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东方学和东方学马克思主义

Feminist Orientalism and Orientalist Marxism

Reza Hammami

Martina Rieker

 / 本文共9524字，供交流参考

引用原文：Hammami, Reza, and Martina Rieker. "Feminist Orientalism and Orientalist Marxism." New Left Review 170 (1988): 93-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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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编译：二狗 & Pony

Mai Ghoussoub的《女性主义——还是永恒的男性气质——在阿拉伯世界》（Feminism—or the Eternal Masculine—in the Arab World）（NLR 161）指出了两个困扰我们对中东地区做出激进分析的基本问题：这在多大程度上说是合理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抛开了ta们的分析范畴，援引韦伯的观念，将被称作伊斯兰教的“集体意识”当成是决定中东历史的主要因素；以及资产阶级女性主义又在多大程度上遮蔽了历史之中的中东女性斗争。尽管 Ghoussoub批评近来为中东女性所做的辩护工作是一项重要的贡献，但其最终也在理论和概念上受到了相同的制约，它们已经妨碍了对于该地女性的激进分析。Ghoussoub的解决方案是对现存主张的简单否定——即从伊斯兰教有利于女性转变为伊斯兰教对女性不利。中东女性主义随后陷进了十九世纪旅行文学所创造的争论[1]。现在正是质疑过去用于中东女性研究的范畴的时候，而不是去重构相同的话语。令人惊讶的是，在这一后东方主义的解构时代，一个单一的、未被问题化了的“伊斯兰教”仍是分析中东女性的中心——特别是一种潜在的激进分析。Ghoussoub的论点有四个方面需被反驳：首先是对伊斯兰教的东方主义概念化，这是她的核心论点；其次是她选择性地利用历史来支持这种概念化；第三个问题是其作品缺乏阶级观念，这反过来又导致了第四个问题：限于资产阶级女性的生活，她窄化了女性主义的定义。

伊斯兰教：超主流意识形态理论？

Ghoussoub论点的主旨是，不管法律形式还是社会心理结构，伊斯兰教都是阿拉伯女性受压迫的根源。事实上，由于Ghoussoub对社会和经济进程只字不提，读者收获的印象就是伊斯兰教是中东女性受压迫的唯一原因。意识形态之于女性从属地位的作用被近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提升到了理论高度[2]，这一分析却没有顾及到这点，它仅仅只是对经典东方学进行了重新部署，经典东方学将伊斯兰教视为历史之外的一个单一的、不变的世界观，但矛盾的是，它又决定了所有的情感和思想，其中就包括了政治和性。“伊斯兰的早期征服和后面的胜利建立了横跨世纪的连续性，因而在穆斯林的潜意识中形成了一种永恒的、本质的基础”（第4页），诸如以上的言论，表明了这样一种概念，历史性、伊斯兰话语中不同的意识形态立场，最后乃至斗争都被排除了出去。

Ghoussoub告诉我们，只有等到二十世纪奥斯曼帝国灭亡后，“穆斯林固若金汤的身份结构（seamless fabric）才开始瓦解”（第4页）。因此，在1300年的历史中，从摩洛哥到东南亚，斗争从未出现，只有对一成不变的教义的普遍遵循。即使是经典东方主义学者也没有更进一步，但ta们还勉强承认，在不断发展的伊斯兰传统和苏菲派等伊斯兰反传统中，始终存在着流变的运动。对等级制度、剥削和性别压迫的激进批评时常占据着苏菲派运动的中心，如土耳其的Baktashi、利比亚的Sanusi和埃及的Bayyumiya[3]。正如一切颠覆宗教传统的激进运动一样，它们一般会被宗教等级分子斥为异端。纵观历史，即使是文本传统本身，也存有众说纷揉的神学立场，它们在伊斯兰哲学中寻找社会正义世界的基础[4]。因此，Ghoussoub所收集的——Mernissi对女性的“伊斯兰态度”（第5页）的分析，只基于了两个中世纪的文本，这类似于说，对女性的“基督教”态度仍然可以完全由圣奥古斯丁的著作来定义，就好像清洁派（the Kathars）、挖掘者（the Diggers）、梵蒂冈二世和解放神学从未出现过一样[5]。

除了拒绝看到变化和各种对抗官方伊斯兰话语的反霸权意识形态，Ghoussoub的分析之中最令人厌恶的一点是她声称“伊斯兰教”决定了中东日常生活的经验。因此，在她那里不仅存在一个“穆斯林”文化（第5页）和一个“穆斯林”身份（第4页），而且“伊斯兰教在现实中包办、支配一切的历史背景”（第4页）决定了这一切。至于什么构成了这种伊斯兰教，事实上我们发现，这里用的都是原始文献——《古兰经》和《圣训》（Hadith）的教义。此外，这篇文章考察的不是这些教义如何转进日常生活经验，从而定义了伊斯兰教，而是这些定义或实际上就是日常经验生活本身的伊斯兰教义。对中东实存的虔诚深度所进行的辩论既无关紧要，也徒劳无益。然而，正如一切关于农民天主教的人类学文本所证明的那样，拉丁美洲或南欧农民女性信奉天主教的方式与其说和《新约》贴合，不如说是与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宇宙学及其社会生产关系相关联[6]。此外，如果说在中东的规范性伊斯兰教义是如此这般的总体化意识，那么反对剥削的非伊斯兰立场又从何而来呢？伊拉克共产党、黎巴嫩民族运动、南也门共产党和苏丹共产党都拥有庞大的本土追随者，它们没有被“根深蒂固的民众信仰”推翻（第9页），反而受到的是帝国主义的经济和武力威胁，并因此被颠覆。

