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上海小姑娘打算花50000美金买婚拿绿卡

Original Annabel 不正常留学实验室

这是 不正常留学实验室 第 444 次吐槽世界

本文首发自 @忍冬自选集

在夏威夷的时候，我和Tinder上划到的男孩坐在海边看星星，我心想：这也太international了。

我是个拿着中国护照、口嗨美国绿卡的不折不扣的上海小姑娘，他是个在夏威夷的山下长大的菲律宾二代移民，八竿子打不着了两个人就这么碰上了。

上海和火奴鲁鲁隔着5000英里，火奴鲁鲁和芝加哥又隔着4000英里，一切又注定又巧合，一瞬间让我想到“世界公民”这个很宽很大的词。

我去查了一下，联合国对世界公民的定义是：

“世界公民行为没有局限，也没有地域差异，且超越传统的权利范围。他们的目标是捍卫人类尊严、促进社会责任感和国际团结，为此，宽容、包容和承认多样性是言行的主要特征。”

说实话，我不理解。

因为我脑子里的世界公民，就是“一群无论跑去哪里，管你是冬奥会还是柬埔寨，还是对乌克兰难民比对叙利亚难民友善300倍的欧洲，都会有人跪下来舔，都会过得舒舒服服的白人们”用来教唆第三世界的一个概念。

失眠的晚上，对比联合国的定义，觉得很不公平：

Asian Americans有自己的media，他们有Ocean Vuong，有Cathy Park Hong，African American有Bell Hooks，有Zora Neal Hurston，白人有数不清的人在Western canon（西方正典）里获得永生的诗人和小说家。

我呢？我只有这可怜巴巴的公众号，以及口嗨的精神绿卡。

上海这场疫情也让人知道，许多人连一个为自己发声的media都没有。

《北京人在纽约》

虽然我天天口嗨当个世界公民，也很佩服当年张爱玲跑得真的很是时候，但我很清楚，我当不了、也当不来世界公民。

我到死都是上海小姑娘，带着上海人那股“可以吃1000块的饭也不能开那包10块钱的餐巾纸”的心态算着美国餐厅的小费，碰到傻逼骂句“册那”，碰到究极傻逼骂一句“册那娘额比”，背着小市民最爱的Kate Spade的打折粉色tote四处游荡。

上海是一个束缚，只是我心甘情愿地被她绑着。

我觉得现在很多人急上海，都是干着急，而且很愤怒的人自己都不在上海。

转发互助还算正常，替老人发声也是应该的，但转发那种谩骂泄愤文，又不能变成菜送到真正在上海的人嘴里吃。

在社交网络上分享愤怒，像极了我的室友，垃圾满了的时候不倒垃圾，而是转头往墙上贴一张便条贴：Take out trash when full.

如果不能自己去倒垃圾，贴愤怒便条贴有什么用？垃圾桶还是满的。

上周，我像逃犯一样飞去Boston找Elaine，我们慢慢悠悠地在Brandeis那个建在小山丘上的校园里走着。

我低头看着自己小腿上那双从淘宝海运来的腿套，底下埋着马丁靴，鞋头的皮早就蹭没了。8厘米高的鞋跟在下坡路上走得磕磕碰碰，也不知道要带我去哪里。

我说：这事儿之后，我肯定不会生活在上海。

她说：对啊，绿卡和上海，你选一个。

我说：但我想死在上海。

她说：这就是极致浪漫。

Elaine让我去看《甜蜜蜜》。看完电影，我觉得我终于找到了为自己发声的media。

男主从天津去香港，又放弃在香港的一切去了纽约，学了粤语，学了英文。女主从广州去香港，从香港逃到纽约，想从大陆人变成香港人，想赚钱实现阶级跨越。

他们两个加起来大概就是我，以及许多留学在外的朋友的缩影：又有野心又怂，离家了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但其实也不想回家了。

出国前的最后一个礼拜，我和Elaine满上海跑，嗦着Charlie's的cheesesticks满嘴都是蛋黄酱，啃着Five Guys的汉堡满嘴流油。

我妈让我多在家吃几顿饭，去美国就没有中餐吃了。我大手一挥：你看我从小就是吃披萨长大的，怎么会想吃中餐呢？

但人在上海，我想不出“没有上海”是个什么样的语境，只有把我硬生生地从上海满地口香糖的路上剪切黏贴到满地大麻叶的芝加哥，我才一下子想通了。

当我抱着七年级我爸奖励我考进年级前10给我买的IKEA小粉猪，登上那班飞往芝加哥的航班时，我笃定地认为：我一定会回到上海的。

但含着泪和Elaine一起走在波士顿的风里，我觉得我其实再也回不去了，再也不敢把上海想成我永远的家了。

当时我并不明白，19岁以后的大部分人生，是没有爹妈给我兜底的，是没有吃不完的小馄饨的，是没有下楼就买得到能管我一天饱的粢饭团的。

上海的朋友们，你们多久没听过全家的开门音乐了？

和爹妈视频的时候，我发现我妈已经殖民了我的卧室，镜头里她胖胖的脸后，是小时候我爹为了让我开心刷成全粉色的墙。

其实我妈心里也清楚，以后卧室不会常回家住的。

哪里来的什么世界公民，不过是一群家里足够有钱送孩子出国，再让孩子在从印第安人手里抢来的美利坚土地上喊“我想吃上海小笼包”的pricks罢了。

《北京人在纽约》里的大李死了，到死都没拿到绿卡。朋友聚集在墓前流泪，王启明说：死在这里，他终于可以永远留在美国了。

很多人终于拿到了绿卡，突然就没有了目标，失去生活的热情，有的人把回国当退路，结果发现无路可退，没有得到优待，不过是芸芸众生。

“我变不成美国人，也早就忘了中国人是什么滋味儿了。”王启明说。

所以，移不移民重要吗？“吾心安处即吾乡”吗？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以后去哪里，哪里就必须是我家。

不然，我就没有家了。

- End -

Annabel

现在在无谓纠结

到底是死在夏威夷

还是死在上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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