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过苦力、捡过破烂，年近半百成“外卖小哥”，出版三本诗集

这是《自拍》第427个口述故事

“来新单啦”。王计兵骑在电瓶车上读诗，总被这样的提醒声打断。

2002年初到昆山时，为了节省房租，他用旧木板在吴淞江上搭起了一间木屋，一家人挤在这个风雨飘摇的小屋勉力维生。每当暴风雨的天气，附近居民楼上总有人担心他们的安危，手电筒的光穿过密集的雨点，落在木屋上。“可能就是这样短短的一瞬间，会在别人心里留下永恒的印记。”

这星星点点的光也照进了王计兵的生命里。17年后，一家人已在昆山有了安定的生活，为了补贴家用，王计兵做起了外卖小哥。在一站和下一站的间隙，他用文字“拾荒”，把清洁工、绿化工人、农民工和自己都写在诗里。在他的笔下，绿化工人有着美丽的名字，张桃花，赵梨花，王桂花。“清晨，一个站在露水中心的人/在点名。每喊一声/一朵花就应声开了/点名人一声一声地喊/一会儿，就把一大片花朵/喊满了秋天”。

“外卖诗人”声名鹊起之后，王计兵相继出版了《赶时间的人》《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低处飞行》三本诗集。他半辈子泡在“吃苦耐劳”里，也乐于呈现身边这些再普通不过的角色，让他们像“小花小草”一样在笔下开放。可能没有那么璀璨，但就像是风雨夜中的那束灯光，让普通人能相互取暖，惺惺相惜。

以下是王计兵的自述：

我是王计兵，大家认识我，是因为“外卖诗人”。

12月28日，我发布了一条视频，总结我的2023。过去一年，我的生活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出版了自己的诗集，被央视新闻报道，做客很多个节目，获得了第五届徐州诗人节年度诗人奖，也成为了中国作家协会的一员。这些于我而言都是十分新鲜的体验。

我的诗集《赶时间的人》出版，2023年8月在成都举办新书分享会。

2023年10月25日，我受邀参加中美民间对话，与美国大卡车司机、畅销书作者Finn Murphy对谈。

我喜欢写东西。几十年来，这从来不是一件需要费力气才能去完成的事情。每当感到紧张、焦虑或者痛苦的时候，我就是想把它写出来，只有把它写出来，我才会觉得舒服。就像是有人抽了一辈子烟，有人喝了一辈子酒，写作于我而言是一样的，以前不过是一种不用花钱的爱好。

01

《父子》

我伸手抚摸坟地的荒草

模拟着父亲抚摸麦苗

这就是生活

有时学会一个动作

却要耗尽另一个人，一生的等待

1969年，我出生在江苏省邳州市官湖的大王庄村，上边有两个哥哥。我家很贫困，连吃饭都是问题。

2024年2月21号，我在我的老家邳州官湖大王庄村自拍。

父亲年轻时候出过一次严重的车祸，家里所有有营养的精粮都要留给我父亲。母亲和我们兄弟三个就是吃粗粮，有时候粗粮都不够吃，要在里边掺一些野菜的叶子。

我吃过最香的一顿饭，是在三年级。我生病发烧吃不下饭，下午出门时，母亲给我带了煎饼，我走在路上咬了一口，感觉这块煎饼怎么这么香，打开一看，原来母亲在红薯煎饼里边，竟然给我卷了一张小麦煎饼——那是体弱的父亲的“特供”。

因为营养不良，我的个子很小，身体一直很弱。小学时别人欺负我，长我三岁的二哥总会替我去“报仇”。等上了初中，二哥已经辍学了，我就失去了“保护伞”。一次放学，雪刚化，水沟里满是泥泞，一个调皮的孩子就欺负我，强迫我在沟里一直走不能上岸。当天晚上，我满身泥巴回到了家里。

十五岁时，别人家的小伙子已经能当一个成年的劳力，干比较重的体力活了，但母亲安排我去麦场上撵鸡。这让我很脸红，因为它是几岁的小孩子干的事情。般般件件被父亲看在眼里，他说“你这样到时候长大了肯定也不行”。

2018年，我重返故乡，拍下了村里的旧貌。

一次父亲在广播里听到一个武校的招生广告，声称“文武兼修”，一边上学一边学武术。父亲很多重活儿都干不了，他不希望我像他一样，决定把我送到那里。我到了才知道，那儿只小学有文化课，初中生就是每天跑步，跟着教练学6个小时武术。