Ghoussoub分析中的另一个问题是伊斯兰教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她没有将被国家部署的伊斯兰符征与法律形式和在激进伊斯兰框架内开展的各种反霸权运动区分开来。Ghoussoub的分析实际上采取了与之相反的立场，她声称这些运动（她忽略了组成这些运动的意识形态的方式）在实际上撤销了国家法规为女性带来的一些好处。只有在中东研究里，对伊斯兰情绪中极度落后之处的恐惧，才让人认为国家比反对它们的民众运动更为进步。

历史：作为拯救者的帝国主义

Ghoussoub的分析建立在破碎和选择性的历史解读之上。她的分析始于Tillion的论文，其中讨论的是前伊斯兰部落主义对女性私有化的影响，然后跳过五个世纪，阐释了Mernissi和Sabbah作品中的伊斯兰文本材料[7]。这两种脱离语境的现象（一种估猜和抽象的亲属关系系统和两位神学研究者的两个文本）被结合到了一起，创造了一种永恒的“伊斯兰女性观”。这种抽象的理想化使得作者忽略了600年的历史，并断言这种观点最终又如何在19世纪受到了攻击。

Ghoussoub对于十九世纪的讨论最能清楚地反映她在整体分析上的局限性。根据她对伊斯兰教“固若金汤”的理解（第4页），唯一能够威胁这种囊括一切的权力必然是来自外部的——更确切地说，我们需要拿破仑式的西方到来，来推动女性与“伊斯兰专制主义”做斗争。在过去的十年，女性主义学者一直在分析各个第三世界国家融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之后女性权力的急剧丧失[8]，因而，即使是上述论点中微不足道的部分：拿破仑入侵埃及带来了法国启蒙思想，也仍旧会令人愤慨。尽管马克思主义思想（不包括沃伦）的一个公论是资本主义不仅是农民自治和前资本主义平等主义形式的终结，而且还是性别相对平等的终结，但在中东问题的讨论中，资本主义（如拿破仑的形象所示）仍然是推动女性解放的进步力量。

此外，Ghoussoub的世界观甚至使她忽略了拿破仑入侵之前的岁月，在此期间，社会关系的流动性更强，而各阶层女性所面对的灾难肯定也更少。早期研究细举了18世纪在开罗出现的女性税款包收人[9]和女性工匠[10]，以及随着19世纪埃及资本主义的转型她们最终被取代的情况。此外，对整个十九世纪埃及农民起义的分析表明，过去的等级秩序也不是太强。虽然早期研究检点了其中的一方面[11]，但这里的农民还是只被理解成了男性农民。女性农民的角色，她们反对资本主义的抗争，仍然鲜有提及[12]。从更为理论性的视角来看，女性主义理论中关于“自然-文化”二分法形成的争论表明，即便没有其他好处，研究所谓的“黑暗时代”和无政府状态以及衰落时期也是符合女性利益的[13]。在底层人民斗争和展现力量的时期，霸权话语表达出了“世界的终结”。因此这些很少被提及的时期，“没有重要的事”发生的时期，至少可以充当学者关心权力下位者的出发点。

阶级：马克思死于麦加

Ghoussoub分析中最明显的缺陷便是毫无阶级概念。事实上，这个词在她的文章中一次都没有被提到。相反，中东女性地位的差异全部被她归因于宗教信仰。“‘黎巴嫩女性’的统一形象或状况无法被追踪到，但许多不同宗教共同体的女性，却只是各受其律令和习俗的约束”（第14页）。因此，黎巴嫩是中东唯一女性经验不被均质化的国家，这仅仅是因为在黎巴嫩，有马龙派女性、什叶派女性、东正教女性等，而在中东其他地区只存在“穆斯林女性”。在这一分析中同样没有阶级概念，Ghoussoub迎合了资产阶级新闻界的论点，即黎巴嫩不是因为阶级而是由于宗教冲突才饱经风霜[14]。

Ghoussoub缺乏阶级分析的另一个例子是她对十九世纪埃及民族主义者及其对阿拉伯女性主义的贡献的讨论，这里不仅再生产了东方主义学术，还最终造就了一种反女性主义的立场。如她之前的许多作者一样，Ghoussoub将埃及律师Qasim Amin描述为一位完美无瑕的女权促进者。由于不了解他的阶级背景或与国家的关系，阿明被视为具有先见之明的现代主义者。相反，Cole和J. Gran都表明，他的“女性主义”实际上转向了一场资产阶级国民经济的讨论，这密切关系到了他的阶级（农业资本家）超越更早的部落统治阶级形成自己的支配地位。尽管阿明确实提倡女性教育，但Ghoussoub和大多数作家一样，没有看出这是让女性成为更好的“家庭事务管理者”。他认为，欧洲比埃及的进步是因为欧洲女性在家庭经济和管理上所受的培训，他认为这是现代社会的基础。此外，他认为，女性教育对于资产阶级婚姻是必要的——女性只能在品味、公民责任等方面接受必要的培训，以成为丈夫合适的伴侣。阿明从未呼吁女性享有选举权或去参政——不是他害怕“伊斯兰情绪”，因为他是资产阶级国民经济的理论家，而非女性主义者[15]。

