们再一次梳理本节的逻辑,在上世纪后半叶,一个国家想从其它所有制转入资本主义,需要几项必要条件:(1)建立起全国统一、连接世界的市场(2)劳动力商品化(可标价),可流动(3)生产资料私有化。否则无法完成劳动力大军与生产资料的分离,劳动力进而无法被商品化流通(4)对既有的非商品物资(公有制企业的工农业产品)进行商品化,这个过程成为了企业家原始积累的主要途径。
在上述背景中,以下选择是必然的——只要踏出一步,后面的路径就会连带赠送:
(1)企业权力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为最终垄断生产资料(即“改制”)提供条件
(2)单个企业为了在竞争中最快获利,将产品更多地投向市场,更少地投入再生产基金,技术革新几乎停滞(这里还有一个国家层面的旁证:http://www.dacankao.com/thread-100860-1-1.html)
(3)地方市场开启初期,流通领域经济繁荣,人民消费物资空前增长
(4)地方市场饱和后,本地企业无力通过产品升级而扩大市场,进而陷入亏损。(除了国企,类似命运也出现在风光一时的乡镇企业中)
(5)上一轮市场繁荣造成流通货币增多,此刻远多于实物价值,价格信号失灵,引发高通胀(价格闯关)和社会动乱
(6)收拾上述局面,此时唯有仰仗具备更强生产能力的国内外垄断资本入场,收购、改组或者清理旧企业,通过全新的产品再造市场
通过物资变现完成“原始积累”的本土小资本,和通过吞食并购完成“产业链整合”的国内外垄断性资本,在地理空间上不会“均匀落地”。相反,会前往成本洼地(所谓“投资营商环境好”的地方)。除了海运便利之外,劳动力也是重要的成本之一(即马克思所谓“可变资本”)。高度组织化、被福利充分覆盖的重工业城市,竞争力自然是远不如刚刚打开农村人口流入(甚至是跨省流入)阀门的东南沿海地区。进而产生了特定地区发生特定的繁荣或衰落。此中的获益者便可能进一步追溯某种“地域文化差异”、“自然环境差异”而在意识形态中巩固获利的“本应如此,理所应当”,毕竟以他们的智识,只能完成那种层次的分析。
简单说,上一节的(6)就是本节。
还是先细节开始吧,关于“奉献精神”的宣传问题。笔者所访谈过的老工人,几乎无一例外地回忆起这样一个现象:今人普遍认为是建国以来的宣传信条“奉献精神”,其实是在改制之后才频繁出现的。到了90年代改制前夕,“奉献”几乎成了宣传中头等重要的优秀品质,它可以被进一步表述为“分享艰难”、“共克时艰”、“我不下岗谁下岗”等等。
“六七十年代没有必要谈奉献啊,劳动成果归自己,大家生产积极性本来就很高……特别是苏联专家撤走的时候,工人们都憋着一股气,我们在车间里经常主动加班,领导劝我们下班休息,我们都不听……工作日加班,是为了提前、超额完成国家的生产指标。到了周末,大家还要求加班,不过是为了搞本厂的福利设施,学校、医院、礼堂,建成了我们就可以免费享有。给全厂搞建设是一种荣誉,大家都抢着去,不是党员、积极分子都没资格加周末班……今天哪里会主动抢着加班?这个感觉你们体会不了。”来自包头钢铁公司(王小帅电影《地久天长》原型)老职工提供的段回忆,真应该抄送给“希望员工自愿996”的雷总。
继90年代依次登场的“三角债”、产能过剩等危机之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对国际需求的削弱,成为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1998-2001的“三年攻坚”毫不意外地登场,我们的家庭毫不意外地发生了剧变……这里面有个问题,就是2001年之后的国企改革,往往被人们忽视。这个至今仍在发挥重要作用的进程,竟成为了“灯下黑”而被舆论忽略。我想,应该把1998年之后的故事串起来讲:用文件词汇来形容,第一阶段是“放小”(下岗),第二阶段是“抓大”(混合所有制改革),第三阶段是“做大做强”(三去一降一补)。
第一阶段,“三年攻坚”阶段的主要操作对象是国有中小企业。因为这些企业波及各行各业数千万人口,所以有关故事最为人所熟知:(1)“减员增效”乃至全体下岗。马克思、考茨基、斯威齐乃至凯恩斯等学者已经反复论证,资本-市场经济的永恒困局,就是生产部类长期大于消费部类。周期性地破坏生产力而形成“待业蓄水池”,是为市场续命的必须手段。当然,下图所示的模型所没能讲出的,是在90年代的中国市场中,国企职工只有C、E路径,而D路径是准备给农村流入城镇劳动力的(当然他们有着另一首并不愉快的史诗)——在超半数劳动力失业的城市中,“做点小生意过渡一下”、“去新兴发达地区打工”只不过是今人“何不食肉糜”的馊主意。相反,今天有一些“你们真没种,怎么不抗争”的风凉话,还真的不乏现实(参考:https://mp.weixin.qq.com/s/XT5bpdk5BZ8xrkLiVdw4kA)。
来源见[6]
(2)股份制改革。职工们也曾尝试用积蓄重新购买一遍本来就属于自己的企业,然而微薄的工资(职工主要生活来源是物质福利,货币储备极少)根本无法与积累了近20年的厂长、经理、收购方相提并论。顺便提一句,1999年宪法修正案,正式确定了“国有”和“全民所有”为同义概念,“国营”概念退出人们的生活用语。是啊,今时今刻,区分这些概念还有什么必要呢?
参考文献:
[1]卞历南.制度变迁的逻辑:中国现代国营企业制度之形成[M].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285.
[2]田毅鹏.“典型单位制”的起源和形成[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04):56-62.
[3]周勇. “鞍钢宪法”。的历史考察[D].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1.
[4]胡水. 单位福利的转型与变异[D].吉林大学,2015.
[5]田毅鹏,李珮瑶.计划时期国企“父爱主义”的再认识——以单位子女就业政策为中心[J].中共党史研究,2014(09):128.
[6]保罗·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