我给父亲写信说明了情况。几天后，他火急火燎地来了。我从一年级起就是三好学生，他是指望我考大学的，这样肯定不行。但不清楚校长和教练是怎么说服了父亲，头天晚上三人一起去吃饭，第二天父亲就悄悄回家了，走的时候都没告诉我。

重返故乡，这是故乡如今的家。

一次武术指导柯受良来我们学校参观，之后我想，这未必不是一条出路。我的身体确实在这一段时间得到了锻炼。校长有时还唆使我们出去打架，认为是习武之人嘛，用这种方式来检验成果。

17岁那年，我最后一次去学校，但家里实在拿不出学费。当时我二哥已经开始做一些小买卖，卖两分钱、五分钱的冰棍，攒了十几块钱。父亲硬是从他口袋里把钱掏出来，最后统统给我，二哥没忍住哭了。

2018年10月，永失吾父，痛彻心扉。

当年冬天回来，二哥已经谈婚论嫁了。娶媳妇要建房子，听说打工一年能挣2000块钱，可能对二哥有一些补偿心理，再加上家里情况确实困难，我就突然插话，说不行我和二哥一起去打工，多赚一点。父亲沉默了一会儿，也就默许了。

在沈阳的工地，我保持着武校的习惯，每天一早出去跑步。一起打工的都是三十多岁的人，他们晚上就聚在一起打牌。我性格内向，也不喜欢那些东西，觉得融不进去，晚上就一个人跑去公园玩。

公园树林旁边正好有个租书的摊。我不舍得花钱，就每天在摊子上看。看了很多杂志上的故事和小说，看了一部分古龙和金庸。经常遇到的情况是，看到一半，第二天再来书就被借走了。像《七剑下天山》有好几本，我最终在旧书摊上四处搜罗，花了7年时间才全看完。

三十多年后，我成为“书香邳州”推广大使。

故事没看完，总有一种恋恋不舍，心里会一直挂念。一次看一个西班牙作家写的武侠小说，恶人正要欺负一对母女，没来得及继续，第二天书被借走了。我就想象了后面的剧情，“草帽大侠从后背抽出双剑”，使了白鹤亮翅、海底捞月几个动作打败恶人。等我再次看这本书的时候，发现竟然和我写的差不多！这大大激发了我对故事、对文学的兴趣。

次年我回到家乡，和父亲一起捞沙。一车河沙3块钱，每天能捞3车，就是9块。身体上是很疲累的，因为长时间泡在河里，手脚都会渗血，一天下来就想躺着不动。但我的精神很自由。一个月去一次县城，每次去的时候我就拿9块钱和一个尿素袋，这样就能背回来满满一袋子的旧书。

2001年，我在家乡的邳州大桥前的留影。

长期沉浸在一袋又一袋的文字里边，我萌发出一种冲动，我也可以写。1991年，我开始寄出自己写的故事，都是两三千字的微型小说，到了第二年，很快就发表了十多篇小说。最长的一篇是以我父亲为原型，文章共5000多字。

我一心想着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甚至幻想过因为小说发表一夜成名的场景。打着帮父亲看桃树林的借口，捞沙之余，我就躲在棚屋里创作长篇小说。那是我一个人的世界，我几乎全身心投入到里边去，时常不自觉地大喊大叫。最严重的时候，因为营养不良，我一天之内晕倒三次，家人反复把我送进医院。

虚拟和现实在我眼里几乎没有界限。笔下的人物丧亲，为了体验他的心境，我一袭白衣出现在了村子里。父母尚在，我竟然“披麻戴孝”，这彻底激怒了父亲。等我返回桃林时，发现遮身的棚屋不见了，二十万字的手稿也不见踪影。我问父亲，他只说不知，直到在新鲜的土堆下看到了被焚烧的稿件残骸。

我为此和父亲冷战了两个月，我觉得既然你连我说话的权力都剥夺了，那我索性就不说话。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无法原谅他。

02

《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

邻居送来的旧沙发

让妻子兴高采烈

她一面手舞足蹈地计划着

给沙发搭配一个恰当的茶几

一面用一本一本的书垫住

一条断掉的沙发腿 

虽然和父亲闹僵，但我还是保持读书的习惯，每天在沂河捞沙时，会带一本书放在船头，休息的时候，就看看书。然后，我的爱人出现了。

这个春天，今日头条推出了《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系列微纪录片，我参与了拍摄。纪录片与我的诗同名。