由于没有阶级概念，Ghoussoub一直将国家及其知识分子视作阿拉伯女性运动的中心。然而，阶级概念可以解释为什么女性选择加入当下的“伊斯兰”运动，以及为什么资产阶级女性主义，如Huda Sharawi所展示的和Nawal al Saadawi所批评的，未能在中东的底层女性中获得较大的支持。

由于她对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阶级之间的关系或缺乏理解，Ghoussoub的女性主义概念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一个非常狭隘的资产阶级观念，而在最坏的情况则是一个浪漫主义的反女权立场。不仅是中东，具体到埃及这里，不仅女性被男性“唤醒”，埃及也被西方“唤醒”。她认为是拿破仑和他的男人起到了提高女性意识的作用，这一说法是经不起分析的。此外，Ghoussoub的这个论点也是非常有问题的：新兴埃及社会的开明男性成员为争取女性接受教育而进行斗争，为埃及女性提供了斗争工具。尽管法国女性主义者的“他异性（alterity）”概念是一个有问题的结论，即女性不只是德波伏娃意义上的“他者”，而且在实际上还完全处于支配概念体系之外，但这一立场仍然允许女性制定自己的概念范畴来进行斗争。Ghoussoub的分析采取了更极端的立场，她认为中东女性不仅置身于历史之外、不仅默默接受自己的他异性，甚至没有在其中斗争的能力。Ghoussoub笔下的阿拉伯女性饱受过量的虚假意识之苦——她们随时准备哀求“教义压力”。因此，这些女性唯一的斗争之途便是寻求压迫力量本身的监管就不足为奇了。从这个意义上说，Ghoussoub在实证上陷入了主动（男性/西方）与被动（女性/第三世界）的二分法，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学术研究在过去十年中一直在解构这种二分法。

对于Ghoussoub来说，绝大多数阿拉伯女性都是被动的。还有一些伟大的例外，如Sukaina和Aisha Bint Talha，她们能够与前伊斯兰价值观进行斗争，或者更确切地说，将前伊斯兰价值观与伊斯兰价值观融合在一起。但是，根据作者的说法，这些女性也很快沦为遍布阿拉伯世界的伊斯兰铁网的受害者。“到了阿巴斯时代末期，整个穆斯林世界出现了一个全面实施歧视和镇压的政权，并持续了有千年之久”（第7页）。随着西方的降临，Ghoussoub笔下的伟大女性再次出现。她强调了她们的斗争，但其世界观阻止她历史地看待这些发展，因此理解它们可能与19 世纪初埃及转型所导致的女性经济权力的丧失有关。鉴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形成的历史分析也能更好地解释她们所采取的新的斗争战略选择（教育、法律权利）。Ghoussoub笔下的上层阶级女性偶尔会在外界的帮助下为自己的权利斗争，而下层女性则完全被认为是被动的。

在中东女性研究以及整个自由女性主义的话语中，公开/私下的辩论一直在激烈进行，尽管辩解者与其不过是非常有问题的理念一轨同风，但一开始还是出于需要将女性的生活视为历史的一个有意义部分[16]。不幸的是，Ghoussoub甚至忽略了这一点。其论点的次文本（sub-text）是，权力、参与、自由、变化、斗争，皆存在于白人男性的历史和制度中。读罢这篇文章，你会感觉到只有将阿拉伯女性直接引向一条通向虚假理想化后的西方女性之位的道路上，她们的斗争和平等方才是可能的。

Ghoussoub的世界观制造了一个非常狭隘的、资产阶级的女性主义概念。这一点在她对Nawal al-Saadawi[17]的攻击中变得非常明显，作者不幸忽略了其作品的重要性[18]。资本主义是根据二分法运作的，即一种区分的法则。从哲学上讲，二分法从来不表示差异，只是雷同——它们一向意味着等级制度。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消除这些二分法，即男性/女性、第一世界/第三世界，是不可能的。正是在这个关节点上，Ghoussoub无法在认识论上理解萨达维这样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

迈向中东女性主义的理论路径

任何对中东女性研究再问题化的尝试都首先必须将中东研究这个更大的领域纳入到自己的考虑当中。这也清楚地表明，Mai Ghoussoub的文章不是一种例外，而是可悲的常态。在爱德华·萨义德对经典东方主义学术的批判[19]在中东研究中广为称颂之后，人们普遍自欺欺人地认为，该领域已经超越了其殖民遗产。尽管公然的种族主义和精英主义已不再受人尊敬，但更微妙的种族主义形式仍在中东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这些形式植根于概念范畴、历史构成和主体之中。因此，中东仍然没有真正的社会历史。偶尔出现的研究也很少能够超越精英-大众的范式，因为它无法看到下层的参与。人类学家最近试图描绘各种伊斯兰传统和习俗（尤其是在下层群体中），但不足之处也同样明显。因此，对伊斯兰教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伊斯兰“黄金时代”的国家和宗教文本上，而农民和“部落”的宗教习俗或被忽视或被视为旧政权传统的破旧残余[20]。最后，是一个普遍的历史问题。除了对早期伊斯兰教进行必要的讨论外，一般只有两个额外的历史时期会被强调——“伊斯兰的黄金时代”（9至12世纪）和西方的到来（19世纪）。13至18世纪的伊斯兰“黑暗时代”被认为是无关紧要的，并一般会被标记为“停滞”[21]。因此，两百年间大量的东方主义传统根深蒂固地盘踞在了Ghoussoub 的作品之中。

