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园vs圣母院

巴黎圣母院的大火发生后，在中文世界的互联网上，不少同胞都联想到了“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那段历史。

我们不想简单地指责、站队或反驳，在激烈的情绪背后，再次去了解这一段历史，重新去思考当下的事件，我们才有可能看清表象背后，为何我们仍需要一种属于人类的更大的共情。

4月16日晚，圆明园遗址公园通过官方微博发布《文明 不能承受之殇》。

灾难背后

止步于键盘的“义愤”？

大火中的巴黎圣母院，塔尖折断的一瞬间。

按理来说，既然本国的文明瑰宝也遭受过如此灾劫，就应当更会对同是文明瑰宝的巴黎圣母院的遭际感同身受。但遗憾的是，这种声音却喊出的是“无法同情”。并且理由显得相当义愤填膺：

当年英法联军烧毁了我们的圆明园，所以今天巴黎圣母院被烧毁是天理循环，一报还一报。

一些更激进的声音甚至对巴黎圣母院的火灾大声喝彩，意犹未尽：

“当年侵略中国的是八国联军，现在还有七国，一个个等着吧！”

这种幸灾乐祸的喝彩，着实让人不寒而栗，幸而这些声音从未突破网络留言成为现实，不然英国的西敏寺、德国的无忧宫、俄罗斯的克里姆林宫和日本的东大寺等等享誉世界的文明瑰宝，都难逃报仇心切的激进分子辣手荼毒。

不得不说，纵观历史，中国人在毁灭宫殿上的才能可谓出类拔萃，从项羽一把火烧掉的阿房宫，到被黄巢蹂躏的大明宫，再到金人铁蹄下化作刍牧的东京汴梁皇宫和如今只剩一片地基的南京明故宫遗址，乃至被砸成两段的孔子墓碑，考虑到国人对自己的文明瑰宝尚能下此狠手，那么这种幸灾乐祸的喝彩倘使付诸实践，恐怕整个西方文明的瑰宝都不够当复仇烈火的柴禾。

当然，这只是一种最极端的情况。对绝大多数幸灾乐祸的人来说，巴黎圣母院的火灾不过是发泄他们日常烦怨中无明业火的靶子而已——没有哪种宣泄仇恨的方式比对千里之外的一场火灾叫好喝彩更安全更于己无害，何况宣泄仇恨的理由还是距今足有一个半世纪的国耻记忆，更是又英雄又稳当。

毕竟，在现实中，发布这些义愤填膺言论的人，未必有烧掉一只LV包的勇气，他们的所谓“义愤”也仅止步于键盘而已。

“义愤”的背后往往是无力改变现实的怯懦与自怜，这种解释或许是对那些幸灾乐祸的言论最合适的回应。

但火烧圆明园这个历史概念却一次又一次地与巴黎圣母院的火灾相提并论，并且成为网络上热议的焦点，这种现象背后的集体心态却值得认真思考：

为何巴黎圣母院的火灾会以复仇的方式引出火烧圆明园的记忆？

为何他们选择的不是对人类文明遭受灾难的同情，而是仇恨与报复？

他们真的了解进行类比的两个对象巴黎圣母院与圆明园在历史上的真正价值和意义吗？

在翻看这些网络言论时，有一段看似理性的话特别值得深思。这句话在开头部分对巴黎圣母院的火灾表示深切同情，因为中国的文明瑰宝也遭受过同样的灾难。但接下来又提醒读者，不要忘记159年前圆明园之难时，中国人的“独自痛心”。

比起前面列举的那些激进的言论，这段话显得平心静气，只是巧妙地点出人们在同情心上的不公不平——159年前火烧圆明园的灾难只有中国人独自痛心，而如今巴黎圣母院的火灾却引起全世界悲恸——从而激起读者胸中的不平之气。

