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华北不种棉花了？——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棉产区与虚拟水的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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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前段时间，“西疆棉花”进入了舆论聚光灯之下。无论是“日用而不觉”的都市中产，还是视野被局限在食品方面的“三农问题人士”，都猛然惊觉，工业/后工业社会的地基里埋藏着如此重要的议题。在对内宣传中，主流媒体优先打出“西疆棉花质量好”这张手牌，其收效堪比战疫期间“挖掘机加油”的拜物教动员，有效对冲了西方霸权对人权话语的滥用。然而，产量高、质量好并不足以概括西疆棉花产业的全部，我们从事件中的所学所获也不应止步于此。从进步立场出发，首要任务自当然是“揭示商品背后的劳动过程”（或言“使劳动人民可见”）， 广为传播的《血腥的时尚资本主义：支持棉花，还是支持工人？》、《赛博小资产阶级会梦见电子棉花吗？》[1]和 《H&M很黑，但不是买另一个大牌就完事了》[2] 三篇进步文章对棉产业中的劳动问题作出了深入分析。在首要议题之后，《左翼视角下的棉花叙事及其不足》一文[3]又提出了一些内在于进步阵营的商榷，其中就包括如何看待相关产业从内地到西疆的转移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中国家机器的作用——这无疑是理解“国家/民族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这对共生两面体的重大议题。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暂时从“劳动者”回到“物质-技术”的层次，浅谈改革开放以来，在西疆-华北-东南沿海之间发生的农作物转移，以及凝结在相关产品上的水资源流动。考察发现，即使屏蔽了劳动关系去考察“纯技术要素”，当前农业发展仍旧存在不合理内容，并为后人更好回到宏观层面的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一块中微观的础石。
1. 从华北到西疆的“作物大挪移”
我们从主流媒体谱写成就的文本中获悉，西疆棉花种植产业在40年来得到了快速发展。40年前，西疆棉花的产量为7.8万吨，仅占全国的不到3%；而到了2020年，产量达到了516.1万吨，占全国的产量比例提升到了惊人的87.3%[4]。在一连串数字带来的感官愉悦之余，我们不禁要问：是怎样神秘的力量带来了这样的剧变？对于产量的绝对数值变化，我们可以归因为种植面积扩大和生产力提高；而产品全国占比的惊人提升，其背后则是国内其它地区棉花种植的下降。事实上，就在40年内，中国主要棉花产区从东部的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变为长江流域、黄河流域与西疆三足鼎立，最后变成了西疆一家独大。1978年-2019年间，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棉花产量占全国的比例，从95％以上降低到15％[5]。原来的主产区河南、江苏，现在的棉花种植面积还不到全国的1%。而除了西疆之外的主要产棉省河北，在二三十年前也是棉花大省，如今的棉花种植面积也只有西疆的十分之一左右。本文将试图初步分析这一现象，提出这一“此消彼长”并不是意外地巧合，而是一场在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共同施力下，中国大陆市场经济向其最高阶段的发展所决定的长周期产业转移。
河北2021年棉花面积或继续减少[6]
促使棉花产业完成这样的大转移的因素，最容易想到的大概就是“西疆自然条件适宜种棉”。从日照、降水等方面来看，西疆很多地区确实适合棉花生产：光照充足、热量丰沛有利于棉花生长，降水少保证了棉花采收时不会受雨水的干扰，保证了棉花的品质，并且西疆在内陆地区面临的病虫害也较少。但历史上，西疆长期被农业专家视为“植棉困难区”，解放前鲜有农民利用“自然优势”种植棉花。直到上世纪1980年代初，西疆棉花的产量还被形容为“未能拿出手”——435.00公斤/公顷的单位产值与东部棉区相比并没有什么优势。但从此时开始，西疆棉花的单产开始快速提高，到1990年代初，西疆棉花的单产（1080公斤/公顷）比80年初翻了一倍多[7]。这主要是因为种子、灌溉技术的进步，让西疆棉花种植的潜在优势发挥了出来。当然这个逻辑同样也可以解释东部地区粮食作物产量的快速增长——其主因不是”家庭联产承包”[8]，而主要是种子化肥等农业技术的快速进步，使东部地区粮食作物的生产潜力得以发挥。至于水热条件之外的地形优势——“地形平坦，利于机械化耕作”，正如之前的豆瓣长图《谈棉花》所指出的，北疆长绒棉在2020年才实现了机采，而原先的主产区黄淮海平原同样也具有地形平坦的优势。