任何试图重新研究中东女性的尝试，都必须从解构整个领域的分析范畴入手。首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概念，如阶级、生产方式、剥削、意识形态过程和帝国主义，中东女性的研究将受益匪浅。此外，分析需要去中心化，远离资产阶级经验领域——尤其是在第三世界的语境之中。这不是为了维护“被压迫者的认识论特权”，而是承认资本主义生产和社会关系固有的等级化过程。要认识到性别和阶级等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就必须把对女性压迫的分析集中在下层女性身上，因为她们处在底层，这就会让她们与整个等级化的进程作斗争[22]。

基于这样一种理论重组，未来的工作应该以研究女性与历史时刻的内在动力关系为参照点，而不是对伊斯兰和ta们的家庭进行物化和静态概念化。将下层阶级，尤其是女性纳入历史，就是要理解她们对更广泛的社会过程，尤其是文化生产的参与[23]。同样，我们有必要认识到，从属性不仅是国家权威的强加，而且是意识的条件，霸权话语是一个辩证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24]。女性有意识地参与更大的社会进程，同时在不同程度上挑战和破坏其重要的基础。因此，通常被认为是边缘化的实践，如女性圣地[25]、zar’s和流行诗歌，需要重新被问题化。这些远不止是女性的“避难所”，它们还应该被视为斗争的舞台——不仅是格尔茨式（Geertzian）的符号意义，而且还与日常生活经验联系在了一起。二十年来的女性主义研究表明，斗争不仅发生在有组织的政治运动层面，而且还来自于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形式和实践[26]。此外，最近的社会历史和人类学研究表明，底层与国家的斗争往往发生在文化领域。因此，需要对这些“民间”实践（知识和文化生产领域）进行研究，这些实践既构成对国家意识形态的抵制，也或多或少包含对国家意识形态的批判，同时与国家权力的进程保持着较大的联系。

从何处开始？

Ghoussoub的文章所展现出的不仅是对中东研究的缺陷，更重要的是，反映了两种令人不安的观点，即我们称之为东方主义女性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东方主义思想。我们认为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最近新左派评论（NLR）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各个国家内部（英国、西班牙、印度、德国、希腊）的女性运动的文章，在这份杂志上关于中东的文章却截然不同。首先，中东被当作一个统一的概念。虽然文中展现了一些表面的变化，但Ghoussoub在试图对阿尔及利亚用一语概之，同时她文章的编者按表现出了一种对于中东内部存在多样性的惊诧，这正表明总体的目标是同质化。其次，虽然其他文章具体讨论了女性运动，然而正如其标题所显现的，Ghoussoub的文章却还在企图推广伊斯兰的本质主义叙述和作为他者的中东话语，更不用说要去讲述女性的斗争了。

你可以说当代中东地区的女性运动不如印度等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女性运动激进。但Ghoussoub有全盘否认这些运动存在的倾向。除了这种实证主义的缺失之外，一份自称左翼的杂志至少应当保持理论上的一贯性，并通过当代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来解释这种斗争性的缺失，而绝不是用僵硬的东方主义概念去偷换新左派的分析。

我们并非旨在解释中东大规模的女性主义运动缺席的原因，我们转而尝试提供一些揭示中东女性抗争经验的方法，使其能够被重新载入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复制西方经验的斗争场域（即左翼运动中的女性运动）是现如今少数关于中东女性的非东方主义文章的基础[27]。例如，尽管苏丹共产党，以及在黎巴嫩、约旦河西岸和也门南部的巴勒斯坦运动仅仅代表了这一地区很小一部分的女性斗争，ta们也至少值得被光荣地提及。然而，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中东地区的左翼政党总体上都遭到了重创，我们并不打算将它们作为未来对于阿拉伯女性主义斗争性的研究的基础。在那些基本上不可能存在左翼运动的地区——就像中东大部分地区的情况一样——有组织的、显在的女性主义运动基本上不可能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认同Ghoussoub文章中所暗指的内容。这只是意味着斗争发生在其他场域，正如它一直以来的存在形式（例如在文化领域和日常生活中的抵抗）。为了把握这些斗争的形式，一直以来被用于研究中东问题的东方主义分析模式必须被解构。否则，我们将继续重蹈将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归于世界其他地区，把“伊斯兰”的概念归于中东的覆辙。

