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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无产阶级不是多元身份中的一种？——兼论电影《罗马》如何反映了毛泽东思想
为什么无产阶级不是多元身份中的一种？
// 兼论电影《罗马》如何反映了毛思想
【编者按】
主要矛盾，不可能被非介入的直观所“实证”，相反，只可能被沉浸式的实践来“证实”。而这个抽象上升为具体的总过程，在经验上反而表现为一连串”非阶级“的、”不够革“的具体身份认同。企图像电子游戏中的属性替换一般，片面地用实体化的“无产者”身份（如揪住职业或收入）去替换其它身份，恰恰不是对阶级政治的推崇和提升，而是彻底的贬抑与扼杀，使阶级关系沦为身份游戏。
Part 1
舆论对阿方索·卡隆的《罗马》所做出的最滥情的赞美与最尖刻的抨击同时注意到了这部电影中的“女性主义要素”。赞美者称赞《罗马》通过分享一种女性共同的受压迫经验为超越60年代末分裂墨西哥社会的历史创伤而寻找到了出路；带有正统马克思主义背景的批评者则指出这种温情的女性主义叙事掩盖了墨西哥社会的巨大的阶级鸿沟。正是在《罗马》的批评者这里，我们遇到了关于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所阐释的抽象的普遍性问题。根据黑格尔，知性在从现象多样的特殊性中把握同一的本质规定性的过程中错误地将特殊性与普遍性对立了起来。也就是说，在这种模式下，普遍性的建立意味着对现象中某些被认为是非本质性要素的“舍像”（保罗·斯威齐在阐释《资本论》第一卷令人费解的前几章时用到了这个词，黑格尔则在精神现象学导言中将之比喻为“死亡”），通过这种方式，知性得到的普遍性就是抽象而贫乏的，缺少具体规定性的。比方说，为了成为城邦共同体真正的普遍一员，一个人必须学会放弃特殊的家庭利益，从城邦的普遍利益出发进行决策（为了解决理性国家与市民社会个人主义之间的矛盾，黑格尔引入了至少在概念上永恒延续的战争，彻底颠覆了康德对永久和平的天真妄想）。在黑格尔看来，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就是一部描绘普遍的城邦政治与特殊的家庭伦理间对抗的戏剧。“抽象的普遍性”原则之所以适用于《罗马》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背景批评者，则是因为在女性主义叙事与阶级斗争叙事争夺文本解读的主导符码地位的过程中，两者之间据说必然是相互排斥的，一旦一者晋升为了普遍的，能够对一切情节冲突做出根本性解释的主导符码，另一者就只能屈居于次要的特殊性地位而遭到“舍象”。然而《罗马》的两种批评者全部忽略了一个事实：就这部影片的镜头运用形式而不是情节内容来看，《罗马》与其说是含情脉脉的倒更不如说是冷漠疏离的。在片尾最为人所称道的高潮场景中，主角克里奥在自己不会游泳的情况下走入海水中救回了被汹涌海浪推走的雇主的孩子。最后，克里奥与雇主一家人激动地拥抱在一起，但正如斯拉沃热·齐泽克所注意到的那样，片尾场景中这个在技术上令人称道的长镜头并没有采取克里奥的主观视角，而是使用了极为机械僵硬的广角镜头平移，客观镜头以近乎漠不关心的均匀速度从沙滩移向海水，又从海水返回沙滩，完全不顾克里奥的行动，使她经常偏离画面中心。以不带感情，冷眼旁观的姿态，镜头运动将本该是高潮情节部分中的戏剧张力取消了，“摄影机在这里呈现出一种奇怪的惰性，拒绝参与到剧情之中”①。同样怪诞的镜头运用也出现在了影片的开场，当克里奥在雇主的住宅中四处走动忙着家务，影片以三个镜头展示了住宅各个部分的环境，与片尾类似的镜头运用第一次出现，并且室内场景将广角镜头的不合时宜完全暴露了出来，镜头被固定在住宅场景中心，缓慢地匀速摇镜，镜头对克里奥的漠不关心更加凸显了出来，其运动完全没有跟随人物的运动而自行其是地进行引机运动（这不是惯常使用的那种以人物在画面中相对位置的变化表现运动感的技巧，证据在于在第二个镜头中，即便克里奥正在进行纵向运动，镜头还是继续摇动，单纯将克里奥从画面中心“甩了出去”）。
