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推送一篇关于《爱情神话》的影评，这篇影评尤其仔细地区分了导演本人意图和受众舆论解读，并指出由于前者对后者的预估不足，而引发了荧幕内外诸多耐人寻味的现象，而这些现象也融入了整个作品的戏剧空间。影评主要梳理了三条彼此咬合的线索：（1）导演对性别议题探讨的成效及局限：个体有效&群体失效，而后再分析造成这种二重性的（2）上海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两重面貌：对内包容差异&对外建立压制，接下来又揭示造成上述二重性的（3）新自由主义运动之内在悖反：发明当地的历史传统&毁坏当地的历史现场。读者不难发现，根据新自由主义运动在不同时代的需求，女性时而被鼓励进取，时而被鼓励恬退，不变的是更顺畅上缴超额剩余价值；上海方言时而被贬低，时而被抬高，不变的是适应主导产业对生产要素的需求。当然，女性与方言也有着自己的求生之道，可以利用处在文明中心的条件，于湍流撕扯之中搭建临时安全岛。然而，没有安全岛入场券的外省人，恰恰能够率先洞悉，这种依赖流动性所供养的安全空间，终究只是美丽的神话。相传在1993年，导演王家卫在旷日持久地剪辑《东邪西毒》期间灵感殆尽，便抽空拍摄了一部短平快的《重庆森林》作为调剂，就像2021年的邵艺辉导演那样，用轻快的方式拍摄出《爱情神话》，意外收获了广泛好评。本人也是手中许久积压着哈扎尔的约稿，陷入瓶颈，不如旁逸敷衍一则短影评，也方便同编辑交易到时间的宽限。对老读者而言，最令人担心的情况——用方言政治露骨展示地域优越性——貌似没有发生。尽管全片使用了上海方言，但这位山西籍青年女导演，并无意赓续《海上花列传》、《繁花》等文艺作品的旨趣，把自己化作“海派”景观的一块拼图。后者格外强调当地方言在文学层面的“不可译性”，背后更指向特定群体生活经验的“独一无二”。而导演则表态，希望电影剥离方言后依然好看，能够引发全国各地观众的共鸣。我们据此推断，导演对上海方言的利用，大概和宁浩对重庆方言、青岛方言的态度类似，主要是为了故事的“真实接地气”。另据媒体披露的导演文学偏好，相比于张爱玲、金宇澄，导演更喜欢王小波。而王小波的《红拂夜奔》（影片中也留有致敬彩蛋）则指向了导演本人更希望“直球”表达的女性主义思考。遵照导演本人的创作初衷，本片首先应该被解读为女性主义作品。
大部分观众都会乐意向导演表达谢意。在近年极速白热化的汉语性别议题对话现场（尤其是因为其它议题公共空间的压缩，大量得不到释放的“民气”涌灌而入，常态化的禁言使连贯可反思的讨论成为奢谈，该议题现场整体过荷载），能够出现这样一部覆盖百万数量级人口、时长超过300秒、构造出连贯情景并诱导递进思考的作品，不可不谓是“久旱降甘霖”。在意识形态对垒的阵地上，表现出和解、得体、“绷得住”等姿态的往往是优势者；在性别议题领域，持有这种姿态的往往是男性，而今却终于出现了女性——导演非常努力地设想出更加平等包容的两性关系方案，将近年诸多女性主义主张安放其中，试图在具象的情境中把那些主张巩固为“新常识”。例如，提供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的完全可以是女性，男性不必碍于“面子”而拒绝女性施救，女性主动靠近男性无需遵循“投靠他/成全他”的模式，包容的友谊共同体可能比婚姻契约更加健康，等等。除却呈现女性业已取得的成果，影片也展现了新阶段独立女性所面临的独特困难，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性别困境并不能机械还原为纯经济困境，父权制是一个极富弹性的整体系统。