唯二的两种国家承认的女性斗争形式，是阿拉伯女性联盟（the Arab women’s unions）和女性研究中心。通常情况下，女性联盟被描绘为国家建立的另一个机构。虽然这些联盟是在民族主义运动难以再容纳女性的——特别是底层女性的激进主义的时期被创立的，但它们仍需要被研究，且不能仅仅作为国家的载体。尽管一些实证研究已经关注到了阿拉伯地区各种各样的女性联盟，但更加需要的是一种可以将其纳入长期研究的理论框架。其中的一种方法就是对女性联盟进行比较研究。这种方法不仅可以对不同的统治策略提供重要的认识，也可以凸显女性为了争取领导权而进行的各种形式的斗争。因此，例如埃及的女性联盟很大程度上是国家的一个非暴力载体，由受过高等教育的资产阶级女性管理。而苏丹女性联盟（Sudanese Women’s Union）和利比亚女性联合总会（Libyan General Women’s Federation）则投身于与国家进行的激烈斗争。苏丹女性联盟于1952年成立，并于1956年独立后建立了基层组织。该联盟与左翼政党联合，并形成了一股强有力的左翼力量。在1971年Numeri和苏丹共产党决裂后，苏丹女性联盟被苏丹女性协会（Sudanese Women’s Association）取代。由此导致的去激进化并不意味着矛盾的终结。在1984年举行的苏丹女性协会全国会议上，Nafissa Ahmed al-Amin主要谈到几个问题：1）地区的分支机构不受在Khartoum的协会的政策和项目的影响；2）一些地区的分支机构放缓了采纳国家所谓的“再伊斯兰化”的脚步[28]。与此相似的是，利比亚女性联合总会（LGWF）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与国家也有过激烈的冲突，以争取1）女性再生产的权利；2）家务劳动的问题（LGWF反对国家使用出口石油的资金引进佣人以让女性走出家庭）；3）联盟本身的结构（LGWF提倡群众参与，而非正式的、等级化的结构）[29]。

在女性研究中心这一更大的框架内，女性对于“正式”知识的生产构成了另一种符合西方女性主义斗争模式的领域。贝鲁特大学阿拉伯世界女性研究所（IWSAW）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而为建立女性研究而迈出的第一步则是1976年其所创办的《先驱者》（Al-Ra’ida）杂志。在这之后，该中心就阿拉伯世界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以及阿拉伯文化中女性的角色进行了各种研究。阿拉伯世界的另一个先驱是苏丹Babiker Badri女性研究科学协会。这些中心的建立提出了作为主体与客体的女性和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然而，尽管阿拉伯世界作为知识分子的女性的角色问题已经开始得到解决[30]，这个问题却很少被置于一个更广泛的理论框架或更大的国家政治背景之中。研究展现了关于1920年伊拉克女性诗人的角色，但女性诗人作为新文学思潮领头人的意义，以及女性作为国家知识分子的作用，例如叙利亚历史学家Laila Sabbagh以及阿尔及利亚作家Assia Djebar都还没有得到关注。

因此，虽然女性联盟、女性研究项目和例如Nawal al-Saadawi于1986年6月和9月在开罗组织的“阿拉伯女性团结委员会”（Arab Women’s Solidarity Committee）等女性主义会议等，都是有组织的女性行动的重要标记，但它们依赖于国家对这些女性主义议题公开表达的态度。此外，由于这些组织和活动以西方的女性主义斗争为范例，通常是以牺牲女性所参与的一系列反抗实践为代价的。例如，例如，一位来自伊朗的朋友的母亲讲述了她和德黑兰其他很多女性如何每天抵制强制穿罩袍的。这种抵制的形式包括：戴仅能遮住头发的头巾、涂口红、戴珠宝或穿凉鞋、或者穿着轻薄的自制长袍以取代国家发放的厚重长袍。在每个街区都有一支革命卫队的情景下，这本身就证明了女性并没有被动地接受她们的地位，这些女性不断地表达她们的反对意见，也不断地冒着诸如身体受到伤害的风险。女性主义斗争的方式完全忽略了这些伊朗女性的斗争，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是对她们的极大不公。女性主义应当更加广泛地承认这些底层女性的斗争而非与使她们消声和最终压迫她们的力量合谋。

一个被记录的中东底层女性日常生活抵抗的例子是在埃及农民女性中进行的由国家和艾滋病基金进行的避孕项目。在杜克大学资助的一项调查中表明，绝大多数埃及农民女性更加倾向于用当地的土办法节育，而不是使用国家赞助的避孕药物，即便后者是免费且易获得的[31]。这一现象也被医学人类学家捕捉到。农民女性对于国家赞助的避孕措施的抵触应该如何解读？是单纯的社会保守主义，“伊斯兰教义”，还是无知？不过农民女性利用当地本土的办法进行节育和堕胎恰恰证明了她们并不反对这两种做法。此外，她们也充分认识到了药物避孕措施的作用。但她们反对的是国家对她们身体的管理。Morsey在最近的一篇会议论文中阐明（特别是在Sadat的“门户开放政策”之下），农村女性的生育问题是探讨当代埃及经济问题根源的核心国家话语[32]。在美国和跨国资本对埃及的压榨日渐加强的背景下，底层农村女性被埃及政权和美国的机构视为取代大众对当前政治经济不满的最佳对象。因此，不仅避孕方案得到了加强，埃及也成为了各种并不安全的避孕措施的试验田。而全国的报纸（除了《先驱者》这样的左翼反对派报纸）则不断地为政府通过向农村女性强加跨国的避孕措施以“拯救”埃及而喝彩，但在这些项目和话语中被噤声的底层主体又怎样被拯救呢？正如在这一例子中所讨论的，抵抗就存在于反对国家主导的避孕措施之中。事实上，正如Morsey指出的，在Asiyut等埃及本土民俗保存地更完整的地区，对农村女性进行的节育实验一直缺乏参与者，尽管提供的金钱越来越多。