某种程度上，是我的爱人带我走出了那一场阴霾。在我的生命中，她是一个拯救者的角色，让你感觉世界上所有的阴云一扫而光，阳光普照，整个世界都亮堂了起来。对于当时尚年轻的我来说，遇到爱情，实在是整个人生中最精彩的事情。

让妻子兴高采烈的就是这套红色沙发，我们用了很多年。

她就住在河的对岸，每天要过到河这边干活。我摇着船在河上捞沙，帮忙把他们渡过河，这比他们绕行坐摆渡船要方便很多。一来二去，他们每次都走到我的方位，我也就每次都帮忙渡他们过河。

坐船时，我爱人常翻我的书，后来开始借书看，看完了就换下一本。突然有一天，我在她还的书里发现一张纸条，其实就是她手抄了书里的内容。但我当时会错意了，觉得她肯定是对我有好感，一定是要借此表达什么。等再借她书的时候，我也在书里夹了纸条。之后每次借书还书，我们都要先找纸条，交换次数多了，纸条里的用词也越来越大胆。

有一次她过来赶集，折返时天黑了，所有的船都停了，冬天的水面还结了一层薄薄的冰。船上没留船槁没办法划，我就让她坐上船，自己则淌在河里，一面破冰，一面把船推到了对岸。河水极冷，连带着漂浮的碎冰抵达我的下巴，但追女孩子嘛，总要拼一把。

93年的春天，我们借了一个老家哥哥的旧房子，在那里结婚。和父母分家，只领了80斤小麦。我爱人之前说，别人都是过日子，她都是熬日子，这话一点不假。

“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爱着爱我的人”。妻子已经听我读过很多遍这首写给她的诗，但还是忍不住掉下眼泪。

听说新疆挖甘草挣钱，我们就去了新疆，相依为命。甘草只能挖一段时间，之后甘草园会关闭。我俩就分头行动，她在黄田农场给葡萄园钉葡萄箱，我去哈密的工地上抬木头，工友来自五湖四海，一般就住那里。中秋节晚上下工后，老板说这个节日对我们外地人来说很重要，放我们回家一晚。

我坐上最后一班到黄田农场的车，抵达的站台在一个荒僻的十字路口，离我们住的村子还很远。夜已经很深了，我远远看有一个朦胧的黑影在那里晃，心里咯噔一下，心想不会是她吧，胆子这么大万一出事了怎么办？下车之后，果然是她等在那里。那时候又没有电话，我就问你怎么知道我会回来？她说“我知道你肯定会回来”。

1993年，和妻子在新疆哈密。

那一刻就感觉到，命里的这个人真的是最最重要的一个人，是哪怕是付出生命，也不能丢失的一个人。

但我们唯一一次激烈的吵架也是发生在新疆，差点吵到要离婚。那段时间我做苦力打砖坯，打一个五分钱，我花了十块钱给她买了一个好看的发卡，想讨她高兴。但她却十分生气，觉得我十分败家。在她看来，一个发卡只值五毛钱或一块钱，不敢想象一个十块钱的发卡。她也会换算，为买这一个发卡我要打多少砖坯，挖多少甘草。

我妻子是个很实际的人。即便到了今天，如果她的生日我送她一束鲜花，那我们肯定会吵架。她也爱网购，去年家里经济状况有所好转后，她也没有给自己买衣服化妆品之类的，买的都是粮油、鸡鸭这些。

2022年，和妻子在江苏昆山森林公园。

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她对于我写作的态度。我会把写的东西念给她听，最初这是伴侣之间的一点小情趣。但当它日复一日、十分频繁发生时，她就生出了一丝反感。一次她正要端盆洗衣服，我说“读一篇文章给你听”，她就直接把盆扔在了地上，声音很响，盆在原地旋了几转。

后来我在山东跑翻斗车，跟着车队拉土方，还是把所思所想写在纸上、烟盒上。以至于后来每次伙夫生火都要过来问我拿纸——对他们来说只是纸。我自己写了之后，情绪排解了，也就随手扔掉了。有一天，我突然在挂历本的一页看到自己写的关于男孩女孩教育的小故事，署的是别人的名字。

