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 | 平台商业模式的兴起与21世纪资本主义的转型（上）

编者按

新世纪以来，平台经济已经成为各国建制内学者与社会舆论的关注焦点。针对这一转折，从不同的立场与理论视角切入可以看到截然不同的画面。市场经济的拥护者或高呼平台经济是“技术创新”与“市场经济”的“神迹”，为要素流通打开了新纪元，或担忧平台资本的迅速扩张将会“造成行业垄断”、“破坏市场秩序”。而另一些持进步立场的声音则指出平台经济对工人阶级施加的“微观权力”使得工人阶级的利益收到进一步侵蚀，团结与斗争更加艰难。当然，还有一些论者从宏观的政治经济学视角切入，指出平台企业担负了某种“基础设施”的作用。然而，从理解平台经济运行机制的角度说，许多观点不是仅仅进行了局部或现象性描述，就是对平台经济进行了功能主义理解。可以说，对进步力量而言，我们依然缺乏有效理解平台经济并思考其对现实运动的影响的理论。在这个意义上，本文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参考。

我们认为，正如尼克·斯尔尼塞克指出的那样，平台经济为资本主义带来的与其说是任何意义上的“生产力突破”，不如说是导致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重组。那么这一过程究竟如何发生？作者认为，平台经济的发展并非仅仅是“科技进步”所带来的“资源配置优化”，而是由一个由不同阶级与阶级内部的社会团体相互斗争与联盟而产生的政治进程所推动的。通过这一进程，平台企业达成了投资人（尤其是能够承担短期亏损的投资人）-消费者联盟。然而，我们在此需要提醒读者，此种“联盟”并非意味着资方与消费者平起平坐，而是前者将后者纳入到一个“霸权秩序”中，使得后者获得“虚假赋权的幻象”。而对于平台企业所实际雇佣的劳动者（当然正如许多人了解的，这种“雇佣”常常无需建立法定的劳动关系）而言，其权力则被进一步压缩。从更宏观的经济运行与国家的政治运作的层面，资方与消费者的同盟则同时受惠于新自由资本主义的高流动性资本市场与国家政策的支持（这一政治同盟尤其善于影响政治议程）。

当然，美国平台资本主义的发展与运作逻辑与中国并非完全一致，我们也不能完全同意其分析范式与背后的政治立场。首先，在中国语境下，无论是资本市场、信息技术还是平台企业，都通过各种方式与科层集团的权力相互扭结。这一方面是后者直接掌握了大量资本，是最大的市场投资者，另一方面，后者可以通过控制不同产业向市场逐步开放的节奏来将其政治意志嵌入资本市场（这一特征对中国的平台企业尤其重要）。在这种背景下，政治与资本以一种异于美国的方式被嵌合起来。因此，我们不建议读者照搬文中观点分析中国的情况。另外，就其政治立场看，在文章末尾，两位作者试图展望一种所谓的“消费者-生产者同盟”以再现福利国家时期的那种“带有人性色彩的资本主义”。针对这点，我们可以提出两点批评。首先，从最抽象的视角看，“消费者”与“生产者”难道不是同一批人吗？如果平台经济的“生产者”与“消费者”已经不是一批人，那这样一个二分法是不是遮蔽了什么更加重要与本质性的问题？其次，作者对“20世纪资本主义”未有太多论述。已经有研究指出，20世纪的福利国家模式（尤其是美国的福利国家模式）一直建立在劳资之间的不稳定平衡上，而且随着每一次危机的爆发，资方的权势就一次次扩展。因此，虽然作者或许了解“调整再分配与工资政策”以及“遏制平台企业权力集中化机制”首先是政治而非政策问题，但是在坚持现今全球通行的市场体制的背景下，普通劳动者（作者所谓的消费者-生产者的统一）在何种程度上可能真正获得胜利？

基本信息

摘要：

本文探究了21世纪资本主义的转型问题，尤其强调支持这一转型过程的政治联盟与制度条件的作用。许多既有研究将企业性质的转变归结于市场与技术的发展。与之对应，本文重视推动企业转型的政治力量，这些政治势力推动企业由20世纪晚期的“契约网络”（network of contracts）向平台企业（platform firm）转型。在此基础上，本文从比较的视野对美国的平台资本主义转型历程进行了分析，突出强调了美国的政治经济制度是如何助推上述转型并强化与之相联系的社会不平等结构的。

文献来源：

Rahman, K. S., Thelen, K. (2019). The Rise of the Platform Business Model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wenty-First-Century Capitalism. Politics & Society, 47(2), 177-204.

