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普京的中国网络支持者眼中，“去纳粹化”[1]已成为俄国机会主义军事冒险的“大义名分”，[2]而正因如此， “新纳粹”一跃成为中文舆论场中关于乌俄战争的焦点。普京的支持者试图指出普京在俄罗斯国内对新纳粹势力一些分支（比如光头党）的打压，同时指认由于乌克兰新纳粹分子已经部分进入国家机器，在该国军事系统中掌握合法暴力，进而由此论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纳粹化”指控是真实的，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的行动因而也就确实在“去纳粹化”。这场战争的反对者对此种话语也已经在事实层面给予指正，他们强调，俄乌两国实际上都存在不少新纳粹和极右翼分子，其中乌克兰的极右翼势力在议会政治中的力量更弱小得多，而顿巴斯地区的武装乃至主管政权的政治人物中也有不少有或曾经有着新纳粹背景的人士；甚至，从更宏观的视角看，普京治下的俄罗斯长期以来曾是欧洲许多国家极右翼力量的培养皿，这些批评从事实层面是大体准确的，但依然回避了一些问题。
我们对这次事件的立场倾向是不言而喻的；但我们并不认为，使用“反俄”型民族主义话语，亲美右翼的“文明冲突”或“文明对抗野蛮”话语，抽象的和平主义话语和“乌克兰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神圣”等维护“国际秩序”的话语来反对这次战争是正当的。同时，我们认为，对国际左翼更重要的问题，是在事变已经发生的条件下，如何以之为切口，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全球右翼群众政治的新面向，从而做好参与现实政治的准备。为此，我们就不能停留在论辩“普京‘去纳粹化’的宣言是否真实”的层面，而应该在相关讨论中所澄清的事实奠定的基础上，更新我们对俄乌等国 “新纳粹”为代表的极右翼势力的观察视野，识别它们在近些年参与和影响现实的宏观政治进程，甚至在国家行动中起作用的方式是否发生了变化。这种视野更新的基础，当然是肯定，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乌克兰，其极右翼势力都切实地参与了该国的宏观政治进程，而不应该用仅仅用极右翼势力在议会政治中的表现来判断它们的影响力，不过，必须说明，这一判断并不为现存的战争提供了任何意义上的“合法性”，我们试图从中观察的，仅仅是当今激进的另类右翼运动的如下新动向——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一种从狭义“政治运动”转向“文化运动”或曰“文化政治”运动的趋势，已经在当代“新纳粹”与其他激进右翼组织中出现，并集中表现在俄乌两国的政治实践中。必须说明，本文的讨论，仅仅提供一种基于政治实践目的的速记式纲要，其中的所有观点都并非“结论”，而有赖于实证与细化研究的检验。
“国师”与“冲锋队”——俄国政权如何利用新纳粹组织？
首先，先看向俄国。普京的“反纳粹”姿态意味着什么？其背后又隐含着什么逻辑？正向许多人指出的那样，普京不仅将来不会消灭乌克兰的新纳粹组织，他以往也没有“消灭”俄罗斯的新纳粹组织。而必须补充的是，普京政权对新纳粹势力的态度绝不是可以仅仅用“支持”或“反对”来概括的。在既有的讨论中，我们看到了两种似乎相互矛盾的图景：一方面，普京近年来确实在俄罗斯境内打击和驱逐了以光头党为代表的部分该国新纳粹团体，另一方面，在顿巴斯地区的武装、尤其是“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武装分子的内部，乃至在俄罗斯知识界、尤其是与俄国当权者关系密切的“国师”型知识分子中，我们确实也能看到许多广义的新纳粹，或极右翼民族主义者的身影（如亚历山大·杜金）。