从这个奠基性的镜头延续下去，《罗马》通过诡异的镜头形式所表达的一切疏离感就应当被归结为克里奥从摄像机这一不可能的位置出发对自身的主观凝视。这种对自身位置的冷漠凝视，这种凝视与眼睛，主体与凝视的分裂，正表明克里奥并没有真正投入到雇主在主观上试图为她提供的人道关怀中去。相反她正在力图寻求一种事不关己的冷静位置能够与灰色异化的雇佣劳动生活拉开距离。这种发生在镜头形式中的张力在一个细节中“传染”了电影的情节内容：在高潮场景的尾声，当克里奥终于有机会说出自己实际上根本不想生下孩子时，搂着她的雇主却在不断念叨着“孩子们没事，孩子们没事……”。这个非常容易，也已经被几乎所有评论所忽视的细节显然表明克里奥的内心挣扎并没有成功传递到雇主那里，后者在此时关心的仍然是自己的孩子而不是克里奥……虽然面临着类似的受困于父权束缚的“女性经验”，但在最后一刻，不仅仅是克里奥没有将自己视作雇主家庭的一部分，雇主也没有真正接纳克里奥。含情脉脉的表面隐藏着雇主对克里奥的双重剥削——不仅仅在经济上，更是在情感上，廉价的伪亲情贿赂只是为了更好地延续经济剥削。面对挫折，雇主与克里奥的承受能力是完全不同的，至少雇主可以选择在离婚后就业，而克里奥则不得不在清扫院子里的狗屎时仍然忧愁自己会不会丢掉佣人工作。这种地位不对等的矛盾也隐含在了电影情节的最后一个段落中：克里奥产下死胎后不久，雇主就以散心为名要求她陪同自己的家庭到海滨度假——实际上她是想要享受克里奥提供的服务。由此得出的结论就同时反驳了滥美之词与尖刻抨击：与这两者不同价值取向的解读正相反，《罗马》甚至从来并没有尝试建立“共通的女性经验”，而是在不断地阻挠共通女性经验的最终形成。
Part 2
我们可以非常轻易地指责作者违背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做出的，对经济活动或者说“经济基础”在人类社会存在（对于马克思来说，这也就是人类的主体性存在，“此在”）中所起到的根本性作用的论述。作者也丝毫不否认在这个问题上她所代表的多元身份政治视野与马克思所强调的阶级斗争视野存在着决定性的分歧，《中国女工》是以前一种视点为中心对后一种视点进行吸收改造的尝试。作者的温和观点有完全滑向厄内斯特·拉克劳所持的完全修正主义立场的危险，对后者来说，阶级斗争不仅仅被降格为“新身份及其特殊要求”中的一种，而且“已经失去它的接合作用，而又没有获得任何新的精确意义”，换句话说，阶级身份正在失去政治动员作用③。但此处我们真正应当做的事情是稍微转变一下问题，重新考虑作者对马克思主义阶级身份观点的复述，即“传统马克思主义对‘阶级’的看法经常把主体视为纯粹抽象物或者生产手段与生产关系的结果”是否真正涵盖了马克思主义的全部？是否如某种延绵不绝的说法所强调的那样，马克思主义代表了一种无视民族，性别，国家、肤色，地域，文化等等客观存在的差异的强还原性的经济决定论？是否马克思主义仅仅将多元身份政治简单贬斥为“分化无产阶级的布尔乔亚伎俩”？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有必要参考路易·阿尔都塞。作为法共的官方理论家，阿尔都塞在60年代末社会运动时期中的思想立场隐晦地倾向于背离法共路线的毛主义路线。在写作于1970年的一篇小短文《马克思主义与阶级斗争》中，阿尔都塞与法共的同床异梦和毛主义倾向公开显露了出来。在文章的一开始，他就急于宣布：“马克思的整个理论——即马克思所创立的科学（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所开创的哲学（辩证唯物主义）——的中心和核心，是阶级斗争”。④为了证明这一观点，阿尔都塞列举对马克思主义核心文本《资本论》的两种阅读方法：一种方法是将资本论作为“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来阅读”⑤，即将《资本论》视作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的一般的、中立的“客观”解释。而这本未完成巨著所遗留下来的有关阶级与阶级斗争的最后一章恰好表明阶级仅仅是作为资本主义一般经济活动的后果，而阶级斗争又不过是两个对抗性阶级的阶级存在的后果；而另一种方式却要将《资本论》的章节编辑“头脚倒立”，表明“马克思要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流通和分配的全部条件（从而整个所谓的政治经济），都被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渗透和统治着”⑥，阶级与阶级斗争的在场不是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终结果，而是作为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可能的前提。