现在，我也会在在超市里看店的间隙，记录下自己的灵感。

我和两个工友说，这篇故事是我写的。一个工友满脸鄙夷，说“那是不可能的吧？”。另一个工友则侧过头去，微微撇嘴笑了一下。我本身就是很敏感的人，他们的反应让我的自尊心受到挑战，我进一步走向了封闭，不再愿意和身边任何人分享我写的东西。

2020年，我的作品出现在了日历上，这次署的是我的名字。

但我还是一直写。从武校出来之后，我身上是有一些戾气的，写作让我变得从容。我觉得每一次写作，就像是照一次镜子，是我和自己的一次对话、审视，是它不断地修正我的过失，让我变成了一个好人。

文学让我变成一个好人。

03

《我的诗》

如果说送外卖的生活是苦的

是日子里喝下的药

毫无疑问，我的诗

就是药后吃下的那颗糖

拉土方期间，我两次目睹车队的工友因事故去世。其中一次就在我眼前，等把工友救出来的时候，他的脑袋被挤压得很软，像一个果冻。我意识到，这个工作没办法让我安身立命，决定另谋出路。

2002年，我们一家人带着500块钱去了江苏昆山。我花50块钱买了一辆二手三轮车，30块买了一块铺地摊的塑料布，剩下就批发了一些便宜的手套、袜子。妻子摆地摊，我就骑三轮车载着女儿出去捡破烂。女儿还小，她觉得捡一个瓶子一毛钱，是非常开心的事情。

2003年，我和孩子在自家路边摊前合影，路边摊长2.6米，宽1米。

但在我眼中完全不是这样。游乐场附近总有和她同龄的小孩，别的孩子有父母宠着，有玩的玩具，连坐的地方都干干净净的；但我自己的孩子脏兮兮，在里边东奔西跑，捡空瓶子拽废纸箱。女儿越是开心，我就越是难过，觉得自己很失败。它很强烈地打击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心里承受不住，我就不敢再带她出去捡破烂。

为了省租房钱，我在吴淞江上用废旧的木板钉了一个小屋，一家人就挤在里边。屋子里通了电，但仅限于照明，那段日子是如何度过的，我已经完全不记得了。只记得每当暴风雨来的时候，附近的楼上总是有人打着手电筒，照一照我们住的房子，确认我们的小屋没事。我不知道这束光背后是谁，因为总是一盏灭了，不一会儿又有其他的光会打过来。

一个人一次不经意的举动，可能会在别人心里留下永恒的印记。我去过很多地方，但就是这些手电筒的光，让我觉得昆山特别美好，也让我们决心留在这里。

我们摆地摊、捡破烂、做早点铺，开小超市，2017年终于在昆山贷款买了房子，真正在这个城市落了脚。在经历这些的时候，确实会有不容易，想的总是我们接下来要怎么活，但我没有感觉到辛苦，而是认为就像是大多数普通人的日子。只是这两年我接受采访不断回忆，这些内容被不断报道和复制，被贴上了“辛苦”这个标签。比如让我回忆住在木屋的日子，夏天有多晒？我全然忘了。

我们一家五口在自家小超市前的合影。

2009年，我买了第一台电脑。说来很好笑，因为打字太慢，我才和诗歌结了缘。我在QQ空间里写日记，只能笨拙地用两个手指去打字，但要看店没那么多时间，我就尽量把我的文章浓缩、精简。后来被别人看到了，说这就是诗歌。

现在很多人觉得，生活要么是眼前的苟且，要么是诗和远方，我不喜欢这种绝对。为了一家人的生活，几十年来我一直都在低头捡拾六便士，生活的间隙，我也可以抬头看看月亮，二者不是那么非此即彼，它们完全可以兼容。

在现实中无人分享，我就逛诗歌的论坛，把自己的诗贴上去。写作者都希望有读者，希望有知音，我也希望能在论坛上找到知音。论坛氛围很友好，针对我的诗，大家会给出很诚恳的评价和指导，我把他们统称为老师。所以我一直说，在写诗这件事情上，我是被百家饭喂养大的。

2019年博鳌国际诗歌节，我和我的“老师”们。

《特区文学》的《十面埋伏》栏目，十位老师针对我的作品撰写评论。在诗歌创作中，很多老师都给予过我帮助。

2017年，邳州市作协的杨华老师看到了我写的诗，想发展我成为会员。我给文学期刊投稿，顺利获得发表。接到杨华老师电话，得知我被邳州市作协正式录取时，我恰好在老家，父亲就在旁边。挂了电话之后，他说“没想到我耽误了你这么多年”。

