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1920年代“非基”运动，有何盲区？

1920年代的中国处于一个各种思潮交汇又风云激荡的时代，从军阀混战到五卅惨案，从国共合作到北伐战争，一系列重大事件轮番上演，最终以蒋介石掌权南京国民政府结束。 

而从中国JH史的角度来看，1920年代也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在经过民国初期黄金十年的迅速发展后，进入1920年代又面对新一轮严峻挑战。这就是1922－1927年期间发生的“非基（督教JDJ）”运动。 

和19世纪屡屡发生的教案不同的是，这次“非基”运动有两个显著特点：第一，这一反教风潮的倡议者、参与者来自于接受了现代新式思想的文化知识界和青年学子，不同于之前那些故步自封、坐井观天的传统士大夫和乡绅。 

1922年，世界JDJ学生同盟(World Student Christian Federation)拟定于该年4月4日，借用北京清华学校召开第十一届年会。同年3月9日，上海青年学生针锋相对地成立了一个名为“非基督教学生同盟”的组织，通电反对这个年会在中国召开，并呼吁舆论支持。3月11日，北京学生响应上海的呼吁，进一步成立“反宗教大同盟”，蔡元培、胡适等文化界大佬予以响应和支持。这场声势浩大的“非基”运动就此拉开了帷幕。 

“非基”运动起初从讨论人生、科学和宗教问题等热门议题切入，参与讨论的知识分子极多，几乎囊括了所有当时有名的学者：胡适、陈独秀、张君勤、丁文江、粱启超、朱经农、张东荪、吴稚晖、蔡元培等知识界名流。其中只有少数肯定宗教的价值，而对于JDJ予以肯定的，几乎绝无仅有。而辛亥革命元勋蔡元培在一次演讲中甚至提出以“美育代替宗教”。 

第二，这些知识精英批判基督教的武器不再付诸中国传统文化视野下的华夷之辩（以天朝上国自居，盲目排外），而是采用了来自西方的近代新思潮及其工具，有自由主义、科学主义、怀疑主义、世俗主义、个人主义、功利主义、无政府主义、进化论、共产主义等。这些持不同政见和学说的知识分子，无论左派还是右翼，无论其思想有何千差万别，但是竟不约而同地攻击基督教。 

追根溯源，这些形形色色的主义思潮都可以追溯到西方18世纪的启蒙思想运动时代，其共同点是相信并追求理性至上、科学万能，并且以理性来审视和批判一切，视宗教（主要是针对JDJ）为社会“毒瘤”、精神“病态”，要进行彻底扫荡。 

比如，1922年3月21日，由李石曾、陈独秀、李大钊、汪精卫、朱执信、蔡元培、戴季陶、吴稚晖等为数77人的学者名流以成立“反宗教大同盟”的名义联署发表宣言通电全国，提出：“我们要为人类社会扫除宗教的毒害。我们深恶痛绝宗教之流毒于人类社会十倍于洪水猛兽。有宗教可无人类，有人类便无宗教。宗教与人类，不能两立。” 

所以，学者李文森(Joseph R．Levenson)曾就此指出：19世纪的中国人反对JDJ，是因为她与传统中国相违背(anti－traditional)；但20世纪的中国人之反教，却是指其与现代科学相冲突(anti－modern)。 

可是，这些知识精英所秉持的这些学说后来成为西方世界走向白左化的“精神武器”，可谓是因小失大，得不偿失。 

到了1924年， 随着国内民族主义和反帝情绪的进一步高涨，“非基”运动再次卷土重来，并且进入第二阶段，一些人对JDJ的批评，也越来越呈现出政治化的倾向，并贴上诸多标签。比如，有人把JDJ斥为帝国主义列强文化侵略的“工具”，是“麻醉中国人民的精神鸦片”，并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划等号。当时曾有报导某些城乡的信徒被人逮着，挂上“汉奸——洋人走狗”的牌子进行游行示众。 

十多年前曾有十位名校博士联名发布声明抵 制 圣 诞 节，其实也是这种逻辑的延续。这十博士认为“中国太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对西方文化并不了解，不懂圣诞节是什么意思，却一味盲从……”所以，他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呼喊“唤醒国人、抵御西方文化扩张”。 

之所以给一些人造成这种印象，很大程度上和这种历史次序有关，近代以来JDJ是跟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后边进入中华大地的，并且享受不平等条约赋予的诸多特权。因此，有些民族主义情结强烈的国人也就理所当然地把JDJ视为帝国主义进行文化侵略的“精神武器”，而传教士则被视为帝国主义的“帮凶”。 

可是，这种认知并不全面，因为率先接受近代化洗礼的西方列强基本上都是政教分离的国家，差会机构（及其差派出去的传教士）与西方列强的政府及商人公司之间并不一致，它们是互不隶属的，甚至还有观念和利益上的冲突。 

比如，马礼逊起初来华非常曲折，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轮船拒绝搭载马礼逊，马礼逊只得先跨越大西洋到美国，再转乘轮船横跨太平洋来华。我们都知道近代中英战争肇始于鸦片贸易，但恰恰是西方传教士为废止罪恶的鸦片贸易而奔走相告、殚精竭虑。 

而且，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历史资料被披露出来，人们也越来越多地看到当年那些来华传教士的另一面。他们甘愿抛弃本国优越的生活条件，来到中国偏远的山区、农村，进入到那些贫穷落后的人们中间，以巨大的爱心把毕生的精力奉献给中国无数的普通人，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永远长眠在中国。 

比如，就在1922年“非基”运动爆发前的1915年，在偏远的贵州苗族山区，一位叫柏格理的英国人死在了一个叫石门坎的地方。柏格理生前缔造了一个崭新的苗族世界，令世界刮目相看。在“非基”运动如火如荼进行的时候，另一位叫富能仁的英国人则深入到偏僻的云南怒江大峡谷，进入到世代贫积又饱受欺凌的傈僳族人中间，默默地服侍他们，最终也是极大地改变了这个边缘民族的面貌。 

最近东莞一医院年终总结大会上挂出一横幅，上面赫然写着：“手术室里全是钱”。这一标语刺痛了无数人。要知道在一百多年前中国最好的医院基本上都是传教士建的，他们也以实际行动诠释了何为“医者仁心”。他们做出的贡献留在了历史的长河中，是不能否认的。

所以，我们不能以民粹激情代替理智。只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我们就能探寻历史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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