但这句话确实有意无意地说对了一点：

在历史上，对当时的人来说，巴黎圣母院和圆明园确实唤起的是截然不同的情感。

巴黎圣母院与圆明园

人民的圣堂与帝王的私园

雨果在《巴黎圣母院》总结：

“它像巨人时代的遗迹，像埃及金字塔和印度高大的佛塔那样，标明建筑艺术最伟大的作品，主要不是个人的创造，而是社会的创造，主要不是天才人物的灵感，而是民众劳动的成果。最伟大的建筑，是民族留下的财富，是世世代代的积淀，是人类社会不断升华的结晶，总而言之，这是相叠的生成层。时间的每一浪潮都覆上一片冲击，每一种族都为大厦增添自己的一层，每个人都奉献一砖一石。这是海狸所为，蜜蜂所为，也是人类所为。”

法国作家雨果。

雨果抓住了巴黎圣母院最本质的一点：它是由一代代民众建造起的人民的圣堂。“时间是建筑师，人民是泥瓦匠”。

从一开始，巴黎圣母院就不仅仅是一座献给“我们的女士”圣母的神圣宫殿，而是一座面向所有人开放的世俗公共场所。

虔诚的信徒来这里寻求上帝的慰藉，向神甫忏悔自己的罪过。朝圣者和游客也可以在这里观赏到美轮美奂的雕塑和玻璃窗，瞻仰存放传说中耶稣基督荆冠的圣物箧。在百年战争中巴黎遭受包围的残酷岁月里，巴黎圣母院又成为一座避难所，庇护那些无辜市民免遭虎狼之师的荼毒。只要想象一下儿卡西莫多高呼“圣地！圣地！”将艾丝美拉达从虎口中救到圣母院中的情景，就可以理解教堂的避难权在乱世之中，对普通人来说有着何等珍贵的意义。

大火前，夜幕下的巴黎圣母院。

当然，巴黎圣母院对民众的意义不止于此，就像欧洲的许多教堂一样，巴黎圣母院前特意修建了广场，既是节庆日民众集会游行的场所，也是公共生活的中心。几个世纪以来，巴黎的所有道路都是从圣母院广场开始计算距离。巴黎的市民经由条条道路从四面八方汇聚到这里，在广场的市场上交易商品，在商铺里讨价还价。在这座神圣殿堂庇荫的角落里，甚至还提供满足肉欲的特殊服务，一位16世纪的瑞士医学生曾经不乏讽刺地写道：“大教堂是纵情声色的地点”，广场一角的格拉迪尼街是经过国王御笔批准的合法红灯区，莺歌浪语与教堂钟声交相呼应，虔敬与欲望在这里同时得到升华。

人们生活于兹，享乐于兹，也死于兹。由巴黎圣母院主教开设的主宫医院，在数个世纪中都是巴黎的中心医院，到17世纪，大约三分之一的巴黎人都在这所医院中去世。为这些亡者在临终行终傅礼的，正是圣母院和周边附属教堂的神甫们。而许多年前，也是他们为巴黎呱呱落地的婴儿施行洗礼。

巴黎圣母院也是知识的来源。享誉世界的巴黎大学，正是发端于巴黎圣母院的主教学校。巴黎圣母院也为这个蓬勃兴起的知识中心提供庇护，在中世纪严苛的宗教气氛中保障这里具有相当的学术自由。在这种热爱知性的气氛下，学生和教师组成了学术自治组织，最终在1215年获得了教皇英诺森三世颁布的特许状，承认大学在探求真理的领域拥有学术自由的特权，而这也成为了今天全世界大学中拥有学术研究自由的基础。

圣母院在八百年间已经用它的历史证明了自己在民众心目中不可或缺的地位。再历数它所见证的那些重大历史事件似乎已经显得有些多余：法国的民族英雄贞德在这里平反昭雪、启蒙运动的骄子卢梭将他的忏悔录手稿藏在了圣母院的主祭台之内，法国大革命的激进主义者在这里向理性女神顶礼膜拜，拿破仑在这里举行了辉煌的加冕仪式，将皇冠亲手戴到自己头上，从纳粹手中拯救法国的戴高乐也在万众的哀悼声中，在这里走完了他在尘世的最后一程。