一些“科普知识”的媒体声称：“从1980年代国家力量退出经济生产序列之后，远在祖国西部边陲的西疆，在市场之手的调配下，肩负起了棉花生产的重任……棉花喜欢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干旱少雨的环境……是棉花选择了西疆。”然而正像我们上文所说，单纯考察西疆的“自然禀赋（natural endowments）”只能说明西疆具备棉花种植的潜力，但却不能解释华北和江浙棉花种植面积的下降。尤其对于华北来说，西疆具备的棉花友好自然禀赋，这里也大都具备。上引图中，河北棉农进一步缩减棉花种植的原因，也不是近年棉花长势不佳，而是因为产业链条的转移造成的“卖棉困难”。
当然，饱读经济学教材之士不难指出，市场经济条件下，西疆相对于内地的棉花生产不需要“绝对优势”，而只要有“比较优势”就足以承接/抢到在发达地区利润稀薄的产业。但是，将这种解释适用于此的前提是，华北地区取代了棉产业（包括棉花种植与棉纺工业）的产业确实对当地来说有更大的经济效益，而我们下文将要探讨的，正是这一点是否真的成立。让我们期待李嘉图式的“神话”能否再次降临吧！或者说，为了迎接这种降临，是否需要人工生产出某些“自然”作为神龛？在这段历史中，“市场之手”如何登上了历史舞台，这又是否同步意味着“国家力量退出”？
2. 华北棉产业衰退的历程
在1978年以前，棉花与粮食实行的都是“统购统配”的计划经济体制。计划经济时期总给人留下“强行管控”的印象，但从全国作物的实际分布来看，各种农作物的种植面积与产量，虽然受自然灾害、国家计划等因素影响有所波动，但在各地区内都保持了相对均衡种植比例，没有出现如今这般规模化大片集聚的“棉花优势区”[9]——吊诡的是，这种市场时代国家机器积极筹措要素的企业家行为，却被认作“继承自计划经济”；或者干脆被“国家退出”的旗幌所遮蔽。就以今日主要植棉者西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经济活动来看，当年是基于地方条件来规划产量，在一定条件（如饥荒等）下吸纳进疆的内地人口，使之自给自足，并不把通过榨取“自然禀赋”去从事的外向型跨区域贸易作为主要目标。因此当代的棉花、番茄与历史上的同类作物并不具备相同的经济本质，两个时期对“发展”的理解存在着一定的分别，不存在所谓的“传承”。
1980年开始，统购统配制度被取消，棉花与粮食的价格开始逐步放开，在重要农产品领域开始了市场化的转型。在转型的初始四年里，粮食与棉花均有了产量的快速提高，但是1985年开始，这二者出现了分歧。1985年《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明确规定粮食与棉花取消统购，改为合同订购。区别在于，国家订购合同以外的粮食允许上市，但合同以外的棉花却不允许上市，这也就是所谓的“粮价双轨制，棉价单轨制”。由于1980-1984年棉花的快速增产，导致棉花出现过剩，价格下降，这导致了1984年后棉花开始出现连续减产，棉花又再度出现短缺，所谓的合同订购的市场机制实际上已经失效[10]。在1980年代到1990年代，这样的市场失灵反复出现，再加上1980年代末的通货膨胀使得生产资料成本大幅上涨，又有1990年代初的棉铃虫爆发，这使得棉花种植成为了一个非常不稳定的高风险产业。上述这些因素叠加，打消了东部地区棉农的生产积极性，并且东部地区农民除了种棉花外，还有种粮食种植的选择，这就导致了东部棉区的萎缩与粮食种植面积的扩大。而对于水资源要素快速向种棉业汇聚的西疆来说，高单产、低劳动力成本使得上述因素影响较小，在这个过程中西疆棉花种植面积继续扩大，奠定了今天种植格局的雏形。
到了20世纪初，西疆棉花与华北粮食的生产格局已初步定型。但是随着尤其是在东南沿海地区的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国内的总体耕地面积继续减少，这就危及粮食安全问题。基于对粮食安全的考虑，国家通过调控收购价格等方式对种植结构进行调整，进一步固化了“西疆出棉、华北出粮”的生产格局，使得2005年左右开始又出现一波华北棉区的大规模萎缩。并且，就在这个时期，东部地区用工成本进一步提高，2008年的一项研究就表明，出于打工收入、玉米种植收入的增加，河南、山东与江苏的棉农种植积极性会进一步下降，而西疆由于外出打工少、种植惯性强，棉花种植面积会进一步上升[11]。
