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矶崎新的三十年
筑波中心，1979-1983年
© Kochi Prefecture, Ishimoto Yasuhiro Photo Center
今年8月底，“矶崎新：形构间”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开幕，这也是自矶崎新在2022年底去世后在全球首次举办的大型回顾展。胡倩作为矶崎新长达三十年的合作伙伴为此次展览贡献出了许多珍贵的资料。同时，胡倩将她与矶崎新的故事口述于Numéro，还原了一代建筑大师最真实的一面。
矶崎新1931年出生于日本大分市，十四岁时，广岛原子弹爆炸，目睹眼前一片虚空，他开始思考如何重建城市家园；六十年代，他曾先锋性地提出“空中城市”的构想，尽管计划并未实现，但矶崎新仍以超越时代的全球视野，促进了东西方之间的交流对话；到八十年代，他又由凭借首个海外项目——洛杉矶当代博物馆一举成为国际建筑界的领军人物，其后上百个建筑项目，无不享誉国际。
矶崎新一生获奖无数，2019年，他身穿中式长衫领取普利兹克建筑奖，以表达对中国文化的敬意。今年8月底，“矶崎新：形构间”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开幕，这也是自矶崎新在2022年底去世后在全球首次举办的大型回顾展，据悉，此次展览内容包含矶崎新跨越建筑、绘画、装置、文学等多项领域的200余件作品，回溯了他在不同时期的思想轨迹与创作风格，而“形构间”源自英文“In Formation”，表现了矶崎新的思想与实践一直保持在“高度可变”的进程中，而非凝固的状态。
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矶崎新：形构间”展览现场
随着时间推移，矶崎新的开放性与预见性不仅让他的建筑实践应用于建造本身，也引领着后现代建筑思潮，值此机遇，Numéro得以与矶崎新+胡倩工作室的掌门人胡倩女士建立交谈——在与矶崎新共事的近三十年里，矶崎新不仅是胡倩的老板兼合伙人，于她而言更是伯乐与恩师，透过胡倩的叙事视角，或许我们能得以窥见矶崎新在生活中的真实一面，与此同时，也能从中了解在今时今日的语境下，城市森林中的人文建筑能够继续变化的潜能。
那个仅仅关怀人文与艺术的建筑时代已经彻底终结，现在我们迎来了新时代，站在这个新时代的起点上，我会继续向前。
-矶崎新
“你的家底是否殷实？”
——从1996到2004
“你的家底是否殷实？”这是矶崎新面试我时说的第一句话，他告诉我工作室付不了我那么多钱，能开出的工资只有市面上一半的价格。
在他说过的所有话里，这句让我印象最深。因为这话背后包含了很多，在他看来，做建筑需要有素养，你的金钱观决定了你日后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去面对诱惑，以及建筑师和建筑家不同，做建筑家有风险，风险在于你可能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赚不了钱。
但即使是这样，矶崎新工作室也非常难进。最早在早稻田大学读书的时候，我在270名学生里排名前十，当时的老师是矶崎新的“铁粉”，他们曾在一起共事，有时候会邀请老先生过来上一两堂课，96年底，矶崎新工作室需要中国建筑师的加入，那一年我刚好毕业，便加入实习，当时工作室参与了深圳文化中心的竞赛，我们全体都满怀热情地投入，可能在那个过程中我表现出吃苦耐劳的品质，最后竞赛中标我就留在矶崎新工作室。
胡倩与矶崎新，2018年4月摄于南山水质净化厂全地下改造方案研究及地上公共空间城市设计（中标方案）内部会议上。
从96年至今，我跟矶崎新工作室的缘分长达二十七年，刚开始我在日本工作室做的是一些辅助建筑的工作，比如翻译、联系、建筑画图，这样做了两三年后工作室开始接手一些中国项目，虽然当时我资历较浅，但因为工作室只有我一个中国人，加上老先生比较信任我，所以他直接让我成为中国项目的主领负责人。
