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圣殿山车站——对读《俄国思想家》与《个人印象》
编者按：在2017年九一一之前写作的《九一一事件:一个中国左派的回想》中，我们曾经提出，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态度由亲巴转向亲以，症候着中国的大众意识形态现场进入了“后第三世界”时代。以色列是最好的老师，被中国右翼请来，让我们学会使用文明冲突论来代替半吊子的阶级分析，用“男人就该保护女人”的父权制代替“红色娘子军”式的女战士，用“犹太民族国家”式的同化政策代替“中国各族人民”的“多元一体”想象。一句话，被以色列国占领的巴勒斯坦地区，就在我们身边，它不是整个大陆另一端的蛮触之斗，而是深度参与了当代中国国家主义，大汉族主义，父权制意识形态的重塑。因此上，在今天的中国关注巴勒斯坦，同样不只是为了巴勒斯坦，而是为了我们自己的未来。在这里，我们推送两篇旧文，希望可以从侧面为中国进步阵营对相关问题的认识提供参照。
微博上关于巴勒斯坦民族阴性化的表述
我在写作本文之初，没有看到陆建德的相关论述，我本来想独立地探讨一下《俄国思想家》中，那个对于一切形式的一元论的“历史理性”或“进步话语都保持深彻怀疑的伯林，那个借评价赫尔岑说出“生命之目的即在生命本身；为自由而奋斗，目的是求个人今日、此地的自由；个人各自有其自身目的，个人的目的对他们自己是神圣的…个人自由就是个人自由，而非因为多数人欲求自由”信念的伯林，那个提倡多元价值的伯林，为何在《个人印象》中谈及以色列建国几大“豪杰”，如第一任总统魏茨曼或伊尔贡创始人之一其表兄萨德赫时，就完全不见对个人选择权的肯定，而只见对集体的虔诚依归？为何他竟然这样肯定这些“英雄“们为锡安主义对进步话语的挪用？如“他（魏茨曼）感到他自己代表的则是伟大的、战无不胜的人类对于个人解放、民族平等和过更好生活的愿望。他从自己对人类根本目标、核心利益的信念中汲取了巨大的道德力量，这不可能永远被阻挡下去，仅此就证实和保证了伟大的革命性事业最终取得成功。”我发现，在《俄国思想家》里，伯林表示不能信任的东西，如集体、“文明使命”，“进步事业”，还有“目的正义性可以保证任何手段的合法性”等等，在他书写魏茨曼时，他竟然可以全部表示拥护！
在准备中，我读到了陆建德在掌握了比我读到的这两本书多得多的材料的基础上，对伯林和锡安主义关系所做的研究：伯林是一位积极的，自觉的，为以色列建国立有大功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关于他在这一点上的事功，可以参看陆建德《来自权力走廊的报告：读以赛亚·伯林书信《飞扬年华：1928-1946》，收入陆氏文集《思想背后的利益》一书；同一本书中《以色列的以赛亚——伯林的犹太认同》，是为了支持佩里·安德森《英格兰的以赛亚》一文对伯林的分析，而《思想背后隐藏着利益——再说伯林的犹太认同》，则揭示了伯林为了犹太复国主义这个他思想的真正主轴，而不断修正他的思想和社会活动中的论述和立场的作法。对于犹太人历史上融入居住国的努力，例如犹太启蒙运动“Haskalah”，伯林总是颇有微词；对于认同“俄罗斯”身份的帕斯捷尔纳克，也曾经出语讥讽。而像马克思这样，又超越所在国国民身份，而自觉（或以政治流亡者的身份而被迫？）地以欧洲人身份来思考和写作的人，则更为刻薄乃至怨恨，而拒绝把马克思对“犹太人”的批评，与他的资本主义批判结合起来考虑。陆建德总结说：
“我们曾见到过一种幼稚的渴望，学生们张着嘴，眼里是一篇热切的迷茫，手里的笔迅速抄录着黑板上的定义。伯林的锡安主义的感情和信仰构成了他的‘想象背景’和‘内在堡垒’，绝不是一个苍白的‘自由主义’所能包容的。”
见到了他的论述和总结，解除了驱使我写作本文的困惑与责任感和我掌握材料的稀薄及时间之紧张间的巨大张力。伯林在《俄国思想家》中收录的《俄国民粹主义》一文中说：“一九一七年列宁组织布尔什维克革命，他所采用的技术，至少初看之下，即可见得，近似特卡乔夫及其信徒推荐的技术，而与马克思或恩格斯之说全不相类”，也就是说，列宁并未能真正把握历史理性（而在本书中其他地方，伯林多次讲过，一元的历史理性本来就不可能被把握），这与威尔逊《到芬兰车站》中对列宁的描绘迥然不同。然而，在柏林那里，这列历史理性的列车并非真的不存在；而是驶向了另外一个方向，那就是圣殿山下的耶路撒冷，犹太民族及其以色列国的复兴，作为人类进步的症候，已经呼之欲出了。
在评价《小于一》时（https://book.douban.com/review/9722669/），我提到了阿伦特论述过的，中东欧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中产者的“欧洲人”身份。阿伦特特别强调说：“这不是一个信念问题，而是一个客观事实”，这大概是伯林所乐于承认的；然而，她指认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注定了“欧洲人”的身份，就有来守护“欧洲文明”的义务，这在柏林看来，大概就未必成立了；因为“欧洲”在精神上是混杂的，欧洲、尤其是欧洲大陆的传统已经被历史证明是对犹太人的伤害远远多于保护的；中东欧犹太人生而为欧洲人，但却应该抓住机会，放弃融入欧洲各国的迷蒙，建立自己的民族实体——回到圣殿山去，重建以色列国。