无独有偶，在1998~2008年间同期发生的，还有以石家庄为代表的华北棉纺产业的快速衰落与纺织工人的大量下岗。兴建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七大国营棉纺厂曾经是石家庄市的支柱产业之一，但一方面是华北棉区的衰落，原材料成本大幅上升；另一方面，东南沿海出口导向的纺织及其下游产业，利用当地和内地农民工的低劳动力成本，产能溢出，也参与到国内市场的竞争中来；再加上在意识形态上针对国企的所谓“改革共识”，使得石家庄等地的国营纺织厂相继破产，纺织工人“如此生活三十年，直到大厦崩塌”，原来的国有资产在亏损与私有化过程中逐渐耗散。而正像上文提到的，纺织企业的破产又进一步地影响了本地棉农的种植热情。与此对应的，是在2010年后，又出现了一波新兴纺织资本在西疆投资建厂的浪潮，如相关报道[12][13]指出的，西疆不仅具有临近棉花产地的优势，还具有劳动力价格、土地价格、基础设施价格等全方位的成本低优势；而之前当地劳动力“素质”不高（例如不能理解和执行投资者和管理者的命令等）这一劣势又正在解决当中。如此看来，这样的产业转移逻辑完全是“要素成本导向”的，对于全世界资本主义都是再熟悉不过的“常识”。
3. 后棉花时代的华北农业与水资源短缺
在华北，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取代了棉花的主导地位。华北当然自古以来就在大量种植小麦，也具备生产粮食作物的优越自然条件，这种“潜在自然优势”是华北成为小麦主产区的基础，正如西疆的“潜在自然优势”是西疆逐步成为棉花主产区的基础。但是，在不考虑灌溉水源和地下水的前提下，华北的降水相对缺乏，自然灾害频繁，而作为政治中心又聚集着大量不事生产的粮食消费人口，因此在近世以来，都要依赖以运河漕运为中心的“南粮北运”。再加上近代以来，随着华北地区铁路网的成型、通商口岸的开辟，华北地区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不断扩大，这让华北的粮食生产在建国前长期停滞。
建国后，30年的农田水利建设、大跃进、治黄治淮治海等一系列运动保证了华北东部平原粮食产量有了稳步的恢复和提高，华北粮食逐步接近自给自足。1980年代后，华东、华南农业种植面积的快速下降，这是因为东南部省份出口加工业、地产业的快速发展，使得大量农业用地转变为工业用地与城镇。这样的进程也传递到中南部省份，大量农民进城务工，种地不再有任何优势，耕地大量抛荒——这些因素联合引发了整个南方的粮食产量下降。在1980年代以前，广东省还是粮食输出省，河南、河北还是粮食输入省，但到了1990年代，这个关系就倒转了过来——由于国家层面主动建立起保障沿海地区外向型市场经济发展的粮食安全战略，粮食生产压力大部分都转移给了北方省份。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兼顾整个国家的“粮食安全”与国家经济中心的经济发展，东北和华北地区的粮食产量被期望进一步快速增长。对华北地区而言，粮食产量快速增长要求农业中需要投入更多的灌溉水，因为原来已有的地表水已经不能满足农业灌溉的要求，于是1980年代开始地下水超采现象在华北开始大量出现。地下水灌溉使河北粮食作物的生产方式从每两年生产2-3轮完全转变为一年2轮（冬小麦-夏玉米），但华北地区地下水位开始快速下降，形成了众多地下水漏斗。河北省大部分河流早已断流，地下水超采量和超采区面积均占到了全国的1/3。在河北腹地农业区的冀枣衡地下水漏斗，地下水位最低时甚至已经达到了103米[15]。这样的地下水超采同样发生在河南、山东、苏北的灌溉农业区。在这种努力下，近千年来的南粮北运被逆转为北粮南调。
水资源超采的问题指向了农业，但与大众的常识和想象不同，在华北地区，造成水资源超采与浪费的元凶并不是“大水漫灌”。基于对河北省栾城县（现石家庄市栾城区）1949年到2000年水文变化的定量分析，Eloise Kendy等人在2003年发表的《Combining Urban and Rural Water Use for a Sustainable North China Plain》一文为我们指出了“高耗水”背后的核心问题：农作物蒸腾作用是地下水位下降的根本原因[16]。这其中的水循环模型大概是这样：抽出来的地下水一方面用于作物的生长，另一方面通过农作物的蒸腾作用散失，而看似是在“大水漫灌”中多余的被浪费的水，其实可以通过渗漏的方式再补给回地下的浅层含水层，这么一来，在整个系统中真正被浪费的就是作物蒸腾所耗散的水。有见识的读者可能会提出“喷灌法”来实现节水目标，但文章作者也指出了喷灌可能并不适合华北平原的气候环境，因为喷灌设备减少了土壤的渗透能力，使其无法为下面的含水层补给水分。其次，喷射细小的水滴进入干燥有风的空气可能会增加更多的蒸发量。由此可见，单纯的农业灌溉技术进步并不能有效地缓解地下水超采问题，症结指向了“种植结构”，即农作物种类及其搭配。