例如，同样是跨国爱情，老乌和意大利女明星的故事可以被构建得轻松浪漫，“他把第一次给了她，而她给了他整个罗马”，这个故事甚至可以嵌入民族主义“大他者”的享乐，“她说我是她生命中第一个中国男人”；反观李小姐，她和英国商人的婚恋则沉重纠葛，一名“讲不清楚的混血孩子”留给她太多有形无形的压力。他是“动不动就提”，她是“不愿再提”。两性在退出一段亲密关系的时候，即使都受创伤，其物质负担和精神修复的差距依然显著。本片独特的贡献还在于，编剧精准捕捉到性别关系进步的社会之中，男性一侧的种种征候。在女性主义兴起之初，女性文艺家主要聚焦女性自身，讲述自己的体验，但客观上总容易沦为被主流所凝视的“特殊景观”。而本片能够将主位视角对焦于男性，不时把女性之眼隐藏到观众的颅上，利用更“客观”的镜头去构建叙事（“客观”恰恰意味着夺取文化领导权），诱导观众一齐去凝视那些时代剧变中无所适从的男性，在影院内外的空间里建立起女性主导的“主流文化”。此种叙述策略对于女性文艺工作者具有宝贵参考价值，我们非常期待有更多凝视男性的作品涌现出来。举例来说，男主人公老白和格劳里亚同宿一夜之后，一面警惕对方拿传统女性贞操（“睡过就要负责”）来追责，一面又觉得自己可能需要主动承担某些被男性气质所要求的责任（“在大是大非面前展现男人的担当”）。然而，互动的另一方，那位洒脱且富裕的女性，除了原价购走几幅老白的绘画之外，再无下文，这造成了老白所熟悉的传统两性互动出现了“失重”，父权社会的标准教育并没有教给他应对新女性的方案。最终，他提出了一个自己都感到蹩脚的馊主意：赶赴土耳其，营救格劳里亚被绑架的丈夫（“被绑票”很可能只是她丈夫向家要钱的谎言），该方案即刻遭到了女方的哂笑——她尽管有自己的难题，但显然不需要这种帮助。再举一例，老乌经历过多次跨国恋情，他在两性关系中始终嵌套着某种民族主义想象（“代表中国男性出现在世界舞台上”），甚至把自己的感情经历比喻为“小联合国”。然而，在意大利偶遇明星之后，对方的浪漫洒脱使他无法再以“国际化浪荡子”自居，但也无法回到传统婚姻之中——电影里的男男女女都经历了婚姻破裂（或放弃婚姻），动荡的亲密关系经验，反而为他们彼此的尊重包容提供了共同基础。而进一步考察这个友谊共同体的内部，男性成员只要勇于放弃好胜心和占有欲，就最容易成为舒适惬意的个体——截至目前，导演所构想的替代性图景似乎十分理想，不但使女性获得了独立自主，还给了男性安放自身的新出路。本片在系统性反抗性别刻板印象、构建替代性方案之外，还零散地揭示出呈现为性别冲突的深层次生活困境。或者说，导演敏锐地认识到，现有性别话语不足以讲述现实中的“水下冰山”。举例来说，老白一直不理解儿子爱好护肤、打扮的习惯，但大部分时间是可予包容的“生活趣味差异”。可是有一次，老白却冲着儿子大发雷霆，将这些习惯同“不像男人”的性别气质谴责联系起来，旁边的朋友也沿着他的表面话语去劝和：“不要这样刻板印象嘛”。但朋友们不知道的是，老白此次烦躁情绪的积累，其实另有文章——老白的母亲见儿子复婚无望，便和前儿媳商量，打算敦促老白将房产过户给宝贝孙子。老白并非吝啬贪财之人，在理智层面更不可能和亲生儿子争房产，但母亲的闯入却激发了他的身份焦虑。失败的父权制婚姻，留给离婚男性的创伤，并不会因为他接受独身而告终。与婚姻-财产权相关的规定动作被视为男性的立根之本，老白气急之下揪住“不像男人”这个语汇去刁难儿子，恰恰是因为他意识到，母亲正在用实际行动向他说出这句台词。