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三年级的大年夜，我和父亲在土地庙里度过

今天和女儿出去置办年货了。

回来后，给女儿讲起了我和父亲那年在土地庙度过大年夜的故事。

我在《暗访十年》中多次写到父亲，当时，父亲已经去世了。

父亲只活了58岁。

他是中国西北一名普通的农民。

那年，我上小学三年级。

小学三年级，已经学会了加减乘除，还认识了很多字。

那时候，父亲在黄土高原的山沟里扎耱条，用架子车拉到集市上卖耱条。

那时候，还是大集体经济，父亲卖了耱条的钱，大部分都要交给生产队。

耱，是一种生产工具。它是用耱条编成的。

那年除夕，家里没有一分钱，连年都过不起。

父亲从窑洞里把耱条一捆捆放在架子车上，信心百倍地对我说：走，跟爹把这一车耱条卖了，卖了钱咱割肉买豆腐，今年好好过个年。

父亲没上过学，不识字，也不会算账，每回卖耱条，都得叫上我。

那天，我和父亲拉着架子车，走了十里山路，来到了集市上。

每年除夕的集市，都会有很多人。

父亲踌躇满志地相信，他这一车耱条可以卖个好价钱。

除夕的集市非常热闹，因为这是今年的最后一个集市。

有空闲的人，都出来逛集市。

然而，父亲没有想到，集市虽然很多人，但没有人会来买耱条。

这个时候出来的人，都是置办年货的。

父亲和我坐在街角，可怜巴巴地看着面前走过的每个人，他们一个个喜气洋洋，手中提着年货。

连我们都不会看一眼。

到了午后，耱条还没有卖出一根。

那天，我埋怨父亲说：“拉了十里山路跑过来，一会还得拉回去，这个时节，人家都忙着过年哩，谁会买我们的耱条！”

父亲像做错了事的孩子，低着头说：“爹也知道可能空跑一趟，但家里没钱过年了，爹就想碰碰运气，卖了钱给咱割肉。”

我生气了，不理父亲。

父亲讨好地问我：“我娃饿不饿？”

我还是不理。

父亲从布袋里拿出一个搪瓷碗，对我说：“爹一会就回来。”

我想着我爹是给我买好吃的去了，大街上有卖扯面的，有卖炒面皮的，有卖热甑糕的，还有卖油糕的……我早就饿了，肠子扭成了麻花。

我吞咽着口水，等着父亲。

父亲回来了，满脸笑容，他端着搪瓷碗，搪瓷碗里是满满一碗热面汤。

父亲说：“今儿个这碗面汤稠，碗底下还有两条面，我娃把馍馍泡进去，热热吃了喝了，就不饿了。”

父亲把搪瓷碗放在街道边的石头台阶上，从布袋里掏出一个红薯面馍馍，掰碎了，泡在面汤里。

尽管搪瓷碗里不是我想吃的扯面甑糕，但现在饿得受不了，就不计较那些了。

我吃了那碗泡馍馍，父亲吃了冷红薯馍馍。

那天，我们没有卖出一根耱条。

到了后半晌，天空中突然刮起了大风，风打着呼哨，从街道上窜过去。集市上的人都匆匆忙忙地向回赶。

风越刮越大，风中夹杂着雪片。很快地，地上就下了白刷刷一片。

集市上的人走光了，父亲把耱条又装进架子车里，对我说：“你在前面拉着，爹架着车辕，我们赶紧回家吧。”

回家，还有十里山路要走。

走出了三里多路，来到了一道大坡下。

周围的人都把这道大坡叫“五里坡”，“五里坡”也是这个地方的名字。

长大后，我曾专门用脚步量过这道大坡，没有五里，最少也有四里。

坡路很陡。

平时即使拉着空架子车上坡，也很费力，何况今天车上还有耱条，何况下起了大雪，何况下雪的路面异常湿滑。

父亲和我拼命拉着架子车，想拉上去，可是，积雪中的架子车纹丝不动。

父亲把耱条卸下了一半，放在路边，我们只装着半车耱条，用尽全力向前拉。

这次架子车动了，但刚拉出几步，架子车很快又滑到了坡底。

父亲说：“算了，回不去了，找个地方呆一晚吧。”

那天的风非常大，雪也非常大，我感觉耳朵都不是自己的了。

地上的积雪一直掩到了脚面。

我和父亲拼命拉着架子车，来到了一座土地庙前。

土地庙非常破败，没门没窗，土地神的塑像早就被打碎了，里面只剩了四面墙壁和能看到天空的屋顶，摇摇欲坠，似乎随时都会坍塌下来。

今晚，我们就在土地庙里过夜。

父亲把架子车横着放，挡住了庙门口，然后把一把砍刀交换我，那把砍刀平时是斫耱条上的枣刺的。

父亲说：“爹去给你要点吃的。你呆在庙里不敢出去，要是狼来了，你就用砍刀砍它。”

