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省文艺bot创刊宣言
哈扎尔学会按：
外省文艺bot是今年上半年在微博上开始活跃的一个账号，bot旨在以非北上广中心地带的“外省”视角来审视今日的桃花石，这个视角敏锐地捕捉到人们的日常现实尤其是文化现实中的种种症候，从而要“在文艺空间上呼唤一个连结的‘外省地带’”，以恢复“外省”的主体性。这样异质的“外省”视角无疑具有很大的价值。经过外省文艺bot的允许和授权，我们将其创刊宣言即宗旨说明转载如下。
外省文艺bot【宗旨说明】
何谓“外省”？一说到“外省”这个词，熟悉文学的朋友就会立刻想到十九世纪的法国文学，想到巴尔扎克及其巨著《人间喜剧》中“巴黎生活场景-外省生活场景”的分卷结构。毫无疑问，从巴尔扎克到福楼拜，从莫泊桑到司汤达，法国的文学大师们不仅塑造了一个又一个鲜活的“外省”小人物的形象，还将“外省”这个概念——这个鲜明反映了法国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的概念——展现给几百年后的人们。
在巴黎人看来，法国无外乎两个地方：巴黎，以及外省。巴黎是法国的中心，足以代表法国的一切。所有进步、文明、繁华的事物，都诞生于巴黎并属于巴黎；而反观除巴黎以外的其他地方，则充斥着落后、野蛮与破败，总是带有各种各样的封建陋习。这些为“进步”的巴黎人所不齿地方，就被叫做“外省”。外省的小人物们，从一开始就被剥夺了文化与历史的话语权，将舞台拱手让给了巴黎——巴黎成了法兰西本身。也难怪恩格斯在给敏娜·考茨基的信里戏谑地说：“……如果要我选择的话，我宁愿定居在伦敦，而不在巴黎。为了真正享受巴黎，自己就要变成巴黎人，具有巴黎人的一切偏见，首先只对巴黎的事物感到兴趣，惯于相信巴黎是世界的中心，一切的一切。”
而外省的青年们呢？则更是痛感于自己家乡的落后，发誓要到巴黎去一展拳脚。于是种种文学形象就此诞生了：蜕变的拉斯蒂涅，不择手段的于连，虚情假意的郎丹夫人，以及贪恋虚荣的吕西安。“巴黎就像一座蛊惑人的碉堡，所有的外省青年都准备向它进攻。”但悲惨的是，这些野心勃勃的青年们，无论在巴黎混得如何，都始终不能摆脱“外省人”的身份；在高贵的巴黎人眼里，滑稽而丑陋的外省人想要融入巴黎，简直是东施效颦、邯郸学步之举。于是，野心破碎，理想幻灭。外省人本以为能够征服巴黎，但总是磕得头破血流。“拿破仑的榜样，使多少平凡的人狂妄自大，成为十九世纪的致命伤。”巴尔扎克如是写道。
同样的，我们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对以上所描绘的事情其实并不陌生。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也拥有了自己的“巴黎”——北上广。沿着东部的海岸线从北向南，环渤海、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以及内陆的几个中心城市）成为了中国最繁华的地区，拥有着能与巴黎、东京媲美的大都市圈。与此同时，中国的东北以及广大腹地，占据了中国九成面积的县城与农村，则成为了“外省”。那些老一代的产业工人与农民，以及新一代的县城青年与农民工，成为了不折不扣的“外省人”，忍受着被“巴黎”遗忘的孤寂，饱尝着在“巴黎”流浪的酸辛。
“外省”之于中国意味着什么？或者，“外省”究竟在中国的文化结构中承担着什么功能？只要我们打开像快手这样的平台——据不少人说，这是“观察真实中国的窗口”——就不难对这一问题做出回答。“外省”在中国当代文化生活中是被排斥的、被边缘化的，即使偶尔红极一时，也是承担着供巴黎人猎奇、审丑、寻找土味的需求。从农业重金属到东北快手网红，从土味励志语录到社会摇，人们透过网络津津有味地品尝着“外省”为其生产提供的笑料，并为这些笑料打上鲜明的外省标签。偶尔也会有那么几位自视甚高的艺术批评家，大骂中国市场只会迎合低俗的大众审美，从而摧毁了娇嫩的艺术之花，但在那些所谓“低俗、粗糙、低劣”的作品中饱含着的外省小人物的痛苦与悲情，则被批评家们以轻飘飘的一句“无病呻吟”彻底勾销。这就是外省人在今日中国当代文化生活中的真实处境。
