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人间四月天——被误读的一句诗
梁启超家族，一门三院士，在外人看来，他们定是成功的，而且集荣耀于一身。可在他们自己看来，却不一定是这样。林徽因儿子梁从诫就说:"我们三代人都是失败者。"那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论断呢？
梁家三代人。
梁启超为拯救危难中的国家而奔走呼号；
梁思成为拯救面临消亡的传统城市建筑而奔走呼号；
梁从诫为拯救世间万物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而奔走呼号。
这种根植于梁家血液里的执着，正直和敢言，是一个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该有的样子。
这是一句被误读了快一百年的诗。
“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是燕在梁间呢喃，
——你是爱，是暖，是希望。
你是人间四月天！”
林徽因的这句话被多少文艺青年反复念诵，
电视剧本将这句话变成了一句情话。
然而实际上，这句话写的，
是林徽因的小儿子，梁从诫。
你一定知道林徽因，才貌双全，倾倒众生，在她身后，很难再找到一个能及得上她的成就和魅力的女性。
或许你也会知道梁思成，他父亲是中国近代史的开拓者梁启超，而他则是中国古建筑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者。
但你知道梁从诫吗？他是林徽因和梁思成的儿子，林徽因曾在他出生之时写下了“你是人间四月天”这样柔软的词句，但他却刚直执拗，在花甲之年投身环境保护，成了某些人眼中的最“不受欢迎”的人物。
梁从诫
他曾因为河床干涸的缘由，与一位北京市领导争执得面红耳赤，甚至直接当面斥责：“你这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也曾在500强财富论坛上对着台下一众经济巨头毫不客气地指出“这是中国，也是世界的灾难！”
还曾经跑到三亚的沙滩上捡了满满一袋的垃圾，在和当地官员吃饭的餐桌上，将垃圾放到他们面前质问。
在这个环境异常脆弱的国家，梁从诫无疑是个坚强而固执的存在。
一个四合院里，站满了民国时期最著名的学术泰斗
梁从诫出生在北总布胡同三号的四合院里，
“一条枯枝影，青烟色的细瘦，在午后的窗前拖过一笔画”
林徽因用这样的语句来形容自家的院子。
梁从诫的幼儿时代，
就在这样一个
枯枝影，青烟色，拖过一笔画的小院子里度过。
如果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
高晓松是可以看到的家世高华，
那梁从诫家的小院，就集中了你甚至无法想象到的，民国星空里最耀眼的光芒。
作为父母的好友，沈从文经常来北总布胡同做客，某次，梁从诫听到大人们说到《从文自传》，便好奇的问他的沈伯伯：什么是“自传”？
当时，穿着一身长衫的沈从文走到院子里，“霍”得一下把两臂张开，在原地转了起来。“这就是从文自传（自转）！”
林徽因与沈从文
除了沈从文，当时住在后院的金岳霖也是他们家的常客，梁从诫和姐姐梁再冰叫他“金爸”。
“金爸”会教他们姐弟他小时候学的儿歌：“鸡冠花，满院子开，大娘喝酒二娘筛”。
到了梁家两个皮孩子嘴里，就变成了“金爸爸，满院子开”。
从左至右分别是金岳霖、梁再冰、林徽因、费慰梅、费正清等
5年之后，“金爸”，沈从文和他们一起离开了北京，与之同行的还有周培源、陈岱孙、吴有训...
那一年的7月7日，是一个让所有中国人都刻骨铭心的日子，那一天，卢沟桥事件爆发。
梁家平静的生活也戛然而止。
林徽因说，不愿当亡国奴也，不想活在日本的旗帜下。于是在日军占领北平的前一晚，他们抛下了安逸的四合院，一家人老小奔赴了西南“大后方”。
林徽因给沈从文的信中写道：“由卢沟桥事变到现在，我们把中国所有的铁路都走了一遍，带着行李、小孩，奉着老母，由天津到长沙，共计上下舟车十六次，进出旅店十二次。”
但长沙也并不是一方安全的土地。林徽因曾在致费正清夫妇的信中这样写道：“炸弹就落在离我们住所的大门约十五码的地方。我们对于会被炸，毫无准备，事先也完全没发任何警报。轰炸时，我妈妈、两个孩子、思成和我都在家，两个孩子还在床上生着病。”
“谁也不知道我们怎么没被炸个血肉横飞的。”
当时的梁思成，在炸弹一次次掷下之时，在日军飞机的轰鸣声中停下脚步，用手搂住住了一家人，梁从诫后来回忆说“当时的父亲应该是做好了要死一起死的打算。”
但那颗距离他们极近的炸弹却奇迹般的没有爆炸。第二天，顶着五颜六色的碎玻璃碴子，林徽因带着两个孩子在瓦块中找能用的东西。梁从诫说，“她找餐具，我找积木”。