那一年我十岁，见过几次狼，狼就像狗一样，我手里有了砍刀，就一点也不怕。

父亲出去了。

我在土地庙里等了很久。

等得外面的风声都停了，雪也停了。

我从土地庙的破屋顶望着天空，看到一片黑暗。

现在应该是半夜了。

我一直没有等到父亲，不知道父亲怎么样了。

到了后半夜，父亲终于回来了。

父亲回来的时候，手上拄着一根棍子，走路摇摇晃晃，满脸都是血。

我一看到父亲这样，吓得大哭。

父亲对我说：“我娃甭哭，甭哭，没事了，没事了。”

我问父亲：“你怎么成这样了？”

父亲说：“没事，走路摔的。”

我相信了父亲的话，我真的以为他是摔伤的。

那天风紧雪急，道路湿滑，我想：父亲真的是摔伤的。

那天晚上，我冷得瑟瑟发抖。

父亲搓着我的手，他的眼泪落在了我的手背上。

父亲把他的棉衣解开，裹在我的身上。他自己只穿着一件补了又补的衬衫，和一件破破烂烂的棉马甲。

西北人把马甲不叫马甲，叫领甲。

父亲不说话，只是时不时地叹息一声。

我问父亲：“爹，你怎么了？”

父亲没有回答我的话，只是说：“我娃一定要好好念书，长大了当官，当官了就没人欺负了。”

当时，我不知道父亲为什么没头没脑地说出那句话。

我也没有多想。

第二天早晨，天刚亮，我和父亲走出土地庙，远远看到母亲来了。

母亲手中拿着一把铁叉，走在齐膝深的雪地里，每一步都走得很艰难。

铁叉是为了防狼。

母亲等了一晚上，没有等到我们回家，她一个人蒸了一锅馒头，然后背着馒头来找我们。

母亲问父亲：“脸上怎么有伤？”

父亲还是说：“我自己不小心摔伤了。”

我们一家三口拉着架子车，一步一挪地回到家中。

回到家中，已经到了中午。

这一天，是大年初一。

大年初一，没有鞭炮，没有猪肉，没有豆腐，没有红对联，没有新衣服……

很多年过后，我还会想起我上小学四年级的这个大年初一。

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过了很多天，我才听到村里人说，父亲那晚是这样受伤的。

那天晚上，父亲担心我受冷，就去附近村庄的打麦场拔麦秸草。

麦秸草，就是碾场后，被碾扁的小麦杆。

麦秸草铺在身下，就能够暖和。

那时候，是大集体经历，村庄的一草一木都是生产队的。

生产队的任何东西都不能动，否则就会当成破坏分子。

挖社会主义墙根，薅社会主义羊毛……任何东西都是社会主义的。

父亲在打麦场拔麦秸秆的时候，被村庄的人发现了。

他们啸聚而来，对着父亲拳打脚踢，把陌生的父亲当成了流窜犯。

如果不是流窜犯，为什么大年夜的还在外头不回家？

流窜犯，就是犯罪逃脱的人，或者害怕受到专政的反革命分子。

无论父亲如何解释都不顶用，他们把贫穷的愤怒和种种不如意，都发泄在父亲身上。

父亲被打得头破血流。

后来，父亲想起了我们村庄有一个女子嫁到了这个村庄，就说了那个女子的名字。

那个女子前来相认，父亲这才摆脱了嫌疑。

小时候，父亲总是督促我好好学习，让我一定要考出去。

父亲说：成为国家的人，就啥都不怕了。

后来，我初中毕业，早早上了师范学校。

因为，当时家里实在供不起我上高中了。

师范学校毕业后，我又考上大学，吃的是商品粮，身份是国家干部。

那时候，我是教师，教师的身份也是国家干部。

父亲一直把我当成了他的骄傲。

父亲在世的时候总是说：“我娃考学工作，啥都没有让我操心，我给人都没有送过一根烟。”

在贫穷的农村，一个父亲最大的愿望，就是孩子能有出息。

孩子有出息了，他这一辈子的苦就算熬出头了。

上小学三年级的大年夜，父亲被人打了。

父亲一直没有告诉我这件事。

我参加工作后，专门去了那座村庄，专门问了我们村嫁到那座村庄的那个女子。

她说：“这是真事，村子里的人都把你爹当成了坏人……你爹这一辈子，受了一辈子苦，太不容易了。”

我含泪离开了。

古人说：人生最大的遗憾是，子欲孝而父不在。

现在，我想给父亲尽孝，而父亲已经离开了我20年。

我无可奈何。

我只能把对父亲所有的感激和愧疚，都倾注在孩子身上。

所以，我从来不打孩子，也不骂孩子。

我们活得都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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