在日常生活中，当我们听到跟性别相关的语汇之时，不妨也多想一步，字面之外，真正引发说话人焦虑的，究竟是何种经验？这将大大丰富我们对性别话语的理解，让性别讨论不再流于纸笔之争，而真正导入大众日常生活。总而言之，如果用“女性主义电影”的标尺来考察本片，我们无疑会给予赞赏。导演通过情感基调的平缓化、女性视角的主流化，给互联网和学术界漂浮的性别话语接上了生活的血肉；在勾勒女性群像的同时，铺陈了对男性窘境的观察，并构建出包容与和解的替代性方案。以上种种努力都全部或部分地成功了，给近年汉语舆论中的性别讨论提供了更近一步的踏板——接下来无论是翼赞还是批驳，都比早先的水平更高。如果说本片的性别思考还有哪些欠缺，恐怕就在于最终所指向的“包容”解药，仿佛暗示着，如今大众舆论场上，很多女性绝望的情绪、不够科学的性别话语使用，都仅仅是缺乏耐心或包容所致，似乎只要一个更舒适的环境，就可以渐进改善社会性别矛盾。而揭示这种推论的局限性，就需要我们去考察电影内外看似与性别无关的事情，比如上海与上海话。2
成也沪语，败也沪语
SHANGHAI DIALECT
上海，位居当代中国文明的中心，往往是前沿女性职业观、婚恋观及文化趣味的流通枢纽，这无疑对影片的性别思考提供了支持。然而，上海方言绝不仅仅是一味中立的、添加烟火气的食材，它对于影片性别议题的破坏力，显然被导演低估了。
一个最显著的破坏力，体现在上海方言所询唤出的观众预设立场。预告片甫一问世，上海本地媒体和观众就自觉地预设该片是一部彰显“海派文化”独特魅力的作品。电影还未公映，关于“沪语文艺”的梳理文章便连篇累牍地灌进潜在观众的大脑。作为回应，外地观众也自觉地预设这是一部鼓吹上海优越性的片子，在观影之前便准备好反击的影评。这里面最讽刺的事情在于：导演本人对上海的态度，和影片中女性对男性的态度差不多——我跟你玩，主要是出于自己的需要，并不是为着成全你的自尊，尽管这个过程你可能会获益。而上海本地媒体对导演的看法，又和社会上主流男性对女性的看法相一致——她愿意靠近我、讲述我，是因为欣赏我、爱慕我，她的才华最终是用来成全我的。在这里，我们遭遇到两层现实：（1）女性“我行我素”的愿望，只有在影片所构建的特殊情景下才能成立，一旦回到荧屏之外的现实，往往只有一厢情愿、身不由己的无奈；（2）对于更尊重女性的上海来说，其自身文明地位的维持，恰恰要依赖着跟内陆腹地保持某种父权关系。我家抽取你家的资源，并运用我熟谙的世界规则赋予其价值，使你只能用我的话语来描述你自己；我家为了在世界规则中更有地位，你家为了在这无法拒绝的规则中生存，我欢迎你采取更粗暴的手段来开掘自身；从此，你家越发塌陷、冲突激化，而我家海纳百川，甚至可以向叛逆的成员让步，还能收留从你家逃离的孩子，为我所用；在我家的茶饭之余，大家各退一步，性别冲突便可得到谅解，而对你家来说，任何冲突都是不容商讨的死局……这就是全球化的故事——我的生活，是你的神话。当我们抛开影片之外的舆论互动，聚焦影片文本自身，上海因素依然威胁着故事的成立性。几乎所有影评都指出，片中的主角多出身“本地房东阶层”，这是一个生来就拥有生产资料（又稳定租客流的住房）、稀缺劳动技能（服务业往往需要上海话）和风险管控能力（消息人脉）的群体。他们的身下有一张防止坠亡的安全网，也不缺乏向上攀登的爬梯，如何选择，但凭自愿。比如电影中的李小姐，可以年少任性不读大学，依然有概率通过艰苦打拼获得相对体面的职业。对于这样一个“有退路”的群体而言，性别尚不至于和生老病死相挂钩，而更多是“自我和解”或“更好做自己”的故事，偶尔变换立场、彼此退让，哪怕暂时悬置，也无害大局。但倘若对所有人来说，性别仅仅是这样一个轻飘飘的问题，它显然不可能承载当前如此广泛的大众情绪。