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赋权”还是“后殖民景观”：在快手《看见》

【编者按】本文写作计划起源于今年5月，彼时B站《后浪》和快手平台《看见》相继推出，并诱发现象级的舆论响应。本文事实上与本号此前文章《作为症候的西北回族与快手现象》形成了某些维度的呼应，欢迎读者朋友对照批评。

李舵，公众号：哈扎尔学会作为症候的西北回族与快手现象

一

有这样一种乐观的图景——在快手的宣传片《看见》广受好评后似乎尤为流行：当允许用户自主编辑的自媒体平台下渗到都市边缘与乡镇地区的用户市场时，底层民众就能掌握自己的发声渠道。的确，在快手、抖音、微博以及微信公众号上，可以轻而易举“窥视”到主流镜头忽略的不够现代化的景观与底层劳动人民的日常生活。甚至一些初期遭到审查和限制的消息，譬如今夏的南方水灾，我们也能在第一时间看到广西的、贵州的、四川的甚至不具名的在地群众传输与转发洪泛画面。

为了判断这种图景的真实性，我们来考察一下当下自媒体平台中最自觉地用“底层信息赋权”来宣传自己的快手。快手在精英阶层看来是低端的社交工具，其用户群体一般被认为是更多身处乡镇和边远地区；更有意味的是，一两年前还曾有所谓“北快手，南抖音”之说，而戴锦华早在九十年代末就曾指出，“南方话语”的建构中，北方成为了停滞、落后和前现代、反市场的一切的象征。此外，近年来还在快手上还兴起了身处非洲的用户拍摄非洲的热潮。几年前一篇题为《残酷底层物语：一个视频软件的中国乡村》的流量网文，揭示了快手上各种“野蛮”“落后”影像以及现代化视角下缺乏教育没有素质的“不正常人类”。然而，快手平台成功地抓住了这种大众视野里对其特征的想象，把现代化视野里的“落后低俗”，成功改写成后现代视野里的“众声喧哗”，乘着文化转型的东风，自觉地利用文化范式的转换，把这种批判话语变成了证成自身“人民性”的“论据”。它的口号”在快手，看见每一种生活”，相比于“抖音，记录美好生活”，似乎并不以“美好”为内容的前提，而看似更“民主”地承认了“每一种生活”的价值。

今年4月，乘着b站推出的因过度“精英意识”而引起用户和大众强烈不满口碑大败的宣传片《后浪》，快手又及时出击，推出了立意相反的宣传片“看见”。“看见”短视频的主角是一位90年代国有曲艺团解散后失业的“奥利给”大叔。“奥利给”大叔的文艺特长 ——快板与相声，不是全球化时代能在市场经济中迅速变现的文化资源。他终究被市场淘汰，过着家徒四壁的窘迫生活。然而和他的窘境形成巨大反差的是，大叔在快手上发布的都是积极向上的正能量视频，他的没有实际意义的口头禅“奥利给”，配合振臂握拳的姿势和夸张的表情，引发了“鬼畜”的热潮。他常说的“干就完了，没毛病”，引发群体性共鸣 – 这股蛮干劲，与自由市场上飘来荡去的底层生存经验若合符节。在《看见》的文案中，用 “我们是世间的尘埃，却是自己的英雄”这种反精英叙事，来描述普通人的生活经验，进而邀请观众（谁？）去“看见”底层的生活。“野花山间无畏盛开/悄无声息/如果它拥有被看见的权利/它也能收获遥远他乡的喜欢”，这里的野花是底层群众的换称，“拥有被看见的权利”是底层赋权的提喻。结尾部分揭开观众身份的谜，“君子和而不同/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更广阔的胸襟/装得下更多的趣味、态度和观点/千姿百态/才是幸福之源”，联系到快手特别吸引“低端”用户，因此这里要打开胸襟的，应当是资本主义中心地区的都市精英，他们需要去包容，因为“多样化”/“多元主义”是幸福之源。文案没有说为什么是幸福之源，但是“多元主义”确实能够召唤广泛的社会阶级光谱，缝合社会变迁中因阶级分化而产生的意识形态断裂 。一方面给底层划一个空间，但同时保证这个空间不挑战阶层边界、不逾越精英阶层的社会秩序，像是原住民语与少数族群的保留地；另一方面把阶级、地域、族群的差异，尤其是其间充满剥削关系的权力结构，巧妙消解成“千姿百态”，没有城乡剥削，没有劳资矛盾，只有资本主义线性历史与均质空洞时间中的个体。阶级叙事的消解，不仅是官方话语上的失忆症，更是市场经济精密打造的新自由主义人格，主动转换个体观念与社会语法。