作者简介:

K. Sabeel Rahman，布鲁克林法律学院法律系

Kathleen Thelen，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系

K. Sabeel Rahman

Kathleen Thelen

引言

新自由主义时代的“股东革命”（stakeholder revolution）将经济权力从企业管理者移交到投资人与证券分析师手中，企业模式也随之向“契约网络”（NOC）的形态转变。在其中，股票价格是衡量经营成败的核心标准，而股票价值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冲击分析师的季度利润预测。面对来自投资者的巨大压力，企业不得不专注于“核心竞争力”，采取积极的外包、资产剥离和削减劳动力的策略。

21世纪的新兴公司——例如优步、亚马逊、谷歌、脸书等——代表了以平台为基础的新商业模式，这一模式建立在1980年代与1990年代的资本主义发展基础上，并且糅合了新的性质。以前的NOC模式主要以“相似商品生产商之间的价格竞争”为中心，而今天的平台公司则代表了创造和获取价值的新方式。他们首先通过提取和利用大数据的能力，使他们能够作为重要的中介和市场制造者（market makers）来进行运作。平台企业获取市场主导地位的方式与19-20世纪的市场垄断模式不同，它们并不通过直接的所有权占有获得控制权，而是通过平台的数据和算法构造平台参与者的行为规则和参数，对市场施加了更深层次的控制。这些平台构成了“监管结构”，规定了工人和雇主、买家和卖家、客户和承包商、广告商和消费者之间的互动条件，因此占据了能够使其控制市场双向流动的结构性地位（structural position）。

今日的平台企业并没有彻底取代联合企业的位置，平台模式将长期与其他类型的企业模式共存。平台企业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代表了新兴的商业模式，并且将逐渐掌控市场规则的定义权（例如爱彼迎就对传统的酒店经营模式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平台企业继承并扩展了传统经营模式，它们能够将NOC企业的成本削减策略提升到新的档次，越来越依赖通过签订独立契约与大数据技术的使用，实现劳动管理的优化与精确化。平台企业区别于传统企业经营模式之处，大致在于下述三个政治经济因素：

（1）与NOC企业的短期投资者需求动态相比，平台企业受益于一种更“耐心”即专注于长期收益的资本形式。投资者在NOC模式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但最有活力的新平台企业是由不同类型的投资者支持的，其动机也不同。

（2）第二，投资者的耐心可以被平台企业的商业目的解释。NOC模式的核心是通过外包与裁员的方式强化收益，而平台企业则是以“网络效应”（network effect）为盈利的基本条件的。其中心目的在于维持一定水平的市场主导与中心地位来维护投资者的耐心，“平台”的概念本身就表明了一种成为特定市场部门的基础设施（foundational infrastructure）的野心。一旦实现，这种“赢者通吃”的市场主导地位就提供了许多通过租金产生回报的途径，同时也增加了利益相关者的数量，这些利益相关者对平台的依赖使他们成为保护平台免受不受欢迎的监管的潜在盟友。

（3）第三，消费者的角色。消费者当然是NOC企业成功的重要因素，因为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导致了较低的消费价格。然而，消费者不仅在平台企业的市场策略中处于核心地位，在其政治策略中也是如此。平台企业能够与消费者建立直接的、非中介性的联系，能够将它们忠实的消费群体转化为证成自身合法性地位的政治资源。

本文关注平台商业模式在发达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中的兴起，尤其是美国。既有研究通常强调市场与技术发展的作用，但是，作为塑造平台商业模式关键力量的数字技术是嵌入在市场当中的，在这里，各种政治经济势力与制度性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尽管相关的技术革新已经席卷全球，但各国不同的企业模式及与其相联系的政治结构塑造了不同的转型路径。通过比较美国的情况，我们强调了美国政治经济机构促进平台模式发展的独特方式，并加剧了与其相关的不平等。