《巴黎圣母院》电影剧照（1956）。

维克多·雨果《巴黎圣母院》卷首插图，1831年。

与之相比，提到圆明园，除了百年国耻的残垣断壁之外，能想到的恐怕就只有皇帝昔日在这里奢华的逸乐生活。你无法找到任何一部像《巴黎圣母院》那样以普通人作为主角的文学作品，唯一能让人想到的是荧幕上的甄嬛，以及她在后宫的争斗。

清代民众对圆明园的情感，自然很难说像巴黎民众对巴黎圣母院那样丰富亲切。对于这些生活在帝都北京的平头百姓，这座覆盖在西郊的庞大园林，是他们终生连想都不敢想的神秘存在。

特供帝王一家独自享用，与广大百姓毫不相关。相反，为了供养帝王在圆明园中的吃穿用度和这座皇家园林的踵事增华，还要从百姓头上榨取赋税来满足皇帝某个早晨突然产生的一个念头——譬如在园子中修建一座新的亭台楼阁，都所费不赀。不妨随意从档案中拈出一条用以证明。

1768年8月14日，内务府总管三和在给皇帝的奏折中，开列了将圆明园中的一幢小建筑“韶景轩”油饰彩画翻新所需各项银两，数字令人惊讶，“除出运渣土、清理地面实用现工未经估价外，按例约需工料银六千八百三十三两五钱二分七厘”。当想到一个中国普通农民来说，七两银子就是他一年的所得收入，皇帝在圆明园中毫不吝惜的巨额投入就更让人瞠目结舌。

即使是在圆明园中执役的太监，也不能随意在园林中活动。1744年，乾隆帝偶然看到一名太监倚在栏杆上休息，便勃然大怒，将其发落到总管太监处重责四十大板。

因此，挑明这一点尽管显得有些尴尬，但对生活在周围的普通百姓来说，圆明园遭到英法联军洗劫焚毁的那天，很可能是他们祖祖辈辈有生以来头一次见到这座皇家园林内部的情景。这座园林从肇建之初就与平头百姓毫无关涉，百姓自然也不会对它生出任何关切或是爱护的特殊情感。所以，当英法联军占领圆明园后，很快就见证了最荒诞的一幕：火烧劫掠这座美轮美奂的皇家园林不仅没有引起中国民众丝毫的悲伤哀恸之情，反而激起了他们趁火打劫的快意。

“一报还一报”

复仇、废墟与“国耻”的诞生

“下午，周围的屋宇有多处地方着起火来，我和两名军官前往视察，发现有中国人在放火，皇家御苑大门敞开，所有人显然都在趁火打劫，我为自己的后知后觉懊丧不已。”一名叫阿尔芒·吕西的法国军官在1860年10月7日写给家人的信中描述道。

几乎所有英法联军占领者的记述，都并不讳言自己参与了劫掠圆明园的事实。尽管抢劫纵火对自诩文明人的英法人士来说都是不齿之举。但当时，他们却相信自己这样做乃是复仇的正义之举。就像今天在网络高呼巴黎圣母院的火灾是对159年前火烧圆明园的一报还一报的网民一样，英法联军将自己火烧劫掠圆明园的行为同样解释为一报还一报。

这是清廷将谈判使节无理扣押拘禁和将战俘虐待致死的报应。进入北京的联军找到了之前被扣押的谈判使节巴夏里和威妥玛一行人，发现他们被打得遍体鳞伤，饿得奄奄一息，同时，他们还看到了十八具惨遭砍头的尸首，手脚捆绑，肢体残缺，证明他们生前遭受了残酷折磨。法国军官乔治·德·克鲁勒记录下了一名死里逃生的人质埃斯卡拉克的遭遇：