中国农业大学的杨晓琳等人针对2003-2013年华北平原的六种轮作灌溉作物（冬小麦、夏玉米、棉花、花生、马铃薯、黑麦草）的净耗水量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棉花的年均净耗水量最低，为14毫米/年；冬小麦的年均净耗水量最高，为198毫米/年；而冬小麦-夏玉米的轮作方式比任何一种单一作物种植方式的净耗水量都要高[17]。也就是说，棉花种植在华北或许不能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率”，但确实是一种更加可持续的农业生产方式。再考虑到，对于粮食种植者而言，其收购价格受到严格控制，而农机、柴油、农药等费用却随市场波动，种粮的经济效益对于华北农民而言也并不很保靠。事实上，我们很难认定，对河北经济来说，种粮比种棉的附加值高，棉纺厂也比遍地小钢厂的产能更加落后（至于小钢厂在今年也被淘汰，这是另一个话题了），更不用说考虑水资源耗尽的代价了。只考虑“绝对优势”或“比较优势”，恐怕都难以解释棉花产业以及后续产业链条的转移，而必须和全国地缘政治经济学结合在一起理解。
4. 农产品流通背后的水流通
在上述过程中，发生的不仅仅是种植区的变化。本文有意向读者提供“虚拟水”这一概念。虚拟水（Virtual Water）最早来源于J. A. Allan的《Fortunately There Are Substitutes for Water: Otherwise Our Hydropolitical Futures Would be Impossible》，简单来说，这一概念指“用来种植粮食和制造产品的水”。根据2006年J. Ma等人的《Virtual versus Real Water Transfers within China》一文[20]，华北（黄淮海平原）每年调往华中的虚拟水有140亿立方米，调往东南与华南的虚拟水有260亿立方米，这样的虚拟水转转移基本上是农产品的跨地区流动带来的。从图中来看，西疆所在的西北地区也是虚拟水的净输出地区。从整体上看，中国北方向中国南方转移的虚拟水量达到了每年516亿立方米。
公众普遍熟知的是，“南水北调”工程缓解了一部分北方省份的供水压力，但就目前来看，出于水量、水价等因素，南水北调主要还是用于城市管网的供水，对于北方广袤腹地上的农业用水补偿甚微。从水资源的总体供需角度考虑，南方是依赖北方的[19]，也就是说，40年来形成的广义的水资源供给关系，恰恰是“北水南调”，这与公众印象大相径庭。不过，更准确地说：这个过程，是来自中南和西南广大地区的水资源，被输送到北方的一些政治和经济中心，而华北和东北的农产品，凝结着当地的水资源，被输送到上述某些北方中心和东南沿海发达地区；这里的“南北对举”，所症候的或许恰恰是国野之别。
中国区域虚拟水转移示意图[20]
40年间，能够推动这样一个大规模的棉与水的转移的力量，当然不可能仅仅是由于“西疆适合种棉花”、“华北适合种小麦”。在下面我们要看到，市场与国家政策的协同推动，与这个过程是密不可分的。
对于南方棉花产区来说，减少棉花种植所伴随的，的确是无可反驳的产业升级。然而，与其说是转移棉花等“低端”产业带来了当地产业升级，不如说是当地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对接带来的新经济制度，将“低端”产业驱入内地。无论从转移过程的机制还是转移所导致的结果看，这一过程都与华北棉产业的转移不完全同构。两者之异，正是由主权者既加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而谋求“发展”，又要维系自身在该体系中的非完全依附性地位的考虑造成的。在这个过程中的国家与市场，正如整个改革开放进程中的国家与市场一样，扮演了一体两面的角色，从而在其主权境内再造了全球资本主义秩序的图景。
5. 西疆的水资源前景
6. 余论
参考资料
[1] 。
[2] 。
[3] 。
[4] 西疆2020年棉花产量占全国87.3%. https://www.moa.gov.cn/xw/qg/202012/t20201222_6358604.htm
[5] 我国棉花的主产区西疆自治区产量占全国85%，棉花价格为18600元/吨. https://www.xianjichina.com/news/details_201723.html
[6] 河北2021年棉花面积或继续减少. https://www.bianbao.net/newsDetail1375170.html
[7] 棉花单产数据均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8] 这一点在很多研究改开后农业问题的文章中都提到过。其实从西疆棉花这里更能证明这个问题，西疆兵团1983年末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但棉花单产快速提高从两三年前就开始了，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地膜植棉技术1981年就在兵团进行了大规模推广。