一、 在金融化与碎片化（fissurization）之外

福特制的大型联合公司代表了20世纪社会契约的理想类型。这些公司规模庞大，雇佣了数万名工人，其中大部分都是工会成员。他们提供广泛的福利，如医疗和养老金，并以职业阶梯作为公司内部的升迁途径。此外，这些公司实体是可见的，强大的，并与现代联邦监管州有着密切联系。重要的背景性法规，如反垄断法和金融法规，防止这些公司发展得太大，或将太多的经济财富转移到私人租金或回报中。通过这种方式，即使在没有欧洲风格的社会民主式政治经济制度的情况下，联合公司成为一个关键工具，美国依然能通过它“临时拼凑”（improvised）一个强大的社会契约。

然而，直到1980-1990年代，这种联合企业逐渐被NOC企业取代。所谓“契约网络”企业，是由一系列上下游企业在业务经营中相互联结而构成的企业集团，其中上游企业提供投资支持，下游企业则负责劳务供给。在开启于1970年代并在1980年代加速的“股东革命”将投资人的利益置于企业经营的主导地位，在实践中，这导致了有组织的富裕投资者团体对管理者施加了强烈的、集中的压力，打击了以牺牲短期回报为代价进行长期投资的公共企业。CEO的薪酬在这一期间迅速膨胀，而企业管理者则越来越遵照投资人利益开展工作。

这些压力形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企业组织结构，企业逐渐从大规模的投资转向积极的外包、特许经营与业务精简。这种组织形式标志着从“标准雇佣”——附带有一揽子福利的全职、无固定期限雇佣合同——的倒退，而福利较少（如果有的话）的不稳定工作形式则逐渐增加。从20世纪中期的垄断企业向NOC企业的转型代表了社会契约和劳动领域中的政治联盟的重要的转变：从由消极投资人支持的强势经理人与劳工队伍联合的统合主义模式，向强势投资人与代理经理人联合削减劳动报酬的模式的转变。

作为再集中化与联合化（consolidation）的平台化

平台资本主义代表了一个新模式，它与NOC企业共享许多关键的特征，但也与其有着重大差别。平台企业延续了股东利益至上、金融化与劳动裁员等一系列议程，但它们同样具备一些新的特质，对社会契约产生了甚至更强的冲击。这些企业的雇工策略与NOC企业相似，均奉行弹性雇用的模式。NOC企业采取外包的、弹性的、不稳定的雇工模式，平台企业在这些方面强化了NOC企业的既有做法。通过完全放弃劳动合同，平台将这些策略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依靠独立承包商，企业对这些承包商的工资、工时、福利或其他任何事情都不承担责任。

新技术的创生使得向平台企业的转型得以可能。技术允许在转型中领先的企业“两全其美”——削减劳动力成本，逃避监管，同时对其外包、特许或合同劳动、生产和制造网络实施强大的控制。像优步和亚马逊这样的平台公司在这一方面甚至更进一步，因为平台技术——最重要的是，它的海量数据挖掘能力——能够对参与平台的工人、承包商和第三方公司进行更加精细的控制。

投资人仍然是重要的，但是平台企业背后的金融利益代表的是一种不同的投资人类型。当今最具活力的企业背后的机构投资者并不要求看到漂亮的季度利润报告；相反，他们致力于巩固市场主导地位的长期项目。因为平台公司的目标是占领整个市场并获得垄断地位，即使在中短期内这意味着年复一年地亏损。除了传统的“天使投资人”，发展前景良好的平台现在还可以从多种渠道获得融资，包括风险资本、私募股权公司，甚至国际主权财富基金等。此外，随着平台公司越来越占主导地位，它们成为了其他资本来源（如养老基金）的稳定、可靠的投资。因此，相比于传统的NOC企业，这些企业背后的金融资本集团在短期利益面前尤其沉得住气，但这种耐心并不是统合主义（coordinated capitalism）所需的那种“耐心”，恰恰相反，这些事态的发展代表着控制权的集中，为那些追求“赢者通吃”回报的强大经理人和投资者的利益服务。因此，发达平台市场的竞争往往是高度寡头垄断的，其特点是进入壁垒非常高，它们能够更加高效地巩固并集中资本集团的权力。