阿尔都塞的观点能够在《资本论》充满了大量历史经验材料的第一卷中直接得到佐证。无论是在论述从简单的手工工场生产向机器和大工业生产转化的第十二和第十三章中，还是在论述劳动力价格以及向工资形式转化的第十五至二十章中，以及在描述骇人听闻的原始积累过程的第二十四与第二十五章中，读者都能够轻易地看到资产阶级经济力量的形成与巩固从来都不是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开动所导致的结果，而是不断地受到超经济力量的直接或间接干预和调节。资本主义经济规律既不是它自我设置的结果，也不是先于它而存在的生产方式自然演替的结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借助于对其自身而言是外部的，或者说是“构成性外部”的力量，而建立起来的。
完全有理由将阿尔都塞在此的观点与他同期发表的《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的观点联系到一起。根据后一个文本，社会的总体生产方式中生产关系的部分有赖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样一个非经济体系来进行再生产。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与其他经济的或非经济的，国家的或市民社会的机器组合在一起，才构成了社会的整体结构。正是因为社会结构中非经济机器的存在，经济就不可能是结构的唯一根本性决定因素，相反社会结构是一个由复数个不同的范畴中的复数矛盾所“多元决定”的体系。
“只要承认上层建筑的形式和国内外环境在多数环境下是特殊的、独立的和不能归结为单纯现象的真实存在，矛盾的多元决定就是不可避免的合乎情理的……经济的辩证法从不以纯粹的状态起作用……无论在开始或结尾，归根结底其决定作用的经济因素从来都不是单独起作用的。”⑦
虽然在不同的文本之中，我们都能够看到阿尔都塞与（以一种典型的毛主义用法）被他称为“经济主义”的经济决定论战斗的努力，但更重要的是认清《马克思主义与阶级斗争》与《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和《矛盾与多元决定》之间不易察觉的微妙差异。在后一类文本中，阿尔都塞试图拆解包括经济要素在内的一切的单一决定要素，但在《马克思主义与阶级斗争》中，阿尔都塞直言不讳“马克思的整个理论……的中心与核心是阶级斗争”，在这里，单一性的普遍决定性因素是存在的，那就是阶级斗争。
无需过多论证，我们就能看出阿尔都塞在《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和《矛盾与多元决定》中的观点与作者在中国女工中的观点存在着某种契合之处，上层建筑构造并不完全能够被化约为经济基础的产品或附属物，上层建筑不仅相对独立于经济基础，更能够对经济基础产生反作用。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为多元身份抗争取代阶级斗争的绝对中心性埋下伏笔，因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这一概念，根据马克思主义，其定义是在经济领域内做出的。然而这种观点在《马克思主义与阶级斗争》中又遭到了全面的背叛，在《马克思主义与阶级斗争》中，阿尔都塞阐述了两个主要观点：首先，资本主义社会是“泛阶级斗争化”的，阶级斗争不仅仅是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统治的武器，也是资产阶级镇压无产阶级反抗的工具，当无产阶级没有进行反抗，恰恰就说明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所进行阶级斗争的有效性；其次，阶级斗争不可被还原为经济问题或是伦理问题，反过来，正是阶级斗争的态势决定了经济领域中的生产方式以及关于伦理和道德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