最后，我也想举一个底层女性在关键的历史节点被组织起来的、却被民族主义历史学的霸权所掩盖的政治斗争。足够多的实证证据表明，尤其是女性农民运动（在Urabi起义（埃及）、Madi起义（苏丹）和1920年代叙利亚农民反对法国殖民者的农民起义之中等），都表明了底层女性参与动员的抗争，例如反殖民斗争，她们同样也同国内的压迫力量作斗争。最近的黎巴嫩电影《野花》（Wildflowers）非常明了地展现了这一点，这部电影取材于什叶派女性在黎巴嫩南部与以色列军队作战的历史。我们在这篇文章中主要的观点是反驳对于中东女性的概念化，这种概念化排除了她们参与斗争的可能性。我们指出了阿拉伯资产阶级女性参与斗争的领域，尽管是以非常有限的方式进行的。与此同时，我们也想指出，如果只关注国家承认的那些斗争形式，就会排除中东地区更大的斗争场域和日常生活的女性斗争，特别是底层女性的斗争。

【全文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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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世纪以来，西方关于中东女性的话语主要集中在两个议题上：即头巾和（尤指穆斯林社会中的富人）众妾（Harem） 。在甚嚣尘上的神话中，一夫多妻仍在当代被视为现实。因此， Gloria Steinem在她的自传中把把沙特妇女从一夫多妻制中解放出来作为她的幻想之——我们祝她在沙特阿拉伯寻找这种现象时交好运。然而，头巾仍然是人们关注的中心问题。对于西方头巾迷恋的出色解构，可以参考：Malek Alloula 1986年的The Colonial Harem，和Rana Kabbani 1986年的Myth of the Orient。头巾，正如所有形式的衣物一样，是一个能指，它的所指是由它所处的社会和政治情境决定的。此外，头巾并不总是被强加于人身上的，在当代的许多情况下，女性也参与其中。这不是相对主义的问题，而是权力的问题。在伊朗，近来黑色罩袍（chador）这种“被发明的传统”被强加给所有女性，事实上，历史上只有上层社会的女性才穿这种服饰，以表达她们与农民女性的不同，而这正象征着国家对女性的权威和控制。然而，就埃及妇女而言，自萨达特实行开放政策以来，大量的工人阶级女性自己正利用自己的头巾来表达对政权的反对。最后，在其他情境中，头巾也继续象征着其在历史上最恒定的意义——阶级。关于阶级意义的例子，请参阅：Cynthia Myntti，Yemeni Workers Abroad: The Impact of Women, MERIP Reports, no. 124, June 1984, pp. 11–17.

[2] Michèle Barrett, Women’s Oppression Today: Problems in Marxist Feminist Analysis, London 1980. See also the response to Barrett’s work, Johanna Brenner and Maria Ramas, ‘Rethinking Women’s Oppression’, NLR 144, March–April 1984, pp. 33–71.

[3] 对各种苏菲派运动的最持续的阶级分析，可以参阅：Peter Gran, Islamic Roots of Capitalism, Austin 1979. 对Bektashi的同情，可以参阅：Marshall Hodgson, The Venture of Islam, Vol. 3, Chicago 1974. 对包括Sanusi在内的伊斯兰教内部的各种“现代”政治和神学运动的描述，可以参阅这部经典著作：Wilfred Cantwell Smith, Islam in Modern History, Princeton 1957.

[4] 可以举一个20世纪的例子，即伊拉克的Muhammad Bake Al-Sadr，埃及的Sayyid Qutb and Muhammad al- Ghazzali。Ghoussoub声称:“人们太容易把帝国主义和异教徒混为一谈，并以此动员群众报复西方文明对伊斯兰身份的侮辱。而动员ta们反对作为一种生产方式的帝国主义则要困难得多(第4页)。”这一断言不仅很容易因为对该地区左翼运动历史的粗浅调查推翻，并且它忽视了某些激进的伊斯兰思想家（如刚才提到的那些人）根据资本主义自身的情况，而不是简单地将其作为对“伊斯兰身份”的“西方羞辱”来批判资本主义的事实。

[5] 在哲学和神学中，研究女性作为“他者”的概念的历史发展对解构一种文化至关重要。Carolyn Merchant1983年的Death of Nature: Women, Ecology and Scientific Revolution对欧洲进行了重要研究。虽然某些话语与欧洲情景下的各种斗争有关，但当涉及到中东时，这些概念就失效了。

[6] 见Michael Taussig, The Devil and Commodity Fetishism in South America, Chapel Hill 1980和Irene

Silverblatt, ‘Andean Women Under Spanish Rule’ in Women and Colonizatio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eds. Etienne and Leacock, New York 1980, pp. 149–185.

[7] Germaine Tillion, The Republic of Cousins, London: Al-Saqi Books, 1983被认为是对中东女性的第一个“科学的”分析，它以考古资料和民族志材料作为基础，而非早期的旅行文献。她强调同族亲缘关系是女性从属关系的原因，这一观点成为20世纪60年代许多关于中东女性的人类学研究的基石。以她的理论为基础的研究例如：Louise Sweet, The Women of Ain ad Dayr, Anthropological Quarterly, vol. 40, 1967, pp. 167–183; Vanessa Maher, Divorce and Property in the Middle Atlas of Morocco, Man, vol. 9 no. 1, 1974, pp. 103–122.。关于Tillion的理论探讨，包括对她与法国占领阿尔及利亚的关系的重要讨论，见: Rosemary Sayegh, Roles and Functions of Arab Women: A Reappraisal, Arab Studies Quarterly, vol. 3 no. 3, 1981, pp. 258–275.。Fatima Mernissi的 Beyond the Veil: Male Female Dynamics in a Modern Muslim Society, Cambridge 1975是少数几部被出版商认为重要到值得再版的有关中东女性的著作之一。对于它的批评，请参阅Joseph opt . cit. Fatna Sabbah’s, Woman in the Muslim Unconscious, New York 1984是第一个试图对占主导地位的伊斯兰话语中的特定思想进行历史分析的作品。因此，这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开创性作品。不幸的是，她用这一神学流派代表了所有伊斯兰教对女性的看法。

