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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背后的民情与政治

镇长本人 大树镇长 2021-02-05


01


自8月10号利奇马登陆以来,一路北上,现在已经造成浙江、上海、江苏、山东等9省市1288.4万人受灾。作为建国以来登陆大陆的第5大强台风,利奇马带来的不仅仅是狂风暴雨,更是破堤而出的洪水。


在这场灾害中,中央和地方都迅速作出了反应。总书记、总理就防汛抗洪抢险工作作出批示,省级一把手坐镇指挥。


在台风最早登陆的浙江省,省委书记车俊在10号便赶赴受灾严重的温州市永嘉县指导抢险救灾工作,因为地形原因,车俊基本都是批着雨衣,穿着雨鞋,在泥泞的山路上拄着一根拐杖进行考察。



而在8月12号,山东省省委书记刘家义在考察寿光弥河灾情时,由于道路被毁,刘家义直接乘坐装载机进入现场进行指挥。而在8月13号,当其前往桓台县马桥镇考察时,因为当地积水严重,刘家义一行六人索性站在一辆装载机的铲斗上前往内涝区。



可以说,两位省委书记在洪灾面前都极其富有战斗精神,始终坚守在第一线。


面对洪水等自然灾害,地方一把手临地指挥已经成了惯例。而面对特大灾害,国家领导人则会直接坐镇,并留下了不少的故事。


在1998年特大洪水中,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多次亲临抗洪第一线,在江西九江察看灾情时,江泽民站在长江险段江堤上,举起喇叭,声嘶力竭:“我们要坚决地坚持到底!坚持奋战!坚持再坚持!”这一段话,成为整个90年代中国坚韧成长的最好注脚。



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在视察九江灾情时,面对九江决口的防洪墙问题,朱总理怒斥:“不是说固若金汤吗?谁知堤内竟然是豆腐渣!一些承包单位没有建筑资格,或是承揽项目太多,纷纷将项目转包出去,以至造成层层承包,层层剥皮,制造了一个个偷工减料、以次充好的豆腐渣工程。这样的工程要从根子查起,对负责设计、施工、监理的人员都要追查。人命关天,百年大计,千秋大业,竟然搞出这样的豆腐渣工程,王八蛋工程!腐败到这种程度,怎么得了!”


时至今日,朱总理的这段话依然振聋发聩,久久不息。



总理发飙这一率性行为,其背后传达出对地方政府的要求。在面对洪灾时,国家领导人对地方政府“提要求”已经成为必备环节。


在2007年7月份,时任国家主席的胡锦涛在重庆考察洪灾时着重强调:“继续做好抗灾救灾工作,绝对不能有丝毫的松懈。要妥善地安排好受灾群众的生活,确保每一个受灾的群众有饭吃,有衣穿,有住处,有干净的水喝,有了病能够及时地医治,要特别重视灾后的防疫工作,要抓紧修复道路、供水、供电、通讯等基础设施。”



在2016年7月份,洪涝灾害由南至北,席卷半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宁夏视察时,不仅对防汛抗洪工作作出了部署,并且严肃地指出,“对工作失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要依法追责”、“该担责任的时候不负责任,就会影响党和政府的威信”。


在讲话中,习近平多次强调目前对于洪灾的应对存在着预期不足、准备不足、预防措施不到位、甚至走过场、做样子的现象,提醒各级政府官员“要有充分准备,要有戒惧之心,要有忧患意识”。这一番话,对于当地政府的抗洪工作以及全国各地对于洪水的应对和准备工作都具有极强的警示力。



02


在卡尔·奥古斯特·魏特夫的《Oriental Despotism》一书中,其提出“治水国家说”:


政府通过组织大规模的治水运动,形成一个极富凝聚力的政权,治水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形成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而在现代社会,治水对于国家政治依然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能够发现,在面对洪灾时,国家领导人既有温情的鼓励,也有严厉的批评和问责。究其原因,在于国家领导人言语和行动所要释放的信号是不同的。


对于受灾群众而言,国家领导人和地区一把手的在场,是党和国家重视的表现,也是执政合法性的累积和保证。


当灾情发生之时,民情最为涌动,而现场领导的坐镇,其代表的不是个人,而是整个国家,这传达出战胜灾情的信心。


同时,领导人的在场,以焦点的形式凝聚全国人民的关注,通过媒体的宣传,能够稳定灾区和全国的情绪,并极大增强了整个民族的团结感。


这正是科塞的冲突理论所强调的,内在的紧张和不稳定在一定情况下能够增强整个社会系统的团结。



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国家领导人和省市一把手的在场,一方面保证了救灾工作的稳定进行,确立救灾工作的领导中心,打下强心针;另一方面,在中国长期存在着中央和地方的争权现象,这在政策制定和落实上的背离表现地尤为明显——


在科层制的体系下,中央政府难以对地方政府的行为作出全面的监管,而灾情最容易暴露政府运作中的问题。


因此,一旦发现问题,中央政府会释放出明确而严厉的信号,以此敲山震虎。能够发现,在大的灾情过后,全国范围内都会进行一定的整改。


事实上,如果不能及时有效地处理洪水灾情,汹涌的民情将会对地方政府造成极大的压力。


在中国历史上,有记载民众大起义和叛乱,都和洪旱两灾有着极大关系,其中又以前者为甚。洪灾,甚至还会塑造一个地区的“叛乱性格”,比如大名鼎鼎的淮北。



在封建社会乃至民国,当洪灾发生之后,中央政府往往反应迟钝,地方政府往往无能无为,百姓的生存环境艰难而不稳定。由此,民间形成了一种掠夺性策略,人们偷窃、走私、绑架,甚至有组织地进行械斗——


在突如其来的灾难前,一地区政府若是管理失效,极易形成一种秩序崩坏的恶性循环。


我们当然都不愿意看到崩坏的产生,也幸好没亲历过崩坏的发生。


因而,我们当感慨这个时代:有人惦记,有人心疼,有人勤勤恳恳地付出着。


风雨过后,天晴气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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