所以现在我们又应当如何理解阿尔都塞文本中的这种自相矛盾之处，社会结构的不可互相化约的特殊多元性与阶级斗争的单一普遍决定性，两者之中究竟哪一个才真正代表了阿尔都塞的理论重心？借鉴一种非常具有黑格尔辩证风格的策略，我们此时正是应该从两难抉择中跳脱出来，同时“扬弃”两个选项，并质疑构成这种对立，在当下我们主题中正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对立，的合理性。于是我们应当做的，就是再次扭转主题，详细考察在黑格尔的理论框架下应当如何处理特殊与普遍间关系的问题。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引述齐泽克所总结的处理特殊与普遍之间关系的四种不同模式：第一种，中性普遍性，这种普遍性被认为无涉于特殊性，而独立于各种特殊性的干扰，作为中立位置而存在；第二种，马克思主义批判/症候阅读法，普遍化行为在中立外衣之下本身就隐藏着一种抹除差异男性逻辑，界定着宰制与操纵的男性立场；第三种，这是由拉克劳发展的版本，普遍性的位置是空白的，有待填充的，而诸多特殊性则在对霸权的争夺中决定哪一个能够升格为普遍性；第四种，也是对齐泽克而言最为重要的一种，具体的普遍性。⑧根据齐泽克对黑格尔哲学所出的暴力解读，当黑格尔主张普遍性有可能与所有类型的特殊性取得协调而不是相互排斥时，这种普遍性就只能通过各种各样的例外，也就是普遍的否定形式得到表达。简而言之，这里是完全自相矛盾的，唯一可能的具体的普遍性就是普遍性自身在一切特殊之中的缺席，特殊的例外性是绝对的，普遍的。难道这不正是对应了精神分析中臭名昭著的所谓“菲勒斯中心主义”的拉康派版本吗？阴茎的能指，也就是菲勒斯，其对于女性主体的普遍化效力正根植于阴茎无法勃起的永恒潜在可能性，因为对于拉康来说菲勒斯就是这样一个悖论性的能指，它指代阴茎与意义的永恒阳痿，女性主体的激进之处就在于她完全认同阴菲勒斯的普遍化效力，因此也直接认同与菲勒斯与阴茎的普遍性无能，男性主体则求助于幻想永恒勃起的原初之父形象来规避永恒阳痿的尴尬。
通过菲勒斯的问题，我们可以理解东浩纪为何指责齐泽克有关阶级斗争与革命的理论通通是召唤不可能的无形之物的“否定神学”⑨。东浩纪对齐泽克的批判实际上就是德里达对拉康的菲勒斯概念所做批判的一种晚近翻版。德里达主张，拉康通过对菲勒斯概念悖论性的坚持逃避了结构最终的去中心化必然性——如果一个对象最终是不可言说的，那我们就应当不要尝试去言说它。然而拉康的观点则在德里达所反驳的另外一个不同的层面上完全相反——无论当我们在言说什么东西，我们最终都只能是在言说那个不可能的对象。在名为《文字涂抹地》的文章中，拉康主张，正是象征与享乐的分离将两者联系到了一起。正因为神话般的“享乐-意义”在象征之中永恒缺席，借助象征“言说”成为一组圣兆，“言说”才直接成为了一种“享乐”⑩。享乐不会在象征的内容中得以表征，相对地它作为“不在场的原因”为象征的出现打开了一片空白空间，构成了象征的形式框架，在享乐所打开的空间中，借助象征进行言说得以持续。通俗一点来说，享乐的缺席与对享乐的渴求同时推动着“言说”，享乐在象征中的普遍存在，是以获取享乐的种种特殊的失败为前提的。
“首先是各种物质运动形式中的矛盾，都带特殊性。人的认识物质，就是认识物质的运动形式，因为除了运动的物质以外，世界上什么也没有，而物质的运动则必取一定的形式。” ⑫
除了运动的物质与物质运动形式中必然带有特殊性的矛盾之外，“世界上什么都没有”，因此就没有不带有特殊性的矛盾。奢望普遍矛盾的直接现身，就是在无视普遍矛盾！在这里，我们又一次引发了列宁主义的回响，在1916年爱尔兰复活节起义失败之后，诸多工人政党领袖对这场民族主义起义不屑一顾，而此时只有列宁才对其做出了作为精确的评论：
“因为，如果认为没有殖民地和欧洲弱小民族的起义，没有带着种种偏见的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爆发，没有那些不自觉的无产阶级或半无产阶级群众反对地主、教会、君主和民族等等压迫的运动，社会革命也是可以设想的，——如果这样认为，那就意味着放弃社会革命。一定要有一支队伍在这一边排好队，喊道：‘我们赞成社会主义’，而另一支队伍在那一边排好队，喊道：‘我们赞成帝国主义’，这才会是社会革命！只有持这种迂腐可笑的观点，才会骂爱尔兰起义是‘盲动’。” ⑬