[8] Esther Boserup, Woman’s Role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New York 1970; Mona Etienne and Eleanor Leacock (eds.), Women and Colonization, New York 1980; Judith Gran, ‘Impact of the World Market on Egyptian Women’, MERIP Reports, no. 58, 1977, pp. 3–7; Fatima Mernissi, ‘Women and the Impact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in Morocco, Parts I & II’, Feminist Issues, Vol. 2 no. 2, Fall 1982, pp. 69–104 and vol. 3 no. 1, Spring 1983, pp. 61–91.

[9] Mervat Hatem, ‘The Politics of Sexuality and Gender in Segregated Patriarchal Systems: The Case of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y Egypt’, Feminist Studies, vol. 12 no. 2, Summer 1986, pp. 251–274; Nadia Tomiche, ‘Egyptian Women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Beginnings of Moderniz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ed. William Polk and Richard Chambers, Chicago 1968 (from al-Jabarti 4: 217–218).

[10] Gran (1979) op. cit.; Judith Tucker, Women in Nineteenth Century Egypt, N.Y. 1985.

[11] Alan Richards, Egypt’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1800–1980, Boulder 1982; Reinhard Schulze, Die

Rebellion der ägyptischen Fallahin 1919, Berlin 1981.

[12] Judith Tucker, ‘The Decline of the Family Economy in Mid-Nineteenth Century Egypt’, Arab Studies Quarterly, vol. 1 no. 3, pp. 245–272. This is one of the few attempts to delineate 19th-century peasant women’s struggles in Egypt.

[13] 见Berenice A. Carroll (ed.) Liberating Women’s History: Theoretical and Critical Essays, Urbana 1976. 特别是在实证主义中对女性研究的各种学派中标准化的分期的适用性的批评。关于女性历史中概念化的问题，详见: Elizabeth Fox-Genovese, ‘Placing Women’s History in History’, NLR 133, May–June 1982, pp. 5–29.

[14] Salim Nasr’s article, ‘Backdrop to Civil War, The Crisis of Lebanese Capitalism’, MERIP Reports, no. 73, December 1978, pp. 3–17.

[15] 对19世纪埃及的转型及其对女性的影响进行阶级分析的尝试，请参阅Juan Ricardo Cole, Feminism Class, and Islam in Turn-of-the-Century Egyp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13, 1981, pp. 387–407; Judith Gran, ‘Impact of the World Market on Egyptian Women’, MERIP Reports, no. 58, 1977, pp. 3–7; Judith Tucker (1979) op. cit. 关于“家庭经济”的理论表述，请参阅Elizabeth Fox-Genovese, ‘The Ideological Bases of Domestic Economy: The Representation of Women in the Age of Expansion’, in E. Fox-Genovese and E. Genovese, Fruits of Merchant Capital; Slavery and Bourgeois Property in theRise and Expansion of Capitalism, Oxford 1983.

[16]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女性主义学者试图在“私人领域”中挑战这种无力的论述，但却没有质疑这一概念的真正意义。关于早期的批评，请参阅Cynthia Nelson, ‘Public and Private Politics: Women in the Middle Eastern World’, American Ethnologist, no. 3, 1974, pp. 551–563. For studies within the later trend, see, among others, Barbara K. Larson, ‘The Status of Women in a Tunisian Village: Limits to Autonomy, Influence and Power’, Signs, vol. 9 no. 3, 1984, pp. 417–433; Lila Abu-Lughod, ‘A Community of Secrets: The Seperate World of Beduin Women’, Signs, vol. 10 no. 4, 1985, pp. 637–657; Amal Rasam, ‘Women and Domestic Power in Morocco’,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12, 1980, pp. 171–179. 对这一范式最使用最复杂的是Mary Elaine Hegland’s ‘Political Roles of Iranian Village Women’, MERIP Reports, no, 138, 1986, pp. 14–20.

[17] Nawal al-Saadawi是为数不多的面向国际读者的非资产阶级阿拉伯女性主义者之一。她作品的重要之处在于，她试图将女性主义斗争与第三世界的反资本主义/反帝国主义斗争结合起来，试图展示二者之间的相互联系。因此，在她的作品中，她是少数几个能够将女性控制自己身体的斗争与纳赛尔统治下土地斗争的重要性结合起来的人之一。

[18] Claudia von Werlhoff, ‘Zum Natur-und Gesellschaftsbegriff im Kapitalismus’, in Frauen, die letzte Kolonie, eds. Claudia von Werlhoff, Maria Mies and Veronika Bennholdt-Thomsen, Hamburg 1983, pp. 140–163; Maria Mies (ed.), Fighting on Two Fronts: Women’s Struggles and Research, The Hague: 1982.

