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塞斯纽约大学演讲：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与私人研讨班
经济学历史上重要人物米塞斯所写奥派简史，中文版《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简史：米塞斯的视角》首次出版。经济学家毛寿龙、黄春兴作序，张维迎、王福重隆重推荐！
本书收录了米塞斯写的几乎所有关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历史背景的著作、演讲与文章。其内容包含奥地利学派的创始人介绍、当时所处的奥地利社会环境、奥地利学派思想与当时盛行学派的区别、奥地利学派思想对当时以及今后的重要影响等几大方面。
在书中，我们既可以全面探究奥地利学派的历史渊源，也能看出40余年来米塞斯思想的微妙变化，更能了解20世纪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环境的历史演变。
节选自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简史：米塞斯的视角》
按：该演讲发生在1962年5月2日的纽约大学教师俱乐部（New York University Faculty Club）。介绍米塞斯的是当时纽约大学工商管理研究生院的教授威廉·H. 彼得森（William H. Peterson）。听众席中，坐着时任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的社会和道德科学教授哈耶克。原标题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鉴于前文中有类似标题，为避免重复和与前文标题有所区别，以及与文章内容更贴合，故将标题做出改动。
1.什么是“奥地利学派”
人们在说起维也纳和奥地利的经济学时，通常会提到“奥地利学派”。许多人对此有所误解。他们认为，在维也纳经济学领域有一个专门的奥地利学派，一个像美国法律学派那样有组织的机构。实际上，与奥地利经济学联系在一起的术语“学派”指的是一种理论的流派，因而，这是一个理论术语。
“奥地利学派”最初是指其德国对手针对一小群奥地利经济学家的称呼。当它在19世纪80年代最初被用于反对这群经济学家时，它是被当作一个贬义词来使用的，带有一定的轻蔑意味。在这方面，它与另外两个奥地利团体（精神分析运动和逻辑实证主义的维也纳圈子）有着天壤之别（这两个团体的名称都是自己命名的）。这两个团体已经成为国际知名的科学团队。实际上，所谓逻辑实证主义者已经主导了盎格鲁-撒克逊各个大学的哲学教学（主要是在英国和美国，在法国则没有那么流行）。这三个团体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不怎么受奥地利官方学术机构的欢迎。
2.奥地利的私人讲师制度
欧洲大陆的所有大学都是国立大学。大学可以是私立机构这种想法，甚至让其中的大多数国家觉得不可思议。因此，大学是由政府管理的。但是，在这些大学和其他政府机构之间，又存在一个根本的区别，那就是教授们享有学术自由。
所有的政府雇员（政府官员）在履行其职责时都必须严格遵守其上级的忠告和命令。但是，尽管各个大学、技术院校和其他同级学校的老师是政府雇员，但他们没有上级，因此，他们享有学术自由。没有人有权以任何方式干涉他们的教学方式，即使是内阁成员在实行其指示方面的最高管理职责时也不例外。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在这些国家的政府不断流行的风气是，政府希望在整体上影响法学、经济科学、政治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教学。
现在的重要事实是，这三个团体（奥地利经济学学派、逻辑实证主义的维也纳学派和精神分析学派）有一个共同点。至少在战后这一时期，其学派的代表人物不是奉命教书的教授，而是私人讲师。私人讲师这一制度并不为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大学所知。这种讲师是被大学承认的私人教师，没有任何政府工资和津贴。实际上，私人讲师只有微不足道的权利，也就是接受由其学生所支付的费用。大多数私人讲师从他学生那里拿到的年薪折合成美元是5—10美元。因此，他们必须尽其所能另谋他生。至于我，则曾经担任奥地利政府商会的经济顾问。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一年多之前，我曾被允许在维也纳大学以私人讲师的身份开课。战争打断了我的教学。几年以后，当我从战场返回时，我发现许多年轻人对经济学研究兴趣满满，他们不仅想通过考试，而且想成为经济学家，并为这个领域的教学和研究发光发热。