二

是的，“看见每一种生活”与“记录美好生活”相比，区别不仅在于上文论及的“每一种”与“美好”，而还有“看见”与“记录”，包括了两个完全不同的主语。在这个意义上，快手显然仅仅是在利用“底层”话语打造奇观；而“底层赋权”在这里显然只是一个空洞的神话。对于面对“后浪”们所炫示的精彩生活带来的压力，显然需要通过“看见每一种（即不是自己的那一种）生活”来加以缓解。更妙的是，“看见”这个描述正确地突出了在这个过程中视觉因素的突出作用。且不论在快手等平台上的底层完全可能根据观众的期待调整自己视频的内容而并非“展现真我”，即使不考虑他们是否接受观众目光的规训，而只考虑观众的期待，也不难发现，多数观众并不认真对待播主发布内容的有机部分，而只是集中注意力于他的形象和动作，即所谓“整活儿”。在对“奥利给”大叔的“鬼畜”中，大叔的“正能量演讲”被随意地置换于任何一种历史情境之中，包括“清军入关”“诺曼底登陆”“丘吉尔铁幕演说”等等；其中最具症候性的，则是一个up主以致敬卓别林默片的形式剪辑了相关视频《查理·“巨别林”的演讲》，将观众耳熟能详的几句台词以画外字母形式插入图像之间。几乎所有观众都说不清“奥利给”的意思（一种考据说最初是“给力嗷”的倒写，但该说法并不被广泛知晓并接受），然而这个视频却点破了“奥利给”的本质：它的确切含义是不需要被知道的！语言和声音浮夸与形式化到了极致，声音也就被回收进了图像，从而可以消失了。对于晚期资本主义来说，视觉和图像就是一切。

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国家与社会退场，个体是市场经济中的主体，因而个体的遭遇也应当由个体负责。新自由主义人格要义是自我管理、自我投资与自我实现。资本主义体系不断生产的等级关系与剥削关系不被质问，而个体的失败归结为没有在教育、经验、人际关系方面明智地自我投资。Nicole Aschoff在分析奥普拉现象时，观察到奥普拉节目基调从充满负面情绪的“诉苦”转向传播自救与自愈精神产品的“自我赋权”。真正结构性的权力关系所带来的经济不平等与社会关系异化变成空洞的背景，奥普拉只给出个人自救的解决方案 —— 如何明智地策略性地自我投资。在不平等的国际关系体系下，针对底层与边缘群体的人道主义救助实质是霸权国家政治、经济侵略的衍生产业。冷战结束消解了宏大叙事，人道主义产业也逐渐成为个体化的事业。Koffman等学者直接用“自拍式人道主义”描述国际人道主义项目中全球南部的“女性”过度曝光的现象。Koffman等人认为，“女性”被捕捉与看见的现象，揭示了一个“独特的、新殖民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的以及后女权主义的关于女性力量的论述”。在这种情境下，做善事亲密地连结了凝视者关于“自我”的进取精神，同时虚化再分配与正义问题，并让渡给共通的关于“自我”的主体性假设。自拍式人道主义勾勒出高度自恋的关注他人，尤其是关注苦难者的形象，凝视者与捐助者占据中心舞台位置。