有些上海籍影评人认为本片“像伍迪艾伦镜头下的纽约”，这恐怕是一种偏差的联想。大都市的本地籍导演，阅读自家都市的方法往往非常灵活、驳杂，乃至琐碎、无厘头，高度私人化。而《爱情神话》这部主题突出、指向鲜明的作品，恰恰只能出自“熟悉上海的外省人”之手。在许多作品或社交媒体中，上海都是一个物欲充沛的所在，经常出现奢侈消费、阔绰手笔或励志奋斗，从而刺激全国观众的感官，训练还未流动到上海的人，建立起关于上海的欲望（如《小时代》、《杜拉拉升职记》、《何以笙箫默》和《理想之城》等）。而在本片当中，导演似乎在有意节制物欲的表达——骗外国人的水货服装、熟稔高档鞋的老手艺人、杂货铺/餐厅改为画廊、比国际饭店价格还亲民的蝴蝶酥、居家烹饪小妙招等等。这或许也反映出全球化增量放缓时期，人们欲望对象的转变。首先，在浮华之下寻找更接地气的符号，需要一定时间的本地生活经验；其次，格外有意地用烟火气去反抗“高端认同”，需要的是某种对早先欲望的批判反思；这两条就锁定了创作者的地域身份，必然是“外省青年”。相比于其它作品中豪横奢华的“沪上精英”，小房东们都是“过小日子的人”，他们没有充沛现金流，柴米油盐也得紧打细算，个人不具备叱咤江湖的本领，很多时候都要向儿女晚辈、外省能人、新潮事物、历史大势做出妥协退让……并不持有典型的“富人”姿态。而正是这样一种生活状态，让很多漂泊困顿、打拼疲惫的外省青年产生了羡慕和反思。尤其是对于曾经在单位制社区长大的人来说，上海的市民生活，有太多和故乡类似的细节。相比于成为人上人，这种生活似乎更容易达成；可一旦细究，又发现仍然触不可及。在上海如此生活已然门槛甚高，而故乡的社区也已然不复存在，许多外省观众的体验是：我个人已经接受了在上海进退维谷、得过且过、碌碌无为，这座都市唯一使我留恋的，就是街道上可爱的叔叔阿姨；因为每每看到他们，就仿佛看到了更幸福版本的爸妈，更体面版本的故乡……就好像二十年前，他们选择了另一个剧本。说起“剧本”，我们不妨最后一次回到影片中李小姐的故事：A剧本：高考失利，索性放弃读大学，找一份凑合的工作，找一个凑合的本地男人，组建庸俗的家庭，迷迷糊糊地度过平稳的一生。B剧本：高考失利，索性放弃读大学，找一个有挑战的行业，与更精英的外商组建家庭，看到更广阔的世界，理解更深刻的自我；然而，那个流动震荡的世界终究难以驾驭，最终要用离婚的方式与现实和解，并“降维”回到本地人的社群，调教出一位性别观念更开明的男性，默默结伴走向平稳。试问，这两个剧本是否存在差别？我们可以答道“有差别”，因为后者包含着对更批判的生活审视、更独立的自我掌控、更无悔的前路选择。如果遇到单个的女性朋友，我们无疑会建议她咬牙打拼几年，即便将来难免要退一步，也总能从容自适。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答曰“没差别”，因为两条道路的结局都是“平稳”，这暗示着一个社会生态学的“层次谬误”——作为群体的女性，并不能通过单个女人纷纷从事自我奋斗，来实现群体地位的提升。新自由主义-弹性父权制的流动规则下，女性追求个人独立之路，反而动态巩固了女性群体被置于廉价劳力、侵害对象、宗主地男性婚配红利的地位。“独立女性”本身，也构成了当代流动性的一则神话，在个体层面偶有模范，但在群体层面却望眼难及。流动性的经验，包含着欲望，包含着失望，包含着妥协，也包含着反讽式的暂时和解。与“流动性”相对应，看似作为对立因素的“本地性”，其实也是流动性再次生产出来的，也并不是所有“本地人”，都被认为是“上海人”。3
作为“他者”的“本地话”
