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没有穷过，你就无法理解穷人的生活
这两天，一则视频在网络上热传。
视频中，一个农民含泪刨坑掩埋自家死去的毛驴。
很多人评论说：不就一只毛驴嘛，死就死了，至于这样吗？
我说：你没有穷过，你就不理解穷人的感情。
我想起了我家那头老牛。
1982年，我出生的陕西北部那座村庄开始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
而此时，距离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写血书请求分田到户，已经过去了四年。
陕西北部那座遥远偏僻的村庄，也许是最后一批分田到户的村庄。
那时候，没有村民小组，村民小组的称呼叫生产队。
陕西人把生产队叫做农业社。
农业社的土地分完了，农具分完了，牲口也快要分完了。
只剩下一头病牛犊，没人要。
那头病牛犊快要死了，身上长满了牛皮藓，毛发板结，眼神无精打采，都无法站立。
生产队长说：三块钱，谁要谁就牵走。
但是，三块钱都没人要。
那时候，一头大犍牛卖上百元。
生产队长派人把病牛犊装在架子车上，准备推到悬崖下，让老鹰吃了。
没有人知道病牛犊害了什么病，如果吃了它的肉，人有可能也被传染。
农业社的所有家当所有财产都分完了，这头病牛犊连呆的地方都没有。
那天，北风呼啸，我爹在回村的路上，看到了这头病牛犊。
我爹说：这是一条命啊，怎么忍心推到悬崖下面？
我爹对生产队长说：我买。
可是，那时候家里穷得吃了上顿没下顿，哪里有三元钱？
生产队长说：你把牛拉回去，赶在年底把这三块钱还给我就行了。
我爹把这头病牛犊拉回家。
当时，全村人都在看笑话，笑话我爹做的是赔本生意。
他们说，这牛犊活不过这个冬天，三块钱撂得连响声都听不见。
我爹把这头病牛犊当成了家里的一口人。
陕西北部产小米，但是小米产量很低，又加上那时候是大集体经济，所以，小米非常珍贵。
我娘每天熬两碗小米粥，一碗给刚开始学走路的弟弟吃，一碗给病牛犊吃。
我和妹妹看着金黄的，香喷喷的小米粥，只能咽口水。
西北的冬季，冰天雪地，滴水成冰。
我爹担心病牛犊受冷，就搬进了牛圈，和病牛犊住在一起。
每天晚上，他都要点几次篝火，不让病牛犊冻着了。
篝火也不能一直燃烧，没有那么多柴禾。
病牛犊吃了一个冬天的小米粥，渐渐有了起色。
到了第二年开春，这头牛犊毛发光亮，四蹄健壮，眼睛炯炯有神。
小牛犊从村道上跑过去，四蹄起风，惹得满村人围观。
他们说：这就是那头病牛犊？出落成这样了，太意外了！
我爹袖着双手，站在我家院门口，满脸都是自得的笑容。
土地承包后，全村人都过上了好日子。
我至今记得，1983年夏天，小麦刚刚收割完毕的那个晚上，村中家家户户炸油糕。
村道里飘散着炸油糕的香味，久久不散。
油糕，在陕西北部被认为是最尊贵的食物，只有家里来了最尊贵的客人，才会用油糕来招待。
陕北信天游中这样唱：“热腾腾的油糕摆上桌，米酒送给亲人喝。”
小牛犊在我家渐渐长大。
我爹几乎每天下午，都会在山沟里，割一竹笼青草。
然后把青草剁碎，和剁碎的麦秸杆搅拌了，让小牛犊吃。
所以，小牛犊长得很快。
一年后，就长成了“牛不啃”。
“牛不啃”是陕西方言，指的是介乎于大牛和小牛之间的牛，也就是“少年牛”。
别人家的“牛不啃”，已经开始学耕田拉车了。
但是，我家的“牛不啃”，我爹舍不得用。
我至今记得，我爹拉着装满了麦子的架子车从村道上走过，同村的人戏谑地喊道：咋没有把你的牛拉在车上？牛是你爹，你是牛儿子。
我爹嘿嘿笑着说：我家那牛还小，使不上劲。
牛已经很大了，我爹才开始当着劳力使用。
有一次，我套着牛车拉粪。
那时候的每年暑假，我都会套着牛车拉粪，把积攒了一年的牛粪，和黄土搅拌了，拉到自家的责任田里。
那一次，我赶着牛车上坡，嫌牛走得慢，用鞭子抽打牛。
这一幕刚好被我爹看到了。
我爹不吭声，走在后面推着架子车。
架子车上坡后，我爹才开始狠狠地训斥我。
我爹说：牛是家里的一口人，你怎么忍心打它？没有它，你把这一车粪能拉到坡上面？
一个农民对牲口的感情，是我一个坐在课堂上学习“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人所无法理解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被后来的读书人称为“黄金十年”。
那时候，农民生活富裕，物价稳定；一个工人的收入，可以养活一家几口人。
然而，进入九十年代，农民的生活就出现了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后来专家口中的“三农问题”。
各种乱收费，各种乱摊派，都加在农民的头上。
那时候，我已经参加了工作，在一座县城高中当语文教师。
有一次，我回到家中，问我爹：都包产到户这么多年了，农民咋还没钱花？
我爹把乡政府分发的“收费表”让我看。
我记得上面是十几个收费项目：乡镇提留款、教育附加费、道路建设费……
我清楚地记得，乡政府仅仅分摊给一亩土地的乡镇提留款就是一百多元。
这一百多元，像一枚烧红的铁钉，深深地楔入了我的记忆深处。