对于“具体的普遍性”原则的阐明，请允许我们以一种更贴近文本原有结构的方式去阅读毛氏《矛盾论》。对《矛盾论》的流行解释将重点放在了第四节“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上，强调如何在特殊矛盾的杂多性中把握矛盾的主要方面。但不能忽视的是，这一节是在“矛盾的普遍性”与“矛盾的特殊性”两节之后才展开论述。这就暗示着应当使矛盾“主要-次要”的方面从属于矛盾“普遍-特殊”的方面。正是因为普遍矛盾的普遍性是“具体的普遍性”，它仅仅且总是通过特殊的矛盾表现自身，而不是与特殊矛盾对立的“纯粹的普遍矛盾”，特殊矛盾在主要与次要地位之间的转化才是可能的。在此，任何的矛盾都不具有一以贯之的“本真性”，都可能在斗争的进展中被把握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当列宁与毛将爱尔兰起义与抗日战争这样的反抗民族压迫的斗争定义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时，他们所做的就是在特殊矛盾之中把握普遍矛盾的踪迹。不是使得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斗争暂时为受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斗争让步，而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只有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斗争才能够真正贯彻对受压迫民族的解放，资产阶级在民族解放的进程中注定是投机摇摆的。这就是为什么二十世纪风起云涌的第三世界独立斗争，只有贯彻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向度才有可能是成功的，在革命退潮之后，作为“廉价资本主义”的后社会主义政权最终不约而同地纷纷倒向了对资本主义中心地域的依附。
Part 3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中国女工》中来，并且开始关注这本著作的写作背景而不是其所陈述的内容。对于作者本人来说，《中国女工》甚至可以说是创伤性的，从序言中提到的工厂火灾开始，以工友恐怖的夜半呼号作结。无论是田野调查的结束，还是著作的最终完成，一种透过文字可见的焦虑感始终推动着这本文字的书写。而我们需要做的，则是重新阅读《中国女工》最后一部分中所记述的女工阿英无法被归因的夜半梦中尖叫。这一部分作为文本中无解的过度因素，不知不觉间仿佛成为了文本的真正核心所在，给读者带来了强烈的围绕其重新组织文本意义冲动。而最后一章，就代表了作者试图将这一声梦中尖叫组织到文本意义体系中的尝试。在某些方面，她的这种尝试是完全值得肯定的：
“如果我们不想将阿英的创伤仅仅归结为一种内在的、个体的、身体的危机，那么她的故事就必须被放置于一个更加广阔的社会与文化背景中去理解，但又必须避免陷入文化决定论的怪圏。” ⑭
作者正确地同时反对将梦中尖叫归因于个人经验或是社会文化背景，尤其重要的是，反对将之归因于生理因素。让我们回忆精神分析这门科学最初的时光，弗洛伊德首先证明了某些身体器官的失能是精神性癔病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并不存在所谓的“人类动物”，人类唯一的“自然本性”就是自然本性的遗失。对人类来说，恰恰是身体从属于精神，人类生活的客观性是精神世界的客观性而不是物质世界的客观性。与之类似的是，拉康更进一步地证明，人类的精神活动同样不能被等同于社会文化背景，主体与象征——用拉康的术语表述——是彼此分离的。
但接下来作者在试图理解梦中尖叫时误入歧途并显得语焉不详。在此时她引述的是福柯关于梦境的论述：
“福柯并不把梦的经验当成是对清醒现实中的缺失的一种替代，或者是被压抑的欲望一厢情愿的实现。他希望恢复人类想象体验的最终可能性，梦以其自身的超越展现出一条通向世界的彻底的自由之旅。福柯说，在梦中，人类会‘看到现在和将来的自己，自己所做过的和将要做的事情，并发现自己的自由被束缚于世界的必然之上’。” ⑮