THE LOCAL LANGUAGE AS THE OTHER
从语音学的专业视角来考量，“沪语”恐怕是一个不大成立的概念，它并没有理由从“吴语区太湖片苏沪嘉小片”中独立出来。然而我们知道，方言绝不仅仅是语音技术问题。一群人认为彼此具备共性，同时认为他们和其余人群存在界限，这背后必然包含深刻的社会生活运作及文化身份构建。从“苏白”到“上海闲话”的故事，已经被“沪语文艺界”津津乐道。但是当代“上海话”的形成，除了内部的“正宗”继承之外，还依赖外部的支撑——一种通过识别并排斥“他者”而获得的支撑。甚至可以说，外部因素比内部因素更为稳健可靠，因为从内部对“上海话”进行正宗溯源很难有定论，它本身就是苏白、宁波话、郊县方言乃至洋文的动态混合体。粗略统计各大视频网站的弹幕式评论，除去语气词外，近半数都是关于几位演员口音是否“正宗”的。“口音警察”们主要提出了两项指控：“苏北腔”和“本地话”。 “苏北腔”问题更多指向了对外地移民的不尊重（可参考加州大学韩起澜教授所著《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这种态度非常值得玩味，其实所有上海人都清楚，上海的运转离不开外来劳动者，自己上数三代恐怕也是苏北人，影片里老邬自行车被禁停的桥段也呈现了这一现象。但尽管如此，在流动的、具体的情境中，识别“苏北”仍然是一种保持主体性的良药——所有人都心照不宣的是，看似颇有客观根据的生理、语音、习俗都只是信手所指的云烟，真正坚硬的是锚固在上面的文明优势。“本地话”问题就更加耐人寻味了，它指的是上海市郊区县（虹桥、宝山、青浦、闵行等）的本土方言。最早定居在上海地理范围中的居民，并不享有现代上海的“正统性”，所谓的“先来后到”不过是吓唬初来乍到人员的托词，这是一个绝妙的症候。它直言不讳地告诉人们，“现代上海”是一个高度流动的装置，没有任何人可以安稳地坐在上海的心脏。这也是上海小房东们能够说服自己，去接纳外省豪杰的最重要理由：这里从来都是强者的乐园，我没本事了，就理应在上海靠边站了。“上海现代性”的丛林法则还可以解释“上海话”在近几十年的弱势。1990年代以前，上海话同全国各种方言、少数民族语言一样，并不是需要被统一、被同化的对象，甚至反而是有点被鼓励的对象。无论是国家力量扶持的新剧种“沪剧”和老曲艺“滑稽戏”，还是风靡全国的电影《大李小李和老李》、《小小得月楼》，甚至在据称“最极端年代”期间外地来沪串联人员都需要习练的沪语演讲……都见证了一种完全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现代性规则——各个地方、族群都有权利用个性化语言，去表述现代生活的经验，并不需要在生产生活的各个环节都使用标准语。在这一历史时期内，“国语”是相当负面的符号，意味着非自愿，意味着随时可以指认“不标准的劣等口音”并建立权力级差；取而代之的是更具包容性的“普通话”，只要劳动人民彼此能够听懂的语音语调，都可以纳入普通话的范畴。制作方言/少民语言影片，曾是国营制片厂的政治任务（上图截自长春电影制片厂官网）