我们认为，二者恰恰是一体两面的：事实上，普京当局在长期默许部分以文化反动主义与泛斯拉夫主义为特征的新纳粹组织存在的同时，将另一部分以希特勒与旧纳粹符号崇拜为特征的新纳粹组织驱逐到乌克兰，利用东欧新纳粹组织的内部分歧制造了俄罗斯新纳粹对弈乌克兰新纳粹的局面，并且又将部分俄罗斯新纳粹组织流放至东乌克兰，长期执行其策动的代理战争。于是，我们既可以看到普京对光头党的“铁腕打压”，也可以看到普京的幕僚与“御用学者”肆无忌惮地用泛斯拉夫主义与反动主义话语涂抹俄国的对外政策。既可以看到活跃于乌东地区，与俄政权时有摩擦的斯特列科夫与扎哈尔琴科，又可以看到被一些观察者视为“妖僧”、“国师”的杜金。可以说，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证明了普京与统俄党政府对新纳粹组织的态度是机会主义而非一贯高压的。他对待新纳粹组织的态度不取决于这些组织具有多大程度的危害，而仅取决于它们是否能够服务于其政治投机与军事冒险——那些愿意合作，与普京一时或长期情投意合的（如亚历山大·杜金），便登堂入室做“国师”，而那些“自主性”过强，试图越过其本人战略意图的，便被遣送至乌东作为其军事行动的“冲锋队”。同时，这一变化恰恰又是普京集团的统治在俄罗斯社会中失去支持的必然结果——随着经济危机以来的经济下行与14年以来西方对俄制裁的加剧，俄境内的多数寡头资本已与现政权的战略意图渐行渐远，在统治阶级内部当权派的支持者在削弱；而养老金改革与新冠疫情以来，所谓的“深层人民”（类似所谓“沉默的大多数”）对普京的支持也日渐动摇，因而在被统治阶级中对当局统治的“同意”也已趋向破碎。在这种背景下，普京政权转向各种“新纳粹”思潮或组织并将其作为实现其机会主义行动的“工具”也就不足为奇了。那么，普京的“特别军事行动”在客观上是否可能打击“新纳粹”势力呢？我们给出的答案同样是否定的。在当下的条件下，一国对一国的战争，或是“特别军事行动”并不是对抗新纳粹/法西斯的可行手段，也无法实现乌克兰的“去纳粹化”——这恰恰是由新纳粹不同于老纳粹的特征而决定的。虚弱的国家与“去政治化”的运动——怎样理解“犹太总统”与亚速营的共存不同于20世纪的法西斯主义，当代的新纳粹比起学习前辈走一条政党政治与夺取国家权力的道路，更青睐于在市民社会中以一种亚文化团体的形式，借助身体塑造与直接行动进行“风格化”的实践。当代新纳粹对文身的热衷与亚历山大·杜金讽刺性地使用标准的文化相对主义论证自我辩护不是偶然事件，而代表了在反叛性社会力量放弃将自己想象为现实政权或是国家的替代方案后，随之发生的从政治向文化的转向。这种变化，最先发生并充分地发展于帝国主义国家的薄弱链条及其周边，或依附理论中所谓“半边缘”地区的较强国家中，而也渐渐及于“主流”帝国主义国家和“第二世界”内。依然相对热衷议会政治与政党政治的极右翼政党，或由于所在国家的“政治正确”，在形式上保持与赤裸裸的法西斯主义话语的某种距离，为“正道”与“体面”留下空间，如德、法；或是由于该国国内的传统极左政党的强大而成为其某种极右对应物，如被禁止前的希腊“金色黎明”。如今支撑多是新纳粹组织的，不再是某种明确的夺取国家权力并实施统治的方案，而是某种基于文化相对性的身份认同。因此，在俄罗斯与乌克兰语境下，比起墨索里尼与弗朗哥式的赤裸裸的马基雅维利主义，由杜金与古米廖夫等人所提供的种族主义版本的文化认同恰恰得以更顺滑地成为了当地新纳粹的核心思想。然而，正是这种转向导致了新纳粹矛盾的双面特征，让它们在彻底拒绝政治现实的同时也放弃了向政治现实发起冲击，从而默认了政治现实的唯一现实性。这就足以回答，为什么在乌克兰，民选犹太人总统与新纳粹民团之间互不构成否认对方现实性的证据，也能回应，为什么不同阵营的新纳粹民团最终会被敌对的国家机器所驱使，去执行一场完全传统的代理人战争，而最终失去了对现实政治的反叛性。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极右政治因之失去了“可行性”。恰恰相反，这种现象说明，国家机器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也不再有能力、甚至是意愿，在市民社会中击败新纳粹亚文化（大规模的警察行动也不可行），进而与也不再有意愿正面挑战国家的新纳粹团体实现共谋，从而实现了正常运作的民主政治与新纳粹团体之存在的并行不悖，甚至相互补充。并且在事实上，无论哪一方最终获得乌克兰战争的胜利，新纳粹在该战事相关的多个社会（不止俄、乌，也包括感受到某种军事威胁的欧盟各国，甚至更多利益相关方）中的壮大都不可避免。紧跟着普京政府的“特别军事行动”，德国政府宣布将在2022年将军费从约500亿欧元增加至700亿欧元。结合近年来，德国国防军内新纳粹组织越来越频繁高调的活动，完全可以预见战争所引发的国家行动增强新纳粹影响力的前景。