没有办法，我的家乡太穷了！无数县城青年与农村青年们心里这样喊着。他们向往大都市的高楼大厦，向往步行街的灯红酒绿，向往电视里的那些励志故事，向往不再被人看扁的未来，总而言之，他们向往着更有尊严的生活。但现实留给他们的是什么呢？是破败的街道，肮脏的杂货铺，简陋的学校，与几十分钟一趟的公交。一切能使人得以发展的各种资源，一切能使人梦寐以求的美好，不在家乡，而在远方的北上广。于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对自己的家乡产生厌恶，拼了命地想要离开它，想要投入北上广的怀抱，想去中国的中心地带去施展拳脚。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他们同时也毫不犹豫地迎合巴黎人为外省贴上的各种标签，他们乐于承认外省就是野蛮而落后的，以此来证明自己逃离家乡的合理性：我与那些县城的、农村的外省人完全不一样，我生来属于巴黎。
无论是通过高考还是外出打工，这双重的野心与自卑在外省青年身上从未变过。在这些人当中的确有一些“天之骄子”得到了北上广的认同，甚至能够远渡重洋赴欧美留学、生活——当然，很有可能与其家庭情况在外省内部的相对优越有关。这些人与“巴黎人”一起，占据了中国的社会话语权的主要位置。于是北上广的主体性更彰显，外省则更加被边缘化。“外省骄子”们与“巴黎人”一道，塑造了中国社会中一个基本的意识形态：城市对乡村的鄙视，中心对边缘的猎奇。他们一边宣扬“个人奋斗不问出身”的神话，一边加紧对外省的攻击。“逃离家乡，永不回来。”外省青年们更是以此自勉，有样学样地将自己的青春描述为伤痕式的青春，其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逃离”：逃离贫穷，逃离落后，逃离外省。
但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并不会如神话般幸运。当这些土里土气的小子站在大都市的繁华街头，或许有那么一刻他们意气风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混不出名堂誓不还乡。但很快地，他们就在大都市里碰了个头破血流，冷漠的魅力之都对他们的伤口不闻不问，继续着自己的运转。无数的外省小子们，终于再次复刻了十九世纪法国文学大师笔下的人物的命运，要么挣扎着生存下去，要么承认失败灰溜溜地重返故里。外省青年的惨史，从十九世纪一直持续到二十一世纪，其中的各式辛酸苦辣悲欢离合，构成了百分之九十的中国故事。我们该怎么看待这些人呢？这绝不是巴尔扎克所谓的“拿破仑式的野心”，追求个人的全面发展，本该是每一个人都应有的权利。
在那本已经被各路自媒体推荐烂了的《旧制度与大革命》里，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将大师们的文学描写理论化了起来，“巴黎越来越成为时尚的典范和仲裁者，成为权力与艺术的唯一中心，成为全国活动的主要起源地。”托尔维克写道。“巴黎在不断扩大，同时，农村的地方自治权在不断萎缩，独立生活的激情和特征不断消失……”难怪米拉波警告说：“如果头部过大，身体就会中风并慢慢萎缩。如果外省直接依附在首都上，外省的居民就成了二等臣民，少有获得功名利禄的途径。于是，一切人才统统被吸引到首都，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是啊，其后果我们再熟悉不过了。审美的仲裁权属于巴黎人，只有他们能够鉴定哪个是高雅的，哪个是土味的；哪个是进步的，哪个是落后的。巴黎人一边对承受着苦难的外省表示鄙夷，一边又毫不犹豫地在各式外省文艺作品中“寻找内味”。“有内味儿了！”