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一派｜江南水乡无水喝：说说桐乡县城的几次“水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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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题目貌似涉嫌标题党，江南水乡，河网密布，最不缺的就是水，怎么会无水喝。
江南水乡无水喝，这绝非耸人听闻。
水是生命之源，这是幼儿园小朋友都知道的话。敝邑地处浙北平原，京杭大运河斜惯全境，境内大小河流密布，水量丰富，哪会有缺水之虞。江南水乡闹“水荒”，一般人都不会相信。
但桐乡历史上确实发生了几次颇具影响的“水荒”事件，有的是历史记载，有的是亲身经历，下面为你细细说来。
解放前，县城居民普遍吃河里水，那个时候河水清澈见底，也没有啥污染源，居民家中均有水缸，大缸可放7担水，小缸可贮3担水，用明矾沉淀后水变得清澈透明。
余生也晚，错过了发生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那次著名的“大旱”。要是生活在那个年代，必定第一时间拍照片晒朋友圈。
小时候经常听上了年纪的老人说，民国廿三年，桐乡大旱，大小河流断流，居民吃水十分困难。
敝邑有个叫戴光荣的有心人，在他的手稿《桐乡县志大事记》中就记载了这次著名的大旱：农历四月起，黄梅不发，久晴不雨，河流尽涸，河底龟裂可行人。居民吃、用水，全赖云龙阁大井和祁家漾二处。
戴先生提到的云龙阁大井，即位于今云龙阁大楼往西50米、县前街的北侧。民国14年（1925年），桐乡知县邹可权（河南人）发起开凿这口大井，深百余米，为桐乡历史上第一口深井。令邹知县没想到的是，9年后，这口大井成了县城居民的救命井。
另一处有水可取的祁家漾，在清光绪《桐乡县城图》上可找到，据推算，祁家漾的位置大约在今康泾塘与北港河的交汇处。
其实那年不光桐乡大旱，这场空前绝后的大旱袭击了整个杭嘉湖平原。据运河杭州拱宸桥水文站文字记载，1934年8月9日，最低水位-0.17米。
那年夏天，郁达夫刚携家眷从上海迁居杭州。在《避暑地日记》中，他这样“吐槽”杭州的天气：“7月6日，星期五。自前两星期起，杭州日在火炎酷热之中。水银柱升至百零五、六度以上，路上柏油熔化，中暑而死者，日有七八人。河水、井水干涸，晚上非至午夜过后，晨之两点，方能略睡，床椅桌席，尽如热水壶。”
那么杭州人的“大水缸”西湖呢，有没有逃过这个厄运呢。在杭州任教职的夏承焘先生笔下，西湖“全湖十之八九”已经见底，可见旱情之严重！
这次大旱之所以让人刻骨铭心，心有余悸，全因其波及面之广、干旱程度之深而致，教训深刻，影响深远。
这是县城第一次水荒。第二次水荒发生在1977年七八月间的用水高峰期，因深井水出水量减少，水压下降，县城干部居民半夜排队等水。
直到当年12月，新建南门深井投入运行，水荒警报才告解除。
1977年的这次水荒还不算严重，2004年的那次水荒那才叫惊心动魄，至今让人无法忘怀。
2004年夏天，先是濮院用水告急，接着是桐乡市区，然后是屠甸。
三地20多万人用水告急。水乡，几乎到了无水可用的地步。
从三、四月份开始，桐乡的气候反常，持续高温，用水量剧增，这预示着往年六七月份开始的夏季用水高峰期已经提前到来。尽管水厂开足马力，超负荷运转，但仍然无济于事。
当时的窘况是这样的。因水压不足，4楼以上无水可用。濮院镇的水荒现象最严重，“底层水哗哗，二楼水滴嗒，三楼以上干巴巴”成了口头语。三楼的居民要等到晚上10点才有水，而5楼有水要等到凌晨3点钟。
刷牙没水，做饭没水，洗澡也没水，更别提洗衣、冲抽水马桶了。居民怨声载道，反响强烈，市长电话几乎被打爆了。
一场抗击“水荒”的保卫战打响了。
这场水荒，估计好多人还记忆犹新，虽然后来采取了“应急供水”、加快水厂扩建步伐及配套工程建设等措施，艰难度过了这次突如其来的水荒，但因为历史欠账的原因，比如水厂建设缺乏超前意识，供水紧张情况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短期行为，直接导致水荒的到来，教训极其惨痛。
桐乡，无山，无水库，惟一值得自豪的是著名的京杭大运河斜贯全境，境内河网密布，湖港交叉，小桥流水，枕河人家，典型的江南水乡。
前几年，“桐乡人喝杭州人的洗脚水，嘉兴人喝桐乡人的洗澡水”，这句话流行很广，虽然有点夸张，但话糙理不糙。你想，桐乡夹杂在大运河水系上下游中间，既要手忙脚乱应对上游来水，又要遭受来自下游的埋怨，两头不讨好，很尴尬，很委屈，很苦涩，也很无奈。
经济发展和环境恶化就好像是一对孪生兄弟，似乎是不可调和、水火不相容的矛盾。经济社会高速发展，随之而来的是环境污染，后者如影随附，不离不弃，这是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必须经历、不可避免的一个通病。
关键是谁治理早，治理及时，环境恶化就越早遏制；倘若治理滞后，欠账太多，就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石油危机之后的下一个危机是水危机。对上个世纪这句世纪名言我们曾经不以为然，甚至认为是危言耸听。
但事实证明，水危机真真切切已经降临。倘若再置若罔闻，我们将付出更大的代价，不仅无水可取，而且无水可引，甚至，无水可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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