3.我的研讨班学生
关于现代语言的学习，奥地利为学生在经济学和法律学习（它们在大学是一门被合并在一起的学科）方面所做的准备工作完全不能使人满意。在较低水平的奥地利文法学校（高中或专科院校），希腊语和拉丁语体系相当完善，但现代语言被忽视了。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欧洲其他国家，比如法国和德国。那些懂法语和英语的人都是自己私下学的——这在战争期间尤其不易。战争结束后，那些参加我研讨班（由我作为私人讲师开办）的年轻人，几乎完全不懂任何一门外语。弗里茨·马赫卢普（Fritz Machlup，他现在是美国最著名和规模最大的大学之一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就是其中一位。每次我俩见面，他都会告诉我：“您还记得吗？您当时给了我一张书单，我必须为研讨班准备一篇论文。而这个书单里的书几乎全部是英语书。”他当时沮丧地对我说：“可这些是英语书啊！”马赫卢普这么提醒我。然后，我回复道：“是啊！那就学英语吧。”
也正是那个时候，战争刚结束不久，我有了第一位美国学生。这位到达维也纳的美国学生不是以美国的普通公民身份，而是作为美国陆军中尉而来的。他是美国老上校的副官。以在维也纳所执行的任务来说，这位上校几乎无事做，因此他便有了很多空闲时间。他这位年轻助手更是无事可干，空闲时间也尤其充裕。他决定利用这些空闲时间，让自己之后回美国时可以带上他已经开始动笔的哈佛大学博士论文。在我的研讨班，他写了一篇关于奥地利直接税的论文。
在当时的美国，所得税是非常新的东西。而拥有100年所得税和公司税历史的奥地利，有着远比美国丰富的经验。因此，在税收方面，奥地利有许多值得美国人学习的地方。这位年轻人是约翰·范·西克勒（John Van Sickle），他在稍后的日子里成了一名著作等身的作家，现在则是沃巴什学院（Wabash College）的退休教授。
我在维也纳大学曾开设每周一次的两小时研讨班，但很快便发现时间似乎太短。研讨班的有些学生已经对经济问题有了非常坚实的知识基础，他们想要做深刻的研究工作。当然，其中也有一些初学者。于是，我很快就设立了一个私人研讨班。这种研讨班被德国、法国和奥地利的相关机构认为是一个教授所能做的最重要的工作。私人研讨班与大学实际上没有任何实务和法律上的联系，它仅仅是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允许教师定期地和学生聚会，以讨论经济学和历史问题。
我就这样开启了私人研讨班。现在，当我回首过去，我必须说，私人研讨班取得了成功。在这个班上，我见到了最早期的成员之一哈耶克教授。还有其他来自我这个研讨班的成员（他们现在正在这个国家教书）——哈佛大学的戈特弗里德·哈伯勒（Gottfried Haberler），普林斯顿大学的弗里茨·马赫卢普和奥斯卡·摩根斯坦恩（Oskar Morgenstern）。在马奎特大学（Marquette University），则有沃尔特·弗勒利希（Walter Froelich）。此外，还有一名女士，她就是哥伦比亚通识研究学院的教授伊尔丝·明茨博士（Dr. Ilse Mintz）。
我们讨论与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相关的一切问题，因为在我的私人研讨班上不仅仅有经济学家。很多学生对经济学没什么兴趣，而是对社会科学和人的行动科学的一般问题更感兴趣。其中一位是埃里克·沃格林（Eric Voegelin），他在巴吞鲁日（Baton rouge）的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做了20年教授，如今在德国的慕尼黑大学（University of Munich）担任哲学教授。在座的人也许知道沃格林的名字，因为他作为一位出版了几本哲学著作的作家而小有名气。还有两位在新学院（the New School）讲授社会学研究的教授，即阿尔弗雷德·舒茨博士（Dr. Alfred Schuz）和菲利克斯·考夫曼博士（Dr. Felix Kaufmann）。听到我研讨班的一名成员伊曼纽尔·温特尼茨博士（Dr. Emanuel Winternitz）过去和现在都在耶鲁大学教授艺术史，你们可能会觉得不可思议，但更难以置信的是温特尼茨博士是一名执业律师，他差不多是刚到美国就因其专长（一种处理绘画和音乐相互作用的特殊技能）被大都会博物馆（Metropolitan Museum）任命的。现在，他是大都会博物馆艺术部的头部人物。
有段时间，还有其他来维也纳的外国人参加我的研讨班。他们虽然来得不是那么规律，但也算是常客。我在此只列举其中几位。你们知道，我并不那么支持马克思主义以及与其相似的学说，因此你们可能会很诧异地听到其中的一名外国人正是休·盖茨克尔（Hugh Gaitakell），也就是英国工党的现任主席。还能让你们大吃一惊的另一位外国人是日本教授荒木神足（KotariAraki），他于轴心时期（The Axis）在柏林大学讲授日本经济学和轴心时期的经济问题。我想提及的另一位参加我研讨班的外国人是弗朗索瓦·贝胡（Francis Perroux），他现在是法兰西学院的经济学教授，是法国学术界最有名望的人物。当然，我没有提及的还有很多其他人。