[9] 这不是说当时的农业中不存在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间的不均衡问题；全国范围内的“以粮为纲”、“学大寨”带来的当然不都是正面的遗产。例如是种植保障本地区工业城市供应水平的细粮为主，还是扩大足以向省外大量输出的高产粗粮的种植面积，这一矛盾就曾引发了58年辽宁省委内部的人事变动。本文仅仅是提出，在未曾引入“市场”和“比较优势”前，地区之间农业结构存在着相对后来的平衡。
[10] 董迎, 程建华. 对我国棉花制度的历史回顾[J]. 中国农村经济, 1994, 06:30-37.
[11] 肖双喜, 刘小和. 棉花种植面积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新疆、河南、江苏和山东四省的调查[J]. 农业技术经济, 2008, 000(004):79-84.
[12] 内地棉纺巨头西疆“圈棉” 棉花质高人力成本低. https://www.sjfzxm.com/hangye/201810-12-141707.html
[13] 英媒:中国棉纺巨头前进西疆 将容纳百万人就业. 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9CaKrnJT8p8
[14] 农业部关于印发《全国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2008—2015年）》的通知. http://www.moa.gov.cn/nybgb/2008/djiuq/201806/t20180611_6151652.htm
[15] 王建恒, 何书金. 冀枣衡地下漏斗区水资源年际动态变化及可持续利用分析[C]. 中国气象学会2005年年会论文集. 2005.
[16] Kendy E , Steenhuis T S , Molden D . Combining Urban and Rural Water Use for a Sustainable North China Plain[C]. Proceedings of the 1st International Yellow River Forum on River Basin Management vol.2. 656 N. Ewing St. Helena, MT 59601, USA, 2003.
[17] Yang X , Chen Y , Steven P , et al. Recharge and Groundwater Use in the North China Plain for Six Irrigated Crops for an Eleven Year Period[J]. Plos One, 2015, 10(1):e0115269.
[18] 华北平原地下水超采的问题大到甚至可以从卫星上监测到. https://mp.weixin.qq.com/s/6BfC9ILYWlmtasTDI0vknQ
[19] 戴维•艾伦•佩兹. 黄河之水：蜿蜒中的现代中国[M].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
[20] Ma J , Hoekstra A Y , Wang H , et al. Virtual versus real water transfers within China[J].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Biological Sciences, 2006, 361(1469):835-842.
[21] 西疆昌吉地下水位下降14米 250米深井抽不出水. http://www.enshi.cn/2008/0828/511750.shtml
[22] 关于印发《西疆地下水超采区划定报告》的通知. http://www.cj.gov.cn/zgxx/xtld/gzfw/857831.htm
[23] 2019年西疆棉花种植区域情况及总量水平.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44577219254997921&wfr=spider&for=pc
[24] 西疆芳草湖农场打井抗旱 启动农田灌溉工程.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44577219254997921&wfr=spider&for=pc
[25] 辛萍,韩淑敏,杨永辉,周新尧,周宏飞.中亚棉花生产需水量与虚拟水贸易变化趋势[J].中国生态农业学报(中英文),2021,29(02):290-2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