[19] Edward Said, Orientalism, New York 1979. Since then a whole literature has arisen in response to this problematic.

[20] 三部值得注意的研究是: Clifford Geertz, Islam Observed: Religious Development in Morocco and Indonesia, Chicago 1968; Ernest Gellner, Muslim Society, Cambridge 1981; Michael Gilsenan, Recognizing Islam: Religion and Society in the Modern Arab World, New York 1982.这三部作品都复制了“精英-大众”的范式，即国家是所有形式的伊斯兰意识形态的生产者，而底层是这些自发的底层实践的各种形式的认知的被动接受者，这些被视为神秘化的事物的或心理逃避的形式。对于这些作品的评论，以及对伊斯兰实践的马克思主义视角的分析，请参阅: Talal Asad, ‘The Idea of an Anthropology of Islam’, Occasional Paper Series,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Arab Studies, Georgetown University 1986.

[21] Peter Gran, ‘Political Economy as a Paradigm for the Study of Islamic Histo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11, 1980.

[22] 这并不是说资产阶级女性主义斗争不重要，而是说她们对压迫的批判是有限的。在她对印度的研究中， Maria Mies表明，出于多种原因，中产阶级女性的斗争也很重要。(Patriarchy and Accumulation on a World Scale. London 1986.)。底层女性倾向于与各种等级制度作斗争。Leacock说得很简洁:“她们所受压迫的总体性就意味着，当她们想要改变自己的处境时，她们实际上就在反抗整个剥削结构。” Eleanor Leacock, ‘Women, Development, and Anthropological Facts and Fictions’,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 vol. 4, nos. 1/2, 1977, p. 9.

[23] 关于第三世界女性的女性主义研究通过对国际劳动分工的研究，对性别、等级和文化的相互关系提出了最重要的见解。（尽管讨论这些问题超出了本文的范围，但请参阅Jean Franco, ‘The Incorporation of Women: A Comparison of North American and Mexican Popular Narrative’, in Studies in Entertainment: Critical Approaches to Mass Culture, ed. Tania Modlesky, pp.119–138.）与第三世界其他地区相比，跨国公司对中东女性生活的直接影响要小得多。因此，中东女性研究一直相对孤立于第三世界女性研究这一更大领域中争论的理论问题。另一方面，女性劳动的私营化和农业生产的女性化，同样对研究中东女性没有产生什么影响。直到最近，一些非常初步的问题才被提出，如Patricia Lynch’s Egypt: Household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Geneva: ILO, 1984,and Haleh Afshar (ed.), Women, Work and Ideology in the Third World. London 1985.

[24] Partha Chatterjee, ‘More on Modes of Power and the Peasantry’, Subaltern Studies, vol. II, 1983.

[25] Fatima Mernissi在Women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的Women, Saints and sanctuary一书中，对女性圣地的含义及其在“理性”（资本主义发展）/“非理性”（反对剥削）辩论中的作用进行了初步的重新解释。Women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ed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77, pp. 101–112.

[26] Sheila Rowbotham, Hidden from History. New York 1976.

[27] Sondra Hale, ‘Sudanese Women and Revolutionary Parties: The Wing of the Patriarch’, MERIP Reports, no. 138, Jan./Feb. 1986, pp. 25–30; Maxine Molyneux, ‘Women and Revolution in the PDRY’, Feminist Review, vol. 1 no. 1, 1979; Julie Peteet, ‘Women and thePalestinian Movement: No Going Back?’ MERIP Reports, no. 138, Jan./Feb. 1986, pp. 20–24.

[28] 关于苏丹女性联盟的斗争，请参阅她们的报纸《妇女之声》（Sawt al-mar’a）。Carolyn Fluer-Lobban, ‘Women and Social Liberation: The Sudanese Experience’, in Three Studies on National Integration in the Arab

World; Z.B. al-Bakri and E.M. Kameir, ‘Aspects of Women’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Sudan’,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vol. 34, no. 4, 1983, pp. 605–623; Sondra Hale, ‘Sudanese Women and Revolutionary Parties: The Wing of the Patriach’, MERIP Reports no. 138, 1986, pp. 25–30.对妇女联盟作了重要的分析。

[29] 见Bahiga ’Araba, The Social Activities of the Egyptian Feminist Union. Cairo 1973. On the Libyan General Women’s Federation, see the debates in their journal al-Beit (The House).

[30]在波士顿举行的中东研究协会会议（1986年11月20日至23日）上设立了可能是关于这个问题的第一个小组，名为“阿拉伯世界的女性知识分子的作用”。

[31] A. Kelley, A. Khalifa, M. N. Khorazat, Population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Egypt, Durham 1982. See also Soheir Sukkary-Stolba. ‘Indigenous Fertility Regulating Methods in Two Egyptian Villages’ in Lucille Newman (ed.), Women’s Medicine. A Cross-Cultural Study of Indigenous Fertility Regulation, New Brunswick 1985. Evelyn Earley, ‘The Logic of Well-Being: Therapeutic Narratives in Cairo Egypt’,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vol. 16, pp. 1491–1497, 1982.

[32] Soheir Morsey, ‘Subdermal Implant Contraception. Women and Power in Egypt: How is a Woman to Know? What is the Anthropologist to Tell?’ Paper persented at the American EthnologistsAnnual Meeting. April 24–27, 1986.

“TO CONTINUE，TO STRUG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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