“我可以去向日本政府索赔，喊一声还我积木！”
“那时候我们的精神很富足”
从当时支离破碎的长沙奔波到昆明， 随着日军的不断轰炸，一家三口又从昆明城区迁到市郊，梁思成在村里一块借来的地皮上，用未烧制的土坯砖盖了三间小屋。
土坯墙，三合土地面，窗户上没有玻璃，取而代之的是脆弱的棉纸，外墙只有一层烂泥巴，这就是梁思成与林徽因两位建筑师一生中唯一为自己建造的房屋。
和家人在昆明
在辗转的这段时间，林徽因因为旅途的奔波而患上肺病，梁思成年轻时的车祸后遗症发作，脊椎疼到无法坐立，再加上两个稚嫩的孩子。梁家当时的处境，用“艰难”已经不足以描述。
林徽因曾用狄更斯笔下的难民自比，“我的两个孩子越来越像狄更斯笔下贫民窟里的难童，从诫腿上满是各种蚊虫叮咬的疤痕，看上去已经不像腿了。”
两腿长满了疥疮，因为买不起鞋，只能穿草鞋，脚被草鞋磨破了皮，就让父亲在煤油灯下剪下死皮。忍着剧痛的梁从诫一声不吭，让梁思成非常触动，连连夸他“好孩子”。
在梁从诫的回忆里，童年里父亲的形象，除了时不时被顽皮的自己气到，还有昏暗灯光下写书的影子。
梁思成
1942年，梁思成开始书写《中国建筑史》，梁从诫说：“那个时候他唯一的特权，就是有一盏煤油灯。他说这是人生的一大享受，听音乐，画佛像。”
在这盏煤油灯下，母亲给他读米开朗基罗，父亲教他画画，做玩具。
“那时候我们的精神很富足。”
一扇半开的门，一道透过的光
1946年7月31日，梁家终于结束逃亡生涯，回到了北平，梁思成和林徽因着手创立清华大学建筑系。
1950年后，梁从诫报考清华建筑系，因几分之差落榜。当时梁思成是清华建筑系的系主任，林徽因是建筑系一级教授。
系主任和一级教授的儿子，愣是没上成建筑系，改上了第二志愿清华历史系。
林徽因在清华任教期间
5年后，林徽因病逝，墓碑上围着一圈她自己亲手设计的汉白玉花圈。
曾经对着北京市委领导义愤填膺的说出：“你们现在拆真古董，将来盖的就是假古董。”
这个中国第一位女性建筑学家，终究在寒风凛冽的北京，在最后一堵庞大的古城墙倒塌之时，怆然离世。
病床上的林徽因
1972年，梁思成在北京去世。
为了保护古建筑，这个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攀爬过险仄难行的山道，从四处流窜的土匪中逃过命，在无数蝙蝠扇起的千年尘埃和无孔不入的臭虫堆中摸索着测量，考察龙门石窟，勘测应州塔和佛光寺。
哪怕是在昆明的煤油灯下，依旧心怀壮志的撰写着《中国建筑史》。却在北京大规模建新城之时心凉，当城墙推到，牌楼拆除，梁思成说，“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
这颗赤子之心最终还是郁郁而去。
林徽因和梁思成在考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途中
而他们的儿子梁从诫，从清华毕业后考上了北大历史系的研究生，随后前往云南任教。
60年代中期，“文革”爆发，顶着“梁家”的门楣，他被人们称呼为“梁三子”。1969年，作为重点革命对象，他被下放到江西“五七干校”进行劳动改造，在那里，他学会了犁地，焊接，开拖拉机。
在农场的梁从诫
1976年，文革结束，78年，梁从诫回京，在大百科出版社工作，多次为美国大百科全书访华团进行翻译。当时负责筹办的编辑们大多都是从“文革”中刚刚解放出来的老学者，手下是中国第一部现代百科全书，他们将之看做一项值得为其献出终身心血的事业：“待收拾旧山河。”
80年代后期，梁从诫辞去公职，在“文化书院”担任导师，并在工作之余，主编了《知识分子》杂志。
在杂志的前言，梁从诫写道“有人把知识分子誉为社会的栋梁，大脑等等，我们却宁可对他的局限性保持一点自知之明。”
《知识分子》的封面是永远不会改的，一扇半开着的门，门外有一道光透过。
梁从诫将这个封面拓成了挂画，挂在了自家客厅的墙上。
“你给谁报道？”
“我自己”
就在“文化书院”担任导师的期间，他收到了一位环保学家的投稿，文章中指出：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为失去土地的农民提供了出路，但也成为了对后世影响巨大的分散的污染源。
从这一篇投稿开始，梁从诫看到了中国存在的巨大的环境污染隐患。
1993年，在“中国文化书院”下注册成立了“绿色文化分院”，这就是中国最早的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启动资金，是梁从诫向亲戚借的300元。
梁从诫与比尔·克林顿一同探讨保护滇金丝猴
夫人方晶是“自然之友”的第一个会员，而当时梁家在干面胡同里小小的客厅，就是“自然之友”的办公室。