一百多元，就是300斤小麦。
那时候一斤小麦卖0.4元。
而我们那里是旱地，一亩小麦的产量仅有四五百斤。
而一亩小麦收入的一多半，就被子虚乌有的“乡镇提留款”莫名其妙地拿走了。
乡镇提留款到底是干什么的？
后来我整明白了，就是留给乡镇的钱，就是供乡镇干部花的钱。
那时候，我曾经去过我们那里的乡政府，看到里面的工作人员，一人一辆摩托车。
他们买摩托车的钱哪里来的？从农民手中收取的“乡镇提留款”买的。
2002年，乡镇提留款被取消。
那时候，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
那个年代，不仅仅我家是这样，不仅仅我们村庄是这样，而是全国的农村都这样。
1998年，我家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程度。
有一次，父亲让人捎话给我，家里买化肥和麦种都没钱了。
我从县城骑着自行车回家。
从县城到家乡，要走四五十里山路。
刚到村口，就看到几个乡镇的烂货，坐在手扶拖拉机上，恶狠狠地盯着我们村庄。
他们是来要钱的。
那些烂货都光着上身，穿着那时候流行的绿色大裆军裤，腰间系着一条红色纱巾。
这是那时候烂货的标配。
其中有一个烂货，我认识，他的身上有好几条伤疤。
我上大学前，在乡镇初中当语文老师。
那时候，我的学历是中等师范学校。
有一天，初中学校来了几个烂货，想要打我们班的一个男生。
我制止了，然后对那几个烂货说：我喜欢武术，我们到房间里探讨武术吧。
那时候我真的练过几年武术，练的是陕西地方拳——红拳。也照猫画虎练少林拳。
那时候的乡村教师，每人都有一间办公室。
那些烂货到了我的办公室，照样张牙舞爪。
其中一个烂货脱了上衣，身上有好几条伤疤。
他洋洋得意地指着那些伤疤说：这一条，是在哪里打架留下的；这一条，是在哪里打架留下的……
他想要威吓我。
我顺手操起一把切菜刀，说道：我也给你留一条。
我拿起切菜刀，大声喊着，作势欲砍，那几个烂货吓坏了，赶紧逃走了。
那天，我在村口遇到的那个烂货，就是被我赶出学校的烂货。
那天，那些烂货到我家，向我爹要钱。
而且扬言，不给钱，就要打我爹。
我提着铁叉说：你们今天谁敢进我家房门，我就捅死谁。我在县城工作，标准的国家干部，标准的大学生，懂得法律，我这属于正当防卫，你们属于私闯民宅。你们死就白死了，我不用坐监狱。
那个上身有伤疤的烂货，知道我不好惹，就告诉了其余的烂货。
也许是慑于我的气势，也许是慑于我国家干部的身份，那些烂货从我家离开了。
那一年，我家没有交完那些乱七八糟的钱。其余的钱，没人敢上门讨要。
他们从来都是欺软怕硬。
也就是在那一年的冬天，我家的牛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我回家过年，村子里的人才说，我爹和这头牛有着深厚的感情。
老牛快要死的时候，乡镇的杀牛坊找上门来，愿意花500元买走这头牛。
那时候，500元是我一个月的工资。
我家已经穷得快要揭不开锅。
那年过年回家，看到我爹穿的是我不要的衣服，家里连置办年货都没钱。
可是，我爹拒绝了杀牛坊的这500元。
老牛死后，附近制鞋厂又有人上门了。
他们提出花100元，买走这张牛皮。
但是，我爹仍然拒绝了。
我爹一个人扛着镢头和铁锨，在责任田里挖了一个大坑。
然后，我爹请村中几个小伙，帮忙把老牛抬上了手扶拖拉机。
手扶拖拉机开到了大坑边，然后把老牛放进了大坑里。
掩埋老牛的时候，我爹把自己脚上的一双布鞋放进了大坑里。
他流着眼泪对老牛说：做牛太辛苦了，下辈子托生做人吧。
做牛辛苦，做人照样辛苦。
掩埋老牛的第二年，我爹被查出患有骨肉瘤。
骨肉瘤是一种癌症，而且是癌症中最疼痛的。
辛辛苦苦了一辈子的我爹，哪里有钱看病？
我一个高中教师，一月四五百元工资，也没有钱看病。
我只能四处告贷，前前后后借了五万元。
五万元送给了医院，全家的生活更加困顿。
2000年，万般无奈的我，走出了家乡县城，来到省会西安做记者。
我做的是搏命的暗访记者，脑袋拴在裤带上，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2001年，我爹去世了。
我来到南方城市做暗访记者，南方的工资比北方高些。
然而，做暗访记者，常常用性命换来的稿件，却不能刊登。
因为不利于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
所以，那些年，我常常饥一顿饱一顿，住在城中村，一月房租70元。
夏天，连一架风扇都舍不得买。
2009年，我把自己那些年的暗访经历写在网上，很快出版了，书名叫《暗访十年》。
没想到，这套书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先后获得全国十大优秀畅销书、年度好书。
至此，我的生活才略有起色。
现在，我爹离开我已经20年了。
但是，我依然常常梦见我爹，还有那头和他相依为命的老牛。
中国农民的命运，就和老牛一样。
辛辛苦苦一辈子，也没有过上好日子。
这种苦日子，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