与之对应的是，新纳粹团体所面临的从“政治”向“文化”的转变并不意味着特定的右翼思想倾向的退化，而仅仅代表着当今东西方社会反叛力量普遍退行的一个特殊例子。例如，我们很容易想到，如今强调街头战斗与直接准军事行动的不仅仅是光头党，也有处于新纳粹组织对立阵营的ANTIFA；主流的激进左翼政治如今同样似乎在拒绝体制化（或已经被证实无法在现有体制内体制化），因而选择转向了身份政治化与亚文化化；然而，这种“左右对称”对双方行动潜能的现实意义却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极右翼政治可能以“反体制”或“体制边缘”的方式实现与体制的共谋，如俄乌战争中八年来的例子所显示的那样，客观上扮演统治阶级的别动队，而极左翼政治却不可能这样做。道理很简单——看起来，新纳粹与既有的国家机器似乎已经达成了和解（无论他们在主观上多么“鄙夷”乃至“憎恨”现在的国家机器）——一边是如兴登堡的魏玛政权一般的，貌似畏首畏尾，“老态龙钟”的国家机器；一边是“充满激情”，四处占领，集会，暴力冲击各种机关组织与无辜群众的“新纳粹”组织。事实上，正如上文所说，不只是新纳粹，片面采取“拒绝国家”姿态的“激进”左翼对手与其面前的国家机器似乎也遵循着类似的逻辑。因此我们看到，不仅“温和正道”的犹太总统泽连斯基【3】无力消灭并且最终选择了体制化“亚速营”，欧尔班、尹锡悦与波索纳罗也无法彻底扑灭其来自左边的敌人；这些右翼政客无法得到体制的授权，去对该国的激进左翼“犁庭扫穴”。然而，与酷爱“占领广场”的左翼街头政治不同，新纳粹与当下政权显然是更亲密的：在推进国内反动议程乃至进行军事冒险时，二者恰恰采取了“相互利用”的态度：政权无力消灭新纳粹运动，却时不时将其视为可利用以达成政治目标的“棋子”，运动不再试图挑战或控制国家机器，而是将国家机器作为实现其“政治理想”的“最后手段”。在新纳粹这里，希特勒已经过时了，兴登堡是当代新纳粹唯一需要的东西——富有激情的“年轻人”主动成为了反动政治的“开路先锋”，而步履蹒跚的“老总统”则拖着整个国家机器审慎地“前进”。如果应当阻止这一切的人（也就是自诩为进步势力的我们）如今还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希特勒什么时候代替兴登堡”这样的问题上，恐怕现实的极右翼就已经在与“反动迟缓”的国家机器的相互拉扯中将局势推向万劫不复的地步。因此，这种不再试图夺取“国家政权”的退行病虽然是跨越阵营的，但是这一问题显然对左派而言更加真实，也更加需要被解答。我们认为，这种跨越阵营的退行病的真实源头是后冷战世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结合了科层制国家机器的代表性政治（无论民主还是“半民主”还是威权）单一霸权所散布的政治犬儒。而普京政权借以作为入侵借口的去列宁化的反共产主义论述，如果不是这种政治犬儒主义的根本原因，也至少要为其恶化负主要责任。对于激进左翼来说，与这种反共产主义导致的退行病针锋相对，并且为了结束这场“反法西斯”也最终是“多元法西斯”的血腥闹剧，有必要在当代遵循诚实敌人的留下的线索，重新审视20世纪列宁主义遗产，重新直面国家，回到国家范畴的战场中并引燃战火，而不是仅仅“拒绝”或试图“绕开”国家机器，让我们重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导：必须夺取国家政权，并想象和实践某种形式、某种名称的无产阶级专政。[1] 在本文中，纳粹的概念不与法西斯的概念进行区分，因为无论是在普京那里还是在简体中文互联网舆论圈中，二者似乎也没有被区分。[2] 而且正如许多人注意到的这样，同样是在普京讲话中明确出现的“去共产化”则被他们支支吾吾地否定，乃至“选择性失明”。[3]在中文互联网上许多人没有搞清的事实是，泽连斯基时期并不是乌克兰“去共产主义”化法律的制定时期，相比于更公然地支持右翼民族主义的波罗申科，泽连斯基恰恰是以给极右民粹踩刹车的姿态才得以当选的；看过他上台前电视剧的朋友，不难回忆起，他在剧中想象俄乌关系时温情脉脉以至于有些感人的片段（此处伊凡雷帝杀子梗链接）。当然，这并不是说他的政权是什么“进步”政府；泽氏的问题，恰恰是高举“中间”、“正道”旗帜，而实际上在国内为压制反对派而出现了某种威权倾向，在国际上又在俄方的压力与西方的翻覆手段中进退失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