当时的梁从诫，因为主动离开体制从而没有任何收入，家里的一切开销以及“自然之友”所需的花费，都依赖夫人方晶的一点点退休金。
属猴的梁从诫笑着说“别人嫁狗随狗，她是嫁猴养猴，狗养猴”。夫人在一旁被逗得直发笑“我属狗呀！”。
梁从诫与夫人
自然之友的第一次会议，在京西八里庄的一片荒地上举办，荒地上有个玲珑塔，当时的梁从诫和成员们发动朋友亲戚，一共聚集了82个人到场。
从这座破旧的古塔开始，60多岁的梁从诫带着这么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在环保的道路上摸索往前。
玲珑塔聚会
想要加入“自然之友”，有一个首要条件“真心实意，身体力行”。
在可可西里焚烧收缴的走私藏羚羊皮
名门之后，从那时开始，成了一个“不受人待见”的，在很多场合显得格格不入的怪老头子。
1999年，上海全球500强财富论坛，当各个经济巨头们侃侃而谈的描述着自己心里的未来蓝图，梁从诫却铁青着脸。
“你们所津津乐道的‘世界工厂’实际上只是‘世界厨房’。用我们的原料做好饭菜，端上国际大餐桌，给我们剩下一堆鸡毛蒜皮烂骨头，还有烟熏火燎的污染！”
他问企业家们“你们想过承担什么责任没有？”
在川西一个小县城里，他指着前来敬酒的县长，放大嗓门呵斥：“这里的水跟酱油汤一样，你们还好意思喝酒！”
他在政协会议上“不合时宜”得提出要尽快建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
如今，这个诉求终成现实。
2015年环保法修订，自然之友获得环境公益诉讼主体资格，发起并获立案一共34起，结案11起。
在了解了藏羚羊和野牦牛的处境后，他到青海格尔木看望野牦牛队的队员。一群不善言辞的康巴汉子，抱着梁从诫哭。他们受尽了千辛万苦，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终于有个人从远方过来，理解他们，支持他们。
回到北京后，梁从诫写了篇文章发表在报刊上。
文章的最后有这么一句疑问：“可可西里、藏羚羊、牦牛队啊，我们深爱着你们，但我们还能为你们做什么？”
地脏了，总得有人扫吧
自然之友刚成立的时候，每天都会有各种访客带着各种污染问题上门求助，来自全国各地的投诉信也会落在梁从诫的桌上。一开始，他每一封都会回信，但是到后来，他慢慢不回信了。“我不知道说什么”
他的话越来越少，话语中渐渐开始多了些孤寂。
2002年左右，梁从诫对自然之友的理事梁晓燕说：“我们开始来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是因为我们知道的很少，我们不知道这个领域到底有多糟糕。”
“但我们不忍啊，心有不忍，就想去做点什么。”
可是做了之后，知道了更多，看到了更多。就如同一块疤痕下面是已经溃烂到骨髓的剧毒，可偏偏大家都以为这块疤好了，毒素就盖上了。
人们无动于衷，可他无法无动于衷。
“梁家三代生于斯、长于斯，这块土地养育了我们，我们只能为这个社会、为这块土地、为这个民族，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回报。”
“这个国家是我们的，地脏了，总得有人扫吧。”
从花甲之年起，梁从诫为这个国家做了十几年的扫地工。
梁从诫和自然之友会员的合照
2010年10月28日，梁从诫在北京去世，
他用后半生为国家“扫地”，最终以树葬的形式，睡在了昌平十三陵的国际友谊林内。
梁先生家人将骨灰撒入小树周围的土地
墓碑是一块不规则的长圆形石头，
上书“自然之友梁从诫”，哀乐是他早就和夫人商量好的《送别》。
那年，他78岁。
他曾为自己设想了自己告别人世的方式——不要穿鞋袜，要光着两只脚，脚底，画两个笑脸。
68岁时，他以自然之友的身份四处奔波呼号，试图唤醒人们的环保意识。
58岁时，他看到了土地，资源，人口三者间的矛盾，开始为中国的环境问题而忧心。
48岁时，他在《知识分子》杂志里说：知识分子是有局限性的。
38岁时，他被下放到江西某个“五七干校”犁地耕田。
28岁时，他是云南大学的历史系教授，当时的人们都以为他必将成为一个历史学家。
18岁时，他因几分之差，未能考入父母所在的清华大学建筑系，转投入历史系学习。
8岁时，他在昆明一间用土坯砖盖成的小屋里，听着母亲给他读《猎人笔记》。
位卑不敢忘忧国，善其身，更兼天下，梁家的三代，都用一生来做了一件看上去无法成功的事，启蒙。而这种悲壮的坚持，或许才是一个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骨子里该有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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