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志龙日记：“我只讲我懂的事，我只强调教育的规律。”
8月25日
今天，有幸被博鳌教育论坛的邱钦伦主任翻了牌子，参加博鳌教育论坛新闻发布会暨教育新政研讨会。邱老师好会攒局，在座的是来自各个利益相关方的代表，但大多我都不认识。自从我“叛逃”国际教育圈之后，大多数校长论坛的邀请我都谢绝了，除了个别非常信任且同频的朋友，明知道我会讲什么还敢请我，并允许我讲些“踢馆”的话。
虽然现在我没有继续和校长们并肩战斗了，但我其实换了一个重要的角色，来支持校长的工作。对于想要改变的校长来说，我用正确的观念影响了家长，让家长们允许校长省出刷题刷分的时间，做些创新创造的事，我就是他们坚强的助攻伙伴。但对于那些只希望用孩子们的苦难，换来满墙荣誉的校长来说，我就是他们嫌厌的人了。
因为种种原因，和博鳌教育论坛几次擦肩而过，其实今天是第一次见邱老师，没想到他一见面就热情地拉着我的手，跟我聊他刚追完的《觉醒时代》，以及陈独秀的“新思想”。他说UNSCHOOL就是在培养具有未来思维的“新家长”，和他正在探索的“新职教”，都是在解决如何重构严重内卷的教育生态的问题，也是这个时代勇敢而珍贵的先行者。说得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顿时感到使命和责任无比重大。
当我听到“新职教”这三个字的时候，也感觉眼睛一亮。教育内卷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家都以为“赛道只有一条，标准只有一个，北大只有一所”，所以大家都争先恐后去挤那座独木桥。如果能通过重塑职业教育的口碑和品质，让家长们看清未来的就业趋势，用人单位看重的素养技能，才能更容易说服他们放下“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是过时的标准，放弃内卷的无谓努力和消耗，支持孩子们找到自己热爱且擅长的事。
秘书长王琳，直到开会前才告诉我，今天只有两位嘉宾正式发言。一位是德高望重的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副秘书长储朝晖老师，另一个就是已经丢掉了所有光（枷）环（锁），啥也不是的我。我本来是抱着来学习的态度，听听大家对双减政策的想法，突然被介绍成了分享专家，无比惶恐。但一直希望为教育反内卷发声的我，也从来不跟递到我面前的麦克风客气。
储老师研究教育一辈子，学问大。15分钟只讲三件事，历史，现在和未来。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国家教育，卢梭的人本教育，讲到以杜威为代表的美国进步主义教育，和1950年之后苏联教育。他认为，现在的学校教育没有资本支持和政府管理支持，而培训机构和学校一样只盯着分数。
他认为未来的15年内难以解决评价标准问题。我比他乐观些，就业形势在那放着，社会发展和用人单位需要怎样的人才，会倒逼评价工具的改变。他认为将来更多的人会成为独立教师，说这句话的时候，瞄了我一眼。额......好吧，那就也算我一个。
轮到我发言，因为只有15分钟，还没有PPT，我的语速好像是储老师的两倍速，噼里啪啦把我的观点都倒了出来，主要强调了内卷的祸害以及它背后的错误逻辑：
靠补课就能成绩好——过度学习会伤害孩子的内驱力
更努力就一定会赢——抢跑的结果不是领先，是出局
成绩好就能上大学——新高考和洋高考都在变，只有分数是肯定不够的
上大学就能有出息——透支了学习动力的孩子在大学里报复性的睡觉、打游戏
有学历就会有工作——门是敲开了，但手里只有半块砖头也没什么用
说到双减政策，我人生第一次做了一回小粉红。当然，如此一刀切的政策一定有矫枉过正之嫌，也免不了误伤无辜。但在双减的重拳之下，汹涌的内卷浪潮至少被狠狠地暂停了一下。后面会具体发生什么我不知道，但就政策本身而言，我觉得既然已经病入膏肓了，就得要下狠药。我甚至特别想知道，到底是哪位领导如此杀伐果断，如有机会，挺想跟他当面聊聊。
从大家的表达中，我隐隐猜到今天来的嘉宾，大概分成三类：损失惨重的遇难者、春风得利的获益者和唇亡齿寒的幸存者。此外极少数像我这种，无论风吹草动都宠辱不惊的旁观者。虽然UNSCHOOL也希望用商业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但我们这种连融资都不要，办公室也不租，商业模式都没跑通的创业，根本入不了资本创业家们的法眼。