“当他再次见到欧洲同胞时，双眼露出惊恐的表情，既说不出话，也认不得任何人。四名和他一起被俘的法国士兵也面目全非，当时，任谁看到他们，都会误将他当成跟在联军部队后面劫掠的那伙中国匪徒……他的手上原来被绳索捆住的地方有两道明显的伤口，马上就要溃烂了，由于绳子勒得太紧，皮肉已经脱落，双手和前臂的骨头都露了出来，再也无法正常活动了，手指也根本动弹不得。”

这还是最幸运的情况，其中三名英国俘虏在死前遭受的酷刑，尤其为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提供了正当的报复理由：

“为了让捆绑俘虏的绳子缚得更紧，每天都有人用凉水浸湿麻绳，待水分慢慢风干，绳子就会越来越紧，人质手腕上的伤也自然越来越重。俘虏们还活着的时候，伤口就已经生出蛆虫。受尽痛苦折磨的诺曼、波尔比和安德森在断气前身体已经严重腐烂，最终命丧黄泉。沮丧、瘦弱的波尔比最先断了气。强壮、坚韧的诺曼坚持了一段时间后，也死去了。临死前浑身伤口都已溃烂，爬满蛆虫。据说，他死前因承受不住痛苦，恳求身边一个锡克骑兵用牙齿咬开已经深陷肉里的绳索。骑兵答应了他的请求，帮他咬绳子。就在几乎咬断之际，被一个狱卒发现了。为了让他记住教训以后不再做类似事情，那狱卒竟用藤条将他活活抽死了。”

俘虏遭受的残忍虐待坐实了西方人对中国是野蛮酷刑帝国的成见。就像这位军官在回忆中所说的“对于中国人犯下的种种罪行，我们认为攻占皇宫给他们以严惩远远不足以平息我们心中的怒火。每个人心中都充满愤怒和恶毒的诅咒。很快，比我们无情的英军就把这些诅咒付诸行动了。”

画家周武发作品。来源：圆明园遗址公园官方微博

复仇势在必行，这一点英法双方都达成一致。但在复仇对象的选择上，双方却出现分歧。

法方表现出的态度更加强硬。法国公使葛罗男爵主张捣毁北京和紫禁城，在他看来，“摧毁圆明园这处没有设防的园林无助于复仇，因为此举对令我们深感悲哀的残暴事件于事无补。如果能在搬出档案后摧毁全部北京的皇宫，将比烧毁游乐宫更具有报复性”——所以，如果法国人的态度占了上风，那么我们今天哀恸的恐怕就不是圆明园而是紫禁城了。

但英方的额尔金却尽力说服葛罗男爵，报复的对象应该是中国的皇帝和他手下的官员，而不是无辜的北京百姓，所以烧毁没有无辜百姓而只是皇帝私人享受的圆明园，才是恰当的复仇之举。

另一位英国军官沃尔斯里对这套复仇理论解释得更加透彻：“烧毁圆明园是一个报复行动，也是鉴于当时的形势，希望通过此举达到所有的目的。当地百姓一直对我们很友善，他们对当政的朝廷也没什么感情。他们的统治者才应该为谋杀俘虏一事负责。但要求他们赔偿一大笔钱，这笔钱最终还是要转嫁到老百姓头上；要他们交出谋害俘虏的凶手，他们可能只会拿几个无辜的小官来顶罪，惩罚这些替罪羊是不公平的……烧毁皇帝最珍爱的住处是证明我们强大力量的最好方法，也会让中国的百姓明白，他们的君主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的观念是多么荒唐。”

在事后，额尔金写给葛罗男爵的信中宣称：“这不仅仅是复仇，更是正义之举，虽然提议由我提出，但我并不后悔。”