4.研讨班学生的出国之路以及商业周期研究所
由于欧洲在那段时间的通货膨胀和经济条件，欧洲学生（尤其是奥地利的年轻人）的普遍问题是生存大计。正常的经济学研究对人们来说尤其困难，因为他们买不起教材，买不起其他图书，尤其是图书馆（甚至是官方图书馆）也没有资金购买它们。因此，给年轻人寻找出国机会的手段和方法就变成了重中之重。
我第一个因此而出国的学生就是哈耶克教授。纽约大学的杰出教授耶利米·詹克斯（Jeremiah Jenks）撰写了远东黄金兑换标准的重要著作。有人可能会说詹克斯就是以研究黄金兑换标准而闻名的经济学家。詹克斯之所以来到维也纳，是因为他想研究并撰写欧洲社会状况的书，于是我把哈耶克介绍给了他。之后，经过特殊的安排，哈耶克在纽约的某段时间成了詹克斯的秘书。这是件极其特殊的事例。詹克斯和哈耶克也都是极其特别的人。而要帮助其他人，则需要另寻方法。
一家美国机构在这方面做出了杰出的工作，它就是劳拉·斯佩尔曼基金会（Laura Spelman Foundation），其更响亮的名字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劳拉·斯佩尔曼是基金会创始人老洛克菲勒的夫人。这个基金会为欧洲学者在美国度过一两年时间提供了机会。这些学者如果愿意，就可以在美国上学，也可以拜访这个国家的不同地方。他们真的能从这种安排中获得巨大的益处。
在奥地利，代表这个基金会的人是一名历史学教授弗朗西斯·普里布拉姆（Francis Pribram）。普里布拉姆也接受了我推荐的经济学家。于是，在那段时间，戈特弗里德· 哈伯勒、奥斯卡·摩根斯坦恩、弗里茨·马赫卢普和其他几位前往美国，在基金会的赞助下在那里待了两年。正如你们所知，当他们回来时，我必须说，他们都成了“完美的”经济学家。我要提及的另一位受劳拉·斯佩尔曼基金会资助的学生是德国人威廉·勒普克（Wilhelm Roepke）教授。
另一件衍生自我的私人研讨班，以及我作为奥地利商会经济顾问所做的事情便是，商业周期研究所于1926年在奥地利成立了。这个研究所的第一任负责人又是哈耶克教授。当哈耶克于1931年离开维也纳前往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书时，现在的普林斯顿教授摩根斯坦恩接替了他的位置。尽管穿插了纳粹的“不愉快”经历，这个研究所依然存在于奥地利，虽然其名字已经不是商业周期研究所，而是一个更加一般性的机构名字“奥地利经济研究所”。
5.总结：非官方的学术交流与国际合作
让人感慨万千的是，我的这些学生于20世纪20年代在奥地利的各个大学学习，并立志走上一条科学研究的道路，从而为科学的发展作出贡献，但是我们看到，在那个时期的奥地利，经济学研究者凭借这种能力来谋生就是极其困难的，甚至连赚到足够工资的机会都渺茫。这些学生对此了然于心。他们不得不在其他领域谋求工作机会，因而只能在其空闲时间全身心地投入其真正的志趣（也就是经济学研究）。那时，他们并不知道奥地利会在1938年被纳粹德国吞并，他们中的许多人不得不在外国寻求教职，特别是在这里（美国），而且，他们也将在这里找到远比奥地利更加宽广的活动领域。
因此，我必须说，作为一名维也纳的经济学教授，我认为我工作真正的成功之处在于，我让许多天赋异禀、才华横溢的人找到了一条为科学研究奉献一生的道路。当然，这并不是因为我个人有什么优点。这种事情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这个国家的整体态度。这个国家接纳这些年轻的欧洲难民成为教师，根本不管他们不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也不管他们是在欧洲那种极其不同的环境中接受教育并长大成人的。这个国家也从我这些学生那里获益良多。当然，他们现在都获得了非常好的社会地位。作为这个国家的经济学老师，他们为美国的大学，也尤其为社会科学和经济学这个知识部门作出了贡献。许多人也在其他领域或者商业的各个分支机构（当然主要是在学术领域）工作。
今天，很多人都在讨论国家之间的国际合作与友谊。实际上，官方在这方面做得很少。相反，这个世界依然四分五裂、彼此敌对，这是十分不幸的。然而，在这个世界中发展起来的非官方的合作与友谊，却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与教学国际主义。实际上，今天在同一研究领域内各国之间所开展的这种国际合作，正是近年来最至关重要的发展之一。我们所有人都为此感到自豪，因为我们都为促进这种发展作出了微薄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