既然是闭门圆桌讨论，我本来就希望尽力打破大人们通常开会时客客气气的局面，说一大堆没用的废话，于是我毫不隐晦地表达我“落井下石”的观点。我发言的时候，有人用力点头，有人狠狠摇头，甚至有人拍案而起，但也有人会后拉着我的手，说完全支持我的观点。看来，我的目的达到了。（此处先省略3000字，之后专门写出来）
有位我非常尊敬的前辈说：在钱老师眼里，就不应该有教育市场这个词。
我可没这么说。教育市场绝对可以有，而且也可以借助资本的力量。因为资本可以募集到更优秀的人才，投入更认真的研究，产出更符合人性的课程，让学生更爱上学习。如果创造了这么大的价值，自然值得合理甚至丰厚的回报。
但是，资本的天性是越做越大，绝不会见好就收，所以必须要强行控制它的规模。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连如此有情怀的俞敏洪老师都不得不长叹一声：“我不知道新东方上市是不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因为从敲钟的那天起，它已经不是我的新东方了。我得先对股东股民负责，而不是我的学生。”
想在教育市场里创业挣钱，可以，但一定要符合一个硬标准——尊重教育规律，兼顾市场规律。这不是我说的，是我的中学老师，世外教育集团的总校长徐俭老师，在我十年前回国，投身中国的民办教育时给我的12字告诫，我把它奉为铁律。
2017年，我的身价一度被炒到500万年薪的时候，那就是市场规律凌驾在教育规律之上的一个信号。于是，我就毅然离开了当时如日中天的国际教育圈。不是我觉得自己不值这个钱，而是校长就不该拿这个钱。拿了这500万，我要帮投资人赚多少钱，才说得过去？我们都不是圣人，就不要挑战人性。
可惜，冯老师没等我回应就走了。我特别能理解他的心情，我同意他对权力造成的不公平的批评，我也为他投资的素质教育机构受池鱼之殃而心怀惋惜。我更能理解那些拍案而起的企业家的心情，多少年心血付诸东流。谁血流不止的时候，还有心思冷静讨论？
有人批评我，觉得我说“这一千万人下岗，我没有很同情”这句话不厚道。但我现在还是这么想，这些人，尤其是那些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国家在他们身上投入那么多，希望能培养出国家的栋梁，他们却沦为教培公司的头牌，用读大学之前就有的应试技能，培养下一代考试机器，还举着母校的金字招牌，在路边招揽生意，他们不嫌丢人，我嫌。
很无奈，有个别老年人说话，既没有观点，也没有逻辑，扯东扯西，说着说着就说到自己的辉煌或苦难的历史，或他认识的某一个人的家长里短。无语之余，我狠狠地告诫自己，无论多大年纪，千万不能成为这样爹味十足的长辈，被年轻人嫌弃。
我不是很擅长辩论，我控制不大好我的情绪，很容易跟人杠上。一千万下岗的教培老师值得同情，难道近3个亿孩子的时间、健康、乃至生命就不让人心疼吗？反正我现在不担任任何职务，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所以谁都敢怼，谁的面子也不给，这些年也一定得罪了不少人。
别的事情我也不懂，什么市场的规则、资本的规则、大人的就业问题、鼓励生育的问题，我都不关心。我只讲我懂的事，我只强调教育的规律。在我的价值排序里，教育的规律高于一切，孩子的身心健康高于一切。
钱志龙
生于上海，保送北京大学，旅居美国九年，获双料硕士和南加州大学教育学博士。在中国和美国都当过大学老师和中小学校长。管过幼儿园，也带过研究生，做过最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书院式学堂掌门，做过理念最先进的创新学校督学，在中国最贵的一所国际学校做过校董，也在全免费的农工子弟职业学校做过一线教学。
以独立学者的身份拜访了十几个国家的300多所学校和机构，出版过9本书，在包括哈佛大学在内的国内外各大教育论坛上做了400多场演讲。2020年，发起UNSCHOOL，一个以家庭教育为起点的终身共学社区，通过赋能家长自我成长的方式改善孩子的生命状态，用无限游戏的思维反内卷，让教育回归生活，让学习真实自由。
钱志龙的一周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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