网络效应的核心重要性意味着，由强大而耐心的投资者支持的平台，与潜在的挑战者相比，享有巨大的先发优势。平台公司的力量不仅仅在于其背后的投资者;它也来自于网络效应使公司获得集中的“基础性权力”（infrastructural power），从而产生其他形式的租金和收益。这种市场主导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呼应了上一个时代对垄断力量的经典担忧，但如今的平台巨头在没有直接所有权负担和责任的情况下行使垄断控制权。平台公司——尽管通常是通过并购建立的——通过控制平台两侧（买卖双方或上下游）的其他参与者来行使市场权力。这些公司在上游和下游都拥有庞大的控制权，对依赖平台获取消费者资金的生产商、工人和其他合作伙伴具有巨大的权力。

平台企业第三个显著的特征是它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平台企业通常打着服务消费者利益的旗号来合理化并捍卫自己集中化的权力。消费者对于NOC公司来说很重要，对于平台公司来说也是如此。在这两种情况下，企业都是通过提供更低的价格和更优质的消费者体验来创造市场份额和收入，从而获得投资回报。然而，庞大的消费者基础对平台公司来说比NOC公司更重要，因为商业模式的转变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实现规模扩大。忠诚的消费者(由于高昂的转换成本，他们或多或少都是被平台俘虏的)被主动或被动地招募为平台企业重要的政治盟友。平台企业与他们的消费者有着特别密切的、几乎没有任何中介的联系，这为在与各级监管机构的政治斗争中明确地将消费者基础武器化提供了可能性。

这种与消费者的联盟——无论是显性的还是隐性的——进一步将今天的平台与过去和现在的其他类型的垄断区分开来。与其他垄断企业一样，如今平台的效率提升是由其规模和范围决定的。但与过去的垄断不同，消费者通常不会觉得平台的力量是一种不受欢迎的约束。相反，许多平台(至少在其开发的这个阶段)给予消费者的更多是一种虚假的赋权幻觉——不必在瓢泼大雨中叫出租车(优步)，也不必在商场里浪费宝贵的时间找停车位(亚马逊)。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成为了平台的天然盟友，同样对那些可能剥夺他们新获得的自由和便利的法规怀有敌意。简而言之，如今的平台往往不是针对公众行使权力，而是与热爱并依赖它们的公众结成紧密共生的联盟。

与消费者的密切关系是持久性的重要来源:它有助于使整个商业模式合法化;在这些公司向监管机构施压，要求给予他们更多回旋余地时，它往往在言辞上发挥核心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平台公司也代表了既有发展趋势的恶化，因为消费者的支持进一步放大了平台公司的政治权力，并有助于加速其推动市场主导地位和对劳工的压制。

企业的转型政治

平台公司代表了从20世纪中期的公司模式和20世纪后期的NOC公司的显著转变。新的平台模式建立在一个新的政治联盟之上：投资者-消费者联盟（investor-consumer alliance）。这是由强大的经理人促成的，代表了他们投资者的金融力量和他们精心培养的用户群的政治影响力的融合。这种组合的独特之处在于同时对劳工有耐心和敌意：投资者和消费者都可以通过降低劳动力成本来降低价格并使企业瘦身。重要的是，平台企业对实现市场主导地位的关注也对两者有利：为投资者确保赢家通吃的回报，同时最大限度地提高消费者的便利和福利，尽管常常以直接牺牲劳动者利益为代价。

投资者和消费者利益的结合，代表着一种寻求市场主导地位并将劳动者放逐出现代社会契约的商业模式，在政治上和修辞上都很强大。它允许平台企业将自己描绘成为了效率、创新和消费者选择的利益、保护消费者不受监管“扼杀”的卫士；它之所以特别有效，是因为企业和投资者不仅善于解读市场，还善于驾驭政策格局，并克服来自劳工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压力。正如我们将在下一节看到的，事实证明，在美国的背景中，这个联盟特别擅长在法律和制度的层面驾驭政策制定的议程。

本期译者：肖由

责编：江春琦、Kvanti

排版：江春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