父亲很在乎他的权威，一辈子不低头，那是唯一一句向我“低头”的话。我一瞬间抑制不住想哭，立刻起身从他身边走开，花很长时间平复情绪。当了父亲之后我明白，孩子的痛苦在父母那里肯定是双倍的。当时的他作为一个父亲，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焚稿，将这个在精神崩溃边缘的孩子拉回了真实的日常生活，但却让自己几十年处在压力和后悔之下。

多年以后，我和父亲终于互相理解。

2020年，我和家人的合影，可惜二女儿和小外孙没在照片里。

他不知道的是，他和母亲也常是我诗歌的主题。他们是很矛盾的一代人。他们一辈子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生活上，承受的贫穷也好，争吵和家暴也好，疾病也好，他们认为那都是命。但他们在承受如此命运的时候，又坚韧得出奇。

我的母亲，她的名字叫包成珍。

我写过一首诗《遗嘱》，“母亲卧床之后/曾一次次设想/葬礼的场面/和葬礼之后的杯盘狼藉/一遍遍叮嘱我们/ 应该注意的事项/应该防备的人/叮嘱我们/那些空纸箱，空瓶子/一定要及时收纳/母亲说，葬礼之后/第二天，必然有人/上门回收”。他们很多普通不过的日常，带给我莫大的冲击。

母亲节当天，我在抖音分享诗歌《我的母亲叫包成珍》。

2019年，在经济压力下，年近半百的我成为了一名外卖员。接单少、等级低时，这份工作做起来很轻松，也很自由。我的诗里总是写到麻雀，因为它虽然普通，但很自由。外卖员这份工作让我觉得自己就是低处飞行的麻雀，只不过它用翅膀，我用电瓶车。

等级上来了，工作变得紧张。这份工作逼迫我每天面对不同的环境、不同的人，给我很多新奇的体验。比如有一天晚上，一个订单让我送到郊外的一片荒野树林，没有人来接，收货人只让我把东西放在地上，是一份胡辣汤。几天之后，我心里疑惑，故地重游，发现原来就在墓园的旁边。这样的经历令我产生诸多遐想。

2020年，我在送外卖的路上。因为更高的配送费，我很喜欢在恶劣的天气接单。

我在“低处飞行”时看到了很多同类，灵感迸发时，就边骑车边用语音记录到手机里。

送外卖的路上常常迸发灵感，我停车将它们记录下来。

2024年3月5日，我在给自己的第三本诗集《低处飞行》签书。

我写绿化工人，“清晨，一个站在露水中心的人/在点名/每喊一声/一朵花就应声开了”；我写乞丐，“一个弯曲成问号的老人/手里捧着的大号铁碗/多像是提笔时/不小心滴落的一滴墨/一处书法的误笔在人间行走”；我写农民工，“对于土地/他们个个都是一把好手/现在他们却背负地图/走在别人的田地上”；我也写作为快递员的自己，“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世界是一个地名/王庄村也是”。

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

很多人说，能从我的诗中看出悲悯。这与我的自身经历不无关系，我总觉得，作为一个比较幸运的普通人，我有责任去记录我们这些普通人，记录我们这一代的普通人是如何度过一生。从技巧而言，我深知自己和学院派诗人差距甚远，但对于笔下的这些人，我更多是一种朴素的情感，它甚至不需要文学包装。

2023年4月，和余秀华老师对谈。

我们都是在谋生活的普通人，没有那么光鲜和瞩目，但如果能够让这些不被人瞩目的“小花小草”在我的笔下绽放，让别人通过我的诗歌来看到普通人，或者在无力、困难的时候能够从中获得力量，互相取暖，那将是再美好不过的一件事情。

“外卖诗人”这样的极具反差性的标签给了我很多红利，但再过两年，我就达到了外卖员的年龄上限。我希望自己能够保持清醒，保持真实，不被这样的标签所禁锢。我希望自己做一条河流，保持安静，还要流淌。

*本文由王计兵口述整理而成，文中照片除特殊注明外均由本人授权提供。

*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王计兵 | 口述

曦  月 | 撰文

猫  基 | 编辑

-THE  END-

这是我们讲述的第427个口述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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