不幸的是，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时代来临后，为了更好地统一劳动力要素，更方便跨地域使用人力资源，强制推广“标准语”成为了一项国策，各地中小学在90年代前后普遍建立起“学生自我管理”的值周生制度，并将限制方言作为重要的KPI。尽管生存空间遭受挤压，但柔韧的上海话并没有坐以待毙，它立刻趁势找到了新的据点，即作为某种“稀缺技能”来保持上海市民对外来劳动者的优势，譬如接待员、话务员、司机等体面服务业，需要上海话作为入职门槛，成为了上海原住民的就业避风港。这背后恰恰隐喻出新自由主义的辩证法：一方面，设定强制的普适规则，把万物席卷为市场要素，按照统一标准等价运转；另一方面，奖励突破普适规则的人，凡是将原始资源纳入市场机制的行为（如，把自耕农吸引到都市，变成派遣工），都将收获等价市场内部无法赚取的超额利润。 “上海话”从殖民时期自由舒展的世界市场“流通券”，到新社会表达地方生活经验的“麦克风”，再到全球化时代上海抽取超额利润的“过滤网”，又到如今全球化瓶颈期被稀释、被边缘的“旧家具”……这一切都见证了持续性的地理空间移动和“弹性积累（flexible accumulation）”。新的资本主义文明中心不断被创造，新富不断涌现，买断了老上海人的空间，上海居民内部走向分化。“海派文化”在21世纪的复兴，与浦东开发带来的上海重回全球枢纽的地位密不可分。然而，这样一种“19-20世纪上海未来主义”，只能是一个被江对岸的“21世纪上海未来主义”重新生产出来的历史阴影，而不可能真正抵达历史上的真身——前者永远处在被后者发明，又被后者威胁的地位上。这就让上海话在2021年的荧幕上，具有了小圈子内缩寻求安全感的意味，也成了外省导演、上海老演员们感到舒适的情感寄托。
这样一种上海话，是防御性的。防线之外，是操持流利英文/标准国语在跨国企业写字楼/高级别行政机关里的精英，以及通过购买黄金区段地产、宣誓主权的时代豪杰。可是我们又看到了新的动态，近年伴随“后疫情时代城市软实力”的议题挂上日程，上海方言重新得到了地方精英甚至国家机器的抬升，以至于小成本电影因为使用了沪语对白就大受宣传，这些新动态是本地小房东们的福音么？答案是不乐观的，随着主导产业从出口外贸、金融地产，转向高端服务和“必须来上海从事的消费”，原本被贬低的方言一下子被抓取为全球竞争的超稀缺要素。最新版本的新自由主义，要求公共部门直接生产用于“集体消费”的人才住房，用地产税取代透支远期的土地出让，本地小房东们的防御空间，将面临租金收益变薄、缴税负担加重的双侧钳压，被新版上海“翻脸不认亲”。当然，这是一个我们早已不陌生的故事了，今天的上海，不也存活着上一轮被甩开的人么？影片中关于意大利的线索隐喻着一切：那位全家在义乌做小买卖的意大利租客，完全欣赏不了意大利名流阶层所钟爱的古装奇幻情色影片《萨蒂里孔》（又名《爱情神话》），并坦言“古罗马历史，我不懂行”。我们不禁联想到，2001年加入WTO前夕在杨浦、闸北、普陀下岗的职工们，在2010世博会筹办旧改中动迁远郊的里弄居民们，在2017年被“封墙关店”的原“4050工程”们，是否能够对21世纪再生产的“海派历史神话”有所“懂行”？那些新神话所乐意讲述的，是金融城、博览园用未来揩抹当下的历史，是开发住宅、爆改民宿只顾眼前的历史，是文创园、网红店任意架空的历史，是风情营造者搬迁活居民、硬插老腔调的历史……而那些老居民所“懂行”的上海史，所熟练的上海话，所牵挂的情与爱，曾经真实地飘荡在烂泥渡、太平桥、金家坊、建业里、景云里、定海桥、古羊路、娄山关路、两湾一宅、虹镇老街、铜川路水产市、东台路古玩市、文庙旧书市、自然博物馆、国棉十七厂之中……我再也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了，而对于从今往后的人来说，这些都只能是神话之外的无稽传说。艺术家Vhils在上海一处待拆房屋外墙凿绘出的老住户肖像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