不过，恰恰是伯林等锡安主义者“走出欧洲”的选择，在拒绝了阿伦特守护欧洲文明的号召时，却走向了更“伟大的”欧罗巴事业，那就是传播欧洲文明；因为犹太人们是欧洲人是“客观事实”，不论这个事实给他们带来的是肉体和精神上的创伤还是抚慰；所以，当他们离开欧洲，进入亚洲后，他们也就自然地继承了欧洲人的文明事业，换句话说，他们自然只能自觉或不自觉地变成殖民者。
所以，作为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犹太民族，在他们的民族事业中，成为了侮辱者和损害者，就像当年被迫害的清教徒来到北美，就“不得不”和印第安人战斗，就像当年因为左翼嫌疑或历史被放逐到满铁的几千日本“转向者”来到满洲，就“不得已”为满洲的拓殖事业出力；不论他们中的很多人主观上多么友善，甚至本来是自觉痛恨殖民主义，而相信某种乌托邦事业的人士，当他们在别人的土地定居下来的那一刻起，他们已经永远失去了伦理和政治上的正当性。
阿伦特本人在以色列法庭上见证了对艾希曼的审判后，放弃了犹太复国主义；伯林的反应是，在文章和采访中几乎完全失去自控力地痛诋阿伦特。虽然在他临死之前，他曾留下类似遗言的文字，希望犹太人善待“邻居巴勒斯坦人”，主张完全占据耶路撒冷的前提下，给巴勒斯坦人留出一个国家；不过这已经是戴维营协议签订之后了，更何况这样的“巴勒斯坦人国家”，与白人的南非共和国为黑人建立的“独立国家”班图斯坦们，已经不再有任何区别了。
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基督徒家庭出身，其家族和无数阿拉伯穆斯林一样，多人成为难民的爱德华·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提起过《俄国思想家》，他褒伯林所贬，认为《父与子》中巴扎洛夫的对抗性才智值得肯定，认定知识分子应该在公众舞台上作证，而不是以活动家的身份游走于各种社会尖端精英中。例如，“你能站出来呼吁尊重巴勒斯坦人的生存权和政治权吗？”
萨义德在这里并未诉诸自由主义原则以外的左翼理论；他只是重复这个信念：单方面靠武力获取土地的行为是不义的，然而，写作时刚刚发生的海湾战争中，伊拉克对科威特的侵略得到了世界各国的断然阻止，而以色列国对巴勒斯坦的占领发生了二十多年（从1967算起，如今五十年了），却依然得不到任何有效制裁。他没有像我在上文中说的那样，干脆指控整个锡安主义是殖民主义；他只是提出知识分子应该向权势说真话，而没有在后现代主义者如福柯的意义上谈论知识本来就与权力有密切的关系；但是，谁能够发出更大的声音，和包括对自由主义的理解和信持在内的所有个人素质都没有必然联系；而只与结构有关：是以色列，在那里，占领和镇压巴勒斯坦。这就是我在面对伯林和萨义德时，所一刻也无法忘记的事实。
最后我想说几句多余的话：谈论伯林和艾略特和布罗茨基，我们不该忘记文化自由委员会，以及《文汇》杂志等有美国中情局资金背景的文化机构和杂志。当然，这并没有什么神秘的——比如《重生》中，桑塔格就在日记里记载了自己和当时的丈夫和这一类机构接触的情形，不过后来她离开自己的丈夫后，就一直坚持和这样背景的资助和支持保持距离，不过这也就足以说明，对于当时的欧美知识分子来说，与这类机构的联系本来并非是什么了不得的秘辛或罕有的特殊情况。这也没有什么可指责的；我不会因为这一点去在伦理上贬低他们，就像我绝不会因为一位社会主义国家的作家加入了该国作协，并享受了党的宣传部的创作津贴就认为这位作家丧失了节操一样；进行这同构的两种指责的人，都无非是在享受某种“自我戏剧化”而已，作家与符合自己政治信念的政治机构合作，那正是他作为知识分子的天职而不是耻辱。
我之所以提出我们要记得这一点，是因为冷战的意识形态结构，真实地镶嵌进了他们的文本里，是因为不了解这个思想的构境，不透过冷战历史的棱镜，我们就确实没有办法理解他们思想的真实地形，就像上文中，我引用的陆建德的几篇文章中，对伯林的表述背后变动的真实动机，对伯林真正的核心信念和认同所作的勾勒那样。（在这一点上，桑塔格不同于这些人，她“那都是真的”，我认为她对思想的表达和她的思想间没有距离；使得她难懂的，是她的思想的真实深度而不是修辞术）这不是试图提出意识形态上的回应和对抗，而只是说，非如此则不可能澄清事实。别忘了，批评伯林的陆建德，乃至陆建德所深为推崇，往往被当做左翼同路人的萨义德，也一样是自由主义者和人文主义者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