圆明园遗址。来源：圆明园遗址公园官方微博

无论事后怎样追悔，火烧圆明园的罪行却是无可挽回，也无可辩驳的。但之前提到的那段荒诞的插曲，就在此时奏响了。蒙托邦将军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相信我在前文已经提到过英法联军后面跟着一群强盗，我们朝他们开枪迫使他们远离我们的营地。越接近北京，强盗的数量就越多。这座大城市里的所有贱民都来了，还有很多穷人通过围墙的缺口闯进圆明园。他们抢劫了好几处地方，带走了大包小包的珠宝。我们的士兵发现了这群强盗之后。守住他们的出入口，截下了他们偷盗的宝物……这些中国人抢走宝贝后会把赃物卖给京城里的商人。部队离开这座城市之后，他们便会迫不及待地把所有宝贝以低价出手。因为他们害怕被人发现自己手里有这些皇家珍宝。不少中国官员趁机低价收购了很多艺术价值极高的珍品。”

蒙托邦将军的说辞听起来像是为手下贪婪劫掠圆明园的自我辩护。但许多中方的记录也证实了这一点。

恭亲王奕訢在奏疏中写道“嗣因夷兵退出，旋有匪徒乘势聚众抢掠，似此情形，令人切齿痛恨。”

王闿运在作于十年后的《圆明园词》小注中则称“夷人入京，遂至园宫，见陈设巨丽，相戒勿入，云恐以失物索偿也。乃夷人出，而贵族穷者倡率奸民，假夷为名，遂先纵火，夷人还而大掠矣”。等于是将纵火的罪魁归咎于居住在圆明园附近的百姓。

66年后，一位叫陈文波的历史学者访问到当年在圆明园充当清道夫的77岁老人陆纯元，这位亲历者的回忆，则证实了王闿运所云并非虚构：

“比闻上既往热河，自八月中秋之后，园内恐慌，往往彻夜出入，管园大臣亦不能统辖；至二十二日夜，英法兵即入园大掠。其实，当地人已先纵火焚掠，于是洋人继之。掠之所至，焚亦随之，至为惨淡。”

《火烧圆明园》电影海报。

看来忙于趁火打劫的百姓恐怕无暇感受悲哀和愤怒。唯一独自痛心的只有皇帝本人，闻听圆明园被焚毁的消息让他感到“曷胜愤怒”。但这并非是因为他因国耻而心怀义愤，而是因为“夷人”亵渎了他作为至高统治者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损毁了他心爱的私人园林，这是对他个人和皇室的羞辱，但皇帝的一家之仇，自然不能上升到国耻的地步。

而对那些趁火打劫或是冷眼旁观的百姓来说，指控他们麻木不仁或是品性恶劣同样是一种苛责。就像那位英国军官所说的那样，他们对当政朝廷没有什么感情，专制统治以天下为一家一姓的私产，它只培养顺从和忍耐，当侵略者来到时，专制统治下臣民的经验，只会驱使他们把对前朝的顺从移到新主子身上而已，如果可以的话，再借机为自己捞上一笔就更加快然自足了。

在这种思维下，即使看到相同的事物，也未必能发生联想，感同身受。1871年，一名叫张德彝的年轻官员作为特使随从前往法国。他很可能是第一个亲眼看到巴黎圣母院并将其记录下来的中国人。

此时巴黎刚刚经受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之战的双重蹂躏，兵燹焚余，处处残垣断壁。

考虑到此时距离英法联军入侵才不过十年之久，如果联想到火烧圆明园的惨剧，甚至高呼法国王宫遭受如此摧残，乃是一报还一报，似乎也很是正常。

但张德彝却丝毫未提及圆明园的只言片语，这种缺失足以证明一点，即使是在与皇帝关系匪浅的官员眼中，圆明园遭到焚毁，也已经成为了过去式。

《圆明园四十景图》之一，《正大光明》。

至少在有清一代，圆明园的毁灭只是一段往事。这片残垣断壁，除了少数文士会将其作为凭吊怀古的对象之外，几乎就被人遗忘了。对寻常百姓来说，虽说它已经失去了皇家园囿的神秘感，但仍然是一片不可随意履足的皇家禁地。即使是像李鸿章这样的当朝权贵，也因为私自前往圆明园废墟游览而遭到惩罚。可以说，圆明园是一片从记忆到现实中都被禁止的废墟。