福柯对梦境所揭示的积极可能性的迷恋令人想起他在《古典时代疯狂史》中所反复追问的所谓被理性话语所埋没的“疯狂自己的声音”。在处理疯狂这一主题时，福柯曾短暂陷入自相矛盾，一方面他认为疯狂之中不存在自然性，疯狂是理性话语编织的结果；另一方面，他似乎又认定存在着某种“疯狂自己的声音”，在其中可能蕴含在某种被压抑的真理性，而其与福柯意图贯彻的彻底历史主义方法无法兼容⑭。接续我们在黑格尔-拉康主义中的论述，为什么在这里我们不冒险投下赌注：将福柯所试图揭示的，处于话语权力缝隙中昙花一现的真理，指认为实际上就是空无，就仅仅是话语权力断裂与自我分化所产生的裂隙本身？难道在这里我们不是可以引用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序言中的一段话：“精神作为这样一种力量，作为一种肯定的事物，并没有逃避否定的事物，与荒芜保持绝对距离，而是表现为承受死亡，并在死亡中保持自身” ⑯来鼓舞自己将这种与否定的事物周旋的肯定事物，作为精神的最终真理接受下来吗？
正是在这里，我们才终于能够看清楚，《中国女工》的作者在试图将阶级身份作为多元身份中平行的一种保留下来时，犯了根本性的错误。我们当然能够接受作者的另一些观点，女性新工人不是劳动力市场化压力的被动承受者，而在积极地寻求构建某种集体性身份来对抗市场化压力。但问题是阶级身份并不是这样一种对市场的抵抗，而是市场化力量无坚不摧攻势下全部身份构建的最终之失败。在《中国女工》的文本之中，阶级身份与阶级斗争的最高意义表达，就是意义的最终缺席，是作者以多元身份勾画中国女工形象的最终失败。一个有趣的地方在于，当作者指责马克思主义将“主体视为纯粹抽象物或者生产手段与生产关系的结果”，她实际上无意中指出了马克思主义与笛卡尔主义之间展开联合的战略可能性。正是笛卡尔，通过“我思故我在”的断言，做出了近代主体性的第一个宣言。这样一种无内容的空洞主体性，穿越了两个世纪种种哲学理论的围剿，终于在马克思的论述中寻找到了自身的现实性——那些被剥夺的一无所有，只能出卖纯粹劳动力的无产阶级。
作者注：在当代，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所出现的一个未能获得令人满意解决的难题尤为凸显：根据马克思，交换价值是无差别人类劳动的产物，但在“复杂劳动”的概念中，马克思似乎又承认产生价值的不同劳动根据复杂程度的差异彼此有别。马克思的这种些许让步似乎预示了了“人力资本理论”的兴起，根据这种理论，无产者的劳动能力是无产者对自身的某种投资，他们根据人力资本投资的数量与质量加入生产活动，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不是真正无产的……如果回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模式，难道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真的无法处理这种“自我投资”吗？在这里，我们必须坚持所谓“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间的区分，前者包括对固定资产、机器更新和保养、技术升级与研发等等非劳动要素的投资；而后者则仅仅是对抽象的劳动力的投资。只需要简单地将“人力资本投资”归入不变资本这一类，我们似乎就能适当解决困扰《资本论》阅读者的复杂劳动问题，但其隐含后果是令人震惊的，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将无产者对劳动技能的投资与劳动者的抽象无差别劳动分离开来，产生剩余价值并为资本所剥削的仅仅是后一部分，这超出了马克思的时代而对拉康派精神分析对主体离心性的基本观点做出了预言。对于19世纪的无产阶级，无产者的生物学身体仍然无法与空洞主体性相剥离，但在21世纪的赛博空间中，这种剥离却不是不可想象，资本甚至可以真正地实现对纯粹无内容主观性的剥削。
正是在多元身份被资本与市场的力量所切割的地方，我们能够辨认无产阶级的真身，那确实不是多元身份中的平行一种，而是多元身份普遍失败所勾勒出的形式-框架，在这个形式-框架之内，我们被允许尝试以多种抵抗与颠覆尝试与资本力量进行（在不变动形式-框架本身的前提下）注定无法获胜的周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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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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