在新自由主义的席卷下，人道主义产业的情感剧目转向正能量。Lilie Chouliaraki考察了以电视媒体为介质的人道主义传播内容的变化，从拍摄第三世界民众的悲惨生活，变成讲诉个体化的正能量故事。前者召唤怜悯性的情感，后者是镜像式的后人道主义自恋，凝视者与讲诉者的故事连结，这个虚拟的点对点连结空间让凝视者生出一种对既定秩序的确定感：新自由主义秩序鼓励个体的“自我赋权”。后人道主义与消费主义紧密相连，底层与边缘群体演绎怎样的情感剧目取决于关于凝视者是否会在“自我赋权”的名义下点击“捐赠”“喜欢”“购买”“联署”等按键的精密计算。参与后人道主义事业的“自我”，那些慈善、爱心、公益事业，只有变成消费主义的“自我”才能自证“自我”关于特定价值与理念的认同。悖论在于，那些价值与理念最后都成为催促“自我”不断消费的道德压力，得到消费快感的体验。这就是“企业家精神”从经济领域外溢到人道主义产业后，团结与支持都宿命般地只能成为消费行为。

三

回到“奥利给”大叔，快手其实是涌动着大量资本流动的短视频平台，打赏、给小礼物、购买带货产品是常见的用户消费行为。快手试图将平台描述成扁平化的多元的平等空间，用正能量优雅遮蔽体系的权力关系，反而暴露了社会的深层断裂。边缘群体奇观般的正能量，看似赋权，实际上是消极主体的再生产，因为慈善情感本身就是权力运作的工具，将边缘群体的“他者”持续生产为我们“大方”的对象。这种对同理心的消费带来虚假的心理安慰- 社会上的“弱势”我们都关照到了- 因而不必质问为什这个社会源源不断生产“弱势”群体。（“弱势”群体是如何浮现的？这与工人阶级是领导、工农联盟是基础之间的断裂又该如何理解？）一言以蔽之，个体化的“自我赋权”叙事，将个体困境与系统性不平等区隔，将全球南方与全球北方的不平等关系断开。

相比于快手，抖音的同质化也许更加严重。它通过重复和延异产生意义。而快手则更倾向猎奇。在抖音里，多数用户更热衷展现的是自身作为“有活力的消费主体”的形象。在这个意义上，可以简单粗暴地概况：抖音属于“第一世界”，而快手属于“第三世界”。抖音更加“后现代”而快手更加“后殖民”。二者相辅相成：后现代话语用来把“第一世界”的劳动者后无产阶级化（所谓“诸众”之类），留在抖音里的只有“换装”、“变身”等主体无限扩张自由的假象；而后殖民话语用来把“第三世界”的劳动者前无产阶级化（所谓“属民”之类），而留在快手里的只有“整活”、“奥利给”等底层绝望的表演。共同消灭的是“无产阶级”这个符号，以及它的所指即普遍性变革的承诺。

短视频平台并不是客观、中立的“纯技术工具”，而是早已嵌套于既定的社会权力关系中：

首先，短视频平台无法破解“消音”与“遮蔽”问题。因为短视频的音像生产局限在线性时空，尤其是直播，所以无法展现非线性时空的社会关系。换言之，我们看到的奇观，包括揭示社会底层艰辛、破败生活的景象，其实都是置于与“凝视者”安全的位置，所以结构性的问题，譬如中西部劳工与东部经济崛起的关系，狂飙的都市化在农村的原始积累，贫富差距扩大，都无法在短视频中展现。不仅如此，快手中碎片化地“日常生活”，反而强化了关于特定人群的刻板印象。正如《残酷物语》中将底层缺乏教育、低俗、歧视女性的形象凝固化，文章折射出现代文明规训“失效”的焦虑感，反而赋予资本主义中心的凝视者干预行动的合法性：通过资本输入或其他方式的干预，将底层提升到现代化的轨道，从而确保这个群体在繁华都市资本积累过程中，完成劳动力再生产与商品消费的双项功能。

其次是，用户在与外界关系寻求连结的同时，与现实中的社会关系不可避免的疏离。“中心-边缘”的结构性的问题变成个体的问题。这种对问题的暴露，不仅确认了资本主义中心地带群体的进步性，同时给予他们机会用“慈善”的方式去帮助在边缘地区没有被善待的“个体”。

2020/7/5 初稿

参考文献：
[1]Aschoff, N. (2015). The new prophets of capital. Verso Trade.
[2]Chouliaraki, L. (2013). The ironic spectator: Solidarity in the age of post-humanitarianism. John Wiley & Sons.

[3]Koffman, O., Orgad, S., & Gill, R. (2015). Girl power and ‘selfie humanitarianism’. Continuum, 29(2), 157-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