这是今日网络上新兴的一个流行口头禅，但它以娱乐化的形式所掩盖的，不仅是外省人所遭遇的真实苦难，还有既得利益者高高在上的姿态。如果说快手上的土味励志语录里（例如“寒王”），充斥着各种对弱肉强食叙事的迎合，那么一方面，我们不能将这种迎合承认为真正的底层叙事，快手并不是某些人所理想化的“窗口”，它承担不起恢复外省主体性的作用（甚至恰恰相反）；但另一方面，这无疑是饱含着外省底层切身的痛楚，是对“巴黎人”们所宣扬的神话的一种学舌。北上广越是宣扬外省的落后以求得劳动人口的流动，由资本控制的“窗口”也越是只能观察到“内味”，而外省也越会被打上滑稽、丑陋的标签。庞麦郎们或许可以通过乖乖扮演经纪公司与自媒体为其打造的小丑角色而一夜成名，但他们永远也不能在“魅力之都”中获得自己的一席之地，甚至连拥有梦想中的一双“滑板鞋”，也成了巴黎笑话的一部分。
如果不是北上广的美梦破碎，这些伤痕累累、回到家乡的外省青年们，断然不会发现他们的父辈，发现一个名为劳动者的阶层，发现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大多数人。换言之，他们就不会发现“真实的中国”。除去北上广的大都会以及内陆的几个中心城市，县城与农村占据了中国百分之九十的疆域，绝大部分中国人都生活于此。他们有着自己的生命经验，有着自己的文化生活，有着自己的历史记忆。从黑龙江畔到海南岛，从东部海岸到帕米尔高原，留守者的寄语，打工者的诗歌，游子们的纠结，老一代的回忆，每一个都丰富多彩，每一个都令人热泪盈眶。这绝不是“巴黎人”所以为的那个愚昧、落后的外省，外省人有自己的骄傲，有自己的苦难，他们承担着中国社会进步的绝大多数代价，同时忍受着发达地区的嘲笑与指责。他们不需要由快手，抖音，或是贾樟柯、娄烨们来代表自己，他们完全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即使这些声音被认定为“土味”，为中产阶层提供“审丑”或自我感动的素材，也依旧抹杀不了外省底层人民的乐天、酸辛与伟大的生命激情。
为什么我们要建立“外省文艺bot”？为什么我们会选择“外省”这个词，来称呼一切被污名化、被边缘化的地区呢？这不仅是因为，“外省”这个词在世界文学与社会经济方面所已经具有的内涵，更是因为其在当下中国的指向，拥有着普遍进步的寓意。在这个市场经济越来越发达的时代，东北与广大腹地却先后经历了文艺空间的普遍萎缩和文化话语权的沦落，曾经遍地开花的民间文艺如今已被资本与流量所取代，沦为承担土味标签与审丑功能的客体。因此，发掘非北上广大都市的民众的文艺表达，重新发现“外省”本身的文化主体性和活力，就成为一项有待完成的任务。我们希望证明，外省——腹地与东北，县城与农村——是一片有生命、希望和自身记忆的热土，既不是承担“土味”“保守”“落后”恶评的工具，更不是李子柒那种滤镜式的文化柜台展品。是为了美与生活，而不是精致与消费。
近年来发生在文艺空间的两种潮流，更加促成了“外省文艺bot”的成立。一是华北、中原地区出现了诸多以描写北方重工业城市的衰落以及县城、农村的生活记忆为主要内容的文艺作品，并且风靡一时；二是如今正流行的，由《野狼disco》所带动的被称为“东北文艺复兴”的潮流。像华北、中原地区的这些文艺活动，以及“东北文艺复兴”这个概念，虽然同时也为新的猎奇与营销提供了可趁之机，但它仍是一个有意义的标志，标志着本地人民的自觉程度。为了使这种自觉发展到一种进步的联合，我们需要提出“外省”这个概念，在文艺空间上呼唤一个连结的“外省地带”。我们希望看到一个对全国腹地有普遍意义的东北，也希望看到一个与东北携手同行的广大腹地，我们将在“外省文艺”下共同团结起来。
我们目睹了经济与文化发展的严重不平衡，我们目睹了衰败的景象与被边缘化的人群，但我们更相信和企盼从中诞生的希望，更渴望从这希望中所造就的改变的力量。外省的兄弟姐妹们，让我们团结起来，为了美与生活而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