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拥有生命的最高主权？——在“堕胎权”之争的背后
近日美国最高法院以5票支持、4票反对的结果推翻了49年前“罗诉韦德案”的有关判决，从而正式取缔了对女性所谓“堕胎权”的宪法保障，并把这一问题交由各州的法律自行决定。
最高法院在判决意见书称：“宪法没有赋予堕胎权；罗诉韦德案裁决被驳回；规范堕胎的权力还给了人民和他们选出的代表。”
据报道，截止目前，美国至少有13个州已经根据该裁决开始了禁止或严格限制堕胎法律的启动流程。而在其中一些州，禁止堕胎法律会立即生效。
不能不说，美国又迎来了一次不小的逆转。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川普任内任命的保守派大法官力量。
美国最高法院这一裁决在美国社会炸开了锅，再次引起有关“堕胎权”的巨大争议。美国多地爆发游行示威活动，对这一裁决予以抗议。
民主党总统拜登更是对这一裁决哀鸣不已，第一时间站出来讲话，不仅指控最高法院这一裁决“明确剥夺了对许多美国人来说至关重要的宪法权利”，而且还放出狠话，要采取一切“合法”的行政手段阻击这一裁决的落实，以“捍卫女性的生育权利”。
从自然法逻辑上看，拜登的讲话是自相矛盾的，既然他口口声称要“捍卫”女性的“生育权利”，那么赋予女性所谓的“堕胎权”，恰恰是背离、践踏了女性的“生育权利”。
因为生育是关乎一个新生命的诞生，而堕胎则是对这个新生命的扼杀。所以，生育权和堕胎权在本质上是对立的，是生与死的较量，是不可能并存的。
而且，把“堕胎”当做一种“权利”，本身也是一件很荒谬的事情，这就如同人可以拥有“权利”去杀人、去吸毒、去滥交……
虽然美国各地抗议声四起，但对于那些持守传统信仰价值、捍卫“生命权”的美国人来说，美国最高法院这次推翻“罗诉韦德案”的裁决，是对历史的纠错，而他们足足等了近五十年。
1973年，一位化名“罗伊”的美国女子在极端女权主义律师的支持下，为不能“合法”堕胎状告自己所在的德州检察官韦德，最后闹到美国最高法院，被判胜诉。
这场诉讼被很多美国人视为“第二次内战”，可见其影响之大，不仅在美国社会引起激烈争论，还在哲学和伦理道德领域引起激烈讨论。
但从实践来看，四十九年前“罗诉韦德案”判例不仅凭空捏造了一个“堕胎权”，还推翻了美国各州不允许随便堕胎的州立法，其结果是完全放开了堕胎。
在此之前只有在“强奸怀孕、孕妇生命有危险”等极端情况下堕胎才被允许，但“罗诉韦德案”判例出台后，堕胎可以随意、随时进行。这五十年来，在美国被人工引流的胎儿不计其数。
完全放开堕胎，进一步加剧了婚前同居、未婚先孕现象。因为在七八十年代的美国，很多青年男女无视传统婚姻家庭价值，未婚同居、未婚先孕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反正就算意外怀孕，都可以“合法”打掉这个“累赘”，继续过二人逍遥生活。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我读高二时看过一本《克林顿自传》，克林顿在书中透露，美国每年有上百万未婚妈妈。
但是，不是所有美国人都是这样的。也有不少持守传统信仰价值的美国人发起了“捍卫生命权”运动，用多种手段阻击这股社会逆流。
胎儿算不算生命？在他们的价值观里，胎儿当然是活生生的生命！因为他们笃信这样的教导：“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
既然胎儿也是活生生的生命，那么孕妇及其家属就可以随便处置吗？不能！因为胎儿的生命来自于那位至高者，儿女是他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
所以，随便堕胎，是对人类生命权的轻看和践踏，也是对 至 高者的藐视和悖逆。
在六七十年代的美国，各种放飞自我的世俗化思潮冲击着传统价值观，很多人信奉“我的身体我做主”、“我的子宫我做主”、“我的胎儿我做主” 这样的哲学，各种性解放、同性恋、婚前同居、未婚先孕的现象泛滥，把胎儿视为“累赘”，漠视胎儿的生命权，堕胎就是这种任性哲学结出的恶果。
美国这次废除并无宪法根据的“堕胎权”，还能走多远，拜登又会使出什么招数，让我们拭目以待，并且警醒守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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