而我的工作内容，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排除重重险阻，让项目落地实现。中国项目跟日本项目不一样，虽然大家都隶属东方国家，但日本接受西方那套现代主义建筑思想已经很长时间，中国当时的情况则不同，所以我们在跟国内的甲方沟通时要耗费更高的成本，我记得当时每天工作14~16个小时都是正常的，虽然很累，肩上的责任很重，但也积累了很多经验。
从1996年到2004年，中国的项目一直是由日本工作室遥控完成的，当时我回国主要是为了与业主交流，比如九间堂项目和深圳文化中心，到了2004年，因为喜马拉雅中心项目的规模太过巨大，所以矶崎新选择在上海设立工作室，那时候他也把我派到上海来主持，并安排东京工作室的一支核心队伍陪我一起来到上海。
看不见的城市
——提问建筑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在我36岁的时候就要代表矶崎新到处去游说，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在这里做了这么久，因为我觉得一件事情只要有意思，就能一直做下去。这些年来我始终很忠诚，从没想过为钱跳槽，作为矶崎新工作室的一员，能够把他有意思的想法为社会呈现出来比我自己做20个民宿都感到开心，为矶崎新工作的这些年，我觉得自己已经形成对建筑的一种大爱，不管这个过程有多么头破血流，只要最后对建筑是好的，我能忍受所有。
但对于矶崎新＋胡倩工作室而言，我们工作最大的难点在于坚持原创。在建筑行业中坚持原创性的困难在于：因为你是原创，社会面看不到，很多甲方看不懂，看懂的人不一定懂运营，懂运营的人不一定知道怎么做，最后就算做成了，这栋建筑也无法立即投入使用，它可能要等十年之后才能真正被应用起来。
群马县立近代美术馆，1971-1974年
© Kochi Prefecture, Ishimoto Yasuhiro Photo Center
建筑跟其他艺术形态最大的不同在于，建筑是实体，一旦做了就无法被抹除，所以在我看来，文化和人文始终是两码事，商业建筑的人文性体现在它能否挑战建筑的未来。
拿洛杉矶当代艺术博物馆举例，很多人觉得好，是因为它体现了人文角度的一种关怀。作为一个博物馆，它同时也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中心，所以我们最初的设想就是在建筑的四面八方做很多门，不过这样就立刻牵涉到安全问题以及展厅的运营，那就要去跟博物馆馆长沟通，看他们是否愿意配合你的创想做出调整——可以就能做，不能做就属于“未建成”。这种例子有很多，不能被支持的更多。（注：洛杉矶当代艺术博物馆建成于1986年，是矶崎新的第一个海外项目，建筑南北两侧采用金字塔造型作为采光天窗，西侧带有拱顶的建筑大门跨越了建筑的主体和中部，其间的人行动线采用漩涡状设计，建筑材料上使用印度红砂岩进行重组和调整。在该项目中，“黄金分割”与“阴阳哲学”概念贯穿始终，尽管这一设计在当时引起了地域争议，但随着时间推移，公众逐渐意识到作为城市的地标性建筑它如何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汇，以及矶崎新如何在建筑的全球性与本地化的矛盾中架构起平衡。）
另外，中国的建筑项目操作起来比其他国家更困难的原因也在于人文层面的发展，2004年我们国家的建筑行业到达风口状态，近二十年的时间内我们的确培养了大批建筑师，我们花了三四十年的时间，将西方两百年的道路走完，但于此同时我们的困境也在于：当我们重复去做世界上已经有的一些东西、并依此为目标的时候，这些产出便不值得稀奇；当我们开始想要做一些挑战未来性的建筑的时候，就会遇到跟日本和欧洲相同的状况——在城市快速发展扩张的环境下，这些建筑对于经济发展并不利好。这是理想和现实之间的矛盾，也是未来与现在之间的矛盾，而矶崎新是在这股矛盾中用力冲出来的，这是属于他的革命。
“矶崎新：形构间”展览用到的矶崎新建筑手稿