真正将这片废墟从遗忘的深谷中打捞出来，并且赋予国耻象征意义，是20世纪以来的革命风潮。辛亥革命最重要的政治遗产之一，便是终结了数千年的帝王专制政体，让民众意识到朝廷与国家并不相等。

1901年，旨在宣扬革命思想的《国民报》的杂志在发刊文中写道：“中国之无国民也久矣，驯伏于二千年专制体制之下，习为佣役,习为奴隶。始而放弃人权，继而自忘其国土，终乃地割国危”。爱国的真正方式不是对朝廷的盲目顺从臣服，而是敢于起而反抗戕害这个国家的一切邪恶势力，无论是外来的侵略者还是统治这个国家的朝廷，它们对这个国家造成的损害，都是这个国家的耻辱。

国家的主体不是统治者围绕着它的统治集团，而是全体国民。国家既然不再是统治者的私产，那么昔日的皇家园林圆明园自然也不再仅仅是一座帝王私家园林，而是由民众共同所有的公共财产，它的状况以及经历的命运，自然也就成为了国家和民族历史中的一部分。由这个基点向前回溯，英法联军对圆明园的劫掠和焚毁就不仅仅是毁灭了一座皇家私人园林，而是一座属于全体国民的公共建筑。由此，火烧圆明园成为“国耻”才得以在理论上成立。

真正将圆明园抬上国耻象征地位的，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意识到自己才是这个国家主体的民众终于走上街头，为了捍卫属于国民的国家尊严而大声疾呼，昔日遭受列强欺凌侮辱的记忆也在此时被彻底赋予“国耻”的鲜明色彩。圆明园，作为列强侵略中被损毁的最著名的建筑物，也就自然上升为最能唤起国耻情感的象征物。1921年，意在告诫“凡我国民，各负兴亡责任”而出版的《中国近时外交史》中，将圆明园定义为”累代民力经营之处“，第一次引用国际陆战公法“国有财产不供战争用者，不得没收破坏”，指控英法联军“为此掠夺暴行，实与野蛮国之军队无异”。

1958年，雨果那封痛斥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行径的信件被译为中文，刊于当时各大院校历史专业指定阅读书籍《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中，成就了如今关于火烧圆明园尽人皆知的名言警句：“我们欧洲人是文明人，中国人在我们眼中是野蛮人。这就是文明对野蛮所干的事情”。

英法两个强盗的形象，在中国的国耻书写中，也被牢牢钉死。一如圆明园废墟的残垣断壁成为了每个中国人心头永远的痛一样，英法两国在159年前的战争中所扮演恶魔形象也成为了他们永远无法摆脱的原罪。就像一枚炸弹，只要任何与国耻有关的事物出现，都会点燃复仇的引信。

但在复仇的表象之下，那些最关键的事物反而被轻易忘却了。复仇心来自于国耻感，国耻则来自于民众对于身为国民的充分自觉。如果仅仅顺从复仇的怒火，却不能进行一个国民自觉理性的思考，那么为159年前帝王专享而平民不得一顾的圆明园报仇雪恨，叫嚣巴黎圣母院火灾是一报还一报的仇恨宣泄，又与当年英法联军以复仇为名焚烧劫掠圆明园的行径有何区别呢？不过是让自己同样沦为宣泄愤怒、毁坏文明瑰宝的野蛮者罢了。

而一个真正有责任感的国民，既然懂得珍惜自己国家的文明瑰宝，同样也会对人类文明的成果产生共情，尊重他国的文明瑰宝。如果直到今天，仍然不能懂得这个简单的道理，这恐怕才是真正的耻辱。

作者：李夏恩 编辑：走走、徐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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