直到现在，我们在所有的建筑师甲方中都显得比较另类，我们做的很多项目都具备原创性和前瞻性，就算有的目前做不到，也留下很多值得被探讨的案例，哪怕以后被别人抄去，我们也觉得无所谓，其实这些年来矶崎新一直被抄袭，但他觉得没关系，因为他的信念是：我们还能往前走，我还可以有新的idea可以继续往前走。
棺材上的皇冠
——忆在矶崎新去世后
在过去三年里，矶崎新一直鲜少露面，那段时间他既没打疫苗，哪儿都不去，电话也不接，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虽然从外看，我们的工作室也已经渐渐转型成一个可以脱离矶崎新的指令而独立运营的工作室，但我们都知道矶崎新＋胡倩工作室永远无法脱离他的影响而存在。
矶崎新作为上一个时代的人，在他去世之后，我一直在想他留给我们的是什么——技术是最次要的，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他对于建筑的人文理想的持续推动，始终坚信建筑有建筑该承担的责任与使命。
“矶崎新：形构间”展览用到的矶崎新建筑手稿
他的思想永远跟别人不同。最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有在2011年东日本大震灾后，当时很多日本建筑师都前往灾区贡献力量，那时候矶崎新也是其中之一，但他说：“既然大家都在贡献硬件的力量，也不需要多我一个，我希望能给灾民们带来精神的庇护所。”所以他跟英国的雕塑家安尼诗·卡普合作设计了一个移动音乐厅，那也是全球首个充气式可移动剧场，后来在日本的地震灾区巡回演出。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觉得矶崎新不仅是建筑家，更是一位真正的文人。他始终保持高度可变，这份变化的能力源自他的持续不断的知识积累，以及从历史出发看未来的目光。他会去发掘每一块地的历史，会认真钻研在这块地上发生过什么事，接着从空间、光影、造型、艺术各个角度去衡量构造的思路，所以我觉得他能够保持变化的根源在于，对于一块地的考量他永远是从多维度去理解，而非纯粹的建筑视野。
另外，矶崎新对于中国的了解也是让我望尘莫及的。要知道，日本的文人们对于中国文化都很有情怀，矶崎新也同样，所以他会去学习中国的古典建筑，会去读梁思成的《图像中国建筑史》，会去了解佛教云云，会去翻中国历史中的伟人讲义，甚至也会去看中国最新的电视剧和电影，一直以来他对中国文化都表现出极大热忱，也是在他的影响下，我在做中国项目的时候也恶补了很多关于中国历史的知识。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2003-2008年
© Fu Xing Photo
2019年，矶崎新获得普利兹克建筑奖（以下简称普奖），很多媒体报道说他拒绝领奖，不愿去拿，但其实不是这样，他不是不愿意，只是自普奖建立之初，他便十分清楚这是一个关乎个人终身成就的奖项，所以当他在五六十岁就要被授予这份荣誉的时候，他觉得自己还不够，以及他不希望被这个奖项简单概括或束缚，所以普奖曾经找了他三次都被拒绝。
但到了18年，我和矶崎新当时的太太在商议过后重新整理了一份资料，背着他偷偷去投了这个奖项，到19年年初，他被选中，普奖组委会的人告知了我们，打电话问矶崎新是否同意来领奖，因为只有他同意，这个奖项才能被发表出去，于是我们打电话问矶崎新，他起初很震惊，但最后还是同意了，那一年他身体还处在健康状态。
不过，这也是很多人的疑问：为什么矶崎新在30年后终于愿意领取普利兹克建筑奖？
后来他告诉我们：“到了今天，你们授予我这份荣誉，我是可以接受的，因为这是最初设立这个奖项的初衷。今天我已经到了这个岁数（彼时矶崎新88岁），你们颁这个奖给我，相当于是镶嵌在棺材上的一颗皇冠，不过这个棺材，不止是我一人的棺材，也是时代的棺材——那个仅仅关怀人文与艺术的建筑时代已经彻底终结，现在我们迎来了新时代，站在这个新时代的起点上，我会继续向前。”
本篇出